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米哈伊·瓦伊达是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的重要代表。他的马克思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批判理论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法西斯主义批判领域不可旁绕的一种观点。《作为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正是他相关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围绕着对群众运动基础的阶级分析，瓦伊达对法西斯主义运动产生、发展的历史独特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书中的批判性反思对于理解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本质，冲破庸俗、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束缚，重新阐释马克思的思想，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 阶级分析；群众运动；法西斯主义批判

［中图分类号］B089.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15)03-0016-06

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性反思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主题。然而，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针对法西斯主义的性质、产生机制、历史罪恶、消极影响等问题却存在着迥然有别的观点。基于这样的理论背景，围绕着何为法西斯主义的阶级基础、法西斯主义是否有独特的意识形态、法西斯主义与资产阶级是何种关系以及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是否可以被视为同一等相关问题，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的思想家米哈伊·瓦伊达批判性地分析了共产国际、托洛茨基、塔斯科等人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观点。他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法西斯主义进行一种非编年史的、而是历史哲学的分析。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和国际反法西斯主义的历史背景和理论语境下，瓦伊达的《作为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借用并淋漓尽致地发挥了马克思的理论分析方法，在法西斯主义研究领域发出了自己响亮的、“颇具辨识度”的声音。

一、谁是瓦伊达

米哈伊·瓦伊达（Mihaly Vajda），这个名字可能对国内学术界来说还比较陌生。然而，作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重要流派布达佩斯学派的主要成员，瓦伊达及其代表作《作为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在国际学术界已经产生了广泛影响。

1935年10月，瓦伊达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由于他的犹太血统，在第二次时间大战期间，瓦伊达无法和这个国家中绝大多数的其他居民一样享受同等的权利。在那样受尽苦难和凌辱的环境中，瓦伊达和家人顽强地活了下来。但是历时几个月的大屠杀却在年幼的瓦伊达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并决定了他后来对于生活、生命的理解和态度。可以说，正是犹太人的身份和法西斯大屠杀的经历让他开始对共产主义产生了兴趣，并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1956年，瓦伊达与阿格妮丝·赫勒相识并被引荐给卢卡奇，成为卢卡奇钦点的“布达佩斯学派”的四位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他三位分别是阿格妮丝·赫勒、费伦茨·费赫尔和乔治·马尔库什）。学派的研究主要通过激烈的讨论会进行，卢卡奇每完成一章手稿就交给学派其他成员阅读并让他们提出批评意见。这样的讨论五个人都会参加，他们会在每次讨论前将意见和评论交给瓦伊达，由他进行整理形成统一的阐述，最后交给卢卡奇一份正式的书面报告。正是在这样紧密的学术活动中，布达佩斯学派独特的研究方式和共同的理论见解得以形成。

应该说，《作为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这本书就是布达佩斯学派思想在瓦伊达所热衷的主题上的一次具体实践，是他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对法西斯主义进行的一次分析。与布达佩斯学派成员一道，瓦伊达从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及法西斯主义运动等角度入手，试图借助真正的马克思思想为检验和建立一个真正的自由社会提供理论支撑。然而，当时的官方思想既不能接受瓦伊达的观点也不允许这本书的出版。布达佩斯学派的其他成员也都由于各自的原因遭遇开除党籍、解雇、禁止从事学术活动等处罚。瓦伊达一直处于失业状态并且不能发表任何著作，直到1989年才正式恢复了在匈牙利的名誉和地位。

瓦伊达可以用多种语言写作，出版过的英文、德文、意大利文和匈牙利文的著作近20部。基于这些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将瓦伊达的理论生涯粗略地划分为三个阶段。

