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 2016年05月04日 22:55

“魏则西事件”之后的思考

文/海西

最近,“魏则西事件”刷爆了朋友圈。无论是自媒体还是主流媒体,都在持续关注这一事件。在舆论的聚光灯下,这一事件背后的黑幕也陆续被曝光。人们发现,这根本就不是一起误诊,不是偶然事件,而是一个掌控中国民营医院的资本集团和掌控中国网路信息入口(搜索引擎)的资本集团长期合谋所必然造成的悲剧。唯利是图的莆田系控制民营医院,到处坑蒙拐骗,这的确让人们感到不安。但更让人恐慌的是,长期为人们所信任的公立医院也跟私人医疗资本狼狈为奸,而全社会一直吹嘘的互联网竟也成为利益团体谋财害命的工具,公共权威的沦陷,让人们怀疑,到底什么是可以相信的。而且,类似的事件反复发生过很多次了,媒体也做过报道。

比如,早在2006年,媒体就报道过,上海长江医院把怀孕妇女诊断为不孕症的恶劣事件。这个长江医院,就是莆田系控制的医院之一。

图片1

《瞭望东方周刊》曾刊文《莆田系民营医院 洗不清的原罪?》(2006年第46期),系统地揭露过莆田系。文中采访的一家非莆田系民营医院院长说,“没病当有病治,小病当大病治,到处打广告,莆田人操作民营医院的一些‘戏法’,把中国民营医院的名声败坏了。”也就是说,早在十年前,莆田系就已经非常猖獗了,恐怕那时候就已经有不少“魏则西”被他们害死害得倾家荡产了。

为什么民营医院会有这么多问题

为什么民营医院会有这么多问题呢?这是由资本和医疗市场的特征决定的。医疗市场不同于一般的市场,它的买者和卖者是高度信息不对称的。左大培老师在《市场失灵将医药行业引入囚徒困境》一文中写到:

“ 医疗服务的卖者——医生掌握而医疗服务的买者不掌握的信息,涵盖了与医疗服务有关的各个方面,它们主要集中于三个层次上:来求诊的人是否患病,患了何种病;患了某种病的人应当如何医治,到哪里医治;治病应当使用什么药、什么器械,这些药和器械的价格有多高。一般说来,在所有这三个方面,求诊的人在掌握的信息上都远远不能与医生相比。

“任何到医院或找医生求诊的人都会承认,他们掌握的上述三个方面的信息要比医生少得多。简单地说,如果求诊的人掌握的上述三个方面的信息与医生一样多,他们就不会到医院去求诊,甚至医院和医生这个行当都可以取消。那时候,需要医院作的就只剩下了出售药品和医疗器械、提供打针和护理服务之类的劳务,需要由医生来作的大概也只是动手术了–那是一件求诊的人即使对自己的疾病及其治疗方法完全清楚也不能自己完成的事情。而现实则完全不是这样。人们去找医生的首要原因是他们掌握的上述三个方面信息比医生少得多,需要医生根据其掌握的上述三个方面信息给予有关治疗的指导。

 “由于求诊的人在上述三个方面掌握的信息比医生少得多,医生的目的如果在于通过医疗服务的自由交易从看病的人方面赚取尽可能多的钱,他就可以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来对求诊的人进行误导,使他们从事本不该进行的‘诱导性消费’,以便医生自己向他们提供“过度医疗服务”,从中谋取尽可能多的货币收入。

  “首先,医生可以将没有病的人说成有病,将有小病的人说成有大病,以诱使那些没有病的人花本来不该花的钱去购买根本就没有用的“医疗服务”。

由于医疗领域高度专业化导致的信息不对称,而且又事关人命,因此就为通过欺骗顾客获取暴利提供了可能。当然,如果医院没有谋取暴力的动机,这种可能就不会变成现实。公立医院当然也已经资本化运作了,虽然公立医院也普遍存在着给患者开高价药等问题,但对患者坑蒙拐骗的情况要少见得多。其原因在于,公立医院的所有者毕竟是国家,而国家承担着公共职能。在现代社会,医疗已经被看作是一种基本权利,而不是有钱人才能享受到的特权。如果国家把所有的公立医院都变成莆田系医院那样的挣钱机器,将为普通劳动者带来极其深重的苦难,并导致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危及政权合法性。所以,中国的医疗私有化虽然一直在进行中,但步子相对慢一些,并不主张医疗全面私有化。

