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Adolf Voladimir Fichte Stalin

文青们都爱开脑洞，说是要穿越到民国去，为啥呢？因为他们就觉得民国是个黄金时代。文青们自然是不能在此盛世去扛枪送死当炮灰的，去了民国就是要成响当当的大学者，大教授，大知识分子。为啥不穿越到建国后呢？因为文青们觉得建国后知识分子当的没意思，不自由，而且穷。在文青们眼里，没事发发小诗，喝喝小酒，男文青能和名戏子调笑，女文青能嫁个男教授。末了，岁竟年终也能拿好几百大洋，糊口自不用说，生活也能称得上优渥。于是网上疯传，民国时期文教拨款颇丰，使人觉得知识界有油脑肥肠之感。某瓣有好事者撰文指称，民国教职员工待遇甚高，赶超官僚，是我天朝五千年之幸甚！

此种说法，网上疯传，成为“美谈”。继而，文青们便脑补新中国之情况：

然而文青们却忽略了两个重大问题，第一，教职人员工资果真高吗？第二，县太爷的工资果真低吗？

以上的数据来自《xx条例》，可是条例是一种纸面上的规定，执不执行就是个问题了。这几年党国开会时，也常常说要在原则上执行某条例，也就是说不一定执行。先说中小知识分子，《xx条例》颁布一年之后，1928年，南京、杭州、吴淞、江都、阜宁等地小学教员为索取欠薪，纷纷辞职、请愿、罢教，要求改善待遇。1933年北平的小学教员要求当局还清积欠、按十成发薪未果，47校决定实行怠工，40余所小学教学停顿。成天打仗，大兵尚且养不活，何谈什么教员呢？中小职员不聊生，高级知识分子的日子也好不到哪儿去。1921年6月3日，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为教育经费请愿，连十分著名的大知识分子，向来为政府站台的胡适之先生也上了街，因为这一年，胡先生也被欠薪了，政府只发了他两个半月的工资。

钱呢？说好的教育经费呢？

当然在衙门啦。上面的截图里说，民国县长一月工资四十，这分明是在胡扯，工资本上显示，哪个县委书记都是工薪阶层，可私底下，却往往是全县数一数二大大财主咧。懒得打字，两幅图奉上。

第一幅说的是薪俸的法定标准，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县长的工资根本就不止四十块大洋，而是四十块大洋的七倍半。

第二幅是一个政府官员的账单，实际工资比上面那个表里的还要高。

虽然我朝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淖中挣扎数十载，但是作为统治集团代表的官僚绝不会把自己的生活标准降低一分一毫，榨取类似于小生产者的中小知识分子教员就自然而然了，假定一个官僚群体，不爱捞钱却爱给老师们送钱，这种中二的时期也只可能是文青当了姓赵的才会做得出来。

自从清廷统治秩序崩溃之后，全社会失范，固定的剥削者转而变成如走马灯似的剥削者，姓赵的可以盘剥，Mr. Yangdaren也可以盘剥，城市里的资产阶级榨取农村血汗，姓赵的也伪装成新兴的资产阶级，变着法的压迫劳苦大众，这也是所谓的黄金时代？文青们自是不用管卖力者的死活的，他们自诩劳心者，民国是属于劳心者的时代。所以为了证明民国好，有不少文青晒出西南联大的工资单：

从上图我们可以分析几个重要问题，完全可以击碎文青的白日民国梦。

问题一，西南联大是抗战时期的国统区最高学府，其中最富盛名的学者陈寅恪先生不过五百块大洋，一国之顶尖学者，不过和省政府委员一个待遇。其中最低的熊十力先生，呵呵，44年的工资水平赶不上28年一个秘书，所谓教授，也不过如此。（该表单既包括文科学者，也包括理科学者）。

问题二，表中学者，全部是学术大咖，学术造诣没的说（有不少太高深，我也搞不懂，反正很牛掰），上表中学者基本都掌握三门以上外语，陈寅恪先生粗通十几门语言，而文青那种刚出道的小菜鸟不少还在为四六级东奔西走呢。

第三个问题才是致命一击，为啥人家敢坐冷板凳，为啥人家有闲工夫去研究这些学问呢？因为上述大咖，我查的到的（没查到的不一定出身不好），过半都是统治阶层精英出身（附表于下）。文青们自然要抨击了，人家有才华，和家世无关。试问在动荡的近代，上流社会垄断高级教育资源，一个贫苦出身的文青需要多大的努力才能弥补这种差距？一些文青们又要反击，我爸是某县xx局科长，我妈也上过大学，像我这样的精英……你那也配叫统治阶层？你那也配叫精英？表中的诸位，光是县太爷家的大公子便有好几位，还有厅长家的少爷，省长家的才俊，人家之所以能拿那份工资，归根结底，不是因为人家是教授文青，而是因为人家是精英，是统治阶级的有机组成部分，榨取的民脂民膏自然也是能分得一杯羹的。

