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原理 2015年10月27日 20:56

如何理解群众史观?

文/黑夜里的牛

群众史观或者更通俗的说法“群众创造历史”,是马克思主义者最常说起的话。这一观点几乎成了判断立场的标准,凡是承认群众史观的,是自己人;而不承认这一点的,自然就是异类。在多数场合下,群众史观往往被简化为一种“政治态度”,而不是科学论述。这种简化的后果是复杂的。害处之一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本身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说辞,从而失去科学的威力。这又必然导致各种各样的偏离。

有的人就认为,如果你说“群众创造历史”,那么在当前这个帝国主义时期即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时期,群众在干什么呢?多数是在上班睡觉吃饭,有一些人罢工游行要求加工资,只有极少数在进行“创造历史”的活动。相反,被认为不能创造历史的英雄或精英们,却正以明确的社会主义意识,从事着通向社会主义社会工作,而这不正是“创造历史”吗?于是,群众史观就被当做意识形态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英雄史观,或者英雄史观的更具体化的形式:“先锋队史观”即先锋队创造历史。

还有的人认为,“群众创造历史”只是大尺度的一种说法而已。英雄应该明白自己的使命,不能被自己的说辞套进去了,“等待群众觉悟”,“膜拜群众”,而不是以自己为主体,展开历史的行动。具体实际操作中来看的话,群众的这种“创造”是他无法控制的东西,我们能做的,就是搞好英雄团体或者说先锋队,把群众拉倒自己身边。具体拉谁呢?谁好拉拉谁。谁好拉呢?你拉了就知道了。那拉多久才算拉呢?一年,两年,三年?多少人去拉呢?一个,两个,三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慢慢就知道了。那如何定义一次实践的有效性呢?…..

当然,在上面这种种对唯物史观的反动之外,还有过头的解读。比如,有的同志认为,既然群众创造历史,那么群众不需要任何帮助就能自己创造历史。否则,就应该说群众和XX一起创造历史。所以,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应该抛弃自己的精英意识,或者说“救世情怀”,变成一名普普通通的群众。融入无产阶级,融入到群众中,消灭自己特殊的存在,只有这样,才能摆脱“知识分子”“外人”的无力感。先锋队要么不需要存在,要么只能作为群众自己选举起来的机构而存在,总之,不需要一个凌驾于群众之上的机构。也就是说,群众自发地就能走向觉悟和胜利,外来的力量多数情况都是在误导、打压和瓦解群众。

无论是否定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还是放弃先锋队,都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这样一种认识:群众创造历史,就意味着群众会“自觉”地创造历史。这里的自觉的意识是,在改造历史的活动中,知道自己是社会的改造者,而当下的社会关系,则是被改造对象。对改造的结果有明确的期待,对改造失败有充分的准备,等等。群众自发的运动,必然走向完全自觉的斗争。群众的这种自觉达到这种程度,以至于不需要先锋队来领导。

革命运动绝没有纯理论的争论,这不仅是说理论争论背后总是有阶级立场政治倾向的对立分歧,而且理论争论本身,也将带来实实在在的政治后果。群众史观的问题不就是这样吗?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务必要弄懂群众史观,否则,就无法正确地参与运动。

本文试图做一些基本理论的梳理,为进一步讨论清除障碍。

什么是群众?

我们时常谈到群众这个词,那么它的含义是什么呢?

首先要澄清普遍存在一种的误解,即把群众理解为大众,并与精英相对立。而所谓的精英,就是指老板、高级专家和管理者、政府官僚等等“稳拿”们。自然,资产阶级等精英当然不是群众。这种误解是非常普遍的,尤其是在左派的话语中。

这种提法在日常讨论中或者在宣传中或许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在理论探讨和研究的时候,就不能这样模模糊糊地理解概念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历史事变时,使用过资产阶级群众这个词:

“我并不想来苛责议院中的那些可怜的‘民族自由党人’。我知道,他们已被那些站在他们背后的人即资产阶级群众抛弃了。这个群众不愿进行统治。他们还非常清楚地记得1848年。”(恩格斯 《德国农民战争》序言 1870年第二版序言)

