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艺 2015年04月11日 00:19

论《平凡的世界》里的三种道德困境

论<<平凡的世界>>里的三种道德困境

 

文/上土下木

 

最近,改编自陕西作家路遥的同名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在各大电视台热播,围绕这部小说对于个人成长发展的价值,在网络上也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有人挺,有人黑,褒贬双方的观点和论据看来看去也就那几条,说的人太多了,观点也都被说烂了,也无甚意思。这篇文章也就不淌这趟浑水了,而是试图从小说里的三个主人公的三个故事情节里反映出的三种道德困境来窥一斑而见全豹了解一下那个特殊年代下的社会状态,又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怎样的影响。顺便也会扯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以充内容,读者勿怪。

一,孙少安

首先来看书中老孙家的大小子—–孙少安。少安是村子里年轻一代的代表人物,作为家中长子,他很早便要担负起养活这个穷家的责任。看过小说的读者都知道,虽然少安在村中年纪显小,但却是一个连深谋远虑的老村长和精明强干的二队队长都不得不佩服的响当当的“有魄力的后生”。为了自家以及全队人的脱贫致富,他在合作化的白热阶段就敢和社员私分猪饲料地,虽然之后挨了批斗,但他并没有减弱对分田包干的热情。那么不消说,等生产责任制的风声刚露出一点的时候他便立马实行了大包干。当然,以他的雄心壮志和年轻力壮,实现家中人的温饱在分田到户之后肯定就不是问题了,但他仍不满足,决心要彻底摆脱家中积弱积贫的面貌,各种机缘巧合之下,他在村中办起了砖厂。

砖厂开始盈利了,但这时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他孙少安俨然变得越来越富了,但村中其他人的生活水平依旧是没什么大的起色,穷的还是那么穷困潦倒。随着村中越来越多的人来向他借钱,请他在砖厂里收留他们做工,他心中有一种想法便越来越强烈:“我咋变得和旧社会的地主一样了!?穷人们都只能来找我借钱,只能求我给他们一份活儿干,我咋成这样了!?”

 

这便是强人孙少安的道德困境,一方面是长时间的社会主义教育下产生的共同富裕的理想使他想要在自己脱贫致富的同时帮扶村里人一起发家致富,但另一方面他得先要赚取足够多的利润才能做大工厂在市场上立足。不帮,都是乡里乡亲的,也不能说是富了你一个扔下以前一起劳动的社员不管吧,“新地主”的道德负疚感令他十分纠结;帮,可砖厂也不是收容所啊,也不能解决村里所有老人的生活问题啊,这砖厂也不是开银行,钱不能说借就借都借出去给你吧,在这一点上少安的媳妇秀莲才表现得像一个像样的资本家一样,她的逻辑才是真正属于市场经济的逻辑。

这便是强人孙少安的道德困境,一方面是长时间的社会主义教育下产生的共同富裕的理想使他想要在自己脱贫致富的同时帮扶村里人一起发家致富,但另一方面他得先要赚取足够多的利润才能做大工厂在市场上立足。不帮,都是乡里乡亲的,也不能说是富了你一个扔下以前一起劳动的社员不管吧,“新地主”的道德负疚感令他十分纠结;帮,可砖厂也不是收容所啊,也不能解决村里所有老人的生活问题啊,这砖厂也不是开银行,钱不能说借就借都借出去给你吧,在这一点上少安的媳妇秀莲才表现得像一个像样的资本家一样,她的逻辑才是真正属于市场经济的逻辑。

小说中的这个故事其实反映了当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的真实情况。由于全国上下都认为农民之所以受穷是生产合作化造成的的问题,是合作化吃大锅饭让农民没有了生产积极性。在这样的思想浪潮下,大包干就是势在必行的事情了,但是大包干之后呢?农民的生活水平由于地里打出了更多的粮食而提高了吗?

