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艺 2016年02月29日 20:05

丑恶的资本主义英雄007

文/格瓦拉的马黛茶

导语:巴尔扎克曾说过:“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在二战之后的英国,前军情六处特工伊恩·弗莱明,于1953年开始创作007系列小说。在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这一系列小说和007的形象,被改编成电影、游戏,几经流变,不仅与“莎士比亚”“憨豆先生”等一同成为英语民族的文化符号,而且反映出后殖民主义时代英国社会经济状态的变迁。本文分为三部分,试图结合原著小说,通过对男主角(007)、邦女郎、反派这三种形象的分析,剖析隐藏在007流行文化下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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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新“冒险”英雄

一、

在人类社会里,“英雄”的形象与物质的创造、占有和保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天然地具有引导作用,并且逐渐演化出了某些象征。

早在公元前4300年前两河文明的遗址里,出土了一座男性雕像,左手执一根泥制棍棒,他代表了氏族部落的军事首领,其手中的棍棒则是后世王权和权利标识的起源。自此之后,从埃及法老的黄金面具和蛇杖,到查理曼大帝的皇冠;从“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假发和大氅,到中国历代皇帝的玉玺和龙袍,处处体现着不可置疑的、绝对服从的权力。统治者创造出了一个高大的、光芒刺眼的形象,使得原始氏族部落的平等居民,变为阶级社会的“谦卑而惶恐地匍匐”的顺民。这种形象的塑造,会引起部分百姓的不满,因此他们需要另一种形象作为润滑剂,以几尊“当代英雄”的雕像拱卫左右,告诉人民“你们可以成为这样的人物,与朕一同分享上天赐予的荣光呵!”。

阶级社会当中的“英雄”,常常具有军事身份,是为国家开疆扩土的英雄,或者是人民利益的保护者,兼具宗教道德教化意义。中世纪英雄史诗里,勇敢的骑士罗兰和熙德,分别为查理曼帝国和西班牙王国而战,征讨异教徒摩尔人。“当代英雄”的形象,不像统治者那样刻板,而是有一些民间文学的生气和活力。但是,它们仍然在统治阶级道德框架内,不断地被打磨,直到光滑圆润如《红楼梦》中贾府门口的石狮子。

英国,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殖民帝国,在长达五个世纪的殖民史当中,它的文化艺术和意识形态都被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纳尔逊远征印度、东拒拿破仑,这样的战场赢家是当之无愧的英雄。而另一种“冒险家”也成为了时代英雄,像这种人物可以举出一大串名字,诸如克莱武、戈登、詹森、劳伦斯、温盖特,他们远赴“不开化”的殖民地,参与各种政治阴谋,甚至挑起战争,为宗主国和个人篡夺利益。等到十年或二十年后,伦敦的上流社会俱乐部,将会出现一个肤色黝黑、出手阔气的上校,一边大杯灌白兰地酒,一边大谈殖民地见闻,享受着众人崇拜羡慕的目光:“我是身经百战见得多了,东方哪个国家我没去过?人家中国的李鸿章,比你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我和他谈笑风生。”

(油画《戈登之死》。查理·乔治·戈登,英国工兵上将,曾协助清政府,领导洋枪队镇压太平天国起义,1884年担任英属殖民地苏丹总督,被“马赫迪”起义军打死,该油画就是表现这一场景。他被中国和苏丹人痛恨,但被英国奉为圣徒,)

(油画《戈登之死》。查理·乔治·戈登,英国工兵上将,曾协助清政府,领导洋枪队镇压太平天国起义,1884年担任英属殖民地苏丹总督,被“马赫迪”起义军打死,该油画就是表现这一场景。他被中国和苏丹人痛恨,但被英国奉为圣徒,)

二、

最初,007不是作为一个后殖民主义时代的英雄,而是作为一个花花公子出现。作者伊恩·弗莱明出身英国贵族,父亲是下议院议员,他是所谓“3P”时代的典型代表(英文:poor papa pay for children, 四十年代的俚语,意为:“可怜的爸爸为孩子们付账”),学业事业皆不留心,喜爱飙车饮酒,拈花惹草,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浮浪子弟。虽然,由于他在军情谍报上的能力突出,在军情六处官至海军中校,但依旧习性不改。