姓名	家境
柳无忌	父亲柳亚子，南社创始人，孙中山总统府秘书，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上海通志馆馆长。
闻家駟、闻一多	父辈为小知识分子。
冯文潜	冯家为天津著名盐商。
皮文举	祖父皮锡瑞，晚清经学大师。
张文裕	父辈为贫苦农民。
罗常培	没落的满族家庭。
唐兰	父亲以开水果店为生。
叶公超	父叶道绳，曾任九江知府。曾祖叶衍兰，咸丰朝进士，曾任户部郎中、军机处章京。
汤用彤	父汤霖，光绪十五年（1889年）进士渭源县知县
贺麟	父亲贺松云，晚清秀才，卒业于金堂正精书院，曾主持县的教育事务——当过金堂中学校长。
容肇祖	父亲容作恭，广雅书院学生，清朝的拔贡。
熊十力	父亲为乡塾教员。
郑天梃	父郑叔忱，光绪十六年进士，历任顺天乡试同考官、翰林院侍读、奉天学政、京师大学堂提调等职。母陆嘉坤，任天津北洋高等女学堂总教习。
饶毓泰	父饶之麟，清朝举人、拔贡生，曾任七品京官户部主事。
吴大猷	父亲吴国基，清光绪二十六年（1901年）中举，曾任驻美国使馆随员，后任直隶知县。
郑华炽	祖父在香港经商。
曾昭抡	是曾国藩胞弟曾国潢之曾孙子。父亲曾广祚，清县学附生，江苏候补道。
陈寅恪	其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
陈铨	出身于知识分子兼商人家庭。
冯友兰	父亲讳台异，字树候，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科进士，湖北崇阳县知县。冯氏是当地的望族，合族而居，有地千余亩。
金岳霖	洋务派官僚家庭，其父曾任湖北省铁路总办和漠河金矿总办。
沈有鼎	父亲沈恩孚是清末举人,辛亥革命时任江苏民政次长和省公署秘书长,后退出政界,专门从事文教活动,曾任同济大学第四任校长。
张荫麟	官宦之家。
刘崇鋐	父亲是张之洞女婿。祖父是林则徐女婿。
嘎邦福	帝俄贵族。
雷海宗	父亲雷鸣夏为当地基督教中华圣公会牧师。
邵循正	祖父为清代贵州布政使、署理贵州巡抚邵积诚之孙。外祖父陈宝瑨光绪十六年进士，户部湖广司兼云南司郎中，截取知府，补授云南曲靖知府，护理迤东道，诰授通奉大夫。
叶企孙	祖父为清代贵州布政使、署理贵州巡抚邵积诚之孙。外祖父陈宝瑨光绪十六年进士，户部湖广司兼云南司郎中，截取知府，补授云南曲靖知府，护理迤东道，诰授通奉大夫。
吴有训	吴有训
周培源	小商人。

一国之高级知识分子数量有限，且多是统治集团的大公子之流。文青倘使在民国，多半是混不到如此高位的，纵使投胎，也不过是引车卖浆者的孩子，识字尚属奢侈，更遑论学洋文做学问了。假使是女文青，有几番姿色，到还是有可能做个童养媳，成为某大学者的潜在妈妈的。可问题是，民国太短，一不留神，孩子可就成了共党的卖力者，人民的马前卒了，这可是万万使不得的，文青们大都自以为有根所谓的脊梁骨，宁为反动政权死，不为劳苦大众生的。可现实却是无比的残酷，文青大多出身寒门，而少数出身上流社会的早已不属于文青，而跻身作家富豪排行榜了。

民国之后是新中国，蒋家王朝被解放军撵到海里面去了。依傍于封建地主、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劳心者自然不能再鄙夷大观推刃之徒，颐指气使了。但是至少在福利待遇上，教授们还是不错的。1956年工资表中，教授们排在了第六级，仅次于省长，高于省会城市市长。陈寅恪、梁思成、冯友兰、季羡林、钟敬文等被评为一级。全国当时共评出一级教授56名，评审极为严格，有的全省只有一个一级教授，有的省一个都没有。季羡林是一级教授，每月工资345元，加上中科院学部委员的津贴100元，共445元。而吃一次莫斯科餐厅，为1.5～2元，汤菜俱全，有黄油面包，还有一杯啤酒。当时宋庆龄属于行政一级，工资最高，也不过579.5元，而西南联大工资表上的诸位大多都是一级和二级教授。由此看来新中国给诸位学者的待遇不可不谓优厚。

