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运信息 2016年04月26日 21:23

七年已逝:纪念阿努拉德·甘迪

作者  拉胡尔·班智达     译者  赤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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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努拉德,《起义》摄

出生于特权阶层,本可以选择轻松的生活。但她却选择拿起武器,为那些无所依靠的人去战斗。

2008年4月,在孟买一个闷热的晚上,一位医生正急切的联系一位病人。病人是一个50岁左右的女人,那天早上发着高烧过来看病。医生给她验了血,看完血液检测报告后,他开始疯狂的给这个病人打电话,电话号码是病人匆匆留下的,而且笔迹几乎难以辨认。他很快就意识到,号码并不存在。医生很不安,因为血检报告显示,在该妇女的血液中存在2种致命的疟疾病毒,她必须住院治疗,不能延误。时间在流逝,但病人毫无踪迹。

等这位女士再次联系医生的时候,已经几天过去了。医生要求立即对她进行重症监护,但是已经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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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早晨,阿努拉德·甘迪死了。她的多个器官出现衰竭,她的免疫系统被系统性硬化症破坏,而且她还患有一种免疫性疾病,让她死前无法正常书写。

“阿努”——这是人们对她的亲切称呼——的死讯立刻在她的朋友和追随者中传开了。不久,消息传到了印多拉——那格浦尔城的一个贱民居住地,阿努曾经在那住了七年。她的化名佳纳克伊——作为印共(毛主义)纳萨尔派最高决策机关中央委员会唯一女性成员的名字,出现在印度内政部档案中。

为什么一个孟买高等法院高级律师的女儿,一个毕业于孟买著名的埃尔芬斯通学院的社会学硕士,一个来自特权阶层的女孩,最终选择在巴斯塔诡谲的丛林中,拿着来福枪,裹着防水帆布,过那种艰苦而危险的生活?答案或许和她生活的时代有关,亦或者和她个人性格有关,又或者和这两者都有关系。

* * *

阿努拉德的父母是Ganesh Shanbag和 Kumud Shanbag,他们都是社会活动家,在印度共产党的办公室里举行了婚礼。Ganesh Shanbag还是一个年轻男孩的时候,逃离了家乡库格省,加入苏巴斯·钱德拉·鲍斯的军队,后来,他成为一名律师,曾经为特伦干那省被捕的共产党人辩护。他的公文包里装满了代表被捕同志提交的请愿书,而妻子Kumud则忙着编织收集毛衣,送给当时中印战争中与中国作战的士兵。

阿努拉德的哥哥 Sunil Shanbag,是一名进步剧作家,他回忆,阿努拉德学习成绩很好,并且喜欢参加课外活动比如跳舞。她也非常热衷于了解公众事务。Sunil说:“我住在寄宿学校的时候,她会给我写信,讨论有关银行国有化的问题。那时她只有12岁。”带着这种特质,阿努像其他的女孩一样,在1972年上了大学。“那个时候,她和任何女孩一样,喜欢在家里烫头发,”Kumud Shanbag回忆道。

70年代初是令年轻人兴奋的日子。世界上发生了许多事。毛泽东在中国发起了文化大革命。越南在激烈的抵抗美国军队。此时在她的家乡印度,响起了一声春雷——纳萨尔巴里运动爆发了。成百上千来自高等学府的学生放弃自己的学业,加入了纳萨尔派运动。来自富裕家庭,出国深造归来的年轻人,变得越来越激进。他们当中有一人是杜恩大学的校友,桑贾伊·甘地的同学,科巴德·甘迪。科巴德·甘迪的父亲是葛兰素史克公司的高管,他们一家人住在沃里岛上的一个海景公寓。他前往英国学习特许会计课程,在那里他开始参加激进的政治活动,并且放弃学业回到印度。

同时,阿努则成为一名讲师,但她致力于参加进步青年运动(PROYOM),这个运动是受纳萨尔运动鼓舞而产生的。后来,她成为孟买公民自由运动的火炬手。正是在这期间,阿努拉德认识了科巴德。不清楚是谁影响了谁,但很快两人都变成了“坚定的社会活动家,”一个共同的朋友这样形容他们。

两人很快坠入爱河,Kumud还清楚的记得有一天科巴德来他们家拜访。“坐在那条椅子上的是我丈夫,”她指了指说,“于是科巴德上前跪下说:‘我可以娶你的女儿吗?’”

