理论视野 2015年04月02日 23:56

“转进”与“回归”: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走向的一组论文

 

“转进”与“回归”: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走向的一组论文

编者按:根据佩里·安德森的经典评价所言,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了“形式的转移”和“主题的创新”,即远离了政治经济学的论域,而以哲学和文化为主要的战场,作为一个延时效应,80年代“西马”之风才吹入中国大陆,也从此长期成为了国内涉及马克思主义的诸学科流行话语体系。今天,无论论者还如何粉饰以“潜伏”式的良苦用心,其“转进”的疲态终于也被逐渐地——虽然也再次带有延时地——揭示出来了。当着最近几年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危机以来,例如以“文化批判”而成名的哈贝马斯,事实上也不再遵循其曾主张的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危机已转移到政治和文化系统,而是走上经济的前台,为欧洲的债务共担、金融监管、社会福利等经济制度方面建言划策,乃至直接化身德国社民党的谋臣,这似乎算是某种程度的“回归”,这是“西马”发展的历史逻辑,从而也不能不是中国“西马”研究发展的理论逻辑。这里我们选取的几篇文章,都是“西马”研究者对这一趋势和意义的谈论——不过,转进之故,正是回归之难,这岂止是囿于识见、基于偶然呢?当着对今天的“中国特色”、“中国道路”欲言还休之际,回归乃至发扬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即“批判的和革命的”,又如何可能呢?

 

 

在商品生产之外寻找革命的落脚点

——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之社会批判的逻辑转向和意义

胡大平

 

【原文出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京)2009年5期第138~150页

【作者简介】胡大平,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

【内容提要】       在革命主体“消失”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在姿态上转向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且在实际批判过程中把焦点移至《资本论》逻辑——即从商品生产出发——之外,试图揭示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主体消失之原因和寻求新的革命落脚点。由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开辟出意识形态(文化)、交往、符号、话语等多个批判战场,以各种文化理论置换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最终,在后马克思语境中,批判理论本身也再度从社会理论返回哲学,从而颠覆了19世纪从哲学到社会理论的发展经验。在总体上,20世纪的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以其多样性的探索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题和视野,也以自身的失败的经验证明了资本主义变化给革命运动和理论造成的困难。

【关 键 词】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研究/批判理论/逻辑转向

 

导言

作为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重构,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是在两个基本维度上深入的:其一是ontologizing Marx,即在本体论上重新定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为激进理论探寻新的前提;其二是performing Marx①,即在政治理论上重新定义马克思主义实践策略。前者推动了历史认识论或社会理论元理论的一系列关键性变化,包括从主客体辩证法中演化出来的社会进化理论、结构主义、历史地理学唯物主义等等,这些理论改变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客观性、时间、历时性、实在的偏好,转而诉诸主观性、空间、共时性和话语。我将在另一专题中详细论证这种历史认识论的转向。本文的焦点是后者,即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资本论》之外开辟的新的分析主题。这些主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解放实践的落脚点,它们与马克思的《资本论》逻辑有着明显的不同,因此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逻辑转向的显著方面。这一方面的转向,与历史认识论层次上转向在逻辑上是相互支持的,它们更清晰地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转向的现实指向,即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经验变迁。那些经验给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政治难题,并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转向更容易接受。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这一点,今天的学院派马克思主义在文化研究、意识形态批判、符号和话语分析上异常地繁荣,而在元理论和政治学上则相对沉默。本文的基本目标便是鉴别和诊断,一方面为理解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繁荣现象中包含的那种异常张力提供一种论见,例如德里达式的幽灵化策略与反对这种幽灵化的“后解构的存在本体论”重建之间的奇异并置,另一方面亦为穿越这种张力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再政治化提供一种合理的思考。

一、新的起点:《资本论》之后

为了实现“在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历史中”无法认识的超越,打破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地区的发展僵局,拉克劳和墨菲等人公开打出“后马克思主义?旗帜,试图通过解构马克思的基本范畴而重新激活它们。尽管这种既试图在马克思主义旨趣之中又跳出其传统之外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不仅在政治上是令人不舒服的而且在理论上也是难以消化的,但必须承认,它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某种自然后果,是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发展的现实效应。因此,如果承认思想史的发展逻辑与社会史具有类似的从低级到高级的结构,那么我们可以按照马克思的基本方法将“后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人体”参照。②

以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人体”参照来追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并不意味着假设其在起点之上就已经形成了必然的归宿,而是为了揭示共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在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中凝结的某种同质性:反教条主义和反资本主义双重立场造成了其典型的路径依赖,即追随时代问题过程中的理论突围和自我反驳。正是从这一点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追寻马克思之后的宿命。例如,按照利奥塔的后现代定义——即对元叙事的质疑,卢卡奇无疑是属于现代性思想家之列的。因为,卢卡奇的“总体性”主张正是后现代思潮普遍质疑的宏大叙事。不过,情况并不如此简单。如果追溯多数与马克思思想资源具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后现代激进思潮,我们亦可清晰地判定,卢卡奇开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事件,仍然构成后现代之“后”的起点。这是因为,后现代所质疑的元叙事,在抽象意义上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必然性历史视角,但在现代性条件下,恰恰又是经济决定论逻辑。对经济决定论逻辑的批判,无疑是卢卡奇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的最重要贡献之一。正是在这种决定论逻辑之外,他试图为主体的优越性开辟一种本质主义的历史哲学论证。

不能否认,各种以后现代名义批评、告别或拒斥马克思《资本论》逻辑的激进理论,包括各种版本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或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它们质疑的正是马克思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叙事,这种叙事被理解为对作为一个必然历史阶段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分析。也因此,与马克思相反,新的激进理论则试图在商品生产之外重建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从而为各种主体性声称打开空间。③ 这正是20世纪资本主义变迁所造成的基本历史势态,或按马克思的说法,意识形态语境。卢卡奇虽然并没有直接描绘这种语境,但通过对第二国际甚至恩格斯的含蓄批评在逻辑上却为这种语境下寻求多样性历史叙事奠定了起点。④

现在,让我们来重温这一起点。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之科学性质乃在于其对历史发展之客观过程的分析。正是基于这种分析,马克思在做出政治决断的时候要求工人阶级的斗争能够超越眼前的利益和直接的环境,从而为最终可能的解放创造条件。例如,针对早期无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曾经评论道: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马克思同时承认,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的。⑤

第二国际付出了时间成本,学会了把物质生产资料及其社会使用形式区分开来。不过,他们面临着一个马克思未曾言明的难题:如何把作为历史变迁必然阶段的资本主义形式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道路区分开来,从而基于后者创造解放的条件。这个问题在19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资本主义全球转型而日益凸显。这是因为,殖民制度所造成的政治形势、在工业革命之后围绕机器大工业而发生的现代企业治理制度的变革(即管理革命)、资本主义普遍化而造成的生活方式转型(即文化变迁)等至关重大的方面改变着革命的形势,这不仅使马克思恩格斯所呼唤的国际工人团结成为迫切的需要,而且使得以街垒之火为主要手段的武装斗争失去可能。折磨后来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问题就此推到第二国际的面前。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路线亦由此获得其存在的合理性。我们看到,尽管希法亭、列宁等人试图在马克思主义前提上拓宽了分析主题(例如帝国主义问题),但在总体上都没有超越独特的语境限制,从而在主张历史必然性(更具体地说资本主义必然崩溃论)时没有指明新的历史条件所造成的资本主义界限变化。因此,也没有直接从界限的角度充分证明主体性逻辑的哲学基础。

卢卡奇在理论上的崛起,正是承袭了上述问题。他通过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定义争论巧妙地把问题转移到对历史客观规律的讨论上,并借由卢森堡把经济决定论从历史客观规律中移置出去,从而把资本主义的界限从生产关系领域转到意识形态领域。⑥ 卢卡奇这种移置,在十月革命背景下显得更为合理。因为,在许多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例如葛兰西)看来,十月革命的是反对《资本论》(即经济必然性)的逻辑。不过,卢卡奇的这种移置,对后来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实践的影响并没有得到充分揭示。原因在于,在十月革命背景下,包括柯尔施在内重新定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做法,一方面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压制,另一方面又被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策略的争论所掩盖。因此,卢卡奇等人试图从阶级意识角度为列宁策略所做的哲学论证被压抑了,该问题直到阿尔都塞那里才以新的方式呈现出来。

不能说是列宁把意识形态问题置于工人运动的策略议程,不过,在考茨基之后,他的“灌输”论确实在政治上回答了上述问题之中隐含的“为什么”问题,即工人阶级何以不能正确地认识和评估眼前/长远利益以及现象与本质的差异。对于列宁来说,问题是这样的:

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俄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⑦

这一认识,明确地在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得到体现,又在后来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序言中得到重申。⑧ 不过,在发挥列宁观点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都采取了精英主义的知识批判路线而在理论与实践关系上背离了列宁如下要求:

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为了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应当派出自己的队伍分赴各个方面。⑨

在总体上,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普遍地提出阶级意识、社会领导权和霸权问题,这是切中时代主题的,但他们又没有实现列宁阐明的实践方面,因此,他们虽然从理论与实践关系来开辟一种新的论证,但自身的理论发展却开始了一种脱离实践的道路。这正是后来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点。姑且不论来自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批评,实际上,后来反马克思主义的雷蒙·阿隆亦围绕该问题用马克思式反讽来批判萨特的存在主义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嘲弄他们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仅仅是为了“使哲学教师资格获得者能在这种学说中同时找到一种革命憧憬的实现和一种纯属精神上的满足”⑩。无论如何,卢卡奇把社会意识抬到“唯一起决定作用”的要素(11),柯尔施强调“夺取政权的社会—心理前提”的关键作用(12),其哲学和历史论证可能并没有错误,但却不能实现自己的下述目标:“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不仅在理论中,而且也是为了实践”(13)。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起点上,存在着哲学与政治学的脱节。这种脱节为重新开辟新的政治学战场(意味着摆脱传统的工人阶级政治学)提供了某种开端,新的哲学便是为之服务的。在这一逻辑中,深化资本主义批判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不再是两个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过程,它们都服从于新的政治战场的开辟。无论法兰克福学派,还是阿尔都塞及其弟子们的各种努力,都是如此。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必然会走出马克思的逻辑,并且从后《资本论》逻辑走向后马克思主义立场。

以卢卡奇为起点来叙述今天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故事,并非试图把故事的终点视为一种在起点上就形成的宿命,而是追溯在那个偶然性开端上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难题与新道路所开辟的空间。西方马克思主义起源,作为一个事件记录了那种结构,而它确实是理解理论与实践之间裂隙所推动的理论运动的钥匙,在直接的意义上,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曲折道路的展开正是围绕这一中轴进行的。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到,卢卡奇等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并没有明确提出一种与马克思有异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他们独特的马克思主义表述主要是第二国际时代的一种反动,而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加鲜明地强调了自身时代语境与马克思的差异(14),把它们通过哲学(主客体辩证法)撕开的理论裂口编织成多样性的碎片。种种马克思主义版本,诸如德里达的幽灵版,齐泽克的精神分析版,拉克劳的大众版,奈格里和哈特的帝国版等等,均呈现出纯姿态的特点。而这种纯姿态本身作为一种哲学,都是对资本主义现实的一种拒斥。

