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艺 2016年04月11日 19:58

欧洲文学中革命英雄形象的兴衰

文/格瓦拉的马黛茶

在近代以来的欧洲文学中,出现了一系列鲜活的英雄形象。从孤傲的拜伦式英雄,到悲剧的俄国十二月党,从小资产阶级觉醒者牛虻,到青年工人保尔柯察金,从苏联英雄飞行员,到精英间谍施季里茨,英雄的革命性与开拓性走过了一条峰状路线,文学的发展与时代大潮息息相关 。

一,贵族阶级的革命英雄

从广义上来看,革命指的是推动事物发生根本变革,由此引起事物从旧质到新质的飞跃。西方近代社会的革命运动可谓风起云涌。列夫·托尔斯泰说,文学是社会的一面镜子——作为社会的一面镜子。革命文学就是这样诞生的。封建社会的文学,塑造了忠君爱国的骑士罗兰的形象,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学,塑造了英勇潇洒的间谍007的形象,他们分别代表他们所属阶级的意识。革命文学塑造了一批英雄,而且比他们更灿烂、更夺目,代表着新生的力量。

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伏尔泰等一批作家创作讽刺社会的文学作品,这些戏剧、小说、诗歌,连同他们的思想著作一起,猛烈地抨击贵族制度,催生了法国大革命,这是最早的革命文学。之后,其他国家受它影响,启蒙思想四处开花。在英国出现了伟大的诗人拜伦和雪莱,他们出身贵族家庭,不满基督教清规戒律,同情法国革命,追求自由和解放。雪莱不仅写下了著名的《西风颂》“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还写下了《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而拜伦在这条路上走的比他更远,他不仅创作了很多作品,而且积极而勇敢地投身革命——散尽家财、参加希腊的民族解放运动,与奥斯曼土耳其作战,并成为希腊义军领导人之一。当病死在营地时,他才36岁。

典型的拜伦式的英雄,就像他自己笔下的西班牙贵族唐璜一样,热爱祖国,却不满于现实,高傲自大,又不被世俗所容纳,常常陷入冷漠苦闷的状态不能自拔,勇于战斗,但常常是孤军奋战。拜伦式的英雄,是贵族里面的觉醒者:热爱自由的唐璜周游列国,而天神普罗米修斯盗天火给人类,被众神之王宙斯束缚在高加索悬崖。他们都是为了理想,与强大的力量战斗的勇敢者。他们不是寄生虫一般的旧贵族,而是接受西方民主平等思想的新贵族,是先进的知识分子。因此,他们与旧传统旧势力站在了对立面。然他们与社会下层又思想差异巨大。他们不相信人民的力量,认为缺少教育和生活经验的劳动者成不了大气候。甚至,相当一部分人恐惧暴民政治,认为英法人民搞暴力革命,把国王推上断头台,会导致天下大乱,因此表示坚决遏制。

油画《自由引导人民》

油画《自由引导人民》

在《哈姆雷特》这部戏剧里,尽管温和开明的哈姆雷特被人民所爱戴,但是动员人民攻打皇宫的却是哈姆雷特的仇敌雷欧提斯。而哈姆雷特呢?他只满足于自上而下的改革——杀死皇帝,取而代之,却忽视了人民的力量。最后,哈姆雷特杀死了国王,自己也中了毒剑,毒发而死。因为他的力量太过弱小,对抗的力量太强大,被毁灭是必然结局。

这种尴尬的处境,是他们和受压迫者双方的属性共同决定的。比如俄国的十二月党人,他们追求的“革命是小小一群上绝于顽冥统治阶级,下隔于广大愚昧民众的知识阶层的孤独专业”。他们是统治阶级的一员,作为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恐惧平民革命,狂风暴雨一样的法国大革命让许多人心生顾虑。而长期被奴役的老百姓,早就养成了顺从隐忍的习性,他们听不懂这些贵族知识分子说的话,也不敢寄希望于他们,甚至认为还是“沙皇小爸爸”“赵老爷”发善心更靠谱些。这样的话,贵族革命者的命运就很悲剧。上层和下层都在拒绝他们,孤立他们。贵族想要彻底地革命,就需要抛弃自己的身份。