但私人资本不同,其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增殖。“如果有20%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事实证明,资本的本性仍然如此,没有改变。朋友圈里面转了一些莆田系的内幕,包括故意传播性病之类的,虽然有些夸张,但故事能编成这样而且还有人信,说明莆田系的确干了很多伤天害理的坏事。、

国际经验

实际上,国际上对医疗领域存在的市场失灵是有明确认识的。左大培老师的文章中做了大量的介绍:

当代微观经济理论分析的大师肯尼思·阿罗1963年发表的著名论文《不确定性与医疗的福利经济学》(Arrow, Kenneth J.(1963): Uncertainty and the Welfare Economics of Medical Care. I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3, No. 5.(Dec., 1963),pp.941-973.),被称为研究信息不对称下经济行为的“信息经济学”的开创性著作之一。阿罗在这篇论文中反复强调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且谈及了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医疗保险业中的“道德危害”(moral hazard),说在保险机构支付医疗费用的情况下,医生和求诊者都可能喜好在处方中指定更昂贵的药品和护理,更经常的处置等等。阿罗指出,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医疗行业中,由于缺少“理想的”保险制度,就需要在医生与患者之间建立一种“信任与信心的关系”,这种信任关系的一个后果就是,医生不能或至少表面上不能每时每刻都行动得象要把他自己的收入最大化那样。他必须使患者相信他完全是在为患者着想,而必须避开利润最大化的明显恶名。

阿罗正是在这篇论文中详细地说明了,医疗专业是市场失灵的一个典型例子,要减轻这种市场失灵对整个社会的危害,就要创造许多的社会机构,这些社会机构在某种程度上是与通常假设的市场相抵触的。阿罗以这样的社会机构来解释当时美国医疗行业中的许多制度,如行医必须有执业许可、非盈利医疗机构在美国医疗行业中占统治地位、不搞讨价还价、必须为医治患者尽最大努力、医生以最大化个人收入和利润为耻的行规等等。

因此,现在非盈利医院在主要的发达西方国家的医疗卫生领域中都占主导地位。统计资料显示,在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意大利和瑞士6国中,除意大利的非盈利医院只占医疗卫生领域的65%之外,其它5国的非盈利医院都占医疗卫生领域的78-95%。而在盈利医院比例最高的意大利,公立医院比例也极高:60.5%的医院是公立医院。而公立医院所占的比例,法国是65%,瑞士是46%,加拿大是43%,德国是42%。美国公立医院的比例低,只占10%,但是美国的非盈利医院所占比例却高达90%,公益性组织和私人举办的非盈利医院所占比例高达80%。(转引自李玲:《中国医疗体制改革》,载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出版的《北大讲座》第11辑)

患者个人无力搜集足够的有关医疗服务的信息,是医疗行业中信息不对称的根源。现代的发达国家的政府都对医疗服务和药品及医疗器械的生产实行了系统而严格的监督和监管,以便向医疗服务的需求者提供简单的信号性信息,减少医疗服务需求者相对于医疗服务提供者在信息上的劣势。美国对行医执业许可的严格管理、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对药品和医疗器械生产的严格审批和监管,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范例。

即便美国政府对医药行业进行了这样大的干预,美国仍然是西方发达国家中政府对医疗行业干预最少的国家、医疗和医药行业最“市场化”的国家。美国医疗和医药行业最市场化的标志,就是美国政府没有实行系统的政策来保证每个公民都享有医疗保障,至今仍然有5千多万人没有医疗保险。而西欧的发达国家几乎都由政府建立了系统的医疗保障制度,保证每个公民都享有医疗保障。

