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于1972年的库工党运动不是一个组织；它是一场思想和政治运动。这场运动的目的是团结[四分五裂的土耳其左翼]。

——凯末尔·皮尔〔Kemal Pir〕

《法庭辩护》〔Court Defence〕，1981年

引言

1953年，中国总理周恩来在日内瓦参加了旨在结束朝鲜战争的和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老游击队员、人民共和国的设计师之一，在被问及对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看法时，周恩来回答道：“下结论为时过早。”他的意思是，法国大革命不单纯是历史，它仍在继续发生作用，任何对它的评价都为时尚早。周恩来这句齐泽克在他关于罗伯茨比尔的书中引述了的机智回话使笔者想到，在写作这篇关于库尔德工人党的文章时，就像对于法国大革命一样，在语法上不能使用过去时，而应该使用现代时。这就使得对库尔德工人党的评价变得益发困难。本文与其说是要揭示库尔德工人党的社会和政治意义，还不如说是探讨它的形成。为此，本文将聚焦于思想集团形成期（1973-77年）、建党期（1978-79年）和作为政治变革工具的革命暴力的组织期（1980-94年）。本文将揭示，库尔德工人党不仅从土耳其的革命左翼那里确定了自己的方向，而且还形成了自己的（武装）经验。

在本文第一部分，我们将简要介绍库尔德工人党的意义、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方法。在第二部分，我们将追溯1970年代，探讨那时的库尔德政治谱系，而此时库尔德工人党只是许多致力于库尔德人和库尔德斯坦问题的政党之一。在第三部分，我们将仔细考察库尔德工人党的集团形成期及其与土耳其左翼的关系。最后在第四部分，将探讨革命战争和土耳其左翼的问题（不涉及具体战争进程）。分析库尔德工人党的历史具有现实意义，这不仅由于库尔德工人党仍然存在，而且还因为在领袖阿卜杜拉·奥贾兰于1999年被捕入狱后，库尔德工人党发生了变化。有人认为，库工党已经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并背叛了自己的过去。对于库工党形成期的仔细考察表明，库尔德工人党不单纯是库尔德民族主义政治传统的产儿，它还是土耳其左翼的产儿，因此实际上它也一直非常注重土耳其的工作。

背景

库尔德工人党是库尔德斯坦和中东地区最重要的世俗反叛政治运动之一。不像大多数思想保守、组织上依赖部落领袖和部落结构的库尔德政党，库工党是从土耳其左翼圈中组织起来的，并且从那些被剥夺公民权的人那里吸收自己的领导人、成员和战士。经过1970年代的孵化期和充分的准备之后，库工党于1984年开始了一场持久的游击战，并且到1990年，“库尔德斯坦的解放”开始初露端倪。库工党被共和国视为其1923年成立以来土耳其政治制度和领土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

库工党对暴力的使用是广为人知的，以至“库尔德工人党”这个名称成了其游击队的同义词。尽管库工党通过暴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不过将其视作一个军事组织则大谬不当了。库工党是一个运用暴力来达到自身目标的政治组织，而且因此或许最好可以被视作一个“战斗性的政治组织”。实际上，暴力的使用缘于政治空间的狭隘。由于自身政治纲领旨在改变库尔德人和库尔德斯坦的社会与政治地位，以及不存在通过单纯政治手段来表达诉求的环境，因此暴力被作为工具加以运用，是合乎情理的。

最初，库工党的政治目标是通过创造性的破坏来解放库尔德斯坦：在破坏殖民主义的同时，创造一个独立的国家。在阿卜杜拉·奥贾兰起草（至少得到了他的授权）的1978年宣言《库尔德斯坦革命之路》〔Kürdistan Devrimin Yolu〕中，库工党将自己称为一场“民族民主的”、“革命的”运动。一个由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结成的联盟将完成破坏殖民主义（不仅是土耳其殖民主义，还包括其他占据库尔德斯坦的国家的殖民主义）和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建设一个民主、团结的库尔德斯坦的任务。在库工党的发展过程中，阿卜杜拉·奥贾兰试图区别于一般的马列主义原则，发展一套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并用新的政治蓝图（即在所谓“激进民主”和“民主邦联主义”的原则下实现库尔德人的权利）来替代泛库尔德主义。领土野心（解放一大片土地）和建国梦似乎被这样一种制度战略所替代了，即“自下而上地”通过发展公民社会来使库尔德斯坦重生。