资产阶级共和派为资产阶级建立了共和国,把革命无产阶级赶下台,一时堵住了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的嘴,以后自己也就被资产阶级群众所排斥,这批资产阶级群众有权利把共和国据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可是这批资产阶级群众是保皇派,其中一部分,即大土地所有者,曾经在复辟时期居于统治地位,因而是正统派;另一部分,即金融贵族和大工业家,曾经在七月王朝时期居于统治地位,因而是奥尔良派。”(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如果资产阶级群众存在,那么很明显,划分群众与非群众的,不是穷富,也不是阶级地位。每个阶级的都有自己的群众,也有自己的非群众。那么这个非群众是什么呢?

群众(mass)指的就是许多人,多数人。这个多数人是跟少数人相对立的。那么这个少数人是指什么呢?如果少数和多数不是指少数剥削者和多数被剥削者,那就应该是指少数代表和多数被代表者,领导者和被领导者。这种代表与被代表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主要表现在政治领域。因此,与群众相对立的,就是政党。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群众,也往往有自己的政党。比如上面引文中的法国二月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就是对应于资产阶级群众的党。与此同时,还有与小资产阶级群众相对应的山岳党。但这不是说一个政党就只能代表一个阶级。比如在中国民主革命中,中国共产党就代表了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关于党和群众的关系,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做过经典阐述:

“‘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领袖的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的党)?’——单是问题的这种提法就已经证明思想混乱到了不可思议的无可救药的地步。这些人竭力要标新立异,结果却弄巧成拙。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把不按照生产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区分的大多数同在生产的社会结构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团对立时,才可以把群众和阶级对立起来;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这都是简单明了的道理。”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另一个常用的概念是“人民群众”。实际上,大家在使用群众一词的时候,往往指的就是人民群众。一般说来,人民就是指劳动人民。因此,人民群众这一概念,是排除了剥削阶级群众的。《资本论》第一卷《所谓原始积累》中谈到了资产阶级尚未掌权时期,人民群众所遭受的暴力剥夺,并预言了人民群众对资产阶级的剥夺。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语境里,资产阶级是排除在人民之外的,资产阶级群众是排除在人民群众之外的。而人民群众,不仅包含工人阶级群众,还包括农民、小资产阶级等劳动阶级群众。

资本主义制度却正是要求人民群众处于奴隶地位,使他们本身转化为雇工,使他们的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

在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和随之而来的对教会地产的大规模的盗窃,使暴力剥夺人民群众的过程得到新的惊人的推动。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天主教会是英国相当大一部分土地的封建所有者。对修道院等的压迫,把住在里面的人抛进了无产阶级行列。

“他们取消了封建的土地制度,也就是使土地摆脱了对国家的贡赋,以对农民和其他人民群众的课税来”补偿”国家,他们要求对地产的现代私有权(他们对地产只有封建权利),最后,他们强令实行定居法。

“荷兰的人民群众在1648年就已经比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人民群众更加劳动过度,更加贫困,更加遭受残酷的压迫。

“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充分表现出来,要完成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要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这一现代历史的杰作,就需要经受这种苦难。

“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公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后者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现在,我们算是把基本概念搞清楚了。群众是相对于政党(或者更全面地说,是“英雄”,科学研究、阶级斗争等各方面的英雄)而言的。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群众,一般也有自己的政党。人民群众是指劳动阶级群众。在马克思主义者的交流语境中,群众往往是指人民群众。

人民群众在何种意义上创造历史?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教科书在论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时,分了几个层次来谈。

第一个层次是物质生产。“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生活资料,是劳动群众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的。劳动群众的生产活动是整个社会全部生活的前提和基础。既然物质生产的实践活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因而以不同形式从事生产和促进生产实践活动的人民群众,必然对社会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个层次是精神财富的生产。“人民群众在创造社会精神财富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任何真正有价值的精神财富都来源于社会实践。社会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和艺术家的作用在于对人民群众所从事的生产活动、阶级斗争、科学实验和艺术实践的经验做了概括的总结。”