在他笔下,007的追求享乐、玩世不恭的特质被显露的淋漓尽致。显然,在保守的社会,这种人物不能被赞誉有加。在年代更早的、保守的维多利亚时代,人们更喜爱洁身自好的独身侦探福尔摩斯和波洛,更信仰虔诚的护士南丁格尔。伊恩·弗莱明和他的男主角,都是浮夸的社交界的”butterfly”(英文,意为花花公子)。在作者的社交圈里,人们都认为他在写“乱七八糟的色情小说”,他那“出身名门”的妻子,更是“常对其笔下的间谍人物嗤之以鼻,称他们粗俗不堪,难登大雅之堂,催促其早日封笔。”

显然,007不是写给战前社会那些保守的阶级看的,而是写给年轻人,后殖民主义时代的商业消费者看的。第一部小说《皇家赌场》就描写法国海岸的赌场,美丽诱惑的女郎,激烈的搏斗,通俗小说的读者最想读到的,就是令人兴奋的情节,引人入胜的经历。在普通人的生活中,没有金钱也没有机会,去体验这样的经历。作为上流社会的叛逆者,伊恩·弗莱明对这些事物十分熟悉,他随手拈来,就成了平民大众的口袋读物。五十年代,伦敦街头的男青年,在站牌下等公交,他们掏出一本口袋书来消遣,大概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或者伊恩·弗莱明的间谍小说。

在阶级社会里,一个成功的男性形象,应该拥有以下三个要素:武力、财力、魅力(俗称“高富帅”)。“007”詹姆斯邦德的熟悉形象是这样的:手持PPK手枪、身穿高档西装,身旁是美丽的“邦女郎”。对“异端”的打败和征服,对财富和异性的占有,是007对读者的吸引力所在。

(电影《来自俄罗斯的爱情》,1963年10月)

(电影《来自俄罗斯的爱情》,1963年10月)

三、

007服务于英国军情六处,手持先斩后奏的杀人执照,身旁有美女相伴。在冷战时代,意识形态挂帅,也许是伊恩·弗莱明作为既得利益阶层的一员本能地痛恨着苏联,也许是他作为英国官员,为了“政治正确”,在他笔下,007的敌人大都来自“锄奸团”(电影中为“魔鬼党”),这是一个虚构的、属于苏联官方的组织。“锄奸团”,俄语原文为“SMERSH”,系俄语“消灭”和“奸细”两词缩合而成。其组织地位高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直接由贝里亚亲自领导。

电影、电视和广播的出现,使人们意识到大众传播的力量。1962年,007的第一部电影《诺博士》上映,随即引起轰动。冷战时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垒,意识形态挂帅。詹姆斯·邦德的第二部电影便是《来自俄罗斯的爱情》,“魔鬼党”以俄国女郎塔尼扬娜·罗曼诺娃为诱饵,在火车上安排杀手取007性命。007不仅神勇地挫败计划(其中包括火车搏斗,和击落直升飞机),还抱得美人归。这是一针致幻剂,正好打在了观众的脉搏上。资本主义社会受剥削的劳动者,与剥削者同仇敌忾,坚决地反对剥削者的敌人,并且崇拜统治者的骑士,这是资本的胜利。

伊恩·弗莱明于1964年去世,留下20部007系列小说。之后,小说由雷蒙德·本森、约翰·加德纳和查理·韩格森先后续写。到了九十年代,苏联解体,007的敌人变成了恐怖分子。

英国既得利益者的愿望,被折射到反恐和反苏的现实诉求当中。007的角色,由游离在上流社会边缘的花花公子,变成了后殖民主义时代的资本英雄。很快,这个“当代英雄”就要去征服“异端”和异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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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作为战利品的“邦女郎”

一、

邦女郎,即与詹姆斯·邦德有着情感纠葛的女性。只要詹姆斯·邦德出现,就必有美女相随。她们只是“花瓶”:既不能消灭野心家,也无法拯救世界。她们只能以4种形象示人:第一种,落入凡间的“天使”,通常头脑单纯、善良天真;第二种,不慎被坏人利用的“纯洁女郎”;第三种,可以同007并肩作战的“好伙伴”;第四种,欲置007于死地的“坏女人”。

007是一个所谓的绅士,对美丽的女人十分温柔,堪称善解人意无微不至。但是,他希望女性做一个乖顺的花瓶,中产阶级家庭中的乖顺主妇,办公室里的金发女文员。在伊恩·弗莱明的原著小说,体现出了这种男权思想。在他的笔下,女性并没有多少独立意识,误入歧途的女性,等待邦德去拯救,好做回“良家妇女”。