早期阶段，瓦伊达致力于研究埃德蒙德·胡塞尔的现象学，先后出版了两本匈牙利语专著，分别是1968年用匈牙利语写作的《“括号内的”科学：对胡塞尔现象学科学概念的批判》（“Zárójelbe tett” tudomány. A husserli fenomenológia tudományfelfogásának bírálatához）以及1969年的《理性与神话的边界：埃德蒙德·胡塞尔的现象学》（A mítosz és a ráció határán. Edmund Husserl fenomenológiája）。理论中期是瓦伊达作为布达佩斯学派成员开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阶段。这一阶段的著作基本都是他立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进行的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批判。1976年用英文出版的这本《作为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是其中的典范。1979年此书被翻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1995年又被翻译成匈牙利文在布达佩斯出版。在这个时期，瓦伊达进行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出版了意大利语、英语和匈牙利语的著作研究市民社会、国家、社会主义等问题。20世纪90年代开始是他理论研究的后期阶段。瓦伊达一度被迫中断的研究在此时得以恢复，他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转向了后现代主义研究，并拓展到了文化、文学、政治等众多主题。在此期间，他陆续出版了十几部著作，例如1992年的《改变着的证明：通向后现代之路》（Változó evidenciák. útban a posztmodern felé）、1996年的德文著作《文化批判主义的危机》（Die Krise der Kulturkritik）、1997年与乔治·马尔库什合著的《布达佩斯学派：关于卢卡奇文集第二卷》（A Budapesti Iskola. Tanulmányok Lukács Gyrgyrl 「」）等。不仅专著等身，瓦伊达还有大约15卷的论文涉及卢卡奇思想、海德格尔思想和匈牙利小说等主题。因此可以说，瓦伊达是一个研究主题丰富、涉猎内容众多的思想家。

二、法西斯主义批判理论的缘起

瓦伊达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关注的主要原因是他参与了20世纪下半叶围绕国家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等问题进行的国际化讨论。其中，马克思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批判理论是其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这一理论体现在他的代表性专著《作为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以及一系列相关主题的学术论文中。瓦伊达对法西斯主义这一历史现象进行反思的原因，除了他的亲身经历以外，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东欧社会现实和理论思潮是密不可分的。

20世纪70年代，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正处于人道主义运动和复兴马克思主义的浪潮之中。为了摆脱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体制上对东欧各国的钳制和束缚，南斯拉夫、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强烈要求在社会层面上实行改革，并要求在意识形态领域冲破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限制，重新确立真正的马克思思想的指导性地位。因此，在东欧各国中，高举着“向真正的马克思回归”的大旗，一批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从政治学、社会学和哲学等不同角度对斯大林式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学术反驳。正是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瓦伊达在《作为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一书中针对当时官方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所持的一些观点进行了批判和反驳，批判了共产国际理论家对法西斯主义的错误理解，批判了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局限性，批判了官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思想教条的、僵化的理解。

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思潮紧密相关的是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性反思。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几十年，但是，对这一险些将全世界引入灭顶之灾、用最极端的方式展现恐怖和暴行、为人类的集体记忆留下深深创伤的灾难和悲剧的反思从未停止过。卢卡奇用“理性的毁灭”来解读法西斯主义包含种族偏见、种族仇恨的意识形态的根源；赖希对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中的独裁主义性格机制进行了弗洛伊德式的解析；阿伦特在对“极权主义”“反犹主义”进行了深刻反思之后得出了“平庸的恶”的概念；弗洛姆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探讨了自由对于现代人的意义并对法西斯主义的“权威主义”人格进行了分类研究；鲍曼则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之间发现了法西斯主义所依赖的现代文明的基石。在这一潮流中，作为一名犹太人，作为法西斯主义大屠杀的亲身经历者，瓦伊达借用马克思阶级分析这一理论武器对法西斯主义运动展开了深入研究。

