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视野 2016年03月02日 21:23

艾伦·伍德|约克大学的罢工——一个时代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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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hrer 译  黑夜里的牛 校

【原编者按】艾伦·梅克辛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于2016年1月14日离开了我们。为了纪念她,我们在此发表她的这篇《约克大学的罢工——一个时代的标志》。此文源于她在1979年约克大学罢工的直接经历,这是劳动者的一次“巨大胜利”,也彰显了资本主义国家中大学的性质。今天,我们仍然目睹类似情况的继续,而且更加理解艾伦对资本主义本质及社会主义斗争的敏锐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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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多大学一千名职员和技术工人罢工,并不会动摇加拿大经济的根基。罢工直接影响的人数—哪怕是小麻烦—是很少的;而受到间接影响的校外的人则可以忽略不计。然而,约克大学最近的这次罢工的重要性,并不逊于许多更加戏引人注目的劳动纠纷。

在大学里发生的罢工越来越多了,而且种种迹象表明罢工还会继续扩散。由于这个大学的劳动者非常难以组织,而且最不可能使用武力,因此我们必须探究这一新进展的意义,提出大学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角色问题。

 

来龙去脉

 

1978年9月18日,在经历几个月的谈判和调解后,但学校管理方仍没有拿出解决方案的迹象,约克大学工会(YUSA)终于忍无可忍,宣布罢工。校方仅仅同意涨4%的总工资,也就是福利与工资加在一起才涨4%。校方甚至拒绝最低职业保障,尽管这在大部分私人企业和公共企业中已经很普遍了。

罢工的员工中既有文职人员也有技术工人,他们拿着很低的工资,而且绝大部分都是女性。最近他们才被组织起来,因此对于联合行动还不是很熟悉。在795人出席的罢工投票会议上有79%的人投了赞成票。过去,在校方眼里,这些人不过是来赚零花钱的家庭主妇,逆来顺受又缺乏组织,而今天的这场罢工的确出乎他们的意料。罢工之后的几天里,谈判得到了恢复,工作保障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由于双方在补偿金问题上谈不拢,谈判再度破裂。罢工继续高效进行。校方试图虚弱公众对罢工者的支持,比如花了5000美金在多伦多的各大报纸上投放误导性文章,但职工的士气仍然越来越高涨。为了支持这次罢工,许多学院的教师都参与了罢课,其中有整个阿克金森学院的教师以及夜校的教师,就连法学院也曾参加过一段时间。在持续了两周多的罢工和来自州政府的非正式干预之后,校方决定决定增加7.2%的福利。大约580名职工出席的投票上,72%的人都认为可以接受,于是他们就在10月3日结束了罢工。

对官方来说,这个解决方案谈不上慷慨,但对约克大学工会来说这却是一次标志性的胜利,至少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大家当时的预期。人们也都知道很多大学工会力量衰微,因此约克大学工会的胜利也就更加具有普遍意义。这场胜利有力的推动了更多大学工会的发展,使得他们成为大学里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

这场罢工所体现出效率的让人印象深刻,究其原因,有如下几点:第一,工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没有联合行动的经验,他们中的大多数过去甚至谈不上同情劳工运动。第二,有一支负责的纠察队。他们当中有人曾对工人罢工抱有很深的敌意,尤其是碰上罢工导致他们孩子的学校关闭、交通中断时。而这次这些人就成了非常负责高效的纠察员。也许他们还并没有做好准备迈出更远,去了解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以及工人在其中的位置。但毫无疑问的是,这场罢工提供的经验本身已经足以使他们改变过去的态度。

 

教师们的分歧

 

这场罢工之所以困难,一是在于大学社区的特殊性,二是在于约克大学工会必须争取学校教师与学生的支持。教师的态度是不一的。许多人——虽然仍是少数——坚决地支持罢工,并实施了罢工,其中不少人加入了纠察队。

有些教师选择在校外上课。有些教师不支持罢课,但他们也很支持罢工,所以他们会提供一些资助或者到纠察队中去执勤。还有些教师虽然“同情”罢工,但是拒绝这种“产业式”的行动,理由是大学是一种不同的(高级的?)机构。也有些教师公开反对罢工并破坏罢工,他们组织学生去做电话接线员、图书馆和书店工作人员的工作,并恐吓自己的年轻同事们。不难意料的是在这样一个社区里,很多人都在试图说服别人。那些穿过纠察线的人谈起他们对于学生的责任,而一旦负责纠察的同事声称自己有同样的责任感,提出约克大学工会受到的支持越多,罢工就能越早结束,或者学校的未来就寄托在罢工的成功上时,有些人就会跟你谈些不着边际的东西,比如对于精神世界的追求。