不,不是,而往往是像小说中一样,村里有一两个”强人”因为办起了小型工厂立刻致富了,但是守着一亩三分地仍然在土里扒拉的其他农民该啥样子还是啥样子,温饱问题虽没有多么大的问题了,可他们还是感觉到自己很穷,正如潘维在<<农民与市场>>一书中说的一样:

在市场经济中,农民靠种一亩三分地生活的结果只能是农村的’绝对贫困化’。”“农村的专业户,’种田能手’和村干部等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农村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又会造成农村的’相对贫困化’。”

脆弱的小农经济无法抵挡市场化的浪潮,分散的个体户更难承担市场经济所带来的风险。个体小农在土地上只能勉强维持温饱,这便是他们的”绝对贫困”,城镇的发展和村中富起来的一小部分人的对比差距又造成了他们的”相对贫困”。在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感觉的交加下,农民们愈来愈有贫穷的感觉,愈来愈感到不满足。

除此之外,在现实生活中,村里的”强人”们往往并不会像孙少安一样背上”地主”的道德包袱,相反,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雇佣村里剩余的廉价强壮的劳动力为自己谋取利润,在新时代中抢占市场。因为资本家们要规避风险,扩大投资,所以想要靠富起来的场主们承担村中的诸如养老,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公共事业是不可能的,这只能出现在理想化的文学小说中,理想主义的文学家将自己的道德情怀赋予给了本应成为新时代市场海洋的弄潮儿的孙少安,这就难免会出现困境,让现在已经熟悉适应了资本主义游戏规则的我们看来是一种应该被广为诟病的鸡汤也就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空谈道德的作家如果又想使作品符合现实,结果必然是遇到许多道德所不能解决的困境,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可以求助于宗教,而我们的主人公最多的就是求助于情怀了,所以我们常常能在作品里听到诸如”生活啊,生活~~~”这样滥情的句子了。

不过农村的这种道德困境是否能打破呢?毛主席曾在郑州会议上说过”人民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所以说,工业化,办乡镇企业是农村的唯一出路, 而要办企业则必须有强有力的基层组织来团结统一集体的力量,在这个前提下才能得到数额充足的贷款,也可以用集体财产作为企业的启动资金。强人和村干部之所以能办起自己的企业在市场中博弈也是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有更多的政治资源来给自己争取原始资本。在上文一笔带过的机缘巧合里其实包含了少安的作为队长的政治资本和接受过教育的人脉资源,孙少安就是因为有个公社副书记的小学同学还有村支书的帮忙以及强大的秀莲娘家的支撑才能贷到大笔贷款,筹到资办起砖厂的。也只有在集体的条件下,个人才不会被市场化的大浪所吞噬,才有力量对抗风险在市场中奋力一搏,只有在集体的条件下,整个村子的养老,医疗,基础设施建设,文化娱乐等等公共事业才能真正地做全做好,丰富多彩。但在目前,丧失了集体主义精神的农民业已习惯原子化,碎片化的”自由生活”如此之久的农民们,想要把他们重新集合起来谈何容易,这是受小农本身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正如<<农民与市场>>所讲:

受生产方式所限,小农往往是只顾一己私利的平均主义者,是各自为政的乌合之众。把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起来是件极为困难的事。”

这在小说中刚刚走向单干的农村就立马有鲜明的体现,儿子田海民办了渔场的老父还来向少安借钱,请求少安让他们老哥俩在砖厂干点零活,少安自然答应了,但是却无法忍受海民不管自己的父亲和二爸,于是气汹汹地冲进海民家里去说理,俨然一副道德执法官的模样,但海民的反应是这样的:

 

 

这是少安的又一个道德困境了,孝顺父母不应该么?当然应该。那作为队长不该说说么?当然也应该,干部有这个责任嘛。但现在凭什么呢?海民说的一点道理也没有吗?这其实反映了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之后,农民的个体性加强了,干部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作出安排了,那么自然而然,基层组织的威信和权力基础就淡化了。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时代,农村社区的凝聚力主要靠地域、家庭和宗族纽带来维系。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之后,家族和宗族纽带被严重削弱,有能力的干部和强有力的党支部往往成为维持农村社区凝聚力的关键。自从改革以来,传统纽带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比较容易复活。就保持社区团结而言,传统纽带既不如共产党人发明的权威组织有效,也不”现代”和公平。”