瓦伊达的专著《作为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一经出版便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成为法西斯主义研究领域中不可旁绕的一种思想代表。在研究法西斯主义问题的多部权威的著作中都有对瓦伊达思想的专门论述，例如1980年出版的《谁是法西斯主义者：欧洲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根源》［1］、威斯康辛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斯坦利·佩恩（Stanley G. Payne）的专著《法西斯主义的历史：1914—1945》［2］、罗杰·格里芬（Roger Griffin）主编的《国际法西斯主义：理论、原因和新共识》［3］、彼得·戴维斯（Peter Davies）和德里克·林奇（Derek Lynch）的《劳特利奇指南：法西斯主义与极右翼》［4］432、马丁·布林克霍恩（Martin Blinkhorn）的《法西斯主义与欧洲右翼，1919—1945》［5］、戴夫·兰顿（Dave Renton）的《法西斯主义：理论与实践》［6］。在这些著作中，研究者将瓦伊达与奥古斯特·塔尔海默、霍克海默、鲍威尔、托洛茨基和尼克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等学者并置，认为他的思想是代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典范。除了这些学术专著，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还有多篇专门研究瓦伊达这部代表专著的书评。这些法西斯主义研究方面的著作，有的是法西斯主义理论导读性质的，有的是政治学、社会学或历史学角度的专门的学术研究，但是都无一例外地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部分将瓦伊达的《作为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视为经典和代表。

三、基于阶级分析的法西斯主义批判

瓦伊达在序言中明确指出，他写作《作为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的目的不是提供关于法西斯主义事件的编年史，而是要对法西斯主义进行历史哲学的研究，也就是要说明法西斯主义的历史独特性。瓦伊达的分析立足于马克思阶级分析的根本立场，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阶级的地位、结构、意识形态特征、历史作用等角度入手来寻找法西斯主义产生、兴起的根源。

《作为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是一本结构十分明晰的著作，全书从总体上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共十四章。第一部分的标题为“小资产阶级的阶级组织”。在这一部分中，瓦伊达指出法西斯主义运动是以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并且吸收、聚集了中产阶级中社会地位发生下移的“破落”分子作为其战斗组织的中坚力量。第二部分的标题为“危机与出路”，瓦伊达在这个部分分析了，由于特殊的政治体制，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德国是如何成为一种政治备选方案来应对资本主义制度中所发生的变化的。第三部分是“法西斯主义制度的政权和统治”。在这一部分，瓦伊达借助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观点，把法西斯主义当作波拿巴主义的一种形式进行了分析，他的分析基于一个根本原因：两种政治统治都是由一个经济权力依赖于政治角色的掌权者来实行的。根据全书的三个部分，可以将瓦伊达的主要观点总结如下：

首先，法西斯主义不是统治阶级发起的运动，事实上，作为一种群众运动，法西斯主义的主体是小资产阶级。

正如阿伦特所言，“极权统治的手段不仅比较严厉，而且其极权主义形式与我们所知的其他政治压迫形式（例如专制政府、僭主暴政、独裁）有本质区别。”［7］瓦伊达明确地指出，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区别于其他资本主义独裁的统治形式。法西斯主义独裁依靠群众运动上台，在掌握政权之后对传统的统治阶级施压并进行排挤。那么什么是群众运动的基本特征呢？“群众运动意味着利益和意识内容移向大众层面。群众能够在其传播和表达形式中找到自己。斗争和行动形式上的发展具有直接的作用，最后，群众渴望自身处境的改变、渴望安全、渴望说明关系以及渴望集体统一的愿望得到清晰表述并得以系统化。”［8］瓦伊达认为，法西斯主义正是通过这些手段掌握了群众，获得了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并最终依赖这种群众运动登上了政治舞台。确切地说，法西斯主义夺取政权是大资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上层与法西斯主义领导者结盟或者妥协的结果。因此，法西斯主义不仅不是由大资产阶级发动的、不仅不代表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反而在很多场合和重要决策上公开与传统的统治阶级利益相违背。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法西斯主义掌握了这个欧洲社会人口最为广泛的群体——小资产阶级。马克思曾经对小资产阶级的生存地位作出过细致描述：“在现代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但是，这一阶级的成员经常被竞争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而且，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他们甚至觉察到，他们很快就会完全失去他们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地位，在商业、工场手工业和农业中很快就会被监工和雇员所代替。”［9］56由此可见，小资产阶级一直具有摇摆不定的特性。“法西斯主义的群众主要由感到生存威胁的中产阶级构成；法西斯主义的‘精英’是从没有任何稳定生存方式的阶层中招募的。”［10］104这个由处于社会边缘、地位岌岌可危的失业的白领、流氓无产者、农民等组成的群体在现行体制内感到生存受到了严重威胁。他们将自身的悲惨处境归咎于无产阶级的壮大，因此，他们在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中找到了同自身利益相符合的因素，期望通过支持法西斯主义既能保存自己少得可怜的既得财产又能恢复自己原有的社会地位。在这样的现实和心理前提下，小资产阶级成为法西斯主义运动兴起和发展的主要力量。