库尔德工人党正式建立于1978年11月26-27日。在其建党大会上，并没有给党确定名称。1979年初，该组织的出版物仍然署名库尔德斯坦革命者。在几个月后的1979年4月，才有了库尔德工人党这个名称。不久后的1979年7月，通过一次对所谓“买办地主”的大胆袭击，库工党宣布了自己的存在。[1]库工党似乎花了一段时间来计划自己的行动，当然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库工党的组织形成始于几年前（可追溯至1972-73年），等到库工党正式建立时，该党已经在土耳其库尔德斯坦地区各地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并受到一个信念坚定的忠实党员的领导。1980年代，库工党发展为土耳其境内唯一重要的库尔德政党，并吸引了许多之前曾作为其敌对党成员和同情者的人。

1970年代活跃着许多库尔德政党。其中资格最老的莫过于土耳其库尔德斯坦民主党〔Türkiye Kurdistan Demokratik Parti/TKDP，以下简称“民主党”〕。建立于1965年的民主党或许是1970年代前最有影响的库尔德政党。1970年代，部分由于民主党的内部危机，部分由于土耳其左翼的活跃，出现了许多库尔德政党。截止军事政变发生时（1980年9月12日），最重要的库尔德政党有：库尔德斯坦工人党〔Kürdistan İşçi Partisi/KİP〕和库尔德斯坦民族解放者〔Kürdistan Ulusal Kurtuluşçuları/KUK〕——这是民主党内两个不同派别的后继党，至少三个不同的“卡瓦”〔Kawa〕组织[2]，“解放”〔Rizgarî〕和从其中分裂而出的“解放旗帜”〔Ala Rizgarî〕，土耳其库尔德斯坦社会党〔Türkiye Kürdistan Sosyalist Partisi/TKSP〕，以及库尔德工人党。还存在其他一些小组织，比如“斗争”〔Tekoşîn〕、“红星”〔Stêrka Sor〕和“实现”〔Pêkanîn〕。

根据这些党的背景，我们可以将它们作如下分类。第一类是受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和后来的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控制或影响的党，比如民主党及其后继者库尔德斯坦工人党和库民解、从“卡瓦”中分裂出来的的左翼派别、“解放”和“解放旗帜”。第二类有土耳其工人党〔Türkiye İşçi Partisi〕，“卡瓦”、“解放”和“解放旗帜”都曾受其影响。土耳其库尔德斯坦社会党近乎合法左翼，它的领导人凯末尔·布尔卡伊〔Kemal Burkay〕曾是土工党中的重要成员。第三类有“斗争”、“红星”和库工党，它们都源于于土耳其的（非法）革命左翼。

虽然这些党是非法的，但它们都能为政治行动而建立起合法平台。“卡瓦”、“解放”和“解放旗帜”都以同样的名称发行杂志，而库尔德斯坦社会党则因其期刊《自由之路》〔Özgürlük Yolu，库尔德语Rîya Azadî〕而广为人知。除了这些刊物，大部分非法政党还会以协会的形式组织合法战线。这些协会中最重要的是“东部革命文化协会”〔Devrimci Doğu Kültür Derneği/DDKD〕。东部革命文化协会受到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左翼〔又名Şiwancılar，以其领导人希万博士[Şiwan]命名〕的控制。在安卡拉，“解放”的创始人在建立东部革命文化协会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Şiwancılar实际控制着协会。后来，“旗帜”创办了“反殖民文化协会”（Anti Sömürgeci Kültür Derneği/ASKD），库尔德斯坦社会党建立起“革命人民文化协会”（Devrimci Halk Kültür Derneği/DHKD）。后来发展为库工党的集团既不在这些库尔德协会中活动，也没有试图建立自己的协会，而是在安卡拉民主高等教育协会（这是个与土耳其革命左翼有联系的协会）中活动。

通过考察库工党的早期历史，我们明确发现，库工党在许多方面区别于其他库尔德政党。例如，它有着独特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最重要的是，库工党不是产生于“库尔德政治圈”：它的成员与1970年代活跃的库尔德政党没有任何重要的历史关系。因此，库工党常常被视为一个“没有历史的”党。

集团的成型

在库尔德政治圈中，库工党没有自己的政治背景。不过它也不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党，而是土耳其革命左翼的产儿。1960年代末70年代初，土耳其的革命左翼气势如虹，并受到了世界其他地区革命斗争（从古巴到越南、老挝，再到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阿尔及利亚和巴勒斯坦）的鼓舞。一些左翼政治协会和政党建立起来并活跃于此时的土耳其。因此，当我们说库工党源于土耳其左翼时，我们要明确是哪个左翼。那时土耳其的左翼也像世界上其他地区一样，包括了形形色色的派别，他们的思想和实践各不相同。

我们可以区分出两股主要的思潮。一种认为，土耳其已经发展出资本主义，因此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可能的。这一思潮的主要代表是土耳其工人党，这是一个追随议会民主制的合法党。另一股思潮则认为，土耳其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尚未获得完全独立，而且还受到美国的控制。因此，需要进行一场民族民主革命，这场革命将由工人、农民以及资产阶级内部的进步力量共同完成，此后才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思潮虽然在土耳其工人党内只受到一小部分人追随，不过却在“革命青年”组织〔Dev-Genç〕那里获得了热烈的回应。民族民主派进一步认为，为了实现变革，必须进行武装斗争。最重要的是，库工党的创始人们与“革命青年”关系密切，而其他库尔德政党则与土工党关系密切。