其实控制土地本身不是实质,控制土地是组织农民的手段。没有了土地控制权,社区就散了,个体农民家庭就很难被组织起来。 “<<农民与市场>>

崩溃的基层组织无法组织农民建立企业,那就没有了共同劳动的联系和情感纽带,也就没法组织开展好的文化娱乐建设。现在很多人能看到农村文化的衰败,空巢现象严重,人际关系的日趋冷淡,(比如在寒假火了一把的文科博士生返乡感言)但看不到背后的经济制度,生产方式的改变,就只会像九斤老太一样感叹”一代不如一代”“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云云。正因为如此,这些人也做不出什么有价值的实践来,便只能从文化入手,本末倒置地做一些支农支教的,新乡村建设之类的活动妄想从文化上唤醒农民,重塑农村的文化生态来改造农村,殊不知首先最应该被唤醒的恰恰是他们自己,农村新生的这种利己思想是符合现在的生产关系的,是适合于在这个时代生存的,你可以称之为”劣根性”,但决不能靠无力的乡村文化建设根除它,那只是缘木求鱼,本末倒置的行为罢了,不触及根本,看不到背后的生产方式的变化就去实践,何异于盲人骑瞎马。虽然我肯定这种看得到农村文化的变化并肯为之努力实践的善良的人们,但我还是要说这是无用的,甚至是危险的,他用实践的伟大而富有号召力的旗帜吸引了大批在现实生活中迷茫的青年们,但却没教会他们锐利的思想武器来分析和思考这种问题背后的根源和真正如何解决的办法,只让他们像被蒙住双眼的公牛急于宣泄高涨的情欲一样宣泄自己内心的道德感,这种后果是危险的,不是把自己撞得头破血流就是更加沉重地陷入到迷茫中,而正是这不知所以然的实践的噱头为他们前进的道路罩上了重重浓雾。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部党史里这样评判包括鲁迅在内的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思想家们:

这时的思想家们确是第一批自觉地向封建礼教提出全面挑战的光荣战士,尽管他们自身也有弱点,如以为离开根本改造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仅仅依靠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斗争,就可以改造国民性;没有揭示孔学的社会根源并进而揭示改造现存的中国基本社会制度的必要性;”

历史已经教诲过我们了,可我们却没有吸取足够的经验,文化领域内的改造是必要的,但却不是根本的。这种用普遍的善良集结起来的力量是让人尊重的,但是这种泛爱主义带来的平庸的恶我们是要批判的,只在道德层面上改造文化就注定会遇上和少安一样的道德困境。

二,孙少平

孙少平是书中的男主角,也是最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人物,他读书比他哥少安读得多,上到了高中,知识水平肯定也是高于少安的,但是,他同样也遇到了自己的道德困境。

当少平为了自己对远方的期待,对外面世界的向往下定决心去了黄原揽工后,他在小说里是没有丝毫知识分子的臭毛病的,在理想世界和现实生活中他处理得游刃有余,至于电视剧拍成啥样子就不在这里吐槽了。还是好好讲故事,说说他的困境吧。

在一次平常的揽工中,他发现雇佣自己的包工头对还未成年就离家出来在工地上打工做饭的小翠进行性侵,胸中的正义怒火中烧,立即扮演了超级英雄的角色,痛扁猥琐怪蜀黍,救未成年美少女战士于魔爪之中,这还不算完,又正义感爆棚,将自己半个多月打工赚来的钱交给小翠以防她回去挨她爹的打,还千叮万嘱让小翠去上学不要再出来打工了。亲自在汽车站送小翠回家后,少平虽仍愤慨于包工头的不齿行为,但也为自己挽救了一个花季少女而舒了一口气。自然,少平自己是没法再在原来的工地上干下去了,他只得重新再去桥头揽工。几周过后,当少平在黄原城给家里人置买东西的时候却意外地又在街道上碰到了小翠,惊讶地询问之后才得知原来她在家待了没几天就又被父亲撵出来打工了,再一细问,竟然还是在对她进行过性侵的包工头那里,她说”我再没地方可去了嘛,只有他会给我钱,肯要我。”少平还能怎么办呢?用道德启发她告诉她这样是不对的,人要活得有尊严,有气节?像鲁迅先生一样发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喟叹之后还能做什么呢?他不知道了,他遇到了自己的困境,感受到了自己的无助和无能为力,他从自己读过的小说中汲取了正义的品质和实践正义的勇气,他从小说中的人物身上感受到了伟大的人性光芒并为之所吸引,向往着成为那样的人,但现在却在现实面前摔了个大跟头。他不明白现在的人为何丢失了道德还丢失的那么无奈,是什么夺走了道德,他不明白,所以他陷入困境。