当所有这些道德态度被打回原形时,也不难想象约克大学工会成员们看着这些人越过警戒线时会作何感想。他们为这些人提供了许许多多的服务,而这些人则盼着这场罢工快点结束,好让工人们重新继续为他们服务。

 

学生们的敌意

 

罢工中最令人不安的因素是学生的态度。尽管有一小部分学生通过抵制上课、加入纠察线或者在校长办公室静坐的方式来支持罢工,但大多数学生一点都不理解这场罢工,而且似乎在不同程度上认为自己短期的便利大过一切。

学生中非常普遍的态度似乎是“我学费都交了,你怎敢这样对我?”有些学生通过更加引人注目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敌意,他们开着车横冲直撞,把油门踩到最大,越过纠察线,甚至造成伤害。这很难让人不去怀念过去的那些学生领袖们,很难让人不去思考这个时代到底是怎么了。在这样一个经济困难、处处失业的年代,这些惊慌失措的孩子又能担起多少责任呢?

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应当从各方的行为与态度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但是如果不将大学置于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中来考察其本质与职能,我们就无法理解这场罢工的深远意义。

 

大学的产业化

 

罢工期间,人们被反复告知,劳动关系的“产业化模式”不适宜大学——校长在广播里这么说,教师们在越过纠察线交谈时也这么讲。他们说,只可惜高等教育界缺乏想象力,没能设计出替代办法。当然,这完全没有抓住约克大学工会罢工的要点。没人选择“产业化模式”,即使在产业里都不会。

这种“模式”是作为经济系统基础的社会关系的本质强加给我们的。大学形势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表明了这一体制的逻辑如何将其自身强加于所有机构。无论这些机构看起来离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多么遥远,与资本主义的目的和价值观多么不相干。

事实是,大学无一不是按照支配着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生产与分配组织的原则运行的。大学管理的逻辑不过就是制造利润的逻辑加上来自生产系统的会计原则。此外,大学恰恰代表了象牙塔外资本的需求,而为这些需要服务的功能,也时常影响学校管理政策。

当然,这并不只是意味着大学管理者在具体的收入与支出上多么“精明”或者具有“商业头脑”。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大学中的劳动力——非教职的员工以及越来越多的教师都被视为大学管理的对象,这和产业化管理没什么区别,为的都是榨取员工的最大剩余价值。“产业化模式”的劳动关系之所以会在大学校园中蔓延,教师和非教职人员之所以会越来越多的联合起来,都是因为学校的管理方和职工之间的关系早就具有了“产业化”的特征。

大学董事会是由公司代表所主导的,而这些人不能抛弃行政会议室的心态。虽然大学董事会的确是加拿大企业界的缩影,约克大学尤其如此,但“产业化”逻辑不只是这一事实的后果。或许更重要的事实是,大学管理者既把大学当做可利用的资源,又将其看做是服务于一般资本的产业。

约克大学财政预算削减的例子就能够很好的证明这一点。表面上这是为了应对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而削减预算,实际上这却只是一次内部的资金转移。管理部门的预算得到了出人意料的上涨,维持大学基本运转的预算却大幅下降——这部分预算涉及到教学、科研以及配套的必要服务。同时,按照科研与教育的需求对涉及商业企业方面进行的预算分配受到了很大的阻力。特别是当收入减少时,管理方就会试图重组科研项目,以在商业性质的研究与培训中投入更多,这种投入既包括专业的师资力量,也包括原来用在其他领域的支出。

大学管理方与外部力量的配合,例如同政府合谋削减学校的收入,使得整个情况更加复杂。这时管理方会避免自身的利益被削减,并以“合理化”学术项目的名义对学校加大控制。

 

大学与国家

 

大学的职能和命运应该被置于整个经济背景下,当做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国家与公共支出的一部分来考察。

尽管政府试图将大学招生问题简单地表现成人口变化的结果,但他做的还不止这些。比如说,有证据表明正是安大略政府一手推动了现在所谓的生源危机。对于降低高等教育的门槛他们一向没做多少工作。尤其是在这所谓的人口衰退期间,他们出台的助学金和贷款新政策实际上限制了更多的人获得高等教育。入学率的降低随即又成为削减支出的借口。

大学扩张的同时,经济中的公共部门为了满足商业企业的需要,也普遍增长。这并非巧合。同样不是巧合的还有,当公共部门普遍受挫时,许多大学也会陷入危机。大学招生问题的原因只有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公共部门的作用中才能找到。