库工党受到了土耳其人民解放军〔Türkiye Halk Kurtuluş Ordusu/THKO，以下简称“解放军”〕和土耳其人民解放党-阵线〔Türkiye Halk Kurtuluş Partisi-Cephesi/THKP-C，以下简称“解党-阵”〕的影响。解放军和解党-阵都是政治-军事组织，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只有通过一场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才能给土耳其带来必需的变革。不过，这两个党的领导人都在1972年或者由于被判死刑或者由于军事行动而丧生。解放军的领导人德尼兹·盖兹米斯〔Deniz Gezmiş〕、优素福·阿斯兰（Yusuf Aslan）和胡赛因·伊南（Huseyin Inan）于1971年初被捕，并在1972年5月6日被处决。1972年3月30日，解党-阵的大部分核心成员（包括其领袖马希尔·凯延[Mahir Çayan]）和解放军的两名成员在安卡拉郊外的克泽尔德雷村（Kızıldere）被杀身亡。他们原本要绑架军事人员，以交换虽被判死刑但尚未处决的解放军领导人。

德尼兹·盖兹米斯及其同志的死刑，和马希尔·凯延及其战友的遇害在土耳其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阿卜杜拉·奥贾兰也参加这些抗议活动。几次接受采访时，奥贾兰都说自己是解党-阵的同情者。此外，他还数次提到，库工党的发展吸收了1970年代初土耳其革命左翼的武装斗争组织的经验（或者更多来讲是教训）。奥贾兰认为，这些革命党之所以建立后很快走向失败，是因为他们在自己还很弱小的时候，就急于与国家直接对抗。因此，以奥贾兰为核心的集团决定在与国家直接对抗之前，充分地组织自己。

后来建立库工党的核心集团成型于1970年代的安卡拉学生圈。最初，他们中的许多人活跃于安卡拉民主高等教育协会（Ankara Demokratik Yüksek Öğretim Derneği/ADYÖD，以下简称“民高协”）这个学生组织中。这个协会由土耳其社会主义工人党（Türkiye Sosyalist İşçi Partisi/TSİP）建立，但却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革命学生、解放党-阵线和解放军的同情者所控制。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民高协和“革命青年”组织（Dev-Genc，一个重要的革命青年组织，它与解党-阵和解放军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之间关系密切。在那时民高协的成员当中，就包括日后对建立库工党起到重要作用的学生：阿卜杜拉·奥贾兰、哈基·卡雷尔（Haki Karer）、巴基·卡雷尔（Baki Karer）、凯末尔·皮尔（Kemal Pir）、阿里·哈伊达尔·凯坦（Ali Haydar Kaytan）、杜兰·卡尔坎（Duran Kalkan）和杰米尔·巴耶克（Cemil Bayık）。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身居民高协实际领导层的哈基·卡雷尔和阿卜杜拉·奥贾兰。

最初，以奥贾兰为核心的集团还只是一个松散的学生网络。1973年，奥贾兰自己、凯末尔·皮尔、哈基·卡雷尔、阿里·哈伊达尔·凯坦、杜兰·卡尔坎和杰米尔·巴耶克组成了核心集团（其中奥贾兰、哈伊达尔·凯坦和巴耶克三人是库尔德人，其他三人都是土耳其人）。1972年末，出狱后的奥贾兰遇见了皮尔和卡雷尔。奥贾兰是由于在政治学系组织抗议马希尔·凯延及其朋友之死的活动而于1972年4 -10月入狱的。为了找房子住，奥贾兰被一位朋友介绍给了这两位来自黑海地区、住在安卡拉埃梅克区（Emek）的革命者（皮尔支持解放党-阵线，卡雷尔支持解放军）。他们在一起住了大约一年（住到了1973年末或者1974年初），之后便分散到革命左翼政党网络比较密集的迪基梅维区〔Dikimevi〕、阿讷尔特佩区〔Anıeetpe〕和图兹鲁恰耶尔区〔Tuzluçayır〕。在库工党的党史编纂中，图兹鲁恰耶尔区经常被提及。在1970年代中期，图兹鲁恰耶尔是一个贫穷、破败的社区，那里的居民多数为阿拉维派和库尔德人。那里是这个集团非常重要的活动地区，而且也可能是除了大学以外，这个集团唯一能够招到大批成员的地方。[3]