二、路径依赖:主体之多方向扩散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历史与阶级意识》(卢卡奇)、《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拉克劳和墨菲)这三本书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它们都试图重新定义革命的理论依据和策略。实际上,它们可以被视为革命政治学在20世纪西方三次重大转向的标志。通过它们,我们可以看到,在终点上,革命已经从追求集体权利的工人阶级运动变成了少数知识分子表述彻底民主可能性的事业。在伯恩施坦那里,抽掉的是革命的理论,策略的转型只是后果。卢卡奇把阶级意识提到战略高度,尽管他的主观意图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但却无意地在理论上清晰地表明,主体是困扰欧洲革命的首要问题之一。在拉克劳和墨菲那里,主体的缺失是激进政治理论的前提。(15) 这个前提早就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公开地描述出来了。因此,我们无法直接从目标和策略方面来判断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联系。当然,亦因此,所谓“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究竟有多大距离,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这个问题只具有有限的意义。

这并不是说,研究诸如拉克劳等人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意义不大。相反,认真分析从第二国际到今天的后马克思主义所发生的理论转向,对于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解放政治实践始终具有基础性意义。主体的流失,恰恰是革命政治学的根本。追问“为什么”或“如何”这个问题,将会打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认知的视野。本文第一部分已经在起点上阐述了阶级意识问题的意蕴。在此,对照一下没有出场而构成上述三次转向真实参照的《国家与革命》是有趣的。在那个文本中,列宁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而他之所以如此充分自信,原因正在于广大的被压迫的人民群众或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为了向列宁和十月革命致敬,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在某种意义上试图以西欧的经验回应成于十月革命前夕的《国家与革命》。因为这一点,他正确地表述了欧洲革命在20世纪面临的基本困境:主体的减弱。当然,卢卡奇本人将这一困境乐观地估计为意识形态危机,并将原因归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物化及其相应的物化意识。(16) 然而,不可低估问题本身,因为它不是理论而是现实。高兹在70年代从反面提出“告别工人阶级”口号,拉克劳和墨菲从正面以大众联盟为基础提出“彻底民主”构想,在直接的意义上都不过是公开回应了早已构成法兰克福学派实践之前提的“无产阶级革命主体消失”问题。我们无须从事实角度追溯工联主义、福利国家等复杂原因,在本项研究中,我们只强调这一现象的政治意蕴:在主体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长期在本质化的精英与非本质化的大众之间摇摆。70年代之前,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的存在主义,实际上都坚持了传统精英立场;而之后,包括各种后现代版本的激进主义理论,都崇拜大众。艾伦·伍德对拉克劳等人的批判,她对阶级政治学的重申,在某种意义上只是再次确证了左派政治学“从阶级的退却”。(17) 哈维、德里克等人虽然坚持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视角,但他们对非还原论的强调也直接表明,阶级不再构成当代激进政治的主体。

从林林总总的当代激进行话来看,阶级是一个被悬置的问题,我们在分析这些行话的时候却将之作为入口,这似乎是鸡同鸭讲。然而,必须强调的是,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关键:从阶级的撤退,这是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之不可避免的政治后果,正是它支撑起试图补充、发展和替代马克思的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由于从阶级的撤退,资本主义批判与马克思所预期的无产阶级解放政治之间的本质联系亦被切断,这不仅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卸下了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党性包袱(这种包袱构成教条主义的心理基础),而且直接推动着他们灵活地在教条主义视角之外寻求批判的资源。由此产生的多元视角,既造成马克思主义形象的丰富化,又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具有内在张力的批判传统,成为与资本主义创造性破坏过程保持切线关系的反叛力量(德里达)。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从商品出发的《资本论》逻辑演化成各种以资本关系再生产为中心的多种异质性反权力话语。

下文中,我们选择几种代表性话语来讨论。这些话语不是对全部资本主义批判话语的归纳,而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代表,它们共同表明: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已经决定性转向主体及其位置。为了清晰地勾勒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原初理论之间的关系,我们以转向的形式来描述它们:

1.从生产关系批判到意识形态批判再到文化(理性)批判

这是一种具有基础意义的转向,它构成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背景。如安德森曾经指出的那样,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形式上完成了经济或政治向哲学的转向。意识形态问题正是这种转向的支撑。这一理论道路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化结构批判转换成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二律背反以及整个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内在矛盾(启蒙辩证法)的批判。

这种批判思路的开辟者当然是卢卡奇,尽管其开辟这条道路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基本目标并不在于此。在纠正第二国际时代“经济决定论”之误的过程中,卢卡奇一方面基于马克思《资本论》之拜物教批判将物化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本质,另一方面又基于主客体辩证法把阶级意识作为革命的入口,由此为意识形态批判打开阀门。(18) 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无不与卢卡奇有关,但最重要的则是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他们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心理批判入手最终提出了对整个西方文化之理性主义逻辑的批判,形成了对20世纪西方思想有着巨大影响的启蒙辩证法和工具理性批判。

由于这个问题已经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焦点之一,产生了汗牛充栋的研究成果,故本文不展开讨论。需要指出的是其整体结构及其演变。一般来说,借由物化问题,由马克思从生产(结构)出发对资本主义客观(经济—政治)危机分析过渡到从对象性形式(商品关系结构)出发对资本主义主体异化的揭示,结果,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化便成批判的重心。不过,这种批判蕴含着自身独特的问题,这便是贯穿其中的价值诉求。对于卢卡奇来说,这似乎不是问题。因为,他直接介入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然而,在其后,问题却越来越明显。这是因为,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缺乏阶级依赖背景下发展的,这使得卢卡奇的下列论断成问题:马克思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看成是构成它的阶级,即作为整体的资本家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问题。(19) 也由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必然需要把马克思的这一逻辑进行置换才能有效地提出一种解放立场。我们看到,这种置换,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具体的工人阶级重新被抽象的历史主体替代,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则变成了一般的社会(或文化)再生产,甚至话语的再生产。这也是今天诸多国外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醉心于社会本质与主体属性问题的基本原因。

2.从劳动(物质生产)转向交往(个体身份和类主体的再生产)

这种转向是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之理性批判思路的深化或反动,哈贝马斯是这一思路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这一思路本身受到社会学传统的极大影响,意向性、社会行动和结构、危机和合法性(合理性)、自我学习机制、社会进化等概念构成的理论框架替代了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从哈贝马斯个人理论发展看,始终困扰他早期知识实践的,仍然是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在战后欧洲重建背景中,他试图沿着法兰克福学早期代表们开辟的批判理论路线,在经验上为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寻求一种可靠的理性图式,并最终形成一种社会进化理论。当然,这是一种既与历史唯物主义原初理论,又与卢卡奇、阿多诺、霍克海默等先驱不同的操作:在肯定现实异化前提下,他试图通过韦伯的合理化图式为社会的重建提供一种理性前提,而不是如阿多诺那样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理性自身。结果是,他开辟了一种以理想的语言交往为前提的规范性社会进化理论。(20)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看,这是在战后相对稳定条件下试图重建类主体的一种努力:通过劳动与交往的结构二分,把问题转移到生产意义的交往领域,通过规范重建而来完成社会的进化。这实际上是通过改善认同来克服社会发展内在危机的主体性思路。从这一点看,哈贝马斯在20世纪70年代后大谈商谈伦理学和现代性的“未竟之志”等并不难以理解。只是其对古典社会学、主流分析哲学等不同理论资源的挪用、在不同领域中的穿梭,少有比肩者,这使其整体理论思路几乎没有直接的追随者。在全部的左派理论中,除了提供诸如主体间性等能够与建构主义思路接轨而对主体重建有所裨益的术语,实际上并没有形成实质性的新理论。当然,从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转向来看,如果考虑到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在今天的强大合法性基础,其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理论实践尽管告别了马克思主义,但却也蕴含着巨大的启示意义。如果以其作为参照,我们亦不难发现,下述话语转向是在同一背景和同一水平上发生的,尽管后者明确采取了反主体和反本质主义之后现代立场。从这一角度来看,哈贝马斯所引领的这一转向本身确实是一种未完成的具有独特政治潜力的思路。

3.从实在(商品)经由景观(影像)转向符号

从实在到符号的转向,是20世纪70年代最为典型和影响最为深远的左派理论转向之一。这一思路仍然是从物化理论出发的,但其集中于日常生活表象,而非其意识形态实质。在集大成者鲍德里亚那里,最终形成一种以象征交换为基础的颠覆性理论。这与马克思的生产分析思路正好相反,因此在这里形成了对马克思的另一次重要反动。

这种转向深层的基础是消费社会的形成,因此包括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或大众文化研究、列斐伏尔的现代性与日常生活研究等都为转向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动力。不过,转向的实现,与多种新型的以景观和符号为对象的研究有关,亦与语言学的泛滥有关。在其中,德波的《景观社会》及他领导的情境主义国际具有特殊的地位,尽管“景观社会”理论并没有直接演化出一种独立话语,而被淹没在更宏大和庞杂的符号批判洪流之中。(21) 德波清晰地强调,推崇客观历史规律的正统或主流马克思主义,作为其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科学,因此是革命意识形态的“败坏”。这进一步为法国“后马克思”思潮打开了阀门。(22) 我们可以在鲍德里亚的《生产之镜》(1973)中清晰地识别出来。我们说“进一步”,仅仅是就其话题的冲击力而言的。实际上,在理论上,真正开启道路的是列维-斯特劳斯、巴特、拉康等人在50年代就逐步形成的反主体主义的结构主义,阿尔都塞在60年代的理论工作为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联姻的可能性提供了一种示范,并通过自己的讨论班在法国播下了左派理论全面后马克思化的种子。鲍德里亚借由结构主义理论升华其导师列斐伏尔在上面两个方面的探索,与利奥塔一致,在西方哲学整体的语言学转向和左派理论结构主义转向背景下,他拓展了结构人类学的象征理论,发挥出洋洋洒洒的后马克思的符号学批判。这种批判,把全部的力量倾注到景观、文本和记号的密码分析上。这在今日大众文化或消费文化分析中十分流行,并且替代了阿多诺的文化工业分析。例如,詹姆逊对后现代文化的分析。(23)

值得注意的是,在多数时候,符号分析都表现一种技巧或方法,但却蕴含着一种独特的本体论转向。在这一层面,鲍德里亚清晰地阐明了。萨林斯则更清晰地阐明了这种转向的实质:即在人类学意义上对文化或社会的重新定义。并且,正是从象征交换这个前提出发,人们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基础的挑战,即以象征交换来替代劳动。这种与《资本论》完全相反的人类学逻辑,与哈贝马斯的社会进化论不无沟通之处。

4.从生产方式转向话语

这一转向与上述几种并不处于同一逻辑层次,它在历史认识论层次上直接宣布了马克思主义的过时。一般说来,无论在哪个领域,把话语分析作为重点的研究都明确地显现出后现代的立场——即对现代之本质主义、同质性逻辑的批判,而主张话语和文本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思潮亦不例外,多数话语批判思路都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视为一种需要抛弃的本质主义理论,而主张在霸权斗争中以其他视角打开新的政治地平线。从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变迁历程看,新思路的合理性及其实质并不难以理解。困难在于,话语转向与整个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内在地关联在一起,因此是一种总体性的历史认识论转向。这种转向,在左派理论中,又直接表现了通过霸权问题再政治化和再激进化的努力。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吉布森—格雷汉姆组合的女性主义理论是典型的代表。同时,这种转向又深刻地蕴含在包括詹姆逊等重要理论家在内的意识形态批评以及许多活跃的文化研究学者的探索中。其重要特征在于把社会视为一种非本质的构造,其中霸权话语构成其现实支撑,也因此,对既定权力话语的解构也便成为斗争的基本策略。