比较一下美国与英国医疗行业的社会绩效就可以看到,美国这个医疗和医药行业最“市场化”的国家医疗行业的效率最低。

英国实行全民医疗服务体系,国家直接为公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经常有人抨击英国的医疗体制,抱怨在英国看病要排队等很长时间。这其实是因为英国的医疗实行计划体制,急诊或有威胁生命疾病的患者可以立刻得到治疗。而在实际上,英国的医疗服务事业比美国的效率高得多。

2002年,美国的医疗卫生费用占GDP的14.6%,仍有20%的民众没有任何医疗保障;英国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医疗卫生费用只占GDP的7.7%(转引自李玲:《中国医疗体制改革》一文)。而据《参考消息》转载的外国报刊文章报道,2006年5月,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公共卫生和流行病学教授迈克尔·马尔莫与三位同事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研究了美国和英国的健康状况。他们发现,在全社会的各个阶层,美国不健康的人数都比英国多。这也就是说,医疗卫生最“市场化”的美国人均花费了最多的医疗卫生费用,但是人民真正享受的医疗卫生服务最少,人民的健康状况也比较差。

上述有关美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实际数字足以说明,本文前边所说的那种“市场化”医疗即使在完全竞争长期均衡下也会具有的“囚徒困境”是确实存在的。对于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医疗行业,追求盈利最大的市场化对整个社会是一种灾难。(《市场失灵将医药行业引入“囚徒困境”(续)》)

关于国际上医疗制度的经验,李玲老师在2006年时就谈到:

可以看看国际的经验:为什么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都采用了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或者是主导或者是干预越来越多的方式?这就说明了市场是失灵的。

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又读了白求恩的传记,非常有感触。白求恩出生于一个很好的家庭,受了很好的教育,是20世纪30年代全球少有的能做开胸手术的名医。当时也处于一个快速发展过程中的美国,他所行医的工业重镇底特律有很多贫民,看不起病,十分悲惨。白求恩就给穷人提供免费的服务。但他一个人解决不了问题,又靠他的影响力发动医生行会给穷人提供免费服务。但是他发现,他们的努力杯水车薪,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穷人医疗这个问题根本解决不了。

白求恩在20世纪30年代有个机会去前苏联开会,发现他那么多年想要解决的问题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经解决了,因为前苏联是全民医疗。于是他就加入了共产党,之后来到中国。白求恩牺牲后26年,他的祖国加拿大在1965年实现了全民健保,而美国也是在1965年为穷人和老年人提供了医疗保险。

我国过去政府主导医疗卫生的经验以及其他国家的经验也证明,由政府主导的医疗卫生体制在公平和效率的平衡上要比由市场主导的体制好。

在一次访谈中,李玲老师对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完全与国际脱轨的状况表示不解:

国内一些“唯市场派”经济学家不了解卫生经济的特性,将医疗类比餐饮业,闹出不少笑话。 

2007年,全球医改专家汇聚北京,评审中国医改方案。听完上半场一些中国经济学家的“市场论”后,外国专家们坐不住了。在休息期间,他们自动站到一起,讨论完后,找到当时的医改领导小组组长马凯,“下半场开始可否给我们10分钟,我们有几点共识跟大家分享”。基本的共识是,医疗是市场严重失灵领域,不能靠市场机制来解决;医疗保险也是市场严重失灵领域,靠商业保险从来解决不了全民覆盖的问题;药品是商品,不是普通商品,没有一个国家靠市场来解决药品的问题,必须严格监管……

“好比一记耳光,可打完了仍继续讲”,李玲有些无奈,一些大谈医改的专家连最基本的卫生经济学的文章都没有读过。 

中国的医疗私有化走到那一步了?

2009年,中国政府出台了新医改方案,其指导思想仍然是公立医院为主体:

“坚持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为主体、营利性医疗机构为补充,公立医疗机构为主导、非公立医疗机构共同发展的办医原则,建设结构合理、分工明确、防治结合、技术适宜、运转有序,包括覆盖城乡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和各类医院在内的医疗服务体系。”

图片2

这一指导思想是好的,但问题在于,如何落实,能否落实。我国的改革开放也是号称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但现在私营经济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占比超过60%),国有企业反而成了补充。医疗改革也一样,会不会改着改着就让把公立医院改成私有的呢?

