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流击水 2016年03月08日 11:50

在三八节思考女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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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太平洋的风

今天是“三八”节,是全世界妇女的节日。这是一个群众的节日,也是一个全世界妇女斗争的节日。每到这一天,女性们走向街头,庆祝自己取得的胜利,要求进一步消灭男女不平等现象。

但是在中国,我们在这一天看不到游行的群众,只能看到超市里打折的女性用品。电商把这个节日变成购物狂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商品社会表达尊重的方式,生活于其中的人们自然也受用。毕竟八折优惠远比虚伪的标语和横幅来得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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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节日,无论是双十一这种起源本身就不严肃的节日,还是像妇女节这种本来应该引发全社会关注和反思的节日,都可以被资本改造为销售商和消费者的节日。这一无处不在的商品化进程,一方面消灭了任何“人工”的神秘(比如妇女解放的政治理想),另一反面又创造出了更大的“非人”的神秘(小到奢侈品的诱惑,大到来历不明的危机)。在无数鼠标点击中,严肃的批判性的意义被消费和解构掉了,只剩下一个空洞的符号。被消费主义彻底掏空的群众,正在呼吁用所谓“女生节”取代“妇女节”,用“女生”“女神”“女王”取代妇女这一严肃的身份。她们甚至听不懂女权主义者的抗议。而原本应该被节日的历史和政治含义所唤醒的群众,却成为规规矩矩的消费者,参与到资本主义的流通过程中去了。

在女权运动已经深刻地介入到中国社会现实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回到这个节日所指示的运动本身,思考这一运动是如何产生的,又存在着怎样的问题。

 

女权运动反抗什么?

 

一切社会运动都是由于一定的矛盾所造成的,女权运动就是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即性别矛盾的产物。在前现代或者说前资本主义社会,女性甚至不具有独立的人格,她们完全生活在父亲、丈夫的控制之下。小生产和父权制家庭相互适应,使得这种性别压迫维持了上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随着资本主义对全部社会生产的革命性改造,小生产纷纷瓦解,被社会化大生产所取代。在男性的领导和控制下进行生产的女性,也逐渐走出家庭,开始跟男性一样,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劳动男性跟劳动女性一样,作为独立的个体,与资本家签订契约。这也就意味着,女性有了追求性别平等的可能。历史也的确是这样,最早的女权运动正是起源于十八世纪末的资本主义城市,并在十九世纪,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劳动而发展壮大起来。

《女权宣言》和《女权辩护》发表至今已经超过200年,在这两百年里,女性的地位取得了很大的提高。除了像沙特这样的封建地主阶级仍然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把男女平等写进了宪法,不少国家包括中国还颁布了大量保护妇女的法律法规。也就是说,男女平等在法律上或者说形式上已经实现了。但是,就现实而言,女性地位低却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在新闻中也能看到,在生活中也时常能感受到。造成法律和现实之间巨大落差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应该了解的是,当前的社会中女权问题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来源。第一种性别压迫来自于传统的父权制家庭,是几千年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延续。我们在印度,在中东和非洲,乃至在中国农村,能发现这种压迫仍然极其普遍的存在着。由于现代社会的经济主要是由社会化大生产所构成,女性有大量在家庭之外谋生的机会,所以,女性在反抗父权制家庭的压迫时,只需要逃离出去,找一份工作独立生活就行了,就像当年渴望自由的农奴逃离庄园一样。虽然这个过程中仍然存在着激烈的斗争——比如印度的农民就能够跑到城市,把私奔的女儿抓回来杀了——但这个大趋势是向有利于女性的方向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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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女性并不是一劳永逸地走出小生产家庭。这是由于,虽然现代社会中绝大多数生产领域都已经社会化,但人的再生产即繁衍后代仍然主要是在家庭中完成的。人类如要延续,女性就必须返回家庭进行人的再生产。而正是在这里,女性继续遭受来自传统社会的压迫跟侮辱。女权主义所反抗的母职,反抗的家暴,反抗的家务劳动剥削等,其实都是第一种性别压迫在现代社会顽固的残余。

当女性从家庭中出走,进入社会时,她就遭遇到第二种性别压迫。比如,女性在找工作时,会发现很多高薪工作岗位不向女性开放。这种就业不平等的原因,并不必然是由于企业主本人从人格上歧视女性。资本主义企业选择做一个事情或者不做一个事情,不是从伦理出发,而是从经济利益出发。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必须尽可能削减成本并提高利润率。显然,企业肯定不乐意雇佣每月都会有那么几天不舒服,而且还要怀孕生产的女性。企业的流程和制度也往往不考虑女性的生理特征,给工人阶级妇女带来了许多痛苦。这种压迫不像第一种压迫那样,具有明显的人格化:歧视女性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整个经济制度!