话语问题成为左派理论的中心问题,有着独特的历史。我们将在其他项目中详细讨论这一历史。在此,只简要叙述其成因。话语,最初是语言学提出来的分析单位,它表明与其产生的历史条件相关的所有的文本整体。通过话语分析,能够揭示特定文本建构意义的方式。结构主义理论对语言学的挪用为话语分析打开了空间,列维-斯特劳斯、巴特、拉康、福柯从象征结构、符号形式、无意识结构和知识型等不同角度发展出独特理论,而阿尔都塞则通过拉康的精神分析深化了意识形态批判,从而成为左派社会理论霸权转向的直接旗手。这种转向在其后的泛滥,具有多重原因。其中重要的是,苏联社会主义和西方左派政治的困境,前者使正统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声名狼藉,后者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对资本主义的人道主义控诉。这种困境在战后法国表现得特别突出,由此引向结构主义对存在主义的反动。除了拉康外,结构主义的诸旗手的理论发展都与马克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都是在反驳萨特的过程中突现出来的。这种反驳本身,又是围绕第二国际就开始突出的历史哲学基本问题——即历史规律的客观性——进行的。结构主义诸大师不仅公开否定了再现历史的可能性,而且更重要地剔除了历史之主体设想。这便彻底了终结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之黑格尔式理解,也都堵死了萨特的存在主义道路。例如,巴特的《历史的话语》(24) 一文,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思维》(25) 一书,虽然分析路径有差异,但都强调了历史的话语本质。特别是巴特关于历史话语的类型分析,直接开辟了与文学批评之叙事模式分析(26) 沟通的可能性,后来,海登·怀特的《元史学》实现了这种沟通并把叙事问题置于历史哲学的中心,并以史学的重大例证说明了历史话语的意识形态性质。(27) 至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建,除了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在历史叙事和资本主义叙事上全面走向散裂。

在话语问题上,影响更广泛的是福柯,其知识考古学理论本身即是话语理论(28),而其《词与物》更是通过西方近代思想史分析揭示了知识的权力建构和主体的意识形态本质。(29) 在其影响下产生的萨义德的“东方学”研究以及其他关于西方中心主义、殖民主义、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等权力话语的批判,尽管都不是直接的马克思主义言说,但也都以某种方式与马克思主义暗中调情。这使得马克思主义亦产生话语偏好,生出许多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生态主义等怪胎。在表面上,话语理论打开了一个新的政治地形,但不能否认这个基本事实:话语斗争试图改变的是描写和叙述历史的方式而不是历史变迁的方向。通过改变前者就能改变后者,这个假设是不能成立的。历史经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马克思主义尽管一直强调世界观、理论或科学的重要意义,但从来都不把未来赌在信念和思想的变化上。我们也看到,虽然话语理论因为定义了诸多(理论上的)新的主体位置和政治地形而受到知识界的普遍欢迎,但它却越来越倾向于在圈子中自说自话。

在20世纪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值得关注的转向还有不少,例如,对资本生产逻辑分析从价值到使用价值的转向(30),以及意识形态批判的新动向等等(31)。所有转向,提出的问题五花八门,最终的结论也大相径庭。但是,在基本旨趣上,我们也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共同性:在试图解开主体束缚(其结果便是称为“自由”的东西)过程中,激进理论家不再把束缚本身理解为塑造主体的客观历史力量,这种力量在马克思看来,是物质生产过程的物化,而是通过某种方式回到了康德的启蒙立场,在取消大写主体的基础上,把历史软化为个体主体在超越生存斗争过程中凝结的主体间性(交往、象征、话语等等,都是主体间性的具体表现形式),因此,最终都试图通过纯粹的主体间性来完成现代性之“未竟之志”。例如,齐泽克认为,拉克劳和墨菲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是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唯一回应。(32) 这个观念值得商榷,但它透露了一个流行研究不曾注意的重要信息:在表面上不相干的两者却是围绕同一中轴运转的。哈贝马斯重提的“现代性之未竟之志”与拉克劳和墨菲的“彻底民主”,不都是同一种现代性政治规划吗?

当然,这种转向本身,不是不可以理解的纯粹逻辑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变化的必然要求。许多理论家都清晰地指明了这一点。例如,哈贝马斯,尽管其理论逻辑的深化与其早期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进化论理解视角直接相关,但作为其后来理论建构基础的交往行为理论却并不只是逻辑深入的结果,而是依赖于资本主义特点的历史区分。鲍德里亚通过深化马克思关于商品交换的三阶段区分而强调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代表着第三阶段的“真理”。(33) 拉克劳也非常明确地指出,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使得话语成为纯存在形式。(34) 因此,关于这些转向与资本主义变迁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研究。

在此,我们首先注意的是这种转向的后果:正如意识形态批判最新发展、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以及话语理论都提出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在总体上的主体转向必然从历史认识论上向马克思主义提出问题。通过话语来分析欧洲古典知识模式的福柯非常清晰地阐明了问题的实质,他指出:

在西方知识的深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引入真实的断裂;它像一个充分的确信无疑的、令人安慰的和肯定能满足一个时代(它的时代)的形象那样,毫不费力地处于一个已欢心接受它的认识排列的内部(因为恰恰是这个排列让位给它了),并且反过来,马克思主义既没有意图去打乱这个排列,又更没有能力去改变它,哪性只是悄悄的改变,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完全建立在这个排列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处在19世纪思想中,犹如鱼得水:即是说它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会停止呼吸。(35)

对于福柯来说,他是倾向于反主体主义思路的。不过,无论强调“历史是一个无主体的过程”的阿尔都塞,还是他的全部以反主体中心起家的弟子们,这种对主体的批判仅仅限于对西方历史叙事的大写主体假设的质疑。他们并不是试图就此抹杀作为历史当事人的个体的意义,相反,正是通过取消背负在个体身上的大写主体印迹(神的意志、阶级的使命等),使历史成为芸芸众生斗争的场所。现代激进政治就此成为定义新的地形和主体的斗争。作为社会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就被替换成呼唤新主体的哲学。

三、胜利还是失败:后马克思语境的激进政治学

在对上述转向进行评估之前,需要阐明我们自己的前提。这个前提不是一种外在的价值立场,这种立场将会提出被评估对象所不追求的东西,从而陷入“外在批评”之误,而是对对象自身诉求和基本特点的尊重,这种尊重旨在打开对话的空间。然而,正是出于对对象自身逻辑的尊重,我们会发现它的内在悖论。这种内在悖论,不仅限制其跨语境传播的意义,而且在最低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产生了理论的自我否定。因为,不只是本文直接论及的理论,而且绝大多数旨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发展”的话语,都在讲述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旨趣无关的故事。

评估的第一个方面便是阐明这种后马克思主义状况及其语境。这涉及安德森所称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政治、经济向文化转向,后马克思状况是这种转向进一步转向的最终结果。1968年是这种转向最后成形的象征标志,因为在这一年度传统左派象征性死亡,代之以各种各样的新左派,这些新左派的理论立场都可以说是“后马克思主义”。其决定性标志在于,理论成为与其指涉的实在对象不再具有确定的联系。1977年,被公认为马克思主义“教皇”的阿尔都塞在意大利左翼共产主义运动报纸《宣言》(ILManifesto)组织的威尼斯大会上宣告“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在某种意义上正式宣告左翼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共产主义政党(以及由这些政党从事的政治实践)分道扬镳。它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似乎已经成为职业知识分子的事务,成为与现实运动无关的纯粹的批判立场。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学院的发展,如布迪厄批评的媒体或鲍德里亚所言的政治经济学的第三阶段,陷入“自指”这种僵局,即与真实对象无关的符号的异常增殖。(36)

拉克劳和墨菲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便是在这一背景中成为经典的。它所以能够如此,原因亦很简单:坦率地承认左派/激进知识分子已经不能继续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内部获得确立自身身份的有效资源,并愉快转向使既定民主理论激进化/彻底化的位置。杰拉斯对拉克劳和墨菲的批评从最低限度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来看无疑是正确的,拉克劳和墨菲在反批评中“无须抱歉的”的自信也有道理,维持这种张力的正是杰拉斯自己亦不能解决的理论已经被实践抛弃这个现实。拉克劳和墨菲去掉阶级、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和无对抗的共产主义假设而把马克思主义移置成与现实不妥协的反抗立场(按照他们的正面提法,即追求不可能性),当然挪用了流行的学术行话。另一些在话语层面上操作的激进理论家,如吉布森-格雷汉姆,似乎更为坦诚一些。他明白地说自己追求的便是在资本主义霸权之外探寻经济多样化学说的可能性。诡异的是,据说,通过这种操作能够推动资本主义的终结。在这里,我们似乎突然看到,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似乎是通过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来驳倒资本主义的。同样,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对马克思的替代,似乎是通过驳倒已经被现实驳倒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来推翻资本主义。这不是诬陷我们国外同行,因为他们自己说得清清楚楚,霸权的斗争、话语批判,就是要超越资本主义学说。也正是在这里,悖论同样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后马克思主义者们发现,“要求马克思主义改革的东西正是那些改不了的东西”,而他们把这些东西称为资本主义时,为了使它能够改变,首要地,在话语上,就是不再用“资本主义”这个术语指称“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而将之指“马克思主义(和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和社会学范围内表述资本主义的突出方式”。(37) 这正是拉克劳等把解构挂在嘴上的激进派们的基本悖论。然而,这个悖论,德里达远比挪用他以及拉康理论的后继者更为清晰,他在发展解构理论之初便清晰地指明,就表述来说,“实在物太多,远比人们可说出来的要多”(38),为防止言说本身把自己封闭在已经完成的范畴、话语和文本之中,唯有把不断产生剩余的意指活动作为一种游戏,禁止其自足性要求。这便是解构。

评估的第二个方面将需要一种特殊的回溯,对批判理论在近代以来西方知识内在演进过程中的沉浮进行反思,从而识别蕴含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之中的乌托邦诉求和霸权斗争策略选择的特殊意义。在这一点上,马尔库塞在1941年为批判理论进行辩护时所写的《理性与革命》可作为一种参照。在那一文本中,马尔库塞有说服力地指出,作为欧洲思想的优秀遗产,批判理论以黑格尔—马克思为中轴实现了一种重要的转向,即从哲学转向社会理论。社会理论的特殊之处不在于取消了主体的乌托邦诉求而在于揭示了这种诉求的可能基础。马尔库塞强调,正是在黑格尔—马克思那里,“人类的物质和精神力量已广泛得到发展,足以达到要求人的社会和政治实践去实现理性的程度。哲学本身因此直接应用于社会理论和实践,不是作为某些外在的力量,而作为合法的继承人”(39)。因为这一原因,我们会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起点上,无论是卢卡奇的阶级意识问题,还是葛兰西的“霸权”问题,实际上都不是逻辑问题,而是政治经济问题。正如阿尔都塞清晰地阐明的那样,伴随这种经验问题的将是政治理论和实践。不过,我们也看到,当20世纪80年代拉克劳和墨菲重提葛兰西霸权理论的时候却逆反性地回到哲学。这正是需要解释的历史问题。