现在大家应该已经公认的事实是,公共部门的增长是为了满足资本的需要。政府采用过多种干预手段来推进资本的积累,或者通俗点,利润最大化。它负责帮助企业度过“商业周期”,为私人资本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增加有效需求。它为大型企业、交通运输、基础能源产业、科研与培训提供必要的投资和补贴。并且通过强制和社会福利两方面的手段来维护社会稳定。

在经济困难时期,资本对公共部门扩展的需要确实没有减弱。更有可能是,这种需要比以往更加强烈。然而与此同时,资本积累过程使其成为必须的这一扩张,在“危机”和持续的通货膨胀时期,显然已经变成了积累过程的障碍。于是资产阶级又会反过来把政府支出和无产阶级的工资诉求当做问题的根源,而非后果。因此,国家必须满足资本既让公共部门扩张,又让它收缩的矛盾性要求。

在一定意义上,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中国家的功能相当于一个减震装置,用以消除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种种波动。而当政府为了跟上资本主义经济的步伐而进行收缩、扩张或者资源转移时,为了减轻这些波动,公共部门自身又成了波动的主要核心所在。

在现在的情况下,既然公共部门作为一个整体不能有效发挥其作用,公共部门当中那些对于赚取利润过程并非直接必要的部分就被砍掉,用来支持更必要的“基本”开支和对资本更直接的补助。最容易被砍掉的部分是社会福利项目。当然,维稳的目标还和过去一样,所以在实施这些削减之前对潜在的反对力量比如工会进行政治打压也就顺理成章了。所以,政府的这桩生意就这么成了,一手砍掉那些“非必需”的公共服务,一手消灭那些组织起来的劳工和自己手下的一些公共部门。最近它针对加拿大邮政工人工会(CPUW)的战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加拿大各级教育机构的命运起伏只能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无论大学还具有哪些看似人畜无害的职能,它还是和其他的公共机构一样,都是为资本服务的。它提供了资本所必须的基础研究与培训。在其教育过程中,大学也通过美化自身价值与合理化自身行为的方式为自己披上了一层合法性的外衣。大学的扩张也可以认做以拉动有效需求为目的的公共部门常规性扩张的一小部分。

所有的这些职能,都比不上维护大学自身安全重要。首先,它为资本提供的一些服务也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获得。比方说,移民政策的变化可以解决本国高等教育体系不完备的问题,这样在必要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进口人才,而非在本国培养。此外,既然大学可以避免那些未就业的青年人走向街道或者劳动力市场,那么它也可以用来增大他们失业的机率。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何失业率已经居高不下了,安大略政府还会提高大学入学的门槛而不是降低。在资本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这样的做法是说得通的。在这个阶段降低劳动力议价能力是压倒一切的目标。

 

最近的和最容易下手的目标

 

由此我们就得到了我们从这场大学罢工里能得到的最重要的结论。如果一个政府的最大职能就是充当资本的减震器, 这就意味着公共部门的工人要为私人部门的工人承担经济危机的冲击。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何两个部门的工人之间会缺乏团结,为何当公共部门的工人陷入困境中时却只收到很少的支持。公共部门的工人是政府财政调整的直接受害者,同时也是政府对劳工进行政治打压时的第一批承担者。

一个更加残酷的例子可以很好的体现这种态度,那就是丹尼斯·麦克德莫特(“I’m All Right,Jack”——伍德在这里是批评作为加拿大劳工协会负责人的丹尼斯·麦克德莫特的态度。电影《I’m All Right Jack》中译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译者注)和劳工协会对于加拿大邮政工人工会罢工的回应。这是一种极其短视而且具有内部破坏性的看法。公共部门的工人不可能永远充当减震器。在政府的减震器作用主要体现在它对于工人组织力量的破坏,对于公共部门工会的政治打压就意味着对于整个工人运动的打压时,尤其如此。公共部门的工人只是最近的和最容易下手的目标。

公共部门以及过去极少展示出战斗性的白领当中的劳资矛盾的发展预示着斗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其他部门的工人也应当主动参加到这场斗争中来。尽管大学罢工看起来离工人运动的主流很远,但也应当被视作同一趋势的一部分。如果说我们从约克大学工会的案例中学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在更大的层面上看,每一场劳资纠纷都是运动的其他部分所不能忽视的。

 

原文标题:The Strike at York University

原文链接:https://canadiandimension.com/articles/view/the-strike-at-york-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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