其次，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以“总体性”为原则，反平等、反民主、反自由的非理性主义。

法西斯主义为了争取更多群众的支持，必然宣称反对所有特殊利益对其他利益的优先权，而所有的特殊性都要服从“总体的”、民族国家的利益。在瓦伊达看来，这种总体性体现出了一种对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的拒斥。因为，自由主义最核心的内容就是理性主义的至高无上性，理性最终的胜利就是自由的实现，这是资本主义进步和发展中一直坚守的价值理念。这种蕴含着主体性、个体性和特殊性的理念成为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否定的直接对象。法西斯主义用民族国家和种族的框架克服了一切特殊性的要求，它表现出一种不为保护某一个阶级的利益而是保护所有人利益的姿态，由此将资本主义和改良社会主义都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法西斯主义认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是简单地不惜牺牲总体性而主张自己的利益特殊性，改良社会主义的口号和目标也只是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诉求。小资产阶级认为自己既没有资产阶级上层雄厚的经济实力，也没有工会组织的保护，因此才会在阶级斗争中失去自己既得的利益。由此，他们对民族和自由同样怀有敌意。法西斯主义正是利用小资产阶级对大资本家和无产阶级的仇恨而直接在自己的意识形态中否定了资产阶级文明的精髓——民主与自由的价值。

再次，虽然在统治形式等方面具有相似甚至相同之处，但是由于经济状况和阶级实力的差异，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与德国法西斯主义不能被视为同一。

瓦伊达首先指出，法西斯主义上台前后，意大利同德国的经济环境是完全不同的。当时的德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国之一，而意大利只是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意大利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同在政治上一样软弱无力，它根本无力保障稳固的政治统治，也无法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创条件。为了打开资本积累之路，意大利的资产阶级只能选择将政权拱手让给法西斯主义。而事实证明，法西斯主义统治期间，意大利的资本化进程的确得到了长足发展。

然而，德国的情况是不同的，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已经完成了粗放阶段，稳步进入到集约型阶段，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资产阶级也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更为多样的政治选择。换句话说，德国资产阶级曾经一度面临民主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抉择。那么，德国为什么最终选择了法西斯主义道路呢？瓦伊达指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德国在当时急于推翻魏玛民主而建立一个能够更有力地推动经济发展的政权，而能够帮助德国清除魏玛民主制度的只有法西斯主义。因此资产阶级半自愿地选择了法西斯主义，这种选择从根本上说是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结果。

最后，由于法西斯主义的统治不是由这个阶层的经济实力决定的，因此法西斯主义采取人为地制造紧张局势的统治策略来维持政权。

瓦伊达指出，法西斯主义独裁得以为继需要制造一种长期的、反革命的政治假象，制造人为的紧张状态。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垮台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它没有办法提供自身继续存在的依据。“因为制造这种人为的紧张状态在意大利对于经济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意大利的工业发展在这一时期仍然处于粗放阶段，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不必为战争工业让路。）事实上这是为外国利益服务的。因为与希特勒的联盟，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丢掉了它的‘国家’特性，而这使广泛的反法西斯运动有可能发展成为一种国民的抵抗（national resistance）。这就是为什么与德国人截然相反，意大利人民大规模地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在意大利，反法西斯斗争覆盖的范围比与希特勒结盟的任何其他国家都大得多的原因。”［10］106瓦伊达认为，法西斯主义独裁者不惜发动战争来保证自己政权的稳固，根本原因仍然与自身的经济利益相关。由于法西斯主义的领导地位不是由自身在社会中所处的经济地位决定的，一旦社会进入到平稳发展的阶段，经济上真正掌握权力的资产阶级上层必然会重新掌握政权。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以小资产阶级为群众基础的法西斯主义尤其害怕“他们被迫采取的政策会给他们自己、给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他们的财产带来的后果”［9］451。因此，法西斯主义独裁统治只有通过人为地为群众运动制造土壤，才能保证政权的稳固并对经济的运行进行干预。