与邦德有恋爱关系的,有好几个他的女同事,发生办公室恋情,并且女方毫无例外地温柔贤惠、洗衣煮饭无所不能,还要“金发碧眼”(电影里为了情节紧张刺激,大多数改成了能打的女特工)

而007与之步入婚姻殿堂的妻子名叫德蕾伊霞,身份颇为特殊。她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典型白人美女,是意大利黑手党大头目的女儿,母亲则是一个清白的英国女教师,而前夫是意大利伯爵,人称德蕾伊霞·维琴佐伯爵夫人(在结婚当天,这个妻子被仇敌开枪打死)。一如戈登和克莱武,他们属于所谓的上流社会,好女人要有耀眼的头衔,高贵的出身,一个显赫的女性,才能是邦德的餐桌“主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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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殖民的视角和男性目光的审视,在邦德与女性,尤其是英国之外女性的关系中,有着浓厚的色彩。

这种性别关系,在殖民小说里早有描写,主角落入野蛮人手中,要杀要剐,野蛮人中的女性不顾性命地给他带食物和水,并且提供帮助,如普希金《高加索的俘虏》。或是主角作为救世主的形象出现,从野蛮人手中救下美丽的祭品少女,如《八十天环游地球》《所罗门王的宝藏》。野蛮人的女性,往往对白人殖民者无条件地付出,极端的忠诚,以一种卑微的姿态奉献爱情,结局往往悲惨。而白人殖民者,只需要掉几滴眼泪,伤感一番,就可以扬长而去。

例如莱蒙托夫笔下《当代英雄》中,美丽而单纯的切尔克斯少女贝拉,被沙俄军官毕巧林以欺诈的方式掳掠而来,又受毕巧林的花言巧语蒙骗,竟然爱上了他。之后,毕巧林对她心生厌倦,日渐冷淡,最终她死于毕巧林的仇敌的刀下,成为不幸的牺牲品。莱蒙托夫以同情的态度来看待这件事,对毕巧林持批判态度。而在伊恩·弗莱明笔下,007邦德是白璧无瑕的,所有的女性都心甘情愿地跟随他,这个二十世纪的“当代英雄”不需要为自己的渔色荒淫负担任何责任。

(电影《明日帝国》剧照,007与华人演员杨紫琼)

(电影《明日帝国》剧照,007与华人演员杨紫琼)

007的邦女郎,多数是金发的白人女性,而俄罗斯和法国女性尤其多。冷战时期,以俄罗斯为主体的苏联,是西方世界的头号仇敌。西方对其极尽丑化与歪曲致能事,征服社会主义国家的女性,成为了007的一大精神胜利。在阶级社会的人类战争中,女性是一种值得争夺的贵重财产。法国与英国,在中古时代欧洲的多次争霸战争中不分高下。到了近现代,随着法国奢侈品、餐饮、娼妓业的发展,法国的风流、浪漫、懒惰的特征正式形成,尤其是法国女性,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极具诱惑的商品,如茶花女玛格丽特。

在电影《金手指》里,观众记忆犹新的一个片段,是女郎雪莉·伊顿,也就是原著小说中的黑人女子姬儿·玛斯托顿,为了帮助邦德而遭受主人严酷的惩罚,被全身刷上金漆,窒息而死。那么,邦德是怎么看待黑人的?

在短篇小说《孽债》里,牙买加总督与邦德聊起了一个殖民地的英国官员,后者自幼父母离异,孤僻内向,却能够与殖民地尼日利亚黑人友好相处。

总督:“我常想,他之所以能和尼日利亚的黑人相处得那么好,是因为长期以来他缺乏爱,潜藏在内心深处的热烈和丰富的情感无法宣泄。而尼加拉瓜人秉性善良,从他们那里他得到了爱,也使自己孤独的情感找到了归宿。”

邦德觉得总督太一本正经了:“恐怕最麻烦的还是他和那些漂亮的黑人姑娘不懂得怎么避孕吧!”