有一部日本的动漫名叫《Code Geass 反叛的鲁路修》,主角是布里塔尼亚(不列颠)帝国的王子鲁路修。他的母亲在宫廷阴谋里被杀死,他的妹妹双目失明双腿瘫痪,他和妹妹被父亲查理皇帝放逐到殖民地。为了推翻不列颠的不合理制度,为了给母亲报仇找到真凶,为了给妹妹这样的弱者创造一个和谐安定的世界,他戴上了黑色面具,化名“zero”,在殖民地组织叛军“黑色骑士团”对抗不列颠。这个贵族抛弃自己的姓名、身份,投身于解放事业,沉重打击了不列颠帝国的殖民体系和贵族制度。但是,他在路线上有严重错误。在军队里,他是个独断专行的统帅,并且行踪神秘,生活孤僻,只依靠少数亲信传达消息。这种作风,让同志们对他缺少信任。在军队外,他把人民的意志当做工具,可以利用,也可以随时丢开。他承认人民的力量,但是认为是无序的、盲目的,最终还是要由他这样的精英替人民做出选择。这部动画的主题就是精英主义的,对不列颠皇族有很多美化,而“愚蠢的民众”总是被嘲讽。果不其然,鲁鲁修的反抗一直遭受挫败,最后还因为他的王子身份暴露,和Geass(一种控制心灵的超能力)秘密被发现而被他的组织“黑色骑士团”驱逐了。最终,他还是通过皇权、通过自上而下的革命完成变革:杀死父亲查理,用Geass控制统治阶级,加冕成为不列颠皇帝,废除贵族制,抹杀和毁掉历代皇帝的陵墓、画像和雕塑等一切记号。然后着手镇压叛乱,挫败旧贵族军队,形式上统一了世界。然后让人杀死他自己,彻底埋葬极权帝制,终结掉罪恶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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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悲剧的牺牲,就像俄国十二月党人和中国的戊戌变法六君子一样,非常感人。他们背负了革命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双向的——横向是新旧社会秩序的冲突,纵向是剥削者与压迫者的冲突。他们自认为是在为社会的恶赎罪,所以,拜伦和莎士比亚笔下的主角才如此孤独;所以,鲁路修才必须被自己毁灭掉。再比如俄国的无政府主义革命家克鲁泡特金,父亲是世袭亲王、大公爵,有成片的土地,如果放弃革命事业,他就能重新获得锦衣玉食的生活。可是他流亡海外几十年,几次被抓进监狱,他甘愿受苦。赎罪,这在西方文化里有独特的意义——耶稣基督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承担了世人的全部罪孽,用自己的鲜血洗去了世间的污秽。的确,民众不理解他们——就像前面所说的,在统治者的高强度压迫,和历次失败的动乱里面,民众早就学会了顺从了,顺服、忍耐,做一个本本分分的良民,甚至对统治者抱的幻想更大。可是,该谴责的绝不是老百姓,而是他们。为什么群众不相信他们呢?因为他们不能给人民描绘出一个可靠的新社会蓝图,而且在路线上有很大的错误,他们所追求的社会终究不会实现,他们自身也只是一个投石问路者。