实际上,这个问题可以从法兰克福学派自身的历史得到部分的澄清。从其第一代理论家的最后归宿上看,马尔库塞寄希望于艺术来打破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与日常经验,阿多诺把美学作为生成的真理。这种选择的一致性并不仅仅因为现实封闭了解放的前景。实际上,当我们说现实封闭了的时候,同时意味着解放所蕴含着那种主体性的丧失,而主体恰恰是通过乌托邦想象体现出来的,因此现实的封闭性直接表明马尔库塞所言作为现实对立面的思想消失,用阿多诺的话来说,则是哲学开始“坐而论道”。因此,马尔库塞和阿多诺那里,美学并不直接表现为法兰克福学派早期重建社会批判理论这个目标的实现。因为,如马尔库塞在《理性与革命》这一文献中清晰地指出的那样,那个目标的实现形式是一种社会理论,而他与阿多诺最终落点却是一种替代性哲学。因此,这种颠倒,确实具有社会历史经验上的原因,阿多诺所言的“奥斯维辛之后”问题是确实存在的。然而,这不是一个或一些理论家的问题,也不是改变思想的问题。有趣的是,在理论家那里哀叹的主体衰落,如果说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变迁和苏联对革命的背叛之双重原因的结果,那么问题并不能通过改变思想就能得到解决。左派在20世纪失去的革命机会并非理论家造成的,却最终由理论家来承担它的后果。从社会理论重新转向哲学而不是它呼唤的政治实践,自然便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当然,较之先前的哲学,如果再激进一点话,其结果也不难想象,这便是“否定的辩证法”。

从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看,“欺师灭祖”的哈贝马斯实际上是无辜的。这是因为,如果不颠倒“否定的辩证法”,那么不仅哲学没有可能,而且批判理论的旨趣也不复具有实现自身的形式。正是在这一点上,交往行为理论与“彻底民主”理论,都可以说是一种“无须抱歉的”后马克思主义立场。可以说,它们把乌托邦诉求重新置于因为资本主义的扩散或在全球普遍化而被合理化的民主价值之中,从而试图使那种日趋世俗化和物化的启蒙计划重新散发出人的光辉。詹姆逊的操作实际上也是在同一水平上和同一逻辑上运行的。与他们构成对照的是吉登斯。吉登斯是在主流位置试图包容批判思想的社会学家,他试图提出一种既摆脱主流政治物化倾向又告别马克思主义左派传统的政治理论。他强调:

我们必须恪守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即如果没有同制度的内在可能性结合起来的话,寻求社会变迁在实践上就没有什么作用。正是借助于该原则,马克思才使自己与乌托邦主义鲜明地区别开来;但是这些内在的可能性本身要受到现代性的反事实性的影响,因此在“现实的”和空想的理论之间,并不需要一种刻意的分割。我们必须用一种比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更有说服力的方式,使乌托邦的理想与现实保持平衡。(40)

如果我们不是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对吉登斯提出某些苛严的要求,而是将之视为马克思主义批评者从而获得某种启示,那么我们将看到他的“乌托邦现实主义”立场的特殊意义: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基本要求。正是从这一角度来说,历史的大门并没有向左派封闭,在特定社会结构之中而非之外重新定义主体的位置和进行霸权斗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正是当代乌托邦实现的必由之路。因此,当代西方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并不在于其新型主体要求,而是试图为一种体制外主体的合理性论证而重新把社会理论变成一种哲学。其必然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在学院以形而上学的形式泛滥,却失去了实现自身的道路。

评估的第三个方面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多样性与原教旨、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成功与失败。在这一点上,必须首先承认,所谓新左派、激进理论或国外马克思主义,它们的焦点在于资本主义批判,这是它们存在的价值,它们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之间的恩怨也只有在这个问题上才具有审理的价值。因此,需要再度强调一个基本的研究立场:对我们这些严格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不必因为其对马克思颇有微词而给它戴上一顶“反马克思主义”帽子并加以拒斥。这是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情境超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直接预见,后来者在尊敬马克思的同时又保持一种批评立场,这一点无可厚非。更进一步,如果非得面对这些话语,我们需要问的问题始终是:因何在西方产生了如此曲折的理论轨迹?这种曲折性对于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和解放实践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说本文诊断的诸多马克思主义话语告别了政治,那么使马克思主义重新政治化的道路恰恰应该从这回答两个问题开始。本文无法展开全部的论述,但在其语境中来审视其多样性与原教旨对立、其在理论上的成功与失败,却是一种必须的理论义务。

在第一个方面,就现象来说,每一种话语,都有理由自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传人或掘墓人。在这种纷争中,判断真假的标准并不容易确定。例如,围绕“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杰拉斯与拉克劳等人的论战。当后者决意在另一种路线上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史,这种争论注定便不是在一个层次上进行的,因此很难形成实质性问题,更不必说解决什么问题了。(41) 在全部的争论中,正如某位评论家基于文学理论经验指出的那样:

“马克思主义”可以用恩格斯晚年所用的那些方式来表述:(1)关于生产方式的一般理论、生产方式发展的形式、危机和变形、人类历史中生产方式的结构作用;特别是:(2)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资本主义主要的阶级以及它们之间的对抗、工人阶级反抗资本的斗争之间的有机关系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可能性。这些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构成性主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结构得以产生的“真正基础”。它们是马克思主义这一题目的最低标志,是马克思主义使自富有意义,从而确认一种连续的传统的核心因素。然而,它们从来不是一种单一的、只有一个声音的核心教义:即使在本世纪最黑暗的岁月里也不是。多样性的观点和各种观点的争论在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生活中从来没有消失过。……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化比它继承的经典总要博大、多样,富有包容性。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历史的,不光是因为它随时会发生变化,而且因为它自身完全是它寻求理解和代表的历史的一部分。历史是马克思主义的部分,正如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部分一样。它们相互蕴含在一个无休止的对峙状态中。(42)

我们必须承认,“最低限度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与“最大限度的”理论开放性之间的对立,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过程的基本特征。从整个思想史来看,这并不只是适用于马克思的特殊原则,而是任何一种有活力的学说必须遭遇的辩证法。因此,与其寻求一种一劳永逸的绝对的“正统”原则,不如鼓励“原教旨”——即基本立场、方法和观点——和多样性两种极化运动之间的争论。在这一点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今天面临着特殊的问题,如果卢卡奇以来的多样性道路打开了我们对“正统”的辩证探索路径,那么在马克思主义已经变得无法辨认的情况,我们或许要重新提出捍卫“原教旨”的口号了。为说明这个问题,就必须对其成败进行慎重的评估。

在第二个方面,当代的激进左派,也包括今天中国不少西方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偏爱者,他们或许强调当代马克思主义在理论界的广泛的生长。无论是在学院的流行还是对主流社会理论的渗透,都是一种胜利。这种理论上的胜利确实抗拒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但是,我们仍然要说,这恰恰同时意味着它的失败。这不只是就其与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脱离等等经典马克思主义基本要求来说的,而是仅仅就其仍然高调的解放旨趣来说的。因为其对资本主义的测度或走向形而上学的层次或严重背离了现实经验,因此,这种旨趣已经成为纯粹的知识立场。从这一点来看,试图通过阅读或重新阅读马克思著作来唤醒革命意识的尝试,至少在西方,已经失败。从理论的角度来说,尽管雷蒙·阿隆在立场上是反共产主义者,但他在1968年同时对萨特和阿尔都塞两种不同的重建马克思主义的思路的批评,却比多数共产主义者的自我批评要正确许多:“重建需要‘经验的’调查,也就是认识在工业化社会中各种经济或政治制度的本质,然而(在阿尔都塞那里)它却是阅读或重新阅读马克思著作的结果。”(43) 这是资本主义分析为什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始终具有至关重要作用的原因,这也是我们必须从资本主义批判入手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因。

在某种意义上,詹姆逊的下述论断贴切地陈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该问题上的困境,他强调:

知识分子不能仅仅通过吸纳一种思想就会找到走出……困境的出路。正是现实中成熟的结构矛盾使人们自觉地期待着新的可能性:然而,我们至少可以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通过“忠于否定”而保持这一困境的活跃,通过保持那个地方的活跃,新的事物才有可能出乎意料地从那里出现。(44)

诚然,只有批判的和革命的理论立场才可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但批判的和革命的理论却并不意味着拒绝对现实的测度,甚至,离开对现实的测度,我们无从判断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得失。一般来说,作为整体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政治实践领域转到文化领域。这种转向可能带来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繁荣而压抑了那些更为直接的政治问题。这个现实到底说明了什么问题?如果我们不理解美学何以在20世纪西方直接成为或担纲政治学,我们是否能够正确地评估这个现实?这将把我们带来更深层的问题:如果说这种理论事态是对特定经验事实的反应,那么作为经验事实的资本主义在20世纪与马克思直接活动的时代究竟存在着何种差异,这种差异如何影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表述。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潜伏》有一句台词——“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正是从其资本主义批判逻辑来说,用这句台词来形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虽然不够严谨,倒也生动贴切。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既是一种撤退式胜利又是一种占领式失败:当第二国际从政治学上测度资本主义陷入困境时,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返回到哲学,从而为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及其方法论特质打开新的思路,从而为20世纪欧美激进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地平,这是一种胜利;在拓展新的主题过程中,在陆续开辟意识形态、文化、理性、日常生活等战场之后,20世纪60年代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整体上又立足于这些领域的经验掀起马克思主义生态化、女性化、话语化和全球化等浪潮,并逐步把隐含在其早期哲学基础探讨过程中的裂隙扩大,从而在基本立场上告别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失败。这种胜利/失败的辩证法始终纠缠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如何通过对历史经验的反思而开辟一条全新的胜利道路,这是它面临的当代难题,亦是我们研究的意义所在。

注释:

① 在此,我借用了一本书的标题,参阅Bradley J.Macdonald, Perfoming Marx: Contemporary Negotiations of a Living Tradition,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

② 近年来,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要动向,如“晚期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以及“后马克思思潮”等等,已经引起国内相关研究的关注。在深化研究过程中,一些基础性的问题逐步浮出水面,例如,这些新的动向究竟是如何从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中生长出来的?它们又如何实质性构成对马克思的反驳(例如,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或发展(例如,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回答这些问题,正是正确评估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价值和意义的必要工作。我认为,抛弃简单的立场、观点对照和批评,充分重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历史情境和理论上的独特性和矛盾性,这是必要的前提。并且,正是这一前提对研究本身提出了更高的马克思主义要求。

③ 马克思以及他之前的历史哲学,是以客观历史法则的名义说话的;后现代虽然反对这种做法,甚至将之归之于唯心主义的主体性(即大写的主体)而反对全部近代哲学,但并不能逃脱主体性逻辑。这便是后现代以小写的主体为前提的多元主义、非本质主义的逻辑。

④ 必须承认,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是阿隆意义上“模棱两可的和取之不尽的”历史著作,或巴特意义上的“可写”文本。在其中,马克思主义倾向确实占据了主线,但恰恰又是它的诸多关键处打开了裂口。例如,当他强调:“社会发展进程的变化只有是在阻止这种资本关系的自我再生产、给社会的自我再生产以另外一种新方向时才是可能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37页),既可能回到马克思之改造社会历史条件的原初语境,又可能走入意识形态、话语斗争的境遇。因为,在这里,尽管卢卡奇本人基于主客体同一性辩证法在主体与客体之间预设了一种相互作用的逻辑,但这种逻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实现机制却是晦暗不明的。他本人坚持了人本主义逻辑,但后来反人本主义的阿尔都塞同样可以说从社会(生产关系关系)的自我再生产入手的,尽管他强调的是过程。由于这种特征,当然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尽管不再直接援引卢卡奇,但其逻辑上的深入却都包含着与卢卡奇的含蓄对话。在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断裂点上,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阿尔都塞的过度决定论、哈贝马斯的社会进化论都是如此,而在他们之后的多数激进声称,多数都是碎片化的探究。