这种审视,与其说是一个庸俗的玩笑,不如说是白人男性殖民者的审视。作为作者伊恩·弗莱明的倒影,007坚持着白人精英观点,他的对手中,有黑人民意领袖比格(黑社会)、法国工会领导人利弗尔(妓院老板、苏联间谍),还有平民富豪雨果(恐怖分子,苏联间谍)。黑人、工会、平民富翁,这些社会新生力量,挑战着伊恩·弗莱明所属的旧阶级的统治地位,因此要把他们污名化、政治化。而对女性的审视,与100年前的毕巧林没有多大差别,他需要与野蛮人争夺这个战利品,以显示自己的荣耀,至多是贝拉那保守的长袍换成了姬儿的火辣比基尼……

东方的黄种人女性则有另一种不同的命运。

在伊恩·弗莱明小说《死亡乐园》(电影《雷霆谷》)里,终于出现了东方女性的身影,是一个日本女子铃木芳子,与重伤失忆的007结为夫妻,并且怀上了007的孩子。但是007恢复记忆后就抛弃了她。

这个故事很像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日本少女巧巧桑被美国军官平克顿抛弃,却生下来他的儿子,后来把儿子交给平克顿与他的美国妻子,自己切腹自杀。对于掌握着经济与政治霸权的白人男性而言,日本女性是一个容器,一个繁衍后代的工具,甚至比不上白人女性的地位,只有白人女性可以做妻子,而日本女性是逢场作戏的玩物。

(歌剧《蝴蝶夫人》海报)

(歌剧《蝴蝶夫人》海报)

在小说《最后关头》,也就是电影《明日帝国》里,中国女性第一次出现。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香港妓女桑妮(扮演者杨紫琼),不愿意接受社会主义中国统治,在与007发生关系后,拿到了英国移民资格。

而这个故事则与世界四大音乐剧之一的《西贡小姐》相似。越战结束前夕,西贡妓女金与美国大兵克里斯发生一夜情,作为交换代价,克里斯为金谋求美国移民资格。

这两个形象颇为有趣,她们与这两个著名的故事很相似,也代表着西方上层对东方古国女性的想象(也是直男癌对女性的想象):顺从、含蓄、隐忍、依附于男性。从小说《菊子夫人》,到歌剧《蝴蝶夫人》,再到音乐剧《西贡小姐》,三个故事主线相同,都是殖民者对殖民地女性的玩弄。大师普契尼对巧巧桑倾注了同情与喜爱,而《菊子夫人》和《西贡小姐》却相当反动,前者是赤裸裸地殖民审视与男性审视,而《西贡小姐》则把责任推到越共头上,似乎女主人公因为堕入妓院,被美国大兵像挑货物一样挑选,是因为“红色盗匪”越共,不能拿到移民资格也是因为越共,之后让孩子跟随父亲去美国,自己开枪自杀,更因为越共。越共破坏了爱与和平,越共狼子野心,挑起战争,而美国是个白璧无瑕的小清新,根本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大兵胡搞乱搞的责任,商人投机倒把的责任,屠杀越南和平居民的责任——一切都撇的干干净净。007小说《最后关头》里,也有对香港回归前景的讽刺,不得不说伊恩·弗莱明在这一刻附身于续书者,继续反苏反共了。

在他们的视角下,东方女性的头,一直是低垂着的,并且将继续低垂着,以谦卑的姿态,化身为日本少妇、中国妓女、越南舞女、菲律宾和印度女仆,伺候这些殖民者。从航海的时代到机械的时代,从电机的时代到资本的时代,平克顿、克里斯和007都会顺风顺水,漂洋过海的来东方潇洒走一回。

(音乐剧《西贡小姐》剧照)

(音乐剧《西贡小姐》剧照)

三、

“通过观察,邦德推测到蒂莉·玛斯托顿是个特殊的女子,身体里女性荷尔蒙和男性荷尔蒙紊乱。邦德对于这一类型的人是很了解的。在身体激素的影响下,投入了女权运动。作为五十年代性解放的结果,女性品质丧失了,或者转变为男性化。脂粉气的男子或男性化的女子也在各地出现。然而,这并不是纯粹的同性恋,而是一种难以辨别的恶情。结果产生一批性失调者——不会生育而且非常沮丧。女的渴望有支配权;男的则渴望女性化。

想到这里,邦德酸溜溜地笑了起来。他想起了当他们各自驾驶汽车沿着卢瓦尔河流域行驶时,他还对这个女孩产生过浪漫的幻想”

这是007小说中对女权主义者的评价——“性失调者”。邦德,也就是作者伊恩·弗莱明的想象与化身,他对女性的评判标准是“能不能上床,能不能生育”。他把“支配权”与“女性化”对立起来,似乎“支配权”是属于男性的事情,“女性品质”与它不可调和。

而邦德对苏联暗探、老处女玛丽娅是这样的感受:外表上“缺乏吸引力,皮肤苍白,还长了很多疹斑,黑头发,面孔木然迟纯”,而且想当然地认为“这种女孩子往往不受人喜欢,朋友不多,自卑感很强”,顺带黑了私生子们一把“作为一个私生子,她会愤世嫉俗”,并且下了结论“由于她的平凡,她在这个世界上被鄙视或受忽略”。至于玛丽娅为什么为苏联工作,传递秘密信息,007认为“她每天都要竭尽全力向这个世界报复。”