贵族阶层的觉醒,是铁石相撞所碰出的火星,火星落在干草上将会燃起火苗,更低一阶级的人即将觉醒,也就是文学作品里的小资产阶级英雄,是我们要讲的第二部分内容。

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英雄

牛虻,这个革命的符号,是爱尔兰女作家丽莲·伏尼契的小说里的人物。这本书在1897年出版,原书是英语写的,在西方世界没有多大反响,可是传入俄国和中国之后,却受到很大的欢迎。它描写的是一个青年亚瑟化身成为革命者“牛虻”的故事。亚瑟十六岁参加意大利青年党,反对奥地利对意大利的占领,被人告密给奥地利当局。他和同志波拉被抓进监狱,通过走关系出了监狱,组织里的同志却以为是他告密,他喜欢的女孩琼玛也误解他,还打了他一巴掌。他又发现,他是他所敬爱的神父蒙泰里尼的私生子,于是他的世界观马上崩塌了。他出走南美洲,受尽折磨十三年,给人当奴隶、小丑,腿瘸了,毁容了,还得了重度癫痫病。他以“牛虻”的身份回到故乡,和奥地利当局作武装斗争,在报刊上抨击侵略者,使得奥地利侵略者恨得咬牙切齿,全境悬赏缉拿他。后来,他在一次伏击中被抓获,关进监狱。他的父亲蒙泰里尼神父来看他,和他父子相认,牛虻希望他投身革命,神父却选择效忠上帝和教皇,于是两个人决裂。牛虻被奥地利军事法庭处决,临终前他推开十字架,拒绝向上帝忏悔,英勇就义。

这个故事为什么感人呢?因为它描绘了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和坚决。亚瑟,也就是牛虻,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里,是个单纯的大学生,他眼中的世界是美好而纯洁的,可是这个美好的世界在几天之内崩塌了。他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病痛、劳累、侮辱,但是没有放弃抗争。事实上,他是个非常倔强的人。一个革命者,无论是在登顶时,还是在人生低谷时,只要能够坚持初心,不贪权、不怕死,那么他的故事写出来就是感人的。

小说《牛虻》1955年版

小说《牛虻》1955年版

在欧洲的文学里,还有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红与黑》,讲的是十八世纪二十年代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故事。一个乡下青年名叫于连,长得很英俊,而且聪明机灵,拉丁文特别流利,甚至能够倒背圣经。可惜出身不好,是个小磨坊主的儿子。他最崇拜拿破仑,梦想着出人头地,成就一番丰功伟业。在小说开头,他的父亲让他看着机器磨面,他却骑在房梁上读《拿破仑圣赫勒拿岛回忆录》,陶醉在伟大皇帝的丰功伟业里,忘记照看机器。于是他挨了一顿臭骂,书都被父亲扔进了河里。在往上爬的过程中,他先后把市长的夫人和侯爵的独生女儿引诱到手,一度获得了职位、财产,最后还是失去了一切,被送上断头台。和他类似的角色有很多,比如巴尔扎克笔下的吕西安,被权贵百般欺凌蔑视,也曾经怀疑过不合理的社会秩序,最终还是选择了现实与功利主义的道路,也就是做人上人,把权贵的欺压原样奉还。而且他们对原生家庭有一种强烈的憎恨,看不起满口方言、不识字的父老乡亲,对父母冷漠。这一点,与当今社会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有些相似。于连既可鄙,也可叹,因为社会上升的渠道已经封死了,他们走正途是死路一条,搞歪门邪道也往往徒劳无功。

另外,有一种角色是介于牛虻和于连之间的,比如俄国作家库普林《决斗》里的陆军少尉罗马邵夫。他从军校毕业,成绩平平,分到了一个穷乡僻壤驻扎,做又苦又无聊的训练,周围的同事整日酗酒闹事庸俗无聊。他却对未来充满幻想,常常畅想:发奋努力考上参谋军事学院,然后“脚踢普鲁士,拳打土耳其,沙皇亲自迎,贵妇竞投怀”。这幅美好图景不断在他脑海里出现,就像我们刚刚进入大学时,总想大干一番,考研考雅思托福,然后升职加薪迎娶白富美,或者“阻击美国,踏平日本,主席接见,迎娶美女”。可是,无聊的、疲惫的生活也让罗马邵夫不断怀疑它的意义,他试图离开军队,去更大的世界转转,却因为一次荒唐的决斗而送了命。他没有牛虻的觉悟,也没有于连的不择手段。