⑤ 《资本论》第1版第1卷第469页。

⑥ 这是一个并不复杂的逻辑。借由卢森堡对资本积累条件的历史探讨论,卢卡奇强调:“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如果对资本主义历史局限性(积累问题)的认识成为生命攸关的问题,那么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只有这种联系中,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中,社会革命、即对社会总体的总体改造的必然性才显得是有根据的。只有在这种联系的可知性和对它的认识能被理解为变化过程的产物时,新方法的圆圈——它的这种规定也来自黑格尔——才能封口。”(《历史与阶级意识》,第92页)实际上,卢卡奇是通过扩大资本积累条件而把阶级意识问题置于必然性逻辑之中,而这恰恰又是其主客体同一性辩证法的结论。

⑦ 《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29页。

⑧ [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5页。

⑨ 《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76页。

⑩ [法]雷蒙·阿隆:《想象的马克思主义:从一个神圣家族到另一个神圣家族》,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页。

(11) “为社会意识而斗争,是与经济斗争同时进行的。而社会有了意识,等于领导社会有了可能。无产阶级不仅在政权领域,而且同时在这一为社会意识的斗争中,都在取得阶级斗争的胜利,因为无产阶级在最近五、六十年代以来越来越有效地瓦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把它自己的意识发展成为现在唯一起决定作用的社会意识。”[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78页。

(12) “由于缺乏夺取政权的社会—心理前提,在1918年11月之后那关键的数月之中,当资产阶级有组织的政权被粉碎,而且表面上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不再有什么障碍时,却未能把握这一有利时机。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打不到对于立即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决定性信仰,而正是这种信仰才能带领群众一道前进,并使人们明确认识到应迈出的最初几步的性质。”转引自[英]弗雷德·哈利迪的“英译本导言”,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13)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375页。

(14) 尽管卢卡奇在分析物化现象时是以泰罗制为原型的,但其物化理论却是对马克思拜物教理论的深化。因此,卢卡奇并不倾向于定义一种全新的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然而,从法兰克福学派开辟,尽管并非所有的理论家都明确地使用了资本主义历史分期的新术语,但全部的具有原创性“后”马克思理论论述无不是建立在新的分析之上的。例如,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晚期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管理至上的资本主义”的论述;列斐伏尔的“消费被控的官僚社会”;德波的“景观社会”;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杰姆逊关于资本主义第三阶段的多个命名;以及其他关于后福制、弹性生产、全球资本主义等等讨论。

(15) 尽管拉克劳在其《平民主义理性》中也评估潜在的革命主体,如“大众”(the mass),“人民”(people)等(Ernesto Laclau,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2004.),不过不仅这些术语都是些“漂浮的能指”或空洞的构造,而且其评估亦是纯理论的,即一种学术史或由知识专家代表的话语史分析。这并不能解决其《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的主体缺乏问题。

(16)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17) [加]伍德:《新社会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原书名为“Retreat from Class”。

(18) 卢卡奇对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贡献是十分独特的。一方面,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开创者,卢卡奇亦为其资本主义批判提供了一个最初的出发点,这便是其物化理论。另一方面,卢卡奇始终把资本主义的理解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任务及其解释的前提。其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阐明的如下判断却是其终生坚守的政治诉求: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重要任务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作出准确的判断,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在其未竟之作《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他亦强调:“任何想对社会实践产生重大影响的重新解释马克思的尝试,必须与对资本主义新阶段的经济分析联系起来。”(《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95页)。

(19)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78页。

(20) 哈见马斯的理论发展不是按照分析路线进行的,而始终保持综合的特点。这使得以单一线索来观察他的早期学说思路存在着较大的难点。在本文。中,由于不是对其专门研究而是集中于其马克思主义认知,所以只是突出其中重心。关于这一重心的发展,实际上他本人在《理论与实践》的新版导论中已经交代得很清楚了。参阅《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21) 尽管与利奥塔一样,德波的意图在于揭示形象背后的意识形态母体(matrix)并由此探寻革命的可能性,但是他面临着两个欠缺:其一,他对马克思的直接模仿恰恰征兆着自己对现代社会生产机制分析的缺失,这使得其流于描述和判断。在假设马克思的《资本论》已经落伍背景下,这一缺失是致命的。因为,他不能为景观已经替代商品成为当代社会本体论基础这一基本假设提供一种合理的分析;其二,他缺乏一套在逻辑上一致的对景观社会形式分析的话语。正如结构主义思潮所表明的那样,这种形式分析并不一定严格按照《资本论》的资本生产结构模式进行,但却必须有一种关于特定社会内部各种要素和过程之间联系的图式,否则理论便漫画化为一种片断的、局部的、感性的抗议。这正是德波的问题所在。也由于这两点,景观社会理论难以构成一种独立话语。与之对照,尽管列斐伏尔同样具有德波那种高度抽象的形而上学特质,但其在上述两个方面都做出了深入探索,亦由此,其空间生产理论能够作为一种具有穿透力的视角在社会理论中得到广泛的接受。

(22) 当然,德波自己也没有能够为此提供一种药方,他所能做的只是等待景观系统自身崩溃的过程中不断制造杂音,就如20世纪早期那些先锋艺术家那样。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如下事实:20世纪的先锋艺术,以幻象来对抗幻象化的实在,是普遍做法。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在理论上,康定斯基于1910年发表的《艺术中的精神》已经做出强论证:观众视为幻象的艺术形象并不比所谓实在更不真实,它们是艺术家定义“自然”。这种自然概念,在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被理论化为第三种自然概念,即作为必然的自由。在卢卡奇之后,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救赎策略,还是在萨特的存在主义抗诉中,这都是不言而喻的潜台词。它同样构成德波的无意识出发点。不过,德波试图把卢卡奇的物化和意识形态理论推进到景观分析层次上的时候,他更注重的是艺术探索的那种新奇性形式,而非深层的历史理论。所以,他成为一个话题开辟者,而非原创性理论的建构者。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他再次重提自己对现代社会“不得不说”的话题时,正如多数批评者指出的那样,倒退式地把景观社会还原为警察对现代媒体的秘密控制,在直接的意义上,实际上把自己的景观社会理论自我理解为奥威尔《1984》的一个注释。

(23) 参阅王逢振编:《詹姆逊文集》第3卷《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4) [法]巴特:《历史的话语》,载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25) [法]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26) 参阅[加]弗莱:《批评的剖析》,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27) [美]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28) [法]福柯:《知识考古学》,三联书店1998年版。

(29) [法]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30) 这一思路体现在保罗·斯威齐和哈维的研究,胡大平已经初步分析了该问题。参阅《地理学想象与社会理论》,载《社会理论论丛》第3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1) 胡大平:《从马克思到拉康:齐泽克与文化政治学之精神分析转向》,载《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9期;《马克思主义能否通过文化理论走向日常生活?:试析20世纪70年代之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载《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32) [英]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3) 在交换的第三阶段上,即普遍阶段上,不再是生产方式的垄断,而是符码的垄断。在这个被称为符号操控的时代中,“形式—符号描述了一个根本的组织:所指和指涉不再是能指游戏的惟一利润,也不再是普遍形式化的唯一利润,符码不再回指任何主观的或客观的“现实”,而是指向自身的逻辑。”[法]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页。

(34) 拉克劳和墨菲认为,资本主义的变化改变了构造对象现实性的话语次序,也正是这种变化使得社会现实的话语构造之本质得以显露。

(35) [法]福柯:《词与物》,第340页。

(36) 随便翻一翻在英语界流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一个强烈的印象是,由阿尔都塞所言的那种作为活动家的知识分子创作的著作极为罕见,当代,既缺乏第二国际时代群星闪耀的光辉,亦没有卢卡奇、萨特那样的扛鼎之梁,而是新知识分子群喧闹,理论不是围绕阿尔都塞、福柯、德里达这些新锐与斯宾诺莎、黑格尔这些老朽的解读而展开,就是以女性、生态、他者等等名义的呼喊,理论自身而非它所指向实在对象始终占据研究的焦点。被知识界推崇的Rethinking Marxism, Social Text, Boundary 2, Actuel Marx等杂志,早已在反决定论名义下把马克思主义转换成一种学术的和知识的规划,尽管它们都明确地在自己的编辑方针中反对纯知识规划而主张政治介入。

(37) [美]吉布森-格雷汉姆:《资本主义的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16页注①。

(38) [法]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下册,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19页。

(39) [美]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页。

(40) [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36页。

(41) 拉克劳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也一直努力适应当代世界的现实,并一直疏远着本质主义;因此我们目的的理论政治努力也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谱系学。”参见[英]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第146页。

(42) [英]弗朗西斯·马尔赫恩编:《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前言。

(43) [法]雷蒙·阿隆:《想象的马克思主义》,第103页。

(44) 王逢振编:《詹姆逊文集·新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6页。^NU1

 

 

 

转向英美,超越哲学,关注“正统”

——推进当前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三点意见

段忠桥

 

【专题名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

【专 题 号】A1

【复印期号】2007年08期

【原文出处】《马克思主义研究》(京)2007年5期第75~80页

【作者简介】段忠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       目前我国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心还滞留在出现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盛于五六十年代的植根于西欧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上,对于英美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够。转向英美、超越哲学、关注“正统”是推进当前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三个急需解决的问题,而纠正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不当使用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提之一。

【关 键 词】西方马克思主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

 

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① 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及时、全面、准确地反映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现状和最新成果,就这一点而言,我国当前的研究是不尽人意的。这主要表现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的马克思主义② 已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而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心至今仍滞留在出现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盛于五六十年代的植根于西欧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③ 上;英美的马克思主义涉及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生态学等诸多领域,而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至今仍局限于哲学领域;“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是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至今仍对其视而不见。这些问题如不解决,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就很难继续向前发展。本文将针对这三个问题提三点意见,并对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一些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不当使用作些初步的分析。

翻阅一下相关文献就不难发现,自20世纪70年代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这就是其研究的主要地域开始由西欧大陆向英美转移。说得再具体一点就是,出现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盛于五六十年代的植根于西欧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走向衰落,与此同时,在英美这两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多年受压制从而少有作为的国家,却开始不断涌现新的颇具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或理论,并逐渐取代西欧大陆而成为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心地域。对于这一变化,西方学者极为敏感,早在1983年,英国新左派代表人物佩里·安德森就指出,“在过去10年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地理位置已经从根本上转移了。今天,学术成果的重心似乎落在说英语的国家,而不是像战争期间和战后的情形那样,分别落在说德语或拉丁语民族的欧洲。”④ 此后的情况进一步证实了安德森的断言。