作者伊恩·弗莱明自以为深谙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把恶人作恶的理由牵强附会,硬扣到性欲冲动上。所以他会认为“金枪人”喜爱暴力和枪支,是因为性无能,而枪支代表的男子气概成了补偿,也会认为苏联女间谍是干瘪的老处女,说不定还会认为列宁得了梅毒……(这句划掉)所以,他不忌惮用最恶意的笔调描写女同性恋,直男癌眼中的同龄女性,只有两种“妻子”和“情人”,除此之外,便是妖孽了。比如老处女,又比如女同性恋……

(电影《皇家赌场》剧照)

(电影《皇家赌场》剧照)

《金手指》里,普西·贾洛莉领导着一个美国的同性恋组织,以女性为主,自称为‘水泥混凝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窃盗团伙、黑社会组织,甚至连美国的大帮会也怕她们三分。即便如此,007也要用男性的目光去审视一番:“邦德喜欢她的模样。他感到,美丽的同性恋妇女对男子们具有同样的性吸引力。”接下来,又研究了一番她的身材、衣着、发型,是的,只要“美丽”就可以有吸引力,而吸引力是哪方面的?如果有一个第三者看着007,肯定能看到一双色眯眯的眼睛。即使大绅士邦德认为女同性恋都是“内分泌紊乱的变态”,绅士依旧要“研究”一番。

伊恩·弗莱明笔下的苏联“锄奸团”罗莎·拉科勃上校,是最令人厌恶的角色。她的名字似乎有特殊寓意——是从德国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那里借来的,因为这不是苏联的常见名字,罗莎·卢森堡领导德国社会民主党,创立武装组织“巴斯达克团”,由于主张暴力斗争,被敌人称作“嗜血的红色罗莎”。伊恩·弗莱明是这样描写罗莎·拉科勃的:“苍白的嘴唇快速地张合着,露出被尼古丁熏得焦黄的牙齿……像一只哇哇乱叫的小丑”“四肢粗短,又矮又胖,屁股象只大梨子。这副体型活像一个大提琴。”,然而,就是这个罗莎,不仅参与了西班牙内战、二战,为西班牙共产党、苏联共产党的情报组织做出卓越贡献,官至内务部上校,而且果断机智地安排计划,几乎致007于死地。显然,在资产阶级的眼中,值得他们恐惧,这即是十恶不赦的罪状了。

(电影《黄金眼》剧照,007与强势的女反派)

(电影《黄金眼》剧照,007与强势的女反派)

007系列当中,不仅有美丽而作为战利品的邦女郎,也有这样一些被男权所污名化的女性。伊恩·弗莱明的偏见尤其重,而在两位小说续写者笔下,这种状况逐渐减轻。随着女权运动的开展,电影当中的邦女郎形象越来越独立,拥有了自己的人格。

第三部分“红色恶魔”之谈

一、

詹姆斯·邦德,代号“007”,他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精通四国语言。他手持杀人执照,可以自行处决妨碍任务的人。他的对手,是邪恶的天才科学家,是贩毒的黑社会,是背叛军情六处的特工,是三教九流的人物。

所有罪恶的线都聚拢在一起,指向了一个秘密组织“锄奸团”(俄语原文为“SMERSH”,系俄语“消灭”和“奸细”两词缩合而成,电影中名为“魔鬼党”)其组织地位高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直接由贝里亚亲自领导。显然,它是苏联情报组织克格勃与前身挈卡的缩影。

在伊恩·弗莱明之后,续书和电影里,他的对手变得五花八门,处于各种政治势力(以阿拉伯地区为主,中国和古巴间或出镜)庇护下的势力,还有单纯的恐怖分子。因为冷战结束了,世界的格局不再泾渭分明,007的主子所面对的威胁不再是苏联一家独大。

(苏联克格勃标志)

(苏联克格勃标志)

二、

“俄国人在高加索种植罂粟,经过阿尔巴尼亚运到意大利。他们所没有的只是投放毒药的装置和人力,于是他们选中了克里斯托弗来干这一切。”这是007系列口水小说《借刀杀人》里的一段话,不是网上传的煞有其事的黑苏联段子,虽然如此,虽然年代也不同了,但是资产阶级污蔑共产主义政权的方式还是不谋而合。