牛虻是小资产阶级里的觉醒者。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易卜生笔下的出走的娜拉,娜拉代表着独立精神的女性,她勇敢地逃离虚伪、懦弱、冷酷的丈夫,离开家庭,去外面寻找新生活,是女权主义的一个先驱。革命文学发展到这一步已经初具规模,马上就要迎来它的巅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学,其中有很多我们更为熟悉的形象。

三、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

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十分深远。我们熟知的保尔·柯察金、卓娅、马特洛索夫等英雄形象,都是在三四十年代塑造出来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铁流》,都是那个时期的代表作品。这一套理论,影响了许多国家,比如中国和南斯拉夫。

1934年,苏联召开第一届作协会议,高尔基提出来了这个概念。范西里夫在《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这本书中说,“现实主义立足于社会现实,描写客观世界和人生历程的,把时代的特征和生活的本质、生命的内在冲突和感情的丰富、心理的微妙变化和思想在多重矛盾中的升华过程、人对命运的抗争和对未来的憧憬表现出来。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高屋建瓴,在此基础上注入了崇高的思想和坚强的意志、革命的激情和理想的火花、真理的光芒和道义的力量,因此它才具有了为崇高的人生目标勇敢奋斗的人格力量。”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塑造的英雄人物,不是我们一般情况下理解的“高大全,战无不胜,一颗红心”的那种形象。实际上,那种“红色精英”出现的时间很晚。在一开始,主人公的形象并不完美,比如我们最熟悉的保尔·柯察金,他最初是个坏孩子,然后是个有点好勇斗狠的小学徒,在不断锻炼中,他变成了一个拥有钢铁意志的无产阶级战士,但依旧脾气倔强、生病时脆弱迷茫——这也是他的可爱之处。又比如著名的《夏伯阳》,描绘了一个具有旧军队习气的红军将领夏伯阳,他在战斗中成长,逐渐克服了缺点,成为优秀的红军将领。主人公身上具有两重性,同时是领导者和被领导者,是榜样也是学生,在成长了的主人公身上体现出真理的绝对正确。他们坚信自己所追求的是真理,一切都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明天。

那个时候,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有很大的热情,普遍相信“黄金时代”在不久之后就会来临,正如前苏联少年先锋队队歌里唱的那样,“金色的时代,今天在召唤,我们的口号是时刻准备好!”为了得到这一未来,人们必须主动奉献乃至做出牺牲。文学作品里的主人公经受着各种考验——与人(白卫军、法西斯侵略者、异己分子、落后分子等)进行斗争、与自然(作为生产与征服的对象:水、火、土地、环境、灾害等)进行斗争。于是,自然引导出了结尾的田园诗景象,到这里,主人公的形象才能够确立,也就是属于未来的新人。

少年保尔与白匪搏斗,救下了党员朱赫来

少年保尔与白匪搏斗,救下了党员朱赫来

俄罗斯文学和注重对人类自身价值的探究、对灵魂出路的追问以及对伦理道德的不断探索。俄罗斯人眼中的文学,往往带有浓厚的宗教意味,他们甚至把文学作为精神的载体,通过写作来对人生目的进行探索和追问。这种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学不谋而合。保尔·柯察金一直在进行自我试炼,他读厚厚的《资本论》,他勇敢地与白匪军战斗,他受伤后还继续骑马追击敌人,他跳进冰水里抢救木材,他在工地上忍着饥寒劳动,他就算是双目失明瘫痪在床,还在用纸板打的格子写作。这些都是在“修身”,中国人尤其喜欢这个角色,为什么呢?在几千年前的孟子就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心志,饿其筋骨,空乏其身,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实际上,夏伯阳,也就是恰巴耶夫,是不完美的。保尔的形象,也是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对自己的加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特定历史时期散发出了很大的审美魅力,成就不可否认,但是日后这种模式就发展到一种病态的程度,高大全的精英,大团圆的结局和口号,生拉硬扯的逻辑,也就是常常被人诟病的“假大空”。