第三个层次是社会变革。“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主力。”“人民群众决定社会发展的伟大作用,在社会变革时期,在社会历史发生惊天动地的事变和革命风暴时期,显得尤为突出。历史上一切真正的革命运动,实质上都是人民群众起来摧毁腐朽的社会制度的斗争,革命的主力军都是劳动群众。”“恩格斯说,‘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甚至资产阶级的最光辉灿烂的成就都不是它自己争得的,而是平民大众,即工人和农民为它争得的。’”(肖前等 《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第八章 《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

关于教科书的论述,我们从两个方面谈一下。

1,教科书对这三个层次的划分是正确的。但是,它并没有更详细地说明这三个层次的关系,没有把他们当做有机的整体来叙述。我们都关心社会革命的问题,因此我们一起来看看前两个层次与第三个层次的关系。

首先,“群众是社会物质生产的承担者”,就决定了“群众是社会变革主力”。为什么这么说?社会革命即政治革命就是暴力推翻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剥削阶级不是为了统治而统治,他们是为了维持剥削制度才不得不进行统治。警察和牧师的存在,就是为了使得被剥削阶级屈从于当前的生产关系,承认私有制,承认雇佣劳动制(在古代是奴隶制度或者农奴制)。只要人民群众还认同剥削制度,愿意接受剥削,那么剥削制度就是稳固的,而剥削阶级从被剥削阶级身上获得的大量物质财富,足以维持一个充分强大的统治机构。在这时,除非有强大外力介入,任何革命力量都是无法夺取政权的。或者即使夺取了政权,也不是革命,而只是政变而已,剥削制度依然被保持下来。只有当群众开始不认同剥削制度,并把矛头指向统治者的社会,社会革命才会发生。群众的斗争有时候会成功,有时候会失败,但即使失败了,反动派也往往不得不“实现革命的纲领”,充当“革命遗嘱的执行人”(马克思 《一八五九年的爱尔福特精神》)。正因为群众是社会变革的主体,对于革命党而言,一旦脱离群众,就必然走向失败。没有英雄(或者说党)领导的群众,虽然不能建立起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但也能创造一些历史(比如广泛的社会改良,乃至在特殊的情况下夺取政权);但没有群众支持的党,则一定是一事无成,什么历史也创造不了的。在党创造历史的地方,一定有群众;而在群众创造历史的地方,却未必有党。党只能通过领导伟大的群众运动,才能创造历史。承认群众的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不同于形形色色唯心史观的地方:

“民粹派分子对于各个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创造历史的社会阶级的独立趋向采取完全不信任和轻视的态度。因此,民粹派分子以惊人的轻率态度大谈(忘记了他们的周围环境)各种各样空洞的社会计划,从什么“组织农业劳动”起到使我们的“社会”努力于“生产村社化”为止。“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马克思《神圣家族》),——这些话表达了哲学历史理论最深刻最重要的原理之一,对这种哲学历史理论,我们的民粹派分子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了解和不能了解的。随着人们历史创造活动的扩大和深入,作为自觉的历史活动家的人民群众在数量上也必定增多起来。然而民粹派分子在议论一般居民、特别是议论劳动居民时,总是把他们看作是采取某些比较合理的措施的对象,看作是应当听命走这一条或那一条道路的材料,而从来没有把各个居民阶级看作是在既定道路上独立的历史活动家,从来也没有提出过在既定道路上可以发展(或者相反,可以削弱)这些历史创造者独立和自觉活动的条件这样一个问题。”(列宁 《我们拒绝什么遗产?》)