反抗第二种压迫比反抗第一种压迫困难得多,因为受到压迫的女性无处可逃。所有的企业每时每刻都感受到市场竞争的压力,都想方设法在这个丛林社会里生活下去,没有哪一个企业敢真正地把价值判断放在经济利益的前面。就像农奴逃到城市,进入资本家的手工工场打工,摆脱了一种压迫同时又遭受到另一种压迫,不幸的是,他们已经没有地方可逃了。在这样的对抗性关系中,进行道德批判都是很难的,就像著名的自由派媒体《南方周末》文章的标题所说,“女生就业歧视,怪老板有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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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还只谈到这种压迫的一个方面即生产方面而已。就像马克思所揭示的那样,我们不应该把生产和消费分开看。打工者下班以后的生活,看起来是工人自己的事情,但实际上是,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如果工人没有饮食、休息和繁衍,资本就找不到剥削对象。所以,资本家一方面希望工人能够保质保量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任务,另一方面,又不想在这方面多投一分钱,也就是说,不愿意为了帮助工人阶级家庭生活,提高工人的工资。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在前面讲到的第一种压迫的顽固残余(为了完成人的再生产而遭受的压迫)与资本的需要结合起来了。男人在家里剥削压迫女人,这是事实,但资本不也是通过妇女的无偿劳动而压低工资吗?如果女性反抗这种剥削压迫,增加的成本即使不是全部,至少也会部分地加在资本的身上,无论是以国家为了补贴工人阶级家庭而提高企业税收的形式,还是以直接提高工人工资的形式。这正是男权和资本的关键联结点,为了自己的利益,它们“合谋”压迫女性。

我们可以这样总结:女性所受的压迫有两种,一种是传统父权制的压迫,反抗这种压迫就意味着打破束缚追求自由(当然在社会层面意味着男女人格的平等),意味着公共权力对女性生活较少的干预;另一种压迫时来自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压迫,反抗这种压迫则意味着追求生活机会上的平等,意味着公共权力对女性生活较多的干预(如给生育后代的家庭发补助,要求企业给孕妇放带薪长假且不许辞退等等)。这两种反抗从形式到内容,都是不同的。

 

只反男权不反资本主义?

 

中国女权运动所存在的问题,不在于她的诉求不正确,而在于没有弄清楚实现这种诉求的条件以及相应的障碍。在许多女权分子眼里,男女平等的敌人就是男权思想,具体而言就是有男权思想的男性。是这些不尊重女性的男人,造成了女性的巨大痛苦。难道事实不是这样吗?不正是因为中国普遍存在的男性压迫女性的现象,才使得女权思想能如此迅速地传播开来吗?

正如我们上面所分析的,这种说法不全面,存在很大的问题。

首先,压迫女性的不只是男性,资本主义也在压迫女性。它压迫(或者说歧视)的理由是因为女性是比男性更差的劳动力。如果仅仅反对男权制,根本就无法触及性别工资差异问题。比如,按道理说,当下中国的男权思想比起二十年前应该少了很多。那是不是女性收入也提高很多了呢?实际情况是,女性地位并没有随着男权状况的改变而提高,反而降低了:

“根据李春玲和李实2008年对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分析,1988年女性年收入是男性的84.0%,1995年,该比例下降为80.0%,2002年,该比例继续下降到79.0%,可见女性年收入占男性的比例在14年间呈下降趋势。根据张丹丹运用CHNS数据所作的分析,1989年、1993年和1997年女性年收入占男性比例分别是94.2%、76.4%、77.5%;Margaret et al.(1997) 女性年收入占男性比例是47%,自九十年代以来的性别工资差异呈扩大趋势。2011年中国家庭动态调查显示,不论在哪个部门,男性工资收入均高于女性。但是,公共部门和国有集体企业中的男女工资收入差距要小于私有企业、个体家庭经营等组织的男女工资收入。公共部门中男女工资收入差距是最小的,而私有企业中男女工资收入差距是最大的。”(《李玲:应认真反思中国妇女地位下降》)