可这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呢?这反映当时中国怎样的状况呢? 这便是今天更为复杂更为隐晦的农民工问题的雏形。在第一部分已经说过,农民们靠种田是没法在市场化的社会下生活的,能够有魄力有能力像少安一样建厂创业在市场里分一杯羹的人毕竟是少数,那么其他濒临破产的大多数小农为了求得更好的生活就不得不进城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获得工资,于是,农民工,这个在城乡二元结构中挣扎求生存的特殊群体便诞生了。而在刚刚放开市场的那个年代,想要有健全的法律法规来保障他们的权利是不可能的,即便今天,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仍然是一个值得在两会上讨论的大问题。小翠只是千千万万被迫从农村走向城镇的第一代农民工的缩影罢了。

市场经济体制注重的是商品交换,也就是买卖,你没有资本去买,那就只能去卖了,卖什么?农民没有啥值钱的东西可卖,就只得卖力气了,只要身体不垮就有的卖,有得卖一家老小的生活就不用愁,这就会出现电视剧这一幕了:东关大桥下,一个包工头嚼着细烟,戴着墨镜,对着一群揽工汉吆喝着要人,然后捏捏这个的胳膊,捶捶那个的胸,神气十足地伸出一根手指点几个身体好的”你你你你你,跟我来。”被挑中的庄稼汉欢天喜地地跟着老板走了,庆幸有人买他的力气。可小翠没有力气可卖,那就只能卖自己的身体了,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卖力气,这和年轻貌美的小姑娘卖身体其实是同样的道理,是合乎市场经济的思考逻辑的,有需求就有市场,在市场里只有商品,没有人,人就是商品。就像恩格斯所说的:

在相当早的生产发展阶段上,人的劳动力就能够提供大大超过维持生产者生存所需要的产品了,这个发展阶段,基本上就是产生分工的和个人之间交换的那个阶段。这时,永不了多久就又发现了一个’真理’:人也可以成为商品;如果把他人变为奴隶,人力也是可以交换和消费的,人们刚刚开始交换,他们本身也就被交换起来了。主动态变成了被动态,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家庭,国家及私有制的起源>>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每个人都被异化为商品,参与交换的链条中,成为了自己所生产的物的附庸,”不管你愿不愿意”。不参与进来就只好等待灭亡,市场不相信眼泪,物质才不管虚无的精神世界有多么高尚。于是,或许在小说中发展几年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幕:昏暗的房间里,一个大老板夹着皮包,戴着大金戒,对着一群打工妹,上瞅瞅下瞧瞧,捏一捏,拍一拍,然后伸出一根手指点了几个身材好的:”你你你你你,跟我来。”姑娘们欢天喜地地跟着老板走了,庆幸地想着,终于有人来买我的身体了……

少平看不到这一点,他的小说不讲这些,他或许能救一个小翠,但他能救千千万万个小翠吗?个人英雄主义没法力挽市场经济的狂澜,只会被历史的车轮无情地碾过,他看不到个人悲剧背后的时代背景,所以他在道德上的困境也是必然的。其实早就有贵人帮助少平来提高姿势水平告诉他如何看待社会的方法了,不过看来我们的男主貌似没有把这话放在心上,我田大女神—-这位路遥专为男主高配的贵人早就在电视剧的第十集就说过这样的话了:

由于知识水平高低不同的原因就直接决定了少平和田女神处理小翠事件的方式的不同,虽然小说中没有这个故事,但我还是觉得电视剧中增添的晓霞通过报纸检举包工头使正义得到伸张这个剧情十分好,不是好在惩奸除恶皆大欢喜的结局上,而是田女神处理事情的思维立马就显出了比少平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的水平。看看女神是如何对待小翠事件的:

这番话让我想起了之前看过的一篇文章上曾说过: 毫无疑问,凡悲剧都值得痛惜和深思。消除这些悲剧更需要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行动,需要达成某种社会共识,始于泪水却不能止于泪水。祥林嫂的启示在于:如果拿不出一种说服力强和需求面广的共识性批判,一味诉苦就只是对自己苦难的辜负。 “个人的悲惨遭遇确实能够引起人们在道德层面的同情,但要解决问题绝不能止于这一步,祥林嫂日夜反复地向人们诉说她的苦难,但她仅仅停留于自身,只看见自己却看不到自己苦难的根源在他人身上同样也体现出了只不过程度大小不同的苦难,一味诉说自己就无法与大多数人形成苦难的共鸣,也无法达成”共识性批判”,从而只是”对自己苦难的辜负”。少平也同样将小翠的苦难只停留在了道德层面,而看不出自己其实也是这个商品世界初步形成时期被异化的货物而已,他和小翠是承受着同一种的苦难的,只是程度显得较轻而已。而田女神就立马能看到这种问题是普遍存在在于农民工群体中的。她不是仅仅为这个个案争取社会的广泛同情,还要反映出”揽工汉的生活”,”揭露全部罪恶”,从而”改善生活状况”。她能找到”共识性批判”努力”不辜负”小翠的苦难。也只有找到这一个个看似独立的悲剧背后的真正的普遍的原因才能使他们达成共识,从而才可能联合起来,可能找到解决问题根源的办法。而至于如何找到这种办法,晓霞已经告诉给了我们的男主了,也同时告诉给各位读者了。

道德是对的,是好的,这种东西乍看起来甚至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但也正因为如此,它才是坏的,是错的,是毫无用处的废话空话,泛泛而谈。我们可以始于道德,但绝不能止于道德,否则就必定像少平一样走入道德的困境。

三,晓霞的困境及道德的尾声

少平的故事引出了小说中最光彩夺目的女神级人物田晓霞——高干子女,喜读书,涉猎广,格局大,美貌与才德并存,关注时事,社会发展的大好青年,这种人,按理说不应该存在什么道德困境的 ,其实,就是这样的,晓霞的困境恰恰就在于她的没有困境,她的完美,她的毫无缺憾,那接近于神一般的存在便是她的最大的困境也是道德的最本质的困境。这也决定了她这样的女神级别的存在的结局必然是死亡。

道德这种东西是十分空泛的概念,空泛得好像宇宙一般无边无际,你不知道它的尽头是什么,不知道怎样才算是最有道德的行为。这就导致道德发展到极致往往就趋近于毁灭,因为它没有至善至美的这一个点的存在,于是只能靠死亡来升华它,神化它以让它永生,达到一种你也不知道是什么的,总之是极善的一个虚幻的概念,并只要信仰着就好了,所谓”信仰即可得救”,这样说下去,宗教便可称是道德发展的极致了,因为宗教往往会神化一个虚幻的极善的象征,比如耶稣,安拉,佛祖这些个神的存在。为了神化这些人作为至善的象征,那便要尽可能隔离这些人与尘世的一切联系,于是便有了圣母童贞而诞耶稣,踏巨人脚印而孕等等的神话来杜绝他们世俗的一方面。而这些神话是宗教神化至善的工具,也就成了宗教存在的基础,往往是不能质疑的,在<<达芬奇的密码>>这部小说里,就是因为有人掌握了耶稣其实是凡人并曾娶妻生子的证据而遭到正统教会的追杀。被封为中国道德第一人的圣人孔子,在电影中拍出见南子一事之后也引起舆论界的一片唏嘘,幸亏我国孔教不是很发达,不然发哥不知道会不会被追杀呢。道德本身发展的困境就决定了你只能将这些原本是凡人的人神化为虚无的东西才能自圆其说,展现出一幅貌似能解决一切问题的样子,只有将道德神化才能避免它不能解决的困境,就像上帝是不能言说的一样,而这也就决定了你不能对神化后的对象有过多的描述,比如摩西十诫里说的”汝不能制造圣象”,神的不可捉摸不可亵渎不可描画不可妄谈就使这些形象成了一碰就破的幻想的肥皂泡。释迦摩尼遇到了割肉喂鹰的道德困境就只好让他在菩提树下成佛,因为这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行为准则注定会毁灭掉自己,成为全知全能的佛,神,圣人(总之不能是人)来逃避这些困境是最好的选择,这样就貌似能解决一切问题了,可其实呢,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也不敢解决,一解决就露馅,盗用改动一下伟人名言来说就是”一切宗教神灵,都是纸老虎!”。