两人在1977年11月结了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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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80年,印共(马列)(人民战争)的一支纳萨尔小队进入丹达卡森林——这是一片广袤的森林,分布在安得拉邦,恰蒂斯加尔邦、马哈拉施特拉和奥里萨邦——建立游击根据地。1981年,“人民战争”的创始者,Kondapalli Seetharamaiah提出他希望在安得拉邦举行的激进学生联盟会议上与科巴德会面。他希望把人民战争引入马拉施特拉邦的加德奇罗利地区。毛派理论家瓦尔瓦拉·罗说两人的会面为人民战争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实现铺平了道路。

这对夫妇兑现了承诺。一年后,阿努拉德搬到那格浦尔,那里有马哈拉施特拉邦第二大贫民窟,也居住着大量贱民(1956年10月,正是在那格浦尔,安培多伽尔B.R宣布改信佛教)。她一开始住在拉克达地区的一间单人公寓里。Kumud 记得和丈夫去探望她的情景。“当我们看到她居住的地方,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Kumud说道。屋顶很多地方漏雨,而雨下了一整晚。“陪我们一起来的助手爬到桌子下面躲雨,睡在那里,”Kumud回忆道。

到了1986年,阿努搬到了那格浦尔北部的印多拉地区,那是贱民的政治中心。她在一个叫Khushaal Chinchikhede的邮政员工的房子里租了两个小房间。“在他们房子里,除了满满两箱书和一个泥罐,其它什么也没有,”Khushaal Chinchikhede说。阿努拉德在那格浦尔大学做兼职讲师。后来,科巴德也住在那里。两者都在外面工作到半夜。阿努拉德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往返,后来在其他活动人士的坚持下,科巴德才买了一辆助力车。

印多拉因为充斥着流氓暴徒而臭名昭著。“没有出租车或三轮车司机敢去那里,”在印多拉长大的阿尼尔·博卡说。但阿努拉德不为所动。“她会在半夜孤身一人骑着自行车通过贱民区,“博卡回忆道。他通过朋友认识了阿努。“她让我了解了很多事情,为我打开了整个世界,”他说。

因为阿努拉德,Devanand pantavne,一个空手道黑带变成了诗人,以及一个激进的文化艺术团的主唱。pantavne记得她总是要求按时完成目标。“如果我们某件事情没有按时完成,她会非常生气,”他说。另一个年轻人,Surendra Gadling在阿努拉德的鼓励下从事法律工作。今天,他为各种活动家和被怀疑为毛派的人提供法律援助。“她是我的指路明灯,”他说。这不是没有原因的,阿努拉德以身作则,在生活中引导人们。

1994年,一个女贱民,kamble Manorama,在一个有影响力的律师家做佣人时死亡,律师的家人声称她是不小心触电而死,但活动人士怀疑她被律师奸杀。阿努拉德鼓动民众,由于她的努力,这件案子受到了邦议会和国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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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多拉,阿努拉德最信任的副手之一是biwaji badke,一个4英尺高的贱民活动家。“每天早上badke会来到她家里,边喝茶边分享消息,”朋友回忆。后来,当他被诊断出患有咽喉癌,阿努拉德把他带到家中,照顾他几个月。另一个助手Shoma Sen回忆说她非常关注别人的生活。她的房子向所有人开放。“只要有人来,她就泡茶招待他们,”她说。

因为她的缘故,许多来自富裕家庭的人受到鼓舞,成为活动家。她的老朋友和助手苏珊亚伯拉罕说:“当我成为一个社会活动家的时候,经常看到和阿努相似背景的人们与你一起工作,这是令人振奋的。”

在90年代中期,阿努拉德加入了巴斯塔丛林地区纳萨尔派的领导层,转入地下。麦纳,一个印共(毛)丹达卡森林特区委员会的成员,记得阿努拉德曾经努力的融入当地部落:“好多人来询问她的情况,说嘀嘀(阿努拉德)不是这个地方的人,她不懂我们的语言。嘀嘀会微笑着走过去和他们说:‘我理解你们的疑虑,那么就请教我你们的语言,我会向你们学习这里的一切东西。’”