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媒体报道,经济危机爆发后,西班牙和英国的性别工资差距都拉大了。这显然不是由于这两国的男权思想突然回升造成的。而是由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失业人口增多,企业可以用男性把不太好用的女性替换下去。笔者曾经帮领导搞过一次招聘。领导再三叮嘱,不要招女生,因为女生要请假生孩子,而且生完孩子后,干活就不卖力了。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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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只反男权制,意味着只是针对前面所说的第一种压迫,即摆脱前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对女性的束缚。比如最近那个被年夜饭吓回上海的假新闻,引起了许多人的吐槽,而不少女性又对这些吐槽进行反吐槽。她们想说的其实是,女孩子就是要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用道德之类的东西来束缚女性,要求女性牺牲就是违背人权;任何人都不能把女性的利益置于其他人的利益之下。由于我国处于从小农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中期后,这种价值观的冲突是极其普遍的。在这一方面,只需要让女性懂得独立生活,掌握自己的命运,就能够减少很多痛苦,避免悲剧的发生。只反抗男权制的女权主义的确是有大量的工作可以做的,这种进步也是马克思主义所认同的。

女权主义的斗争逻辑是,你压迫我,我就走,你自己一人玩去。然而,多数女性最终还是要回到她所对抗的男性身边,回到家庭之中。在家庭里面,一切龌龊的东西又死灰复燃了。一旦成家生了孩子,女性就面临着长达十几年养育子女的责任。多数男人都有男权思想,都想着把活丢给女人干。女人要反抗这种男权,让男人跟自己干同样多,要么是不停地争吵斗争,要么是自己罢工不干,乃至离婚作为威胁,而无论哪种,肯定都会影响到下一代的成长。许多女性就是为了孩子,才甘愿忍受下去,否则谁愿意找个男的成天来压迫自己?男性也懂得这一点,结婚前乃至生孩子前把自己的真面目藏起来,一旦女人生了孩子就肆无忌惮了。当然,女人可以选择永远脱离家庭,不生孩子。但这种办法只对少数女性有意义,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很难想象全体女性团结起来,以不生孩子来要挟男性放弃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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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要获得摆脱这种奴役的机会,就必须首先提供替代性的养育子女即劳动力再生产的方式。资产阶级家庭和部分中产阶级家庭已经率先实现了这一点,他们雇佣无产阶级女性帮他们养孩子。但是,就像前面讲过的,如果无产阶级也把这部分工作外包出去,就意味着工资的提高或者政府税收的增加,最终会损害到资本的利益。因此,现在的资产阶级政府鼓吹传统价值观,强调家庭,复辟女德,乃至镇压女权运动,不过是为了维持现有家庭中的男权制度,其目的倒不是为了帮助屌丝男性压迫屌丝女性,而是为了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正常运转。因此,只反对男权制的女权主义(主要是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虽然在反抗前现代男权残余方面仍有巨大的进步意义,却也无法根除男权制,因为它不反对资本,不敢提出对资本主义生产对家庭的激进替代方案。

某些特殊议题,尤其能反映出性别压迫和阶级压迫之间的关系。比如性工作者的问题。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马克思主义者当然应该认同女权主义者所倡导的卖淫合法化,但这不过是如恩格斯所说, 因为“在卖淫现象不能完全消灭以前,最首要的义务是使妓女摆脱一切特殊法律的束缚”,“妓女还是经常遭到警察的卑鄙敲诈”,”决不应该损害她们的人格,也不应该损害她们的尊严”,“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作为现存社会制度牺牲品的妓女本身的利益,并尽可能地使她们不致遭受贫困”。(恩格斯,1892年《致倍倍尔的信》)但是,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即使是合法的卖淫现象,也应该被视为女性受压迫的表现,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更加尖锐的表现。传统社会里的卖淫女多是因为各种原因被人卖作妓女,是非自愿的,但现在的卖淫女,多数却是“自愿”去卖淫。当女性摆脱了人格化的强制,能够自主选择生活的时候,另一种强制即资本主义下劳动群众的贫困,却迫使女性特别劳动阶级女性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身体和尊严交出来,供男性享乐。这种为了摆脱经济上的贫困而放弃自己的感情跟尊严的现象,在许多女性选择当情人,当小三,或者是找对象的过程中,都普遍地存在着。这也就意味着,要消灭卖淫现象,乃至真正实现婚姻的自由,就不得不提出消灭阶级压迫的问题。

女权运动只提或多提男权制度,不提或者少提资本主义制度,当然是有原因的。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对女性的压迫相比男权制度的压迫,不那么直接,比较隐晦。不进行一定的分析思考,是认识不到女性和资本主义的对抗性关系的。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女性这一群体本身是跨阶级的。有资产阶级的女性,也有无产阶级的女性,还有中产阶级的女性。在反抗男权制这一方面,不同阶级的女性有共同利益,能够团结一致;但是在反抗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方面,不同阶级的阶级利益就表现出来了,资产阶级的女性自然不愿意承认资本主义制度会压迫女性或者说这种关系可以调和,只有无产阶级的女性才能真正认识到这种压迫,中产阶级女性则往往摇摆于二者之间。在资产阶级全面主导社会意识形态的时期,广大劳动群众一开始也是信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因此,在女权主义运动中,只提反抗男权制的思潮是主导性思潮,而强调要同时反抗男权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潮则属于异端。