其次,社会变革所依据的“原则”或者“科学”,并不是脱离人民群众的实践发展起来的。比如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就不是纯科学研究的结果。就像阿尔都塞的伟大著作所揭示的那样,从人本主义意识形态到历史科学的“认识论断裂”,绝不是纯知识生产的产物,而是阶级立场转换,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决裂的结果。没有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是没办法开启这一场知识革命的。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不是工人阶级,甚至没有直接参加工人运动,但是他们是站在阶级斗争战场上的无产阶级的位置进行观察和思考,才发现了资产阶级学者发现不了的东西。这时的马克思恩格斯,已经不是工人运动之外的马克思恩格斯,而是作为无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的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同阿尔都塞的提法,需要对列宁的灌输论做了一定的补充:马克思主义虽然是在工人群众之外创造起来的,却不是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外创造的。列宁的灌输论应该理解为把马克思主义带入到工人阶级中,而不是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外,带入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之中来。(我们认为,考虑到马克思恩格斯说关于其他阶级成员加入工人运动的条件的相关论述,这样的补充或修正是有道理的。当然,这个问题仍然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最后,我们需要补充一点,那就是在革命过程中,我们最容易看清楚群众和(非群众)英雄人物谁是主,谁是次的问题。在剥削社会正常运转的时期,群众是被剥削、被压迫、被消除了一切主动性,作为“劳力者”,被“劳心者”所治理。即使在政治上最开明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群众对社会管理的参与也无非是被缩小为可怜的投票而已。当资本主义遭遇严重的危机,群众站起来独立表达自己的意愿的时候,整个制度就开始颤抖了:

“当群众墨守成规的时候,资产阶级害怕群众的愚昧,而在群众刚有点革命性的时候,它又害怕起群众的觉悟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2,教科书所谈的创造历史,可以分成两类“创造”。第一类是在当前生产关系范围内的社会发展;第二类是改变现存生产关系的活动。第一类活动的主要部分就是生产实践。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剥削者绝不可能让劳动群众脱离生产劳动,因此人民群众一直都是生产活动的主体,这是毫无疑问的。而由于剥削阶级从来都不会愿意主动变革生产关系,只能是在被倒逼或者被推翻之后,才会发动社会变革。因此,第二类“创造”历史的活动,必然首先表现为政治活动。在剥削社会里,统治阶级总是让群众“远离”政治(其实是要求群众服从),这也就决定了,群众通常都不是这一类创造历史的活动的主角。

比如,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一篇文章里谈到群众在第二类创造历史活动中的作用时,就说工农群众现实“沉睡”的,但大战震动了群众,使他们觉悟了,而在革命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之后,他们正以主人的姿态“独立创造历史”:

“当时,在一百多年以前,创造历史的是一小撮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则尚处于沉睡状态。因此,当时历史的进展也只能是极端缓慢的。现在资本主义大大提高了整个文化,其中包括群众的文化。战争震动了群众,以空前未有的惨祸和苦难唤醒了他们。战争推动了历史,历史现在正以火车头的速度飞驰前进。现在千百万人正在独立创造历史。”(列宁 《当前的主要任务》 1918年5月)

列宁在谈到苏维埃时,也在这种意义上使用“创造历史”的概念:

“苏维埃是新型的国家机构…为先锋队即被压迫工农阶级中最有觉悟、最有毅力、最先进的部分提供了组织形式,所以它是被压迫阶级的先锋队能够用来发动、教育、训练和领导这些阶级全体广大群众的机构,而这些群众向来都是完全处在政治生活之外处在历史之外。”(列宁 《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

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人类将进入无阶级社会。在无阶级社会里,群众和英雄的区分当然还会存在,但英雄不再固定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职能如政治家,职业革命家等。完全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就要求“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使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历史发展的主人,不仅在生产活动中,而且在生产关系的变革,乃至文化的创造中,都成为自觉的主体力量。

无产阶级政党

如果列宁认为群众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会逐渐成为独立的历史创造者,为什么他又强调只有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下才能夺取政权呢?