丛林中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游击队一直在不断转移,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还携带着沉重的行囊。即使这样,阿努从不逃避,她做着和其他游击队员们一样的事情。一个纳萨尔派领袖回忆说她从不缺席任何军事训练:跑步、爬行、俯卧撑等。麦纳说,“每当她摔倒在泥泞的土地上,她都会笑着爬起来。”

1999年,阿努拉德和游击队在恰蒂斯加尔邦的sarkengudem村宿营,警察包围了他们。双发发生了战斗。资深游击队员拉赫记得阿努立刻找到了掩护,瞄准她的“敌人”射击。后来,她总是回想起这件事件,并因此要求年轻人学习游击战的技巧。但 Sunil也记得她说过“总是随身携带着步枪并不舒服。”

她的身体并不适应这种非常艰苦的生活——在丛林里她经常遭受疟疾之苦。在某一个夏天,她走了好几个小时的路后昏倒在地,同行的同志马上喂她喝葡萄糖水。显然,她中暑了。但恢复意识之后,她仍然坚持自己携带行囊,拉赫回忆说。

南巴斯塔在1998年-1999年遭遇了严重的干旱,当地部落民吃的米饭,一半是谷物,一半是石头。游击队也一样,不过他们吃的时候会加上罗望子酱。“她每次都需要花很长时间,并和着水才能咽下这些东西,”麦纳回忆说。她也患了胃溃疡。“为了缓解疼痛,她会吃几块饼干然后喝一点水,” 她说。

为了减轻负荷,阿努拉德把原先携带的毛毯子换成了一条薄床单,这让她患上了硬化症。

毛派经常在政府力量薄弱的地方发挥影响力。在恰蒂斯加尔邦的在basaguda,当地需要在一个叫作Kota Chervu的水库兴建一座堤坝;这个水库供应着10个村庄的用水。但是当地政府一直忽视村民的要求。在阿努拉德的引导下,有30个村庄的村民前来做这项工作。对于做工的村民,每天都给一公斤大米作为报酬。政府惊慌失措,要罚款20万卢比,但是人们拒绝缴纳。到1998年,毛派已经在丹达卡地区兴建了一百多个水库。

阿努拉德也承担了了教育妇女的责任,她的教育方式是富有特色的。她经常给女游击队上课帮助她们解决碰到的问题,还撰写和翻译了毛派的宣传材料。她会把政治领袖的照片印在图上,向目不识丁的当地人解释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有时,她也会就一些健康问题开设课程。

在这些事情的空隙间,阿努拉德会秘密前往孟买。“她回来的时候,我会给她的头发涂上油,并按摩她的身体。我想让她尽量放松,”Kumud说。

“最令人惊奇的是她总是比我们更了解电影和其他的流行文化,” Sunil说。有一部他的戏剧在孟买上演,阿努拉德悄悄溜进来,看完这部戏,然后安静地离开。“我后来才知道她来过,”Sunil说。

在2007年印共(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阿努拉德被选为中央委员会成员。这时,科巴德已经是毛派的核心的领导成员,负责党的文件。(他于9月20日在德里被捕)。

在阿努工作的基础上,毛派准备首次在印度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中提出有关种姓政策的文件。她还起草了“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的文件,引起了毛派最高层领导的关注。

在丹达卡期间,她帮助游击队员了解合作社在提高农业生产方面的作用,使他们能够更好开展集体化工作。

在巴斯塔的时候,阿努拉德质疑了党内普遍存在的父权思想。她去世的时候,她正在和女干部一起工作,制定计划帮助她们承担更多的领导责任。正是在贾坎德邦就妇女压迫问题给部落民上课期间,她感染上了脑型疟,导致了她的死亡。

阿努拉德的朋友Jyoti Punwani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曼莫汉辛格说,‘纳萨尔派,是对国家最大的威胁’。但我记得有一个总是在笑的女孩,放弃了自己富足的生活,只为了改变其他人的生活。”

在那格浦尔,我要求房东chinchikhede打开阿努曾经的房间。房间里只剩下门上一张印有巴哈特·辛格头像的贴纸。这时太阳下山了,天空变成了深红色。一个陪同我的战友躺在了地板上,这是一张他非常熟悉的地板。他朗诵了gorakh Pandey的一首诗:

这数千年的岁月/是他们的愤怒/这数千年的岁月/是他们的痛苦/我只是恢复了他们破碎的语言/用节奏和韵律/而你在担心/我会让这火势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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