 

回到女性解放运动的伟大传统

 

建立这个节日的那一代女权主义者们,实际上很清楚女性要通过怎样的方式才能获得解放。百度百科上的三八节词条中,就讲到了妇女节的由来:

“在1908年,当时有将近15000名妇女走上纽约街头,要求缩短工作时间(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和享有选举权(妇女选举权)等,并喊出了象征经济保障和生活质量的‘面包加玫瑰’的口号。首次庆祝妇女节是在1909年2月28日,当时美国社会党发表了一项宣言,号召在每年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举行纪念活动。这样每年的庆祝活动一直持续到1913年。

“1910年,社会主义国际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首届国际妇女会议。会上德国妇女运动领袖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倡议设定一天为国际妇女节,得到与会代表的积极响应。1911年3月19日,奥地利、丹麦、德国和瑞士等国总共超过一百万人举行各种活动庆祝国际妇女节。6天之后的3月25日,纽约发生了著名的纽约三角内衣工厂火灾,火灾吞噬了140多名制衣女工的生命,这其中大多数是意大利和犹太移民。而恶劣的工作条件被认为是导致如此重大伤亡的主要原因。这场火灾后来还对美国的劳工立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纪念国际妇女节的活动后来还证明是俄国革命的前奏。1917年3月8日,当时的俄国妇女举行罢工,要求得到“面包与和平”。4天后,沙皇被迫退位,临时政府宣布赋予妇女选举权。十月革命成功之后,布尔什维克的女权活动家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伦泰(Alexandra MihalovnaKollontai)说服列宁将3月8日设为法定假日。”

推动女权运动发展以及妇女节设立的,是第二国际,尤其是蔡特金等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者。她们深刻地懂得,仅仅鼓动女性反抗男性的男权思想,是不可能实现女性解放的。要解放,就意味着建立一套崭新的生产生活制度,而这套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建立不起来的。压迫妇女的,固然是男权制度,但男权制度背后,是主导社会生活的资本。因此,蔡特金指出,无产阶级妇女运动与资产阶级妇女运动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目的。资产阶级妇女运动要求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实现本阶级妇女的自由和解放,而无产阶级妇女运动则要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实现所有妇女的彻底解放。

不少女权主义者强调,不同机构的关注点不同,有的关注女权,有的关注劳工。这种专业主义的倾向是值得警惕的。性别压迫和阶级压迫是不同的压迫,对于有产阶级来说是这样,对于学者们也是如此,但是对于劳动阶级妇女尤其是无产阶级妇女来说,这种两种压迫是如此深刻的纠缠在一起的。一个真正能够动员广大妇女的女权运动,必然要对多数女性所遭受的阶级压迫表示充分的关切,必然要从群众的生活出发,来动员和组织群众。中国的女权运动,应该打破专业化的自我局限,不仅致力于反对男权,还应该站在多数妇女的真实位置上,反抗压迫妇女的制度总体。

也许有一些女权主义者看到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表现出来的男权制,比如,中国革命后,一些老革命就跟革命伴侣离婚,找了年轻漂亮的学生当老婆等等。于是就希望保持独立性。这种考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女权主义者已经认识到超越资本主义才能真正实现女性解放,那么,有什么理由置身事外呢?在运动里面批判运动中的男权制,比在运动外面批评运动的男权制要有效地多。

就像列宁对民主运动的态度那样,他不是把民主运动当成是资产阶级运动了事(虽然民主运动的斗争目标的确是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是让无产阶级勇敢地走在民主运动的前头,承担起领导运动的责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无产阶级的思想在运动中有所表现,使无产阶级在民主运动胜利后能够更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同样,女性参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乃至掌握运动的领导权,将使得女性能够把自己的诉求写在社会主义运动的旗帜上,并且在社会变革时期,掌握彻底废除男权制度的历史主动权。一百年前的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者们,正是这样做的,她们在社会主义共和国建立之初,就把男女同工同酬写进宪法,与之形成鲜明对立的是,在民主灯塔的美国,女性们却还在争取立法保障男女同工同酬,直到去年才第一次在加州通过。

我们相信,真正的女权主义者必然是社会主义者,而彻底的社会主义者也必然是女权主义者。

全世界劳动妇女,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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