与上述变化相应,自20世纪70年代起,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逐渐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主导地位。这不仅表现在英美先后涌现了众多的具有重要影响的流派、理论和学者,如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⑤ 和像G·A·科亨、约翰·罗默、埃里克·欧林·赖特、罗伯特·布伦纳、戴维·施威卡特、伯特尔·奥尔曼、阿利森·贾格尔、戴维·哈维、弗里德里克·詹姆逊、特里·伊格尔顿、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等一大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而且还表现在对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上,如在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社会主义的前途和道路、全球化的实质和趋势、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和作用、生态环境与资本主义制度、妇女解放、美国的霸权主义与新帝国主义等问题的研究上,英美的马克思主义都明显处于领先和主导的地位。以最近的情况为例,由于冷战结束后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尤其是对外军事干涉的增多,进入21世纪以来,“帝国”或“帝国主义”成为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最有影响的著作,是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的《帝国》和戴维·哈维的《新帝国主义》。可以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无论从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还是从对理论和现实的影响来看,在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已是英美的马克思主义。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上述变化不仅是地域的或主导地位的变化,而且更是发展阶段的变化。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了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那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则代表了第二个阶段。对于这种阶段性的变化,很多西方学者都注意到了。例如,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曼彻斯特大学教授诺埃尔·卡斯瑞最近指出:“20世纪70年代初英语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走到尽头同时发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大多是在冷战时期锻造的,这使它很容易成为战后长时期繁荣期间马克思主义最具创造性的主体。但它的代表人物在1973年福特—凯恩斯时代止步以后就几乎再没有什么重要作品。”⑥ 在我看来,最能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英美的马克思主义之间阶段性差异的是它们各自的历史背景和研究主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出现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和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走下坡路之前的西欧大陆,其主要目标是探索一条不同于俄国的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种背景决定了它的理论研究的两个主题,一是批判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二是批评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则是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已开始趋于解体和资本主义加速全球化进程的背景下出现的,它更关注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和如何应对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正是历史背景和研究主题的不同,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英美的马克思主义明显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既然英美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那要及时反映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现状和最新成果就应把它作为我们研究的重心。然而,当前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情况却不是这样。以2006年夏在黑龙江大学召开的“第二届国外马克思主义论坛”为例,“论坛”共收到近40篇论文,其中涉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或它的某一代表人物的有30多篇,而涉及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的只有一篇。⑦ 当然,近些年来已有一些学者把研究的目光转向英美的马克思主义,但他们关注的只是个别流派或学者。⑧ 因而可以这样讲,作为一个整体的、标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新阶段的英美的马克思主义,至今还没有进入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野。

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始自20世纪70年代末⑨,受当时各种条件的限制,人们在此后一段时间把研究的重心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上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从那时到现在已过去了近30年的时间,可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心至今仍滞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上,这是为什么?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一些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不当使用。

我们知道,“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不是由我国学者首先提出和使用的,而是从西方学者那里引进的。仔细查阅一下相关文献就不难发现,尽管这一概念在西方学者那里有不同的用法,但无论在他们的哪种用法中,“西方马克思主义”都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概念,都是用来指称一种植根于西欧大陆并与东欧(主要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相对而言的马克思主义。⑩ 最早将“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引入我国的是徐崇温。在其1982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他用这一概念来指称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布洛赫、赖希、法兰克福学派、列斐伏尔、萨特、梅劳—庞蒂、德拉·沃尔佩、科莱蒂、阿尔都塞、马勒、高兹等人的有关理论。(11) 他此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界定和使用虽然与西方学者存在重大差异(12),但还没有把当时已经出现的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包括在内。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徐崇温开始把属于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纳入他所理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中。(13) 由于当时徐崇温在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和人们对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情况缺少全面深入的了解,他的这种作法后来被我国一些学者所接受。(14) 这样一来,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在我国就不再用来仅指称出现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盛于五六十年代的植根于西欧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而是用来指称包括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用法的逻辑矛盾我在近几年发表的一些文章中已经指出(15),这里我仅强调,就我们当前所谈的问题而言,这种用法实际上是把代表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发展第二阶段的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强行塞进代表第一阶段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中,使前者成了后者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人为地抹杀了前者代表着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这一至关重要的特征。这无疑是导致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至今仍把研究的重心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但在主题上存在重大差异,而且在研究领域上也明显不同,这种不同体现在后者主要限于哲学领域,前者则突破了哲学的局限,扩展到哲学以外的诸多领域。

众所周知,“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成果大多是以哲学论著形式出现的。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葛兰西的《狱中札记》、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德拉—沃尔佩的《卢梭与马克思》、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直接涉及的都是哲学问题。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则不同,其代表人物的成果不仅涉及哲学,如科亨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奥尔曼有关唯物辩证法的论述,而且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涉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生态学等诸多领域,如罗默关于剥削的一般理论、施威卡特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赖特的资本主义阶级关系新变化的理论、布伦纳的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福斯特的马克思的生态学理论、贾格尔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詹姆逊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理论、哈维的新帝国主义理论,等等。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不仅涉及哲学,而且还涉及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诸多领域。那为什么“西方马克思主义”却主要局限于哲学呢?对于这一问题,我国学者几乎没人关注。然而,西方学者却很重视这一问题,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在他们的种种见解中,佩里·安德森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在他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局限于哲学与其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条件密切相关,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多与所在国的共产党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些党在20年代后期既是资本的不妥协的反对者,又属于斯大林体系,后者不允许对重大的政治事件进行认真的讨论或持有异议,预先堵塞了理论与实践之间沟通变革的任何渠道。在这种情况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思想家——卢卡奇、阿尔都塞、德拉—沃尔佩——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继续是各自党的一名正式成员,与此同时尽其所能发展了一种与官方的教义大为不同的论述,用密码式的语言与官方教义相对立。另一些人如萨特,试图从党外的立场对这些党的实践加以理论化。还有另外一些人如战后德国的阿多尔诺,避免与任何政治有任何直接的关系。”(16) 说得再明确一点就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要投身于无产阶级的反对资本主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运动,就必须与所在国的共产党保持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因为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是他们所在国家无产阶级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在政治上是从属或追随俄国(苏联)共产党的,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持有与俄国(苏联)共产党不同的意见;由于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在政治上从属或追随俄国(苏联)共产党,因而不允许与后者不同的意见的存在,这迫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往往只能用艰深晦涩的哲学语言来表达他们的不同政治见解,从而使他们的研究成果大多限于哲学领域。上述原因反过来又部分地解释了英美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超越哲学领域。我们知道,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多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新左派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左翼知识分子,他们与所在国的共产党关系疏远,而且大多是知名学者,他们的研究根本不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遇到的那种政治限制,因而,他们的研究也就不再限于哲学,而是扩展到哲学以外的诸多领域。

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已大大超出哲学领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要全面反映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现状和最新成果,就应把其超出哲学领域的理论也纳入我们的研究范围。然而,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至今几乎仍只限于哲学,很少涉及哲学之外的其他领域。以近几年出版的两部颇有分量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专著,即俞吾金、陈学明合著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和张一兵、胡大平合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为例,前者涉及的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后者涉及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尽管这两本书的作者都多次使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但都是把这一概念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义语来使用的。如果再检索一下我国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表的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论著(17),那就会更清楚地看到,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基本上是限于哲学领域。此外还有一个事实可说明这一问题,这就是当前在我国高校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人员几乎都是哲学教师,相关的研究机构基本上都设在哲学院(系)。(18)

为什么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至今还局限于哲学领域?这也与我国一些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不当使用有关。前边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引入我国后最初是用来指称出现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盛于五六十年代的植根于西欧大陆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和理论。由于这些流派和理论的研究领域主要限于哲学,因而主要限于哲学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征。后来随着徐崇温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外延的扩大,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于英美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和理论也被我国一些学者纳入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中。从逻辑上讲,一个概念的外延变了,那它的内涵就要发生相应的变化。这样说来,如将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纳入“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中,那就不能再把主要限于哲学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征,因为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已大大超出哲学领域。然而,徐崇温等学者在扩大“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外延时却不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做相应的修改,从而把主要限于哲学这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特征延伸到了已大大超出哲学领域的英美的马克思主义,这是造成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至今还局限于哲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样,英美的马克思主义也存在众多派别,其代表人物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通常持有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观点。在如何划分不同派别的问题上,不同学者往往因研究目的不同而持有不同的见解。就我们当前涉及的问题而言,曼彻斯特大学教授诺埃尔·卡斯瑞的看法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他认为,“简单说来,英语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分为三个主要的阵营:正统的、分析的和后阿尔都塞主义的。哈维是第一阵营的杰出代表……。”(19) 他的这种划分我们不一定同意,但他的看法表明了一个事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是英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英语国家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含义是什么?它包括哪些人的理论?对此,卡斯瑞本人没有给出明确的界定。不过,在谈到哈维著作的特征时,他引用了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理查德·沃克的一段话:“忠实于马克思的原初精神和原著……是对马克思未完成的计划的明智而审慎的重述和扩展。”(20) 如果考虑到卡斯瑞把戴维·哈维视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那么可以认为,他所谓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指的是坚持从马克思的基本原理出发去研究各种现实问题的理论。由此说来,英美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些重要代表人物,如哈维、奥尔曼、贾格尔、布伦纳、詹姆逊、伊格尔顿,都可视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

我认为,就与马克思的基本原理的关系而言,英美的马克思主义中确实存在卡斯瑞所说的坚持从马克思的基本原理出发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与此相应,也存在其他或多或少背离或修正马克思的基本原理的种种“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从英美马克思主义产生至今的历史来看,“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争论,构成了英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英美马克思主义最先出现的一个重要流派,它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排斥马克思的辩证法;而以肖恩·塞耶斯、曼德尔为代表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排斥辩证法必将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割裂、歪曲和篡改”。(21) 接着出现的市场社会主义是英美马克思主义中的又一重要流派,其代表人物戴维·米勒和罗默提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只有通过市场才能走向社会主义;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问题上却持有截然相反的看法,其代表人物奥尔曼、蒂克庭强调只有消灭市场才能走向社会主义。(22) 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于英美的一种颇具影响的思潮,其特征是彻底抛弃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而力图用后现代主义来说明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特征;而以哈维和伊格尔顿为代表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只有坚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23) 进入21世纪以来,《帝国》一书的作者哈特和奈格里对冷战后美国对外军事干涉的不断增多提出了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解释;而《新帝国主义》的作者哈维则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出发对其做出了另一种全然不同的解释。“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是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无可置疑,而且得到了西方学者的普遍认可,在他们有关英美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中,“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与种种“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往往都是相提并论的。(24)

如果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是英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要准确地反映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现状和最新成果,就应把它纳入我们的研究范围。然而,当前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却无视它们的存在。再以前边提到的两部颇有分量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专著为例,就英美的马克思主义而言,俞吾金、陈学明合著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只涉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张一兵、胡大平合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一书则仅涉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两本书中则几乎都不涉及。(25) 当然,我国已有一些学者在研究哈维、詹姆逊等人的理论,但都不是把他们作为英美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来研究的。(26)

英美的马克思主义中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至今尚无一席之地?我认为,这还与我国一些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不当使用有关。前边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在我国最早用来指称出现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盛于五六十年代的植根于西欧大陆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和理论,由于这些流派和理论都不同程度地反对俄国(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而后者通常也被人们称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因而“非正统”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征。后来,徐崇温等学者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外延扩大了,即把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于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各种流派和理论也纳入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中,但却没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内涵做相应的修改,因而“非正统”作为一个特征也被延伸到了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在英美的马克思主义中指的是坚持“从马克思的基本原理出发”,而不是“从俄国(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出发”。然而,徐崇温等学者在将“非正统”延伸到英美的马克思主义时就没有提及这一问题,这样一来,英美马克思主义中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也就因其“正统”而被排除在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之外了。

总之,转向英美、超越哲学、关注正统是推进当前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三个急需解决的问题,而纠正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不当使用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提之一。

注释:

①就我国当前的情况而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涉及的是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

②我用这一概念指称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以英国和美国为主的英语国家兴起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和理论。

③我国学者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界定和使用上存在重大分歧。我这里使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指称的是那些植根于西欧大陆并与东欧(主要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相对而言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或理论。关于我的这种用法的依据以及这种用法与国内其他学者用法的不同,参见段忠桥:《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概念——与徐崇温同志商榷》,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④[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24页。

⑤关于这些流派或理论的基本观点和主张,参见段忠桥:《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⑥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ume 14 Issue 4,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and VSP, 2006, p49.

