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流击水 2016年04月13日 19:39

女权主义反抗资本主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参加劳工抗议的意大利妇女。Tano D’Amico(塔诺 达米科)

译者:两体     校对:水滴

 

女权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一致目标——全人类的公平和正义。

                                   —— by Nicole M. Aschoff

 

社会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有着长期的,有时令人担忧的联系。

社会主义者总是被指责过分强调阶级——把只能依靠工作生存的人和占有生产资料的人之间的结构性区分置于每一次分析的中心。

更糟糕的是他们不太关心通过处于舆论中心的问题——比如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和恐同症——来塑造权力结构。尽管他们承认了这些不正当的现象和行为所忽略的问题的重要性,但是仍在强调这些问题将会和资本主义一同被铲除。

同时,社会主义者指责主流女权过于关注个人忽视集体并且无视妇女中的阶级划分。他们指责主流女权和资产阶级政党达成一致,减少了对女工权利的保护,推行中产阶级需求,而无视贫穷妇女的需要和需求。这种情况普遍存在于全世界。

这是古老的争论,可以回溯至十九世纪中叶和第一国际时期。这些争论深刻地围绕着权力的政治问题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

进一步混淆人们视线的,是资本主义的历史本质使女权主义政治复杂化的方式——性别歧视以动态的方式被整合到利润生产和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制度再生产的过程之中。

在女性总统候选人克林顿希拉里成为了美国百万富翁的首选时,这一变化在当今非常明显。但是从根本上讲,将女权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区分开是没有必要的。

为什么社会主义者应该是女权主义者

对妇女的压迫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全世界都是多元的——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性别鸿沟,说明了为什么社会主义者必须是女权主义者,如果她们要从资本的专制中解脱的话。

一个女人最终成为美国总统的可能性凸显了美国和全世界都缺乏女性领导力。尽管出现了一些有权势的妇女像Angela Markle(安吉拉·默克尔)、Christine  LeGrade(克里斯·廷勒格雷)、Janet Yellen(珍妮特·耶伦)、Dilma Rousseff(迪尔马·罗塞夫),在政治机构和公司中仍然存在严重的性别不平等。在世界五百强企业的CEO中只有4%是女性,大部分公司的董事会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的女性成员。

全球来看,90%的政府首脑是男性,出席2015年世界经济论坛的2500名代表中只有17%是女性,2013年,女性首次在美国参议院中获得20个席位。

和许多国家不同,美国的女性大体上拥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和法律保护,可以和男性接受相同的教育、营养品和卫生保健。但是性别差异在社会上还是显而易见。

女性在高等教育中比男性更优秀,但是她们没有获得相匹配的成就和财产,女性在大众媒体中依然是刻板的形象且没有代表性。对女性生育权的攻击仍然没有减少,过了很久,在1990年代期间才持续下降,自2005年以来对女性的暴力侵害率一直没有变化。

同时,面临着日益增长的住房和抚养孩子的压力,平衡家庭生活和工作的决定和以往一样困难。自1963年通过《同酬法》(译者注:Equal pay Act 《同酬法》是保障两性工作平等权的重要法律,该法律规定对于从事技能、责任和体力要求相等并且工作条件相似的工作的男女劳动者,雇主必须支付相等的报酬,实行同工同酬原则,禁止对女性受雇者以性别歧视。),五十年以来,妇女开始加入劳动大军,如今又60%的妇女在外工作。单身或已婚的妈妈更有可能工作,其中57% 的妇女的孩子不到一岁。

但是参加全职工作的妇女只能获得相当于和她们做相同工作的男性81%的收入——由于近年来男性收入下降的很快(大学教育除外),这个数字逐渐持平。

工资差异与劳动的性别分工相符合。零售业、服务业、餐饮业是新就业增长的中心,而这些行业以女性为主。护理工作的女性化则更加明显。尽管最近有一些进展,比如《公平劳动标准法》扩展至家务劳动工人,但是护理工作仍然被认为是女人的工作而被低估。很多护理工作是低工资的临时工作。在这种工作中,女生经常遭受羞辱,骚扰,侵犯和克扣工资。

艾玛在twitter上发了这张照片并写道“能被贝尔·胡克斯采访真的太荣幸了!”

艾玛在twitter上发了这张照片并写道“能被贝尔·胡克斯采访真的太荣幸了!”

除了男性与女性在经验上的明显差异外,在美国还有很多潜在的、长期影响的性别歧视。贝尔·胡克斯(本名为Gloria Jean Watkins,美国作家,女权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她以她的曾祖母的名字为bell hooks笔名,并且写名字时不按通常的规则大写名字的第一个字母,目的之一是表明她与先辈女性的本质联系,之二是“中意的是我的书的内容,而不是谁写的书”。)这样的女性主义者认为性别歧视与种族主义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主导性的话语权力美化白种人和异性恋的生活图景。

从出生开始,男孩和女孩就被区别对待,家庭、学习和日常生活中对性别的偏见始终贯穿在妇女的生活中,并塑造了她们的自我认知和人生选择。

性别歧视也在盈利过程中扮演了不太明显的却又十分重要的角色。从最初起,资本主义就依赖劳动力市场之外的无偿劳动(主要在家庭中)来生产对于资本积累必不可少的因素:劳动者——他们需要生产、需要穿衣,需要吃饭,需要社会交往和被爱。

这些无偿劳动是高度性别化的。尽管越来越多的男性比过去更多地参与家务劳动和照顾孩子,社会再生产的任务仍然主要落在那些被认为应该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的妇女身上。

大多数妇女在家庭之外也从事有偿劳动,使她们的家务工作变成了“第二份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妇女受到了双重压迫——在工作场所被剥削,在社会劳动力再生产中作为劳动者的身份被忽视。