放眼整个教育行业，也处在整体上升水平上，1950-1958年，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教职人员欠薪。再来看一看传闻中所谓的宪法规定财政支出教育比重，有舆论指称，民国宪法规定，教育支出比重在中央不得低于15%，但是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最高年份也仅为百分之4多一点，连百分之十五的领头都不到，呵呵哒。再看下表：

（以上材料来自《中华民国统计年鉴（民国三十五年）》）

“1955年国家决算用于社会文教事业的支出，共占本年支出的10.87%。1955年高等学校在校学生达到29万余人”（《1956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从比例上来讲，社会主义中国的教育支出比重远超民国，更加接近于民国宪法所规定的比例，而且建国才六年，在校人数超过民国三十五年累积的总毕业人数60%，谁更重视教育？在校学生数比民国顶峰翻了一番还多，文青们上大学的机会增加了一倍。大学不上，恐怕是没有多大的机会能当上教授的吧？

现在我们可以大致得出这样的结论：

民国的教育重视只是在纸面上的，远远赶不上新中国。

民国的教授们待遇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在和官员的差距上，甚至比新中国还要大。

民国的教授们属于精英阶层。（换言之，就是统治阶级的一个部分。）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向往民国教授的文青们分为两种，一类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屌丝的命却操着高富帅的心，背叛本阶级，妄图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类人一般也就是开一开脑洞，控制欲强一点罢了。而第二类人才隐藏着真正的大问题。

第二类大多尚未认清当前的形势，文青们自然以文科学生为主，而在文科学生里糊涂的文青不在少数。自我朝改革开放以来，一切交于市场去评判，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短期的经济利益成为主要目标，长远的东西自然也就被抛在脑后。譬如阿三军购，短期购入先进武器可以解燃眉之急，大幅提高战斗力。但是长远来看，知识储备积累远胜于花钞票买来的东西，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从不存在慈善家，也从没有装备礼包。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于知识的蔑视与对于金钱的崇拜并行。所谓“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忽视知识简直就是社会潮流。苏维埃政权倒台之后，苏联大批知识分子也陷入了这样的境地，甚至远走异乡去谋生。

伴随着改开而来是计划与思想的双重失范。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秩序荡然。在生产方面，便是生产秩序崩溃，计划经济下的良好经济状态被打破，生产陷于无序化。而映射在知识分子培养领域，便是知识分子的培养也陷于无序化。自九十年代以降，大学无序扩招，在校生人数呈几何级数增长，远远大于市场需求，尤以文科专业为甚。文科不需要什么设备，于是乎，中文、法律之类的传统文科专业处处撒网，遍地开花，多年名列教育部就业红牌专业之中却依旧扩招，造就了以百万计的“一瓶不满半瓶咣当”的文艺青年，拥有一些知识，却是普工层面的劳动者，随时可以被替代。

20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某些人文学科日益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因为经验主义的时代已近尾声，而技术与创新的大幕已然拉开。在古代，公文政治之下，八股文自然可以成为治理国家的手段，在民国，历史哲学也能够提供些许统治术的经验，然而现在是21世纪，传统的知识结构在网络的碾压之下，早已无以立足。大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国情是基尼系数不断拉大，由改开前的0.2上下，飙升至如今0.5以上。无用武之地对于文青们已经足以使他们失魂落魄，而不断拉大的阶级差距更使他们难以释怀。

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混上教授的无良文人肆意误导学生，某某某大学教授叫嚣（是指一群不是一个，因为教过鄙人的老师，所以略去姓名），大学就是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少去接触社会，少谈吃喝拉撒，多论形而上学。已然一副高高在上的嘴脸，自视为统治阶级，浑然不觉自己已经沦为了无产阶级的一份子，失去了上流社会的门票。不能认清自我，脱离工人群众，陷于象牙塔之中，天天遑论，“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一面拿着与工人无异的工资，一面却耻于与贩夫走卒之流并行。当劳动者的主人翁位置被篡夺，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多数不是去抗争，只是发发牢骚，骂骂当局。一包烟，一壶酒，在陋居，不改其装逼本色。甚至摆出一副姓赵的姿态，批判燕园里讨薪的工人起来。

越是悲哀越是折腾，越是折腾越是悲哀。前赴后继的失业文青没有也瞧不起足以谋生的一技之长，于是只能在床上做起自己的梦。梦醒之时即是梦破之日，感慨完民国的风骚传闻之后，唯一能做的是泡一碗泡面，烟雾缭绕中，慷慨激昂，仿佛自己是坐在中央大学的办公桌边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