四、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践

《作为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是一本十分有趣的“小书”。虽然篇幅不长也没有过于晦涩的理论表述和难以理解的观点立场，但是阅读此书仍然需要基本的理论知识准备和历史事实储备，例如：理论上，马克思对波拿巴主义的批判、卢卡奇的“勃鲁姆提纲”、第二国际对法西斯主义的界定等；历史上，凡尔赛和约、魏玛共和国、罗斯福新政等。此外，还要将这本书放置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背景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脉络中才能凸显其中的理论深意和独特性，我们可以将之概括为两个方面。

第一，瓦伊达的法西斯主义批判体现出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作为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完成于20世纪70年代初。正如瓦伊达所言，在他写作这部研究著作时，赖希、弗洛姆、阿多诺等学者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反响。这些代表性理论更多地是从意识形态、性格机制、文化因素等角度进行分析的。换句话说，“社会—心理学”的法西斯主义研究理论在当时更为盛行。然而，瓦伊达的法西斯主义批判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切入的，他试图从社会—心理学的“基础”入手来找到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原因。正如他所言，“纳粹政权最残忍和种族灭绝的手段完全没有必要归因于其领导者的施虐狂或‘疯狂’。这个政权自诞生起为了生存就需要这些手段。历史上‘通常的’战争和资产阶级社会通常的战争几乎都是为了实现一些具体的目标而发动的。法西斯主义政权的性质决定了这种战争的目的不是也不可能是除了战争本身之外的任何东西。”［10］122应该说，瓦伊达这种理论立场和研究是紧紧跟随着马克思的思想和研究方式的，那就是从现实和经济基础出发。这一方面体现在，瓦伊达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阶级分析的方法和阶级斗争理论来解读法西斯主义运动。瓦伊达不同意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社会简化的阶级分析，认为仅仅考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法西斯主义上台与小资产阶级发挥的主体作用是密不可分的。因此，瓦伊达紧扣“阶级”概念，对资本主义社会各阶层的实际状况和关系进行了分析。无产阶级在德国和意大利的代表主要是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工人，由于没有实现彻底革命的坚定信念，因此逐渐瓦解。资产阶级上层只是想要保障自己的经济利益，因而完全不在乎是否拥有行政权力，甚至主动把政治上的行政权交付给其他阶层。小资产阶级被驱逐出再生产领域，是事业、生存受到威胁的群体。虽然不具有经济权力，然而他们需要政治权力来保障自己的生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瓦伊达对小资产阶级的分析非常细致，从他们的意识形态特征到群体结构再到转向法西斯主义的原因都进行了深入探讨。瓦伊达认为，小资产阶级是法西斯主义作为一场群众运动的真正的社会基础。

另一方面，瓦伊达淋漓尽致地发挥了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分析方法，将之运用到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之中。研究中，瓦伊达不仅大量借用了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中的思想来分别分析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中个体与其私人利益之间的关系，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阶级在政治统治和经济权力上的地位与作用，而且在行文中，瓦伊达多次使用“正如马克思所言”“在马克思看来”等表达方式阐明了自己的研究所坚持的理论立场。由此，作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瓦伊达的法西斯主义批判理论完全倚重马克思原著中的思想，是对马克思思想的一种再运用、再阐释。