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有文艺工作者对党性原则的简单化理解、有观众的日益趋同并庸俗化的审美趣味,也有领导阶层欣赏水平的下降。修正主义上台之后的“解冻”,并没有扭转这个趋势,反而变本加厉起来,塑造的英雄不像保尔·柯察金那样可爱,反而越来越精英化。

四、革命英雄的消解

1953年,斯大林逝世。1956年,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里猛烈抨击斯大林,意识形态和时代的氛围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时的文坛出现了“解冻”、“反冲突论”、“非英雄化”等倾向,颠覆了“苏维埃神话”。

具有破冰性质的,是作家爱伦堡发表的小说《解冻》。这本小说,讲了一个苏联的“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女主人公是个教师,她丈夫是个国营工厂厂长,他们还有一个女儿。在别人眼里,他们很幸福,可是这个女主并不满意。她的丈夫虚伪无聊,官僚气息十足。她爱上了厂里的工程师,并且勇敢地和丈夫分居,和工程师在一起。这个故事看似普通,但是在斯大林时代,它是绝对不能被写出来的,因为它宣扬“颓废的情感”,其中有大段的灰色心理描写。由于爱伦堡与苏共高层关系密切,时常谈笑风生,这种题材正中赫鲁晓夫领导班子下怀,所以他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让这个故事真正解冻了一个时代。它成为了一个梗,在东欧小说里屡见不鲜。比如匈牙利作家道尔吉·久道什的《1985》里,老大哥死了,大洋国的文艺界出现新气象的讯号,即为某青年作家发表了一篇夫妻离婚的小说。这一种自由化的倾向,代表着家庭“革命”的英雄代替了社会革命的英雄。

另一方面,五十年代,苏联文艺界主管日丹诺夫提倡“无冲突论、节日文学和粉饰文学”,这种文学形式,无视生活中的矛盾、无视群众的疾苦,许多作品内容肤浅,手法陈旧,通篇都是空洞的说教和平庸的叙述。这些领导还公开宣布,“苏联社会已经不存在矛盾冲突了,如果说就还有那么一点点矛盾,那便是先进同更先进的矛盾。既然社会矛盾都统统消失了,那么苏联社会生活必然是一片和谐,像蜜糖一样快乐甜蜜了。”这种倾向,正和当时修正主义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全民国家论”相呼应。

同时,地下文学在这一时期盛行,索尔仁尼琴等人的作品被广泛传阅,《古拉格群岛》描绘了斯大林时代集中营的黑暗《华西里·焦尔金游地府》更是把苏联描绘成一个巨大的监狱。官方越是提倡正面英雄,老百姓越是喜欢反英雄,越是喜欢黑暗、扭曲和阴谋论的东西,因为他们被程式化的宣传、高大全的英雄形象弄得倒尽胃口。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红色精英的形象也达到顶峰。比如,提倡英雄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著名谍战剧《春天的十七个瞬间》,改编自作家谢苗诺夫的同名小说,讲述了红军间谍伊萨耶夫同志化名冯·施季里茨,打入纳粹德国内部,潜伏多年,在二战胜利前夕,粉碎了纳粹与西方秘密媾和的阴谋的故事。其中,作者甚至对纳粹或别国上层的人物的一些肮脏的做法表示理解,“间谍这个行业,就是这样嘛!”。施季里茨群体对“政治文化”的熟悉,实际上反映了苏联六七十年代的“办公室政治”;纳粹的帝国保安局大楼,分明是克格勃总部卢比扬卡。党内精英主动掀起了生活一角,一下子戳中了群众的兴奋点。施季里茨的灰色身份,甚至让人感觉更加真实。然而,当时最被人们喜爱的英雄形象,却恰恰是个暧昧不清的“反英雄”。