回到晓霞身上,我们就能发现小说中的她几乎是完美的,她是干部子女,却从来不显得高高在上,她读书万卷,却丝毫不带知识分子的酸腐气息,她有强烈的道德感和正义感也好像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她和少平的恋爱是充满了理想主义浪漫色彩的柏拉图式的爱情,她能充分理解少平这个农村来的穷苦的小子仿佛她俩就是一个人一样地心心相印,她从来不会碰到什么尴尬,从来不会手足无措,她仿佛不食人间烟火。她已经完全被路遥雕刻成了一个女神形象,而女神只能是用来膜拜的,女神只接受膝盖,她不会存在于现实之中,无法与任何人的现实生活兼容,她是路遥一手炮制的伟大鸡汤里最有诱惑力的部分。

但毕竟,这是一部要尽力反映现实的作品,在中国走向市场化的进程中必然要出现各种各样新的问题,而只靠晓霞这种道德上神一般的存在是不能解决的,这样写下去也必然会碰到困境,她是以一人之力力挽狂澜还是顺应市场大潮随遇而安?前者必然失败而后者则必然违背道德的原则。以电视剧中的故事来说,晓霞可以解决一桩小翠事件,可随着市场浪潮越来越凶恶她还能发出怎样的声音呢?看看今年刘丽提出的农民工问题在两会上是多么孤独的一种声音,又带来了多么长久的沉默,女神的故事要续写就是今天的刘丽,但是这也就自动脱下了女神的光环了,路遥或许清楚这一点,要么继续神化晓霞而显得越发不真实,要么就只能将晓霞打回平凡的世界里做一个普通人,要维持女神完美的形象,那么就是时候结束她的故事了,路遥选择了一贯的升华道德的方式,即是像耶稣受刑,佛陀割肉一样的为众生而死,但其实她是被汹涌的市场洪水淹没的,她无法解决后来将要出现的问题就只能在这里草草收场以躲避它。

少安的困境,少平的困境,晓霞的困境,其实都是路遥自己的道德困境,也越来越接近道德本身的困境,在时代转型的时期,旧的道德已经不再适用而新的道德还尚未形成,这是处于时代局限的路遥这样的知识分子所无法突破的。

道德是宗教的本质,是无情世界的有情,但它注定了只能是一种感情,甚或是一种情绪,常常转化为无力的眼泪和无助的感叹,始于眼泪也只能止于眼泪。既然<<平凡的世界>>里的道德只能碰上困境而裹足不前,那么就让我们记住女神送给少平的忠告吧”读些哲学,政治经济学,可能我们一时还不太懂,但接触一下肯定有好处,还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就当做女神覆灭前对后人留下的打开困境的遗言吧,当做<<平凡的世界>>的遗言吧,当做道德先烈的遗言吧。

最后,用恩格斯的话为道德尾声画上句号:

“爱(泛爱即是道德,引者注)随时随地都是一个 创造奇迹的神,可以帮助克服实际生活中的一切困难,—-而且这是在一个分裂为利益直接对立的社会里。这样一来,他的哲学中的最后一点革命性也消失了,留下的只是一个老调子: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互相拥抱吧!—-大家都陶醉在和解中了!”

“道德是为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而设计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而在现实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的。”

 

 

 

                                      谨以此文纪念最伟大最高能的鸡汤文学作品<<平凡的世界>>并向路遥先生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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