⑦见第二届国外马克思主义论坛编:《反思与展望:中国语境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⑧余文烈:《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

⑨据我所知,国内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第一篇论文,是徐崇温1978年在《国外社会科学》第5期上发表的《关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⑩参见段忠桥:《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概念——与徐崇温同志商榷》,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11)参见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2)参见段忠桥:《真是“按照西方学术界的习惯用法”吗?——质疑徐崇温同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载《现代哲学》2004年第1期。

(13)参见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14)例如,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5)参见段忠桥:《试析徐崇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逻辑矛盾》,载《吉林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16)[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5页。

(17)参见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参考文献”,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8)例如,教育部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基地就设在复旦大学哲学系。

(19)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ume 14 Issue 4,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and VSP, 2006, p. 50.

(20)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ume 14 Issue 4,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and VSP, 2006, p. 50.

(21)参见[加]罗伯特·韦尔、凯尔森编:《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鲁克俭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6-107页。

(22)参见《市场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争论》,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23)参见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麦克米兰2007年版,第412-415页。

(24)参见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麦克米兰2007年版,第386-397、405-415页。

(25)虽然俞吾金、陈学明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的“后马克思主义”一章中谈到詹姆逊的理论,但由于把他的理论置于“后马克思主义”标题之下并与拉克劳和墨菲的理论并列在一起,因而也就排除了其“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特征。张一兵、胡大平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的“附录二”中简略谈到哈维、伊格尔顿,但是把他们作为“晚期马克思主义”者来谈的。

(26)参见胡大平:《从历史唯物主义到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哈维对马克思主义的升级及其理论意义》,载《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阎嘉:《后现代语境中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兼评戴维·哈维的后现代理论》,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NU1

 

回归政治经济学批判

陈学明

 

 

【原文出处】《哲学动态》(京)2014年9期第14~21页

【作者简介】陈学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无论从理论发展视角还是从现实实践演进来看,当今中国确实需要回归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是基于以下三点得出的认识:其一,对马克思主义“真精神”的认识;其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文化批判的社会政治效应的反思;其三,对当今社会现实的理论需求的考察。

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真精神”,什么才是马克思留给我们的最宝贵“遗产”?通过现实和学理两方面的不断探索和领会,我们认为,必须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寻找答案,其中尤其要正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史上的两次重大的转折①。

第一次转折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历史唯心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折时期。在此之前,他们的共产主义理论主要是从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直接推导出来的。他们运用德国古典哲学的成就,推测社会变革的趋向,向当时弥漫着资本主义是永恒的、合乎理性的迷雾的理论界,投入了一道明亮的光。很显然,当时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还是不科学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观念主要植根于人本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19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他们清算了德国哲学、包括自己身上的唯心史观和人本主义的影响,完成了从历史唯心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折。他们运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发展关系的方法,把人类历史的发展看作一个合乎规律的过程,既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必然性,同时也说明了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被新的生产方式,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所替代。这一方面从根本上清算了从人的本性、异化及其复归等来批判资本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把共产主义的学说直接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

显然,看不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发展的这一重大转折,百般抬高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思想的价值,对他们的思想一味地作人本主义的解释肯定是不对的。但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过程的理解仅仅停留在这里也是肤浅的。实际上,在他们的思想发展进程中,还有一次重大的转折。

第二次转折发生在19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是人类社会发展最一般的规律,运用它可以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共产党宣言》正是这样做的。但显然,这一最一般的规律是不能直接说明特定的经济制度的变革和未来新制度的特征的。也就是说,要说明人类社会发展必然是社会主义来替代资本主义,除了有赖于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最一般的规律之外,还得依靠实在的根据,必须把一般的规律与实在的根据结合在一起。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时,是缺少这种实在的根据的。当时,他们还没有自己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更没有剩余价值理论,也没有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结构及其运动规律的全面系统的认识,这表明他们当时对资本主义制度还没有达到完全科学的理解,这样,他们所得出的关于“两个必然”的结论在一定意义上也只能看作一种科学假设或高尚的价值追求。为了真正达到对资本主义的深刻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致力于着重从经济上研究“这一个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于是就有了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特别是有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两个必然”的结论,便有了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不仅有关于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的支撑,而且还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和发展规律的理论基础。《资本论》以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把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展现在人们面前,其中有价值规律、剩余价值生产规律、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及其下降趋势的规律等。人们透过这些规律,可以深切地知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如何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变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的。正是这第二次重大转折,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的结论真正有了科学的依据。恩格斯称《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认为该书所做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②;列宁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资本论》“为起点”,以《资本论》“为中心”“发展起来的”③;法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也认为,人们“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资本论》这个茫茫森林中为自己开辟道路”。④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对马克思一生的贡献作出了经典的表述,提出了马克思一生的贡献主要是两个“伟大的发现”,一是唯物史观,二是剩余价值理论,并表明正是这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以前我们有时候只强调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而忽视了剩余价值的作用,这是错误的。这两大发现是一个整体,应当同时强调两个发现对确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作用,不能撇开剩余价值理论单纯强调唯物史观的作用。

前段时期,学术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从现代性批判的角度去研究和认识马克思的思想。最初,我们把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单纯理解为是马克思对传统哲学、对形而上学观念的批判。马克思成长于一种浓厚的启蒙精神的氛围之中,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把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归结为主要是对传统哲学、对形而上学观念、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显然是对马克思的误解。后来,我们终于认识到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还应包括对资本的批判。问题在于,我们在看到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有着两大内容,即对形而上学观念的批判和对资本的批判时,又把这两种批判相提并论。其实,尽管对形而上学观念的批判为后来对资本的批判奠定了基础,但真正代表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的肯定是他对资本的批判。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的历程是与他整个思想的转折相一致的。马克思青年时期追随启蒙现代性,批判专制的德国现实制度,从传统走向理性的现代性是青年马克思的基本的政治诉求。其后,马克思很快发现了现代解放的限度,认为现代性只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形式解放,于是马克思转向了批判现代性的立场。可是,当时马克思的这一切转向都是在哲学,尤其是法哲学领域之内发生的。最终,马克思转向了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使得资本现代性概念成为一个基本的范畴,现代性与资本之间建立起了内在的联系。对资本的经济学分析和批判实际上就是现代性批判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展开。虽然我们不能说马克思后来是“摒弃”了早期的对形而上学观念的批判,不能简单地说把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简化为经济学批判,但马克思晚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确实构成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基本维度。

笔者这里要表明的一个核心观点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思想的核心部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留给我们最重要的理论遗产。我们千万不能抛开了马克思的这一核心思想而奢谈马克思主义,更不能用马克思的其他理论来消解和“矮化”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我们当然不能停留在用马克思第一次转折之前的理论观点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即不能停留在马克思早期以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为基点的思想上,不能停留在马克思早期局限在哲学领域对现代性的批判上;甚至我们也不能停留在用马克思在第二次转折之前的理论观点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不能停留在马克思以“抽象劳动”为核心的现代性批判上。我们对马克思的理解必须进入政治经济学这一层面,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把马克思的《资本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著作从马克思主义中凸显出来。

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社会批判理论的反思,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实际社会政治效应的估量,笔者认为是到了逐步摆脱这一理论的束缚、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时候了。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学界开始引介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它的主要形态就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而这里所谓的“社会批判”实际上主要是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哲学批判。这一理论由卢卡奇等开创,法兰克福学派继承和发展。我们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主要就是研究这种社会批判理论,在国内流传最广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观点实际上也都是社会批判方面的观点。

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影响最大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之一当属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它在概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时阐释得十分清楚:西方马克思主义倒转了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路向,即马克思从重点研究哲学发展为重点研究经济学,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从重点研究经济学又倒回去,变成重点研究哲学和美学;马克思从对资本主义的哲学批判发展为主要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批判,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又从经济学批判重新倒回去,变成主要从事哲学和美学的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是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哲学,是一种“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应当说,佩里·安德森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征的这一概括是符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际的。

总体而言,近几十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日益衰落,以至在一些高等院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到了没有声音、没有立足之地的地步。与此相比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则比较活跃。究其原因有很多。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和当时客观的真实历史状况,似乎构成了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否证,从而导致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似乎只能退缩到较为抽象的哲学领域,这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局面的出现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侧重哲学的思潮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哲学,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主要归结为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哲学批判,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产生了强烈影响,造成了哲学研究的“一枝独秀”。西方马克思主义目前在国内几近成为显学,但我们还是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哲学批判的真正效应作出深入思考和正确评估。

笔者的基本看法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哲学批判尽管不能说完全没有历史作用和积极意义,但总体而言,这种批判的消极面大于积极性。无论是考察这种批判的理论意义,还是估量它的实际效应,都不可避免得出这一结论。现实告诉我们,单纯地从事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不把这种批判与政治经济的批判结合在一起,或者说不把这种批判推进到政治经济的层面,不把这种批判落实到政治经济的现实上来,那么,这种批判往往会干扰我们对社会真正弊端的认识,无法真正抓住社会问题的要害,最终便不能实现我们作为批判者的最初的宗旨。

卢卡奇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当然也开创了这种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哲学批判。非常有意思的是,他本人对这种批判路向的实质与危害曾经作出过深刻的揭露,这就是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伦理反对派”的批判。他所说的“伦理反对派”就是那些热衷于只是从文化、伦理、意识形态方面批判和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他认为,这些人相信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具有生命力,但又认为资本主义还有“坏的方面”,为了希望有一种没有“坏的方面”、没有“弊病”的资本主义,他们还从事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有必要为自我堵塞了的客观革命道路寻找和找到一种主观代用品”,也就是说,他们求助于“伦理反对派”这种“主观代用品”,即仅仅出于伦理、文化上的要求去反对资本主义。他们使自己的行为完全向内,也就是说,试图在人本身上改变世界。他这样说道:“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在考察社会-经济现实时放弃了对历史过程作总体的考察,即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方法。任何一个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提出行动问题,他就必然回到康德学派抽象的要求伦理学上去。”⑤

另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的开创者柯尔施也似乎意识到单纯地从事文化、意识形态批判既有悖于马克思的宗旨,也无法击中社会的要害。柯尔施竭力推崇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但他不否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首位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最重要的理论的和实践的组成部分”,比起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种“更为深刻、更为彻底的革命的社会批判”⑥。他认为,马克思本人实际上在他的中后期已深刻地认识到不能像“直到1843年所认为的那样”,“可以把‘任何’一种理论的或者实践的意识作为出发点”,而是强调“法律关系、制度结构或者社会意识的诸形式,都不能从它们自身或者根据黑格尔的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的”,“因为它们是根植于构成作为整个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骨骼’的生活的物质条件之中的”⑦。基于这种对马克思理论的基本判断,尽管柯尔施作为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还是一再提出不能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为他对资产阶级社会批判的“全部”,不能认为马克思在中后期所进行的哲学的批判“仅仅是以一种偶然的、临时的方式进行的”,不能否定马克思在中后期“实际上在更深刻、更彻底的方向上发展了他的哲学批判”⑧。但是,柯尔施强调的是必须把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与对物质生产关系的批判结合在一起,甚至把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纳入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框架内来论述,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包括对资本主义时代的物质生产关系的批判,而且还包括对它的社会意识的特殊形式的批判”⑨。在他看来,如果不这样做,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则只是在“虚妄的世界里兜圈子”,而丝毫不能触动现实社会。