我们知道,现在多数公立医院都是自负盈亏的。这种制度一方面造成了公立医院失去了非营利性,医院和医生都在追逐利益(不得不追逐利益,同时也享受追逐利益带来的好处),而患者成了受害者。

图片3

另一方面,又为进一步私有化铺平了道路。媒体最近揭露的莆田系外包公立医院科室的情况,表明私有化已经暗地里进行了。

虽然国家明令禁止公立医院科室外包,但是在利益的刺激下,官僚和资本家全然不顾法律的道德的约束,联合起来欺骗群众。可想而知,当莆田系资本进一步做大后,更多科室被他们承包,最后这些公立医院不是变成了名义上公立实际上民营的医院了吗?

虽然国家的大政方针仍然是公立医院为主导,但是这些年私立医院发展非常迅猛。今年1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在京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熊煌指出,当前我国民营医院数量占全国医院总数的比重超过51%,门诊量已占到全国门诊总量的22%。而在2012年末,民营医院占比还只有39.60%。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在十年之后,我国的医疗领域中,民营资本将占据主导地位。

有些人觉得公立医院垄断,民营医院的发展有助于打破垄断。但实际上,民营医院也是高度垄断的。据媒体披露, 2014年6月28日在莆田成立的莆田总会,拥有全国8600多家民营医院会员,会员年营业额达2600多亿元人民币。莆田系一般指由福建莆田人开办的民营医院,以”整容外科”、”男科”、”妇科”为主,从刷电线杆、在街上贴小广告起家,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莆田系的广告也转向了互联网,多年来主要通过百度的竞价排名来招徕顾客,在百度投放广告金额巨大。2013年莆田市委书记梁建勇曾公开表示,”百度2013年的广告总量260亿元,莆田的民营医院在百度上就做了120亿元的广告,几乎占百度广告收入的一半。”所谓莆田系医院,控制了中国民营医院的80%。如果将来民营医院占主导,那么这不会带来任何自由,而是会让全中国普通群众的健康乃至生死都处于这一贪婪的资本集团以及隐藏在其背后的大资产阶级手中。

是时候反思改革了

社会的发展并不总是向着最符合多数人的方向发展,少数人为了自己的私利,往往会牺牲多数人的利益。住房、医疗、和教育这新“三座大山”就是这样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逐渐形成的。

我们知道,许多人一开始是支持改革的,政府也愿意让人们表达这种支持,显示自己的改革是顺应民意。但如今,这一面向“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改革弊端已经在我们生活方方面面体现出来。人们开始反思乃至批判改革了,但政府不再愿意让人民群众表达,压制这种表达。

“魏则西”事件是一个警钟。他提醒人们,如果再不对改革进行反思,对我们的制度进行反思,也许这个社会将彻底沉沦下去了。

有的人认为,应该加强自己的能力,提高资深鉴别力,才能避免成为下一个魏则西。但是,他们应该知道,普通劳动者恰恰是最没有能力没有资源和信息去提高鉴别力的。即使是大学生,在不是自己专业的领域,也很有可能上当受骗。面对系统性全方位的诈骗,个人是无力与之对抗的。这不是个人应付得了的,这需要制度上的变革。

需要转变的,是改革的基本理念。医疗和教育成为一种权利,而不是有钱人才能享受的特权。因此,必须把教育和医疗机构变成非营利性机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嘴上说着非营利性占主导,暗地里却在推动民营资本控制医疗,纵容教育和医疗领域进一步市场化。

而要让这一理念变成政府的政策,则要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不要幻想政府和马云会主动为人民服务。官僚和资本考虑的是,在维稳的基础上,能多榨一点是一点。医疗产业这么大一块肥肉,谁都想吃,要让医疗不再成为一门生意,没有持续的强大的民意压力乃至群众运动,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文章评论(0)
回复
1 2 3 1,024
少年中国评论微信二维码

关注少年中国评论微信号,让我们终于理想,让我们面对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