我们已经反复说过,在剥削社会里,多数群众并不会成天反对剥削制度,甚至不会觉得剥削制度不合理,否则,剥削制度很快就会垮掉,哪里还能正常维持呢。只有在剥削制度因为其内部的矛盾或者外部的冲击,造成群众当前生活被打断之后,才会爆发革命。群众表现出推翻现存政权的革命愿望,这是最重要的,但还不够,我们还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两个问题:

第一,革命是被统治阶级推翻统治阶级的政权。显然,不仅要看被统治阶级的状况,还要看统治阶级的状况。列宁对此亦有经典论述:

“一切革命,尤其是20世纪俄国三次革命所证实了的一条革命基本规律就是: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认识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这个真理的另一个说法是:没有全国性的(既触动被剥削者又触动剥削者的)危机,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要举行革命,第一,必须要多数工人(或至少是多数有觉悟、能思考、政治上积极的工人)充分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并有为革命而牺牲的决心;第二,必须要统治阶级遭到政府危机,这种危机甚至把最落后的群众都卷入政治活动(一切真正的革命的标志,就是在以前不关心政治的被压迫劳动群众中,能够进行政治斗争的人成十倍以至成百倍地迅速增加),削弱政府的力量,使革命者有可能很快地推翻它。”(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第二,被统治阶级或革命阶级是从长期的政治上的沉睡中苏醒过来的,这就意味着,他们整体上缺乏丰富的政治斗争的经验。另一方面,群众的觉悟程度也是高低不一的,有已经达到先锋队成员水平的无产者,也有具有一般革命群众的群众,还有仍然认同剥削制度的落后群众。而且,即使我们假设群众都突然一下子很觉悟了,但一个阶级不是一个人,一个人的头脑在自己脑子上,一个阶级的头脑则是要通过艰苦工作才能建立起来的机构。这些上千万上亿的群众要展集体行动,必然经过长期复杂的沟通争吵谈判等等,才能建立起自己的指挥部,这个过程完成的时候,统治阶级多半已经把局势稳定下来了。

基于这两点,我们就会明白,革命阶级需要一个久经考验的司令部或指挥部。这个指挥部不仅能够全面正确地估计形势,还能够把无产阶级组织到自己身边,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教育群众,启发群众,带领他们前进。这也就意味着,需要在这种危机形势到来之前很长时间,就建立起无产阶级政党,否则无产阶级革命虽然能够强烈震撼资本主义秩序,乃至实现相当多的改革,但不可能成功夺取政权,即使夺取了政权,也不能保卫政权。关于这一问题,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关于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里面谈得很清楚:

“共产国际极其坚决地反对那种认为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独立政党也可以完成自己的革命的观点。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种斗争必然要变为国内战争,其目的是夺取政权。但是并非任何一个政党都能夺取、组织和掌握政权。如果无产阶级有一个有组织的、经过考验的、并在内外政策上具有非常明确的目标和当前具体行动纲领的政党作为其领导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夺取政权才不会是一个偶然的插曲,而会是无产阶级进行长期共产主义建设的出发点。

“这种阶级斗争要求把各种各样的无产阶级运动形式(工会、合作社、工厂委员会、文化教育工作、选举等等)联合在一个核心的周围,并对其实行总的领导。这种共同的起联合和领导作用的核心,只能是政党。反对建立和巩固政党,拒不服从政党的领导,这就等于反对对活动于不同斗争场所的各个无产阶级战斗队实行统一的领导。最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要求有集中的宣传鼓动,以及用同一观点来阐明各个斗争阶段的情况,把无产阶级的注意力集中到各该时期整个阶级的某些共同任务上。如果没有一个集中统一的政治机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政党,这是无法做到的…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和产业主义者想反对资产阶级专政,但不知道怎样干。他们没有理解到,工人阶级没有独立的政党,就等于是无头的躯干。

“工人阶级只靠总罢工和采取“观望”策略是不能彻底战胜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必须举行武装起义。谁懂得这一点,谁也就应当懂得,为达到这个目的,光有不定型的工人协会是不够的,一个有组织的政党必须建立。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常常说,坚决革命的少数能够起巨大的作用。但实际上,工人阶级中坚决革命的少数,即立志采取行动,具有纲领,决心把群众组织起来的共产主义的少数,只能是共产党。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的这段论述也很重要:

“党组织的作用和名副其实的党的领袖的作用,也正在于通过本阶级一切肯动脑筋的分子(注:每个阶级,即使是在最文明的国家里,即使它是最先进的阶级,并且由于当前的形势,它的一切精神力量得到最高度发挥,其中也总会有一些分子不动脑筋和不会动脑筋,而且只要阶级还存在,只要无阶级的社会还没有在自己的基础上完全加强、巩固和发展起来,就必然还会有这样一些分子。否则,资本主义便不成其为压迫群众的资本主义了。)所进行的长期的、顽强的、各种各样的、多方面的工作,获得必要的知识、必要的经验、必要的(除了知识和经验之外)政治嗅觉,来迅速而正确地解决各种复杂的政治问题。”

当然,在我们理解了党存在的必要性的同时,还必须警惕那种认为党和群众之间存在不可跨越的鸿沟的不切实际的精英主义观点。实际上,党员本身也是从群众中产生的,而且还会一直从群众中产生出来;而某些党员也会由于自己思想动摇,生活腐化等原因而退化到群众,甚至落后群众的水平。党和群众的差异是存在的,但这种差异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是变化的,而不是静止的。正因为如此,先锋队才需要深入到群众之中,一以贯之地接受运动的锻炼,群众的监督,不断吐旧纳新,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先锋队的“先进性”。

此外,鉴于上一次社会主义运动的痛苦经验,我们必须提出这样的疑问:如果在革命中需要无产阶级政党是合情合理的话,那么,革命后呢?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完成吗?列宁认为,俄国党之所以要在革命胜利之后还坚持先锋队领导,坚持党的严格的纪律,是因为俄国当时的主要人口是小生产者(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小资产阶级无时不刻不在生产资本主义,腐蚀工人阶级:

“从共产主义的观点看来,否定政党就意味着从资本主义崩溃的前夜(在德国)跳到共产主义的最高阶段而不是进到它的低级阶段和中级阶段。我们在俄国(推翻资产阶级后的第三年)还刚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即向共产主义低级阶段过渡的最初阶段。阶级还存在,而且在任何地方,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都还要存在好多年。也许,在没有农民(但仍然有小业主!)的英国,这个时期可能会短一些。消灭阶级不仅意味着要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意味着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这种人不能驱逐,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很长期、很缓慢、很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战胜集中的大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蚀活动制造着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那种恶果。谁哪怕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在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如果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通过合作化道路变成了跟工人阶级一样的劳动者了呢?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考虑把让群众脱离党来进行社会管理呢?我们认为,列宁对此应该是保持了开放的态度。而毛泽东则是在看到先锋队上层蜕变为特权阶层,进而搞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实实在在的危险之后,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群众自我领导自我管理的尝试。虽然这场实践失败了,但是文化革命所指出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当然,这已经超出了本文所讨论的范围,就不多说了。

群众路线

上面已经谈到,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主力军,而党是革命阶级的司令部。那么,这个司令部如何能够完成自己的功能呢?我们略微展开说明一下这个问题。

多数情况下,群众都是不觉悟的。这里的不觉悟是指群众对自己的阶级地位,阶级斗争和本阶级的历史使命等问题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在危机的时期,群众无法照旧生活下去,为了生活,群众不得不寻找出路。这里必须先做一下概念的区分:群众的愿望;群众的情绪;群众的政治水平。群众的愿望是指群众希望得到的东西,最开始肯定是温饱,但是群众一旦站起来,就不会满足于温饱,总想要更多东西,比如更多的假期,更高的工资,甚至从奴役状态中解脱等等;群众的情绪是指群众是不是对统治阶级愤怒,以及这种愤怒的表现,比如对于斗争的态度,是想行动,还是不想行动等等;群众的政治水平是指群众对于自己所参与的斗争的真实意义,斗争所要达成的新制度是什么样子等问题的理性认识。