为什么女权主义者应该是社会主义者

这些在政治经济和整个社会中长期存在的跨越阶级的性别差异,激起主流女权主义者产生这样一种看法:性别歧视独立于资本主义,这两个问题要分开解决。

从众多女权运动来看,女权活动家一直实行多种策略应对性别歧视和性别划分。如今,为了解决女性面临的工资差异、暴力、工作生活平衡、社会化性别歧视等一些列问题,主流女权主义者倾向于把重点放在让女性拥有权力,无论是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

像雪莉·桑德伯格( Sheryl Sandberg,,现任Facebook首席运营官)、希拉里·克林顿( Hillary Clinton,美国第67任国务卿)、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2009年初出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这样著名的女代言人以及其他许多人提倡“获得权力”的女性主义策略。这一战略最有影响力的倡议者桑德伯格认为女性需要克服恐惧,开始“打破现状”。如果她们这么做,她相信这一代人可以结束领导岗位上的差距,这样做会打造出一个更适合女性的世界。

掌握权力的论据的要点是,和男性不同,如果女性获得权力,她们会注意落实有利于女性的政策。如果女性掌握了与男性相同数量的领导位置,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中跨阶级的性别差异只会被消除。

强调把个人成就当做实现女权目标的途径,这种观点已不新鲜。包括夏洛特·邦奇(Charlotte Bunch)和苏珊·法露迪(Susan Faludi)在内的许多女权主义已经批评了这种观点,她们质疑那种把姐妹般团结的概念作为深层次性别划分的一种方法。就像法露迪说的:“要为女性改变这个世界,你不能简单地通过在不变的社会和经济权力制度中增加几个女性面孔来实现。”

约翰娜·布伦(Johanna Brenner)这样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同时还指出了主流女权主义如何掩盖妇女之间极度紧张的关系。

我们很容易发现工人阶级妇女/贫穷妇女和中产阶级职业女性之间关系是矛盾性的。这些中产阶级女性的工作是,发展和管理那些被定义为有问题的人——穷人不健康的人性别异常者以及缺乏教育的人。尽管中产阶级妇女号称可以代表工人阶级妇女,这些阶级紧张关系渗透到女权主义政治当中

所以,虽然有必要认识到当前的性别社会怎样继续存在着,但也有必要清楚地看到如何消除这些鸿沟,同样重要的是,认识到女性主义不能挑战资本主义的局限性。

资本以现有的性别歧视的准则和工资工作的剥削性质为生。当妇女的抱负和欲望被压制或忽视的时候,她们更容易被欺骗。性别歧视也成了公司的工具,使公司向妇女支付更少的薪水,对她们进行其他方面的歧视,特别是对有色人种。

但是即使根除了性别差异,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还会存在。女性涉足权力的位置是重要的和必要的,但是劳动者和占有者、上层妇女和下层妇女之间的根本矛盾不会改变。

大部分女性会发现自己从事不稳定的、低工资的工作的事实不会改变,这是进步的一个障碍,有舒适的生活比消除政治经济领域的性别歧视的阻碍更大。它也无法改变利润动机的力量,无法改变使公司给工人提供经济、社会和文化准则所允许的尽量少待遇的强制力。

当然,社会不能简单地被看成金钱关系,性别差异真实地存在着。认真对待阶级意味着把妇女受到的压迫归结于她们工作和生活的物质条件,在女性的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形成中认识到性别歧视的作用。

女权运动,不管是作为“社会福利”的化身还是激进的当代实践,已经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目前的挑战有两方面:保卫这些来之不易的胜利,让所有的女性都能真正享受它;应对性别歧视和利润生产之间的复杂关系,推进新的、具体的要求。

对如何完成这两个目标没有简单的答案。在过去,女性取得的最大胜利是同时争取妇女权利和工人权利——将性别斗争与反资本斗争联系起来。

埃琳·鲍里斯(Eileen Boris)

埃琳·鲍里斯(Eileen Boris)

就像埃琳·鲍里斯(Eileen Boris)和Anelise Orleck所强调的,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工会女权主义者发起了一场为妇女在家庭、工作和工会中争取更多的权利的新兴女权运动”。空姐、服装工人、文秘和家政工作者在这次运动中联合起来挑战男性主导的工会运动(1980年前妇女无权进入美国产业工人联合会管理机构),在运动的过程中锻造了一种新的、更为广阔的女权主义。

工会妇女创造了一个崭新的领域,不仅要求高工资,以及与男性平等的机会,并且还要求获得育婴权、实施弹性工作时间制、妊娠假以及其他一些经常被她们的工会兄弟所忽视和低估的权益。

女权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需要确定他们共同的方向——向资本的压迫和根植在资本主义中的男权社会固有秩序斗争。

实现这些斗争和要求是确定的,目前正在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奋斗。比如,为了实现全民免费医疗而斗争——这将使得免费医疗成为一个基本权利,给每个人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医疗保障,无论他们的支付能力如何——这个要求可以削弱性别歧视以及资本对工人能动性的压迫和控制。还有许多其他具体的短期需求,同时把女权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目标结合起来,包括免费高等教育、免费育婴,以及结合了全民基本收入保障制度的坚固的社会保障体系。

这些改革将为更激进的目标奠定基础,在根除性别歧视、剥削和社会生活的商品化方面走得更远。例如,为我们的家庭、学校和工作生活(学校、银行、工作场所、市政府、国家和地方机构)建立集体的民主的管理机构,给所有男性和女性更多的权力和自由和实现美好社会的愿景。

这些反资本主义的策略包含了实现妇女需求根本改变的可能性。

彻底的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全人类的公平和正义,而不仅仅是在不公平的社会中实现女性的平等权和女性公平参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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