电视剧《春天的十七个瞬间》

电视剧《春天的十七个瞬间》

间谍施季里茨同志,伪装身份是纳粹德国党卫军旗队长,自称德国贵族马克思·奥托·冯·施季里茨。在他身上已经很难找到保尔式的革命性,这个穿高档西装、喝咖啡听音乐,足迹遍布远东、上海、马德里、巴黎、柏林的,与各国上层人物谈笑风生、熟悉上流社会那一套的侦查员同志,明显是党内精英的形象。他的残酷手段、灰色的生涯,反而比那些高大完美、勋章满身的英雄,更让观众感到真实。也正是因为党内精英主动掀起的内幕,使得电视剧《春天的十七个瞬间》有了万人空巷的轰动效应。

“高大全”的红色精英形象,正是苏联党逐渐官僚化的过程中产生的。诚然,施季里茨这个红色精英有着感人的悲剧命运和牺牲自我的精神:他以二十三年的背井离乡来爱一个祖国,用十九年的隐姓埋名来执行祖国的秘密使命,用十二年的时间深入纳粹盖世太保的核心,用最后十七天的时间挫败了纳粹与英美媾和的阴谋;他与妻儿分离,与友人陌路,却背负起苏联人民和红军的希望。但是,随着苏联变修,更多的苏联党内精英不是在无私奉献,把风暴挡在国门之外,而是坐在暖和的办公室里喝着茶,让别人母亲的儿子死在阿富汗的黄沙里。

我们可以发现,苏联转向修正主义之后,一方面是官方宣传的“高大全”的、脱离群众生活的英雄形象,另一方面是群众对英雄的怀疑。这些情况,在早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中是不存在的。

几乎同时,在资本主义世界也出现了怀疑英雄的现象。法国文学家、哲学家加缪曾经写过一部戏剧《正义者》,主人公作为民粹党人暗杀了沙皇的弟弟,但是沉重的社会现实无法改变。当主人公与读者都开始怀疑暗杀行为的意义时,故事以主人公被处决而结束。事实上,这种怀疑论的观点,在西方知识界屡见不鲜。

伴随着当时社会主义运动低潮的到来,社会上出现的后现代主义进一步消解了英雄的定义,比如苏联和东欧晚期的米兰·昆德拉、格拉斯·君特,他们认为英雄是不存在的,只是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完美。后现代主义的本质,就是反对崇高,解构英雄,比如柏林墙上著名的政治漫画《世纪之吻》。西德作家格拉斯·君特在《铁皮鼓》这部作品里嘲讽希特勒种族神话创造的“日耳曼超人”,在他的笔下,所谓的“超人”是个驼背鸡胸的角色。在更早的时候,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就已经描述了革命对普通人生活的破坏,他也是认为英雄不存在的,普通人在时代里只能挣扎。

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与东德领导人昂纳克的《世纪之吻》

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与东德领导人昂纳克的《世纪之吻》

文学与时代的联系尤为紧密。文学中革命英雄形象的兴起,反映了革命运动的发展。随着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达到顶峰,革命文学才达到其顶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

同样地,在这之后文学中革命英雄的退潮现象,也反映了革命运动的低潮。应该记住,革命英雄的形象,是在为群众利益的斗争中确立起来的。如果革命者退缩为既得利益的官僚,文学中就会出现上边所说的情况——一边是官方塑造的高大全的红色精英,另一边是社会对英雄的消解。同时,“牢不可破的联盟”也就会变成“纸板城堡”。

 

参考书目:

1、《浅析<唐璜>中拜伦的人格体现》 朱琼琼 《文艺传媒》2009年30期

2、《十二月党人——俄国第一批知识分子》李小桃 《俄罗斯文艺》2008年第1期

3、《<夏伯阳>:一种“苏维埃神话模式”的确立》 何红英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2009年第2期(总第212期)

4、《斯大林时期主流文学再审视》 马婷  陕西师范大学  硕士毕业论文 2010年5月

5、《卫国战争后苏联文学道德批评研究——以日丹诺夫为中心》 王一夫 黑龙江大学 硕士毕业论文 2014年3月15日

6、《人·岁月·生活》 伊利亚·爱伦堡(俄)海南出版社 2008年2月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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