令人遗憾的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的继承者,法兰克福学派将这一批判的开创者当初的告诫置若罔闻,使他们的担忧变成了现实。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变成了单纯的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流传到中国的,正是这样一种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学术界产生的重大影响,也主要体现在对其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评介上。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阿尔都塞似乎预感到这样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的批判,热衷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与此相应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主要是从事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以人道主义为出发点和宗旨的哲学理论,将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阿尔都塞在1967年《保卫马克思》一书的英文版“序言”中提出,他之所以要出版这一著作,是为了“对一种特定局势的干预”。他所说的“特定局势”是指苏联共产党二十大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掀起了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致力于对资本主义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倾向。他强调,这既混淆了成熟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之间的界限,也混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前马克思的资产阶级理论之间的界线,其结果是割裂、葬送了马克思的真精神。他还预言,这样做必然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使马克思主义“没有能力解决自苏共二十大以来形势所提出的现实的(其基础是政治的和经济的)问题,这样就产生了用一些仅仅是意识形态公式的虚假‘结论’来掩饰这些问题的危险”⑩。按照阿尔都塞的观点,由于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能力解决现实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而是用文化、意识形态公式的虚假“结论”来掩饰这些问题,所以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易帜是早晚的事。后来的历史发展不幸被阿尔都塞所言中。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果真像阿尔都塞所预料的那样纷纷垮台和解体。其原因是否如阿尔都塞所说的那样完全是由于丧失了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问题的能力,那是需要研究和探讨的。但无疑,阿尔都塞所说的确实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实际上,只要我们认真地思考一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以及我们追随这种批判所进行的哲学活动、所产生的实际的社会效应,便不难知晓我们是否还应当继续坚持这样的理论路向。自从卢卡奇开创这种理论路向以后,西方社会已经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这种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究竟有没有,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触动了西方社会的根基,包括一些西方学者在内的许多有识之士都作出过公正的评论:否定的多,肯定的少。至于我们国内学者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所展开的文化研究、文化批判,平心而论,其积极意义也十分有限。

为什么撇开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单纯进行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很难触动社会的根基,并且不能抓住问题的要害?关键在于,构成社会的基础确如马克思所说的是经济关系、生产关系,对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一定程度上就是着眼于生产关系的分析,而单纯进行文化、哲学的分析,则是游离于生产关系的分析之外,对社会进行政治经济的批判,就是着眼于生产关系的批判。如果不从生产关系这一社会的根基上来进行分析、批判,必不能掌握关键。这本来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基本常识,但常常被我们忽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引导我们从物质生产条件的生产和再生产来了解社会,了解社会的文化特征及其价值取向等;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却相反,它诱导人们只是从社会的文化观念来理解社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促使人们滑向了“观念论”的泥沼,这无疑会产生广泛的消极影响。

这里,我们必须重审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基本原理:其一,我们平时所说的“人性”、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是由人所处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从而我们必须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来分析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我们在进行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时,头脑中总有一个用来评判真假、善恶、对错的标准,这个标准往往与对“人性”、人的价值取向的理解联系在一起。问题在于,这样的标准是如何确立的?如果放弃了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而只是满足于哲学和文化的分析,那就势必撇开了社会生产关系,以某种抽象的人性假设为出发点,并以此作为评判标准。单纯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最后都会变成以脱离社会关系的个人的所谓“理性”作为出发点。其二,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以及道德规范,这些上层建筑都是建立在经济关系这一基础之上的,我们必须根据经济关系来理解政治、法律制度以及道德规范。对社会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分析和批判,其对象当然是政治、法律和伦理等上层建筑领域的现象。问题在于,如果我们缺少政治经济学的视角,那么在分析和批判这些上层建筑现象时,就往往有可能把这些现象与人的意志联系在一起,认为它们取决于人的意志,而不是依据作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存在的经济关系,来对它们作出说明。

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以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批判理论”,最后之所以不可避免地丧失理论效应,其症结就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通过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考察,特别是在这一基础上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理论需求的考察,笔者深刻领会到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当今中国的至关重要性。

众所周知,一种理论在一个社会中的实现程度与这一社会对这种理论的需求程度是成正比的。我们看到,当今中国存在着强烈的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呼唤。经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当今也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难题,两极分化和生态危机是其中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这里笔者尝试分析何以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使我们认识这两个难题的实质和根源,并找到如何解决这两个难题的出路。

(一)两极分化问题

对于两极分化在当今中国的严重性和危害性有目共睹,问题在于对两极分化究竟是如何造成的,以及究竟如何加以解决,则众说纷纭。比较流行的一种意见是把两极分化主要视为一个涉及公平的道德问题。一方面,由于他们往往是在道义和虚妄的世界里谈论中国当前的不公平和两极分化现象的,由此,他们对当今中国的两极分化现象的分析批判纯粹是一种文化、伦理的分析批判。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把研究公正与不公正纯粹作为一个伦理道德问题,热衷于在伦理学范围内研讨公平与不公平现象,从而顺理成章地把解决不公平现象寄希望于人们道德观念的变革,寄希望于人们良心的发现。在笔者看来,这仍然是中国多年来远离政治经济的分析批判、热衷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分析批判的理论路向,在对待两极分化问题上的自然延伸。事实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才是我们认识和解决当今中国两极分化现象的思想武器。(11)

恩格斯曾经指出,“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资本与劳动”关系理论的提出,使马克思“攀登最高点”,“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明白而且一览无遗,就像一个观察者站在最高的山巅观赏下面的山景一样”(12)。因此,只要我们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核心理论,即“资本与劳动”关系的理论来观察当今中国的两极分化现象,就能真正厘清产生两极分化的根源。

只有弄懂马克思是如何揭示了雇佣劳动与资本关系的实质,就不难理解马克思何以认为把雇佣劳动与资本结合在一起的那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导致资本家对工人的无情剥削,必然导致资本家与工人的两极分化。当然,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具有历史性,即那是属于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马克思所分析的那种劳动与资本相结合的生产方式是指以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不再是雇佣劳动,劳动力也不再是商品,从而生产资料和货币也不能成为资本。这样,传统意义上的或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和基础。但现实情况是:我们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实施与这一历史阶段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必然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工资形成和劳动力流动中的基础性调节作用,而这就意味着一方面劳动力又成了商品,另一方面生产资料与货币又成了资本。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以及雇佣制度化、契约化,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与资本之间的雇佣关系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仍然存在。这样,马克思所分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那种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在现今似乎又再现了。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现阶段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与马克思当年所研究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有本质区别:马克思所研究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它体现的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的对抗性的阶级关系;而我们今天面临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劳动与资本双方共同利益的诉求,是在社会主义劳动所有权与资本所有权实现过程中所发生的对立与统一的关系。当然,我们还需直面和处理好当下中国存在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一方面不能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混为一谈,另一方面也不能回避现实,不重视甚至不承认这种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的存在。

既然当前中国还存在着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那么马克思当年从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的角度来探索两极分化的基本思路对我们就仍有借鉴作用和启示意义。只要我们真正从劳动与资本关系的角度去观察当今中国存在的两极分化,就能把握问题的根本所在。确实,当今中国存在着城乡、地区、行业等多种差距,但核心还是“劳动者与各种形式的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之间的差距”,甚至可以说,所有差距都是围绕着这一“轴心”旋转。当今中国存在的两极分化现象其根源还在于所谓“强资本、弱劳动”,即当今中国劳动与资本在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存在较大差异,而且呈急剧扩大的趋势。在国家经济整体发展扩张时,劳动者并没有公平地得到应有的利益,经济发展的成果主要被资本侵吞了。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因为存在着资本稀缺等因素,分配上向资方倾斜十分明显,资方经营者或管理者往往通过持股、年薪制、技术入股等形式,把更多利润装入自己的口袋,其收入所得远远高于普通劳动者的劳动所得。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由传统资本高回报所刺激的高投资推动的快速工业时代,这一时代的格局就是“强资本、弱劳动”,决定了资本在分配制度中处于强势,而劳动者无法获取与其劳动价值相当的劳动报酬。这就是当今中国两极分化现象出现并扩展的主要根源。

(二)生态危机问题

近年来,随着人与自然矛盾的不断加剧,生态伦理学逐步成为显学,一些学者把出现生态危机归因于人对自然缺乏道德观念,即人不是把自然作为伙伴,而是作为奴役对象。于是,他们试图通过道德改革、建立生态伦理来解决所有环境问题,更有一些人正在呼吁展开一场“将生态价值与文化融为一体的道德革命”,把消除生态危机寄托于人的思想观念的改变。

与此相反,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以伦理革命消除生态危机不过是一种幻想。那么,人们对自然的“不道德”行为纯粹是由某种道德观念导致的吗?改变对自然的“不道德”行为,只要建立起某种新的对自然的道德观就可以做到吗?事实十分清楚地表明,仅仅在哲学、伦理学、文化学的范畴内,永远无法理解当今的生态危机如何形成、本质如何、何以如此日益严重,也永远无法知道人类走出生态危机的道路究竟在哪里。

我们必须重新回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来观察和思考当今的生态危机问题。可以肯定的是,造成当今生态危机的根源有很多,但主要根源是资本逻辑,资本是生态出现危机的罪魁祸首。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通过对资本属性的分析,阐明资本在本质上是反生态的。马克思认为资本有两大属性:一是“效用原则”,资本必然在有用性的意义上看待自然界,使之成为工具。二是“增殖原则”,资本对利润的无止境的追求决定了它对自然界的利用和破坏也是无止境的。资本的“效用原则”使自然界丧失了自身的价值而成为一种单纯的工具,资本的“增殖原则”又使自然界的这种工具化变得越来越严重。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消除生态危机必须围绕着消灭“资本逻辑”做文章。对资本不能采取简单的态度,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也不能彻底否定资本的作用。按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是一个社会的、历史的范畴,在资本的概念中既包含着资本的消极方面,也包含着为人类所带来的“文明化趋势”;尽管随着历史的进程,它的正、负效应之间的比例会发生变化,即正效应日益下降、负效应不断增加,但只要资本还存在,它必然给我们带来各种灾难,其中就包括对自然界的损害,这种灾难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人们的存在困境。然而,只要资本的历史使命尚未完成,只要它给人类带来“文明化趋势”的功能尚存,那么就不可能人为地消灭它。另外,不可否认,正是资本带来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同样不可否认,修复生态环境在一定意义上还得依靠资本的力量。既然资本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如此严重的后果,那么这一后果也应当由资本来承担。有人因此就把资本视为“中性”的东西,似乎它只是人们手中的一种工具,任由人们处置。这是一种误解,资本绝不是“中性”的,它在本质上是反生态的,人们借助它来修复与保护生态环境并不表明它的本性改变了。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当我们面对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需要同造成这一局面的“元凶”即资本展开斗争时,应当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对资本加以批判并与之展开斗争”这一态度是明确的、不可动摇的,但至于“如何批判”、“如何斗争”则须有一种务实的、科学的态度。具体地说,就是在限制与超越资本逻辑、发挥与实施资本逻辑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这一点,对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来说尤其重要。对于资本,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既要利用又应限制,把资本在实现利润的最大化的过程中对自然环境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的程度。对资本的这种科学的、务实的态度,只有在深刻领会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才能得以确立。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4页。

②《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1页。

③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第2页。

④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第90页。

⑤⑥⑦⑧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第46页;第45页;第46页;第46页。

⑨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编译:《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第205页。

⑩上海社会科学院权衡研究员于2012年5月3日在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等单位举办的题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中国: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的马克思主义论坛上,就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的理论对认识和解决当今中国两极分化的意义作了演讲。这里的一些观点和材料引自这一演讲。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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