第二，瓦伊达的法西斯主义批判理论是对庸俗的、教条主义的、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反驳，体现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冲破束缚、重新解读马克思的理论任务。如前所述，东欧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研究上体现出了一种共同的诉求，那就是通过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批判，为本国实现一条自由发展、体现自身特殊性的社会主义道路寻求理论根基。因此，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各流派的思想家从不同角度、不同主题入手，对当时东欧官方的、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了批判性反思。瓦伊达在这一潮流中，以第二国际为主要代表，反驳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对法西斯主义的界定和所持的主要观点。例如，当时官方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法西斯主义是由大资产阶级发动的运动，法西斯主义政权是资产阶级的傀儡。也就是说“正统马克思主义继续在法西斯主义的产生与工业和帝国主义扩张之间确定直接的关系，并由此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大企业的‘走狗’”［4］52。瓦伊达借用马克思的理论批驳了这种观点，指出：“马克思的分析提醒我们这些同时代的人，对一个政权的实际状态和特点的理论检验必须建立在分析该政权涉及的所有阶级和阶层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基础之上。马克思明确地区分了那些实际掌控政治统治权和那些行使经济权力的阶级和阶层。他对于波拿巴主义的分析清楚地说明了，政治社会学分析的任务不是简单地通过对财产关系的检验就可以完成的，财产关系本身并不决定制度的政治体制。《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被证明是一个富有创意的出发点（完全与它是否证明了法西斯主义符合波拿巴主义的所有基本特点无关），因为它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那些被社会民主政治和斯大林主义接受为标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否认的东西。事实是，在特定的社会形态中，主要阶级并不进行政治统治的政治制度是有可能存在的（在法西斯主义之前的历史中有些时候就是这样），即拥有决定性生产资料的阶级并不进行政治统治。”［10］95-96因此，法西斯主义虽然与资产阶级上层具有某种联系，但是它夺取政权绝不是因为它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瓦伊达的这种反驳实际上是对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单线的、教条的决定论思想的一种批判。在他看来，这种观点是共产国际、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共有的一种基本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经济权力可以自动地赋予一个阶级政治统治的权力，这样就将阶级关系简单化为单一的因素。他坚决反对这种观点，将政治统治、政治体制和经济关系视为一个复合体，认为经济基础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不仅存在政治的主导地位不是由经济直接决定的状况，而且政治上层建筑反过来还对经济具有反作用。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现实说明了，一个不具有经济实力的政治统治集团可以迫使经济的运行作出调整以适应政治的需要。

瓦伊达的这些驳斥是非常有力度的，虽然他的论述是在法西斯主义批判这一框架内进行的，但是矛头也直接指向了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主义对马克思思想的歪曲。他的批判力图说明，建立在同样的经济体制基础上的国家政权形式、政治体制也可以以多样性的方式出现。他的论述同时也隐含着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诉求，那就是反对一体化的政治模式的压制，要立足于不同国家的现实处境和阶级力量、结构的差异，建立体现本民族、本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形式。

五、结语

当然，瓦伊达的理论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例如有学者指出，瓦伊达以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主义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认为在这两个国家中，法西斯主义发展成为一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政治因素，然而，他的这种观点忽视了法国、挪威、奥地利等国的法西斯主义的特殊力量和功能，虽然这些国家本国的法西斯主义倾向最终没有得势，然而，这种忽略仍然是不应该的。［11］此外，对于德国资产阶级选择法西斯主义掌权背后的经济危机的重要作用，瓦伊达并没有投以足够的关注。然而，无论如何，这些都不能抹掉《作为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批判理论所具有的重要贡献，都不能掩盖作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著作，书中的批判性反思对于冲破庸俗、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束缚、重新理解马克思所产生的积极意义。围绕着对群众运动基础的阶级分析，瓦伊达对法西斯主义运动产生、发展的历史独特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所采取的融合了经济分析与文化批判、结合了历史史料与哲学思考、兼顾了宏观与微观视域的方法论，对于丰富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具有重要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回顾这本“小书”，不能否认，它无疑是重新认识法西斯主义、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批判的一次非常有益的尝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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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David Edgar.Book Reviews： Fascism as a Mass Movement［J］.Race and Class，1977，19（2）：213.

•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１０ＡＫＳ００５）；黑龙江大学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布达佩斯学派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研究”（ＪＣ２０１４Ｗ１）
• ［作者简介］孙建茵（１９８０－），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副教授，博士，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 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哈尔滨，150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