当群众运动发动起来的时候,尤其是在群众已经推翻了政权之后(如法国1789年革命,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它就不会随随便便退回自己原有的位置,而是会继续表达自己的愿望,一旦群众认为当政的政党不能满足自己的愿望,就会产生对立情绪,这种情绪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以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形式,把政府推翻。

群众的愿望是真实的,在推动着历史发展。但是群众决不能用愿望建立政权。当群众表述能够实现自己愿望的制度时,由于他们自身政治水平的限制,总是免不了落入剥削阶级意识形态或者具体而言,落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陷阱:自由、民主和博爱。

可以用精神分析理论来做一个蹩脚的比喻。群众的愿望是阶级的无意识,之所以叫无意识,是因为他们这种愿望没办法在政治角逐中直接说出来。政治角逐讲的是方案,而方案必须是基于对现实的分析,是讲逻辑讲事实的。当无产阶级群众的无意识愿望上升到意识层面,以政治的话语说出来的时候,往往是各种无政府主义的或者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胡话。所以,首先当政的往往是资产阶级政党,然后是小资产阶级政党,但这些政党的立场决定了,他们无法明确说出群众真正需要的东西,所以结果是要么他们联合反动力量把群众打倒,要么被革命群众推翻。群众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但不是有意识的主体,而是无意识的主体。(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群众,对于资本主义缺乏深入的思考,对于社会主义也没有什么设计。这个主体,不同于生产实践中的那个有意识的主体。)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把群众的愿望用理性客观的话语表达出来:无产阶级群众不是要求什么空洞的平等,而是要求掌握生产资料;不是追求抽象的自由,而是追求免除奴役的自由;不是要求废除继承权带来的不平等,而是要废除私有财产本身;不是建立社会共和国,而是施行无产阶级专政。阶级的无意识表现在无产阶级政党的有自觉政治意识的纲领中。群众的愿望和群众的政治水平的矛盾解决了。党和群众形成了一个创造历史的统一体。

当然,这是一个比喻而已,只不过为了能过换个角度说明问题。列宁也这样认为。群众起来了,这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党需要站在群众前面引路,为整个阶级提出行动的口号(比如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等),在群众敢于斗争时,带领他们争取自己的未来: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这样说过。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像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制度的积极创造者的身分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作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尺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但是,在这样的时候,革命政党的领导者也必须更广泛、更大胆地提出任务,使他们的口号始终走在群众的革命主动性的前面,成为他们的灯塔,向他们表明我们的民主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的无比宏伟和无比壮丽,向他们指出达到完全的无条件的彻底胜利的最近最直的道路如果我们不利用群众这种盛大节日的活力及其革命热情来为直接而坚决的道路无情地奋不顾身地斗争,我们就会成为背叛革命和出卖革命的人。”(列宁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但这并不是说只要党一开始就能够站在群众的前面,就像前面讲到过的,群众往往选择先让资产阶级政党或者修正主义政党引路。在群众对这些修正主义分子彻底失望以前,革命政党和群众的统一是无法实现的:

“单靠先锋队是不能胜利的。当整个阶级,当广大群众还没有采取直接支持先锋队的立场,或者还没有对先锋队采取至少是善意的中立并且完全不会去支持先锋队的敌人时,叫先锋队独自去进行决战,那就不仅是愚蠢,而且是犯罪。要真正使整个阶级,真正使受资本压迫的广大劳动群众都站到这种立场上来,单靠宣传和鼓动是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这些群众自身的政治经验。这是一切大革命的一条基本规律,现在这条规律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德国都得到了十分有力而鲜明的证实。不仅没有文化、大都不识字的俄国群众,而且文化程度高、个个识字的德国群众,都必须亲身体验到第二国际骑士们的政府怎样懦弱无能、毫无气节、一筹莫展、对资产阶级奴颜婢膝、卑鄙无耻,亲身体验到,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就必然是极端反动分子的专政,然后才能坚决转到共产主义运动方面来。”(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在夺取领导地位以前,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任务,是要争得参与角逐的资格,成为一个“备胎”。也就是说,能够在群众抛弃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时候,取得群众领导者的地位:

“国际工人运动中觉悟的先锋队,即各个共产主义政党、小组和派别的当前任务就是要善于引导广大的(现在大半还是沉睡、消沉、因循守旧、尚未觉醒的)群众采取这种新的立场,确切一点说,就是不仅要善于领导自己的党,而且要善于在这些群众走向和转向新立场的过程中领导他们。如果说从前不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彻底战胜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就不能完成第一个历史任务(把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争取到苏维埃政权和工人阶级专政方面来),那么,现在不肃清左倾学理主义,不彻底克服和摆脱左倾学理主义的错误,也就不能完成已经提到日程上来的第二个任务,即善于引导群众采取能够保证先锋队取得革命胜利的新立场。”(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再进一步说,要能够在“群众走向和转向新立场的过程中领导他们”,党需要做什么事情呢?就是通过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加强和扩大党和群众的联系,就是走群众路线:

“我们党的一切组织和团体每天经常进行的全部工作,即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都是为了加强和扩大同群众的联系。”(《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对于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列宁也有进一步论述。

第一,是要守住工人阶级的思想阵地:

“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它的任务不是消极地为每一阶段的工人运动服务,而是要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给这个运动指出最终目的,指出政治任务,维护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独立性。”(列宁 《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

第二,是深入到工人阶级的经济和政治斗争,广泛地开展鼓动:

社会民主党的座右铭,应当是不仅要帮助工人进行经济斗争,而且要帮助工人进行政治斗争;不仅要针对当前的经济要求进行鼓动,而且要针对一切政治压迫进行鼓动;不仅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只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旗帜,所以俄国社会民主党应该设法继续发展并且实现这个理论,同时要保卫它,使它不致像许多“时髦理论”(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成就已经使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时髦”理论了)那样常常被曲解和庸俗化。现在社会民主党应当全力以赴地到工厂工人和矿业工人中去进行活动,同时不应该忘记,随着运动的扩大,一定会有家庭工人、手工业者、农村工人以及千百万破产的饥寒交迫的农民加入它所组织的工人群众的队伍。”(列宁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

第三,把工人阶级分散的或者缺乏指导的斗争组织起来,促使其向更高水平的运动发展:

“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活动是要协助俄国工人运动发展和组织起来,把工人运动从目前这种分散的、缺乏指导思想的抗议、‘骚动’和罢工的状态,改造成整个俄国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斗争,其目的在于推翻资产阶级制度,剥夺剥夺者,消灭以压迫劳动者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列宁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共产党之所以走群众路线,根本上讲是因为“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党要干预历史,就必须实现与群众的结合,而要与群众结合,就必须坚持毛主席所说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通过长期在群众中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取得群众的信任和认同。而就政党本身来说,要保持自身的无产阶级性和纪律性,也必须走群众路线,否则,政治性和纪律性都会成为空洞的东西。

结语

在本文结束时,我们总结一下。

群众史观是历史科学(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论断,它要表明的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任何历史变革脱离了群众都不能实现。

群众路线是用历史科学指导政党建设所得到的一条基本原理。党只有跟群众建立深入的联系,才有可能领导群众。而只有领导着群众的党,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

在群众运动已经广泛开展起来的时候,却说不能确定党应该去哪里工作,或者否定政党存在的必要性,“融入”工人阶级了事,这些看法都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必要批判这些偏离群众路线的倾向。

至于当下的道路问题,虽然不是本文的论述范围,但我们认为列宁的这段话,似乎仍可作为当前行动的指导:

“总之,同志们,干起来吧!不要浪费宝贵的时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要满足正在觉醒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要组织工人运动,要巩固革命团体及其相互联系,要供给工人们宣传鼓动的书刊,要把散布在俄国各个地方的工人小组与社会民主主义团体统一成为一个社会民主工党。”(列宁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1897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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