堕落、卑微低贱、见不得人的黑暗,是旧事物要给新事物泼的一桶污秽。就像尼德兰革命之后的荷兰,被整个君主专制的欧洲看做“异端”,传言他们不信奉上帝,逢上船必践踏十字架,还贪婪狡诈自相残杀。

伊恩·弗莱明的系列小说,的确是一些二流小说,充斥着恶魔般面孔的反派、美丽单纯的女郎。如美国哈莱姆地区的黑人领袖比格,他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富商,备受尊敬,但暗地里是苏联间谍和黑社会头目。邦德发现了他的黑社会组织网,还要搅惹上“种族歧视”“寻衅滋事”的罪名。伊恩·弗莱明这种旧秩序下的白人社会精英,对强势的黑人是排斥的。(很多美国上层人士对马丁·路德·金的丑闻津津乐道,在他被极端种族主义者打死后,一些右翼报纸竟然发表文章庆贺)又如马戏团大力士与乡村妓女的私生子吉朗尔德,一个杀人成瘾的魔头,当上了“锄奸团”特工。他在火车车厢里暗杀007时,用的特制微型手枪,竟然装在俄国名著《战争与和平》的书脊里……(托尔斯泰表示这个锅他不背)

在第一部小说《赌场恩仇记》里,007的对手是利弗尔,公开身份是“法共控制的阿尔萨斯重工业及运输工会的会计主任”,实际上是“苏联潜伏在法国的间谍组织第五纵队的头目”。工会的罢工斗争,让资产阶级头疼不已,于是想尽办法找丑闻。就像庸俗资产阶级伊恩·弗莱明写道的:“他是苏联派驻西欧的得力间谍,但是他那强烈的色欲成为他致命的弱点。我们通过这个弱点时常能钻到空子。比如,他的一个情妇(一位欧亚混血女郎)就是我方派遣的间谍”

007和工会风马牛不相及,但他可以和美国中情局眉来眼去,他最好的朋友莱特就是中情局特工。就像英国上层的萧伯纳、柯南道尔和丘吉尔一样,伊恩·弗莱明对英美亲善的事业兴致极高,不仅本人身体力行,而且让007也这样干。《金手指》中,007与美国人一起挫败了走私商人金手指的计划,后者想毒死驻军,用原子弹炸开美国国家金库,大肆偷盗一番。007不仅保护英国的国家利益,还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他还和英属殖民地牙买加总督谈笑风生,姿势水平比一般的西方特工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007的岳父是意大利黑手党“西西里联盟”的魁首,为了完成任务,他和007还会和纳粹余党合作。“他们从法军那里偷了一架军用直升飞机,现在藏在莱茵河边离斯特拉斯堡不远的一个庄园里。庄园主是狂热的法西斯主义者,是个伯爵。这个家伙每天不搞点阴谋就没法活下去。……今天早晨我就用发报机告诉他们,我要租用那架直升飞机一整天,同时还要用他们秘密空军中最好的飞行员。事情办得倒是挺顺利,但有一点,从前是他们欠我的人情,现在变成我欠他们的了。”

替英国统治阶级排除异己的行动,被蒙上了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光辉,007不仅拯救英国,还要拯救世界,他只是没有美国的超人所表现的那么直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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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第三帝国的兴亡》里,作者威廉·夏勒这样写道“希特勒有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入骨的恐惧,深怕又掉到无产者的队伍中去,去干体力劳动——他后来就利用这种恐惧心理在缺乏领导、薪金低微、无人重视的白领阶层的广大基础上建立了国家社会党。这个阶层的千百万人都有这样一种错觉,以为自己在社会地位上,比起工人至少略胜一筹”。

007系列小说最初的读者,是五六十年代伦敦街头的男青年,在站牌下等公交时,他们掏出一本口袋书来消遣;在办公室忙里偷闲,拿出一本闲书来看两眼;下了班,吃过晚饭躺在床上,身体悬空,就跟随007到了遥远的异国,追逐比基尼美女,大战丑陋的反派人物去也。这种升级打怪炼宝种马文,往往最能麻痹人的精神。

资产阶级的物质享受,诱惑力是如此强大,并且在不经意间灌输了社会意识形态。就像007小说及电影中的商业文化一样,现在的网络小说里强调公司制度、精英精神、犬儒主义,尤其20岁以下的年轻读者很容易受到影响。

毕竟,007就是一针麻醉剂,打针者所恐惧的便是人们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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