民高协的重要性在于，它为集团成员提供了一个能够会见志同道合者的平台。不过对于组织库工党而言，屋内会〔house meeting〕比民高协更为重要。在1973-1977年间，几十甚至几百人就是通过屋内会组织起来的。有时，这种会一天能开两三次，参与者能达到10或20人。与会者之间频繁、漫长和热烈的讨论产生了独特的意识形态、招募了新成员，并锻造出亲密的同志友谊。凯末尔·皮尔在后来谈及这段时期时说道：“我们努力说服别人跟我们一起干；这就是我当时参与的工作。”为此，他们耗费了自己的时间：“如果说服他们需要三小时，我们就会忙上三小时，如果需要三百小时，我们就会忙上三百小时。我们努力说服别人。”通过屋内会，这个集团吸收了新人。例如，杰米尔·巴耶克就是由自己的朋友皮尔介绍给奥贾兰的。而巴耶克后来又把杜兰·卡尔坎引进了集团。除了杰米尔·巴耶克之外，被库工党纪念的烈士马兹卢姆·多安〔Mazlum Doğan〕也是被（哈基·卡雷尔）发展进集团的。[4]

哈基·卡雷尔显然给多安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曾这样说道：“我欣赏他，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欣赏付诸行动，把他们的思想变成了我的思想。”在这一阶段集团显然有所发展，不过却还没有凝聚成一个严密的整体。“在那时，我并不知道这些人是一个集团、一场运动还是其他什么。”多安说道，“我只是希望他们能接受我，我希望他们能委托给我任务。”这个以奥贾兰为中心的集团被组织成一个流动的网络。思想锻造和招募成员的出租屋经常变换，它为集团的发展提供了空间。

最后，在1975年初，以奥贾兰为中心的集团从民高协中分离而出。在此之前的1974年12月，警方突袭、查封民高协，并逮捕了163名学生。[5]尽管很快建立了名为“安卡拉高等教育协会”〔Ankara Yüksek Öğretim Derneği/AYÖD，以下简称“高协”〕的新协会，但奥贾兰、卡雷尔和他们网络的其他人并没有加入其中。他们认为，协会已经失去了它的活力；这群“库尔德斯坦革命者”决定把他们的松散网络发展成一个严密、独立的组织。实际上，分歧早已存在，高协的创建者并不希望奥贾兰的集团在协会中活动：曾是民高协领导成员的哈基·卡雷尔不被允许参加高协的会议。1975年，以奥贾兰为中心的屋内会网络成型了。他们给自己取名“库尔德斯坦革命者”〔Kurdistan Devrimcileri/库尔德语为Şoreşgerên Kurdistan，以下简称“库革”〕，不过有些人称他们为“阿叔党”〔Apocu〕，也就是阿叔的追随者的意思。阿叔〔apo，库尔德语的意思是“大叔”〕是阿卜杜拉·奥贾兰的绰号。还有些人称他们为“民族解放军”〔Ulusal Kurtuluş Ordusu〕。[6]

库革并不认为学生和安卡拉的城市环境能够进一步推动他们的政治和社会斗争。他们决定脱离安卡拉，在土耳其库尔德斯坦（即土耳其的库尔德人聚居区）扎根。这一决定是在1976年初安卡拉的一次会议上做出的。这一会议在库工党圈子里被称为“迪克门会议”〔Dikmen meeting，“迪克门”是当时开会地点所在社区的名称〕，也被称为“回归”。土耳其库尔德斯坦被视为开展对土耳其进行革命性变革的政治和武装斗争的最佳地区。迪克门会议还决定为运动建立一个核心〔merkez〕，其主席为阿卜杜拉·奥贾兰。哈基·卡雷尔也是核心的成员，还是奥贾兰的助手，因此成为组织中的二号人物。

迪克门会议决定的“回归”使得库革成员奔赴土库地区的不同省份，以考察形势。这标志着运动的政治地形的重大变化。1973-1977年是集团成型、将活动家组织起来的时期，这段时期主要集中于安卡拉。新招募的成员与第一批库尔德斯坦的集团活动家一道，现在开始在安卡拉以外的地区活动。1978年前夕，运动的政治斗争加快步伐，运动在通杰利省、马拉什-帕扎尔哲克、巴特曼省、艾因塔布省（今称加济安泰普省）和乌尔法省地区展开了。如在通杰利省，师范学校成了运动招募成员的重点。学校里一些来自土库不同地区的学生参加了运动。[7]

1976年末，在迪克门会议将近一年后，在安卡拉的迪基梅维区召开了另一次会议。会上评估了迁出安卡拉的战略，并决定按新战略行动。此外，迪基梅维的会议还做出了其他两项决议：向土耳其革命左翼的其他党派介绍运动；向土库地区的人民介绍运动。[8]

为了将组织介绍给革命左翼，库革借安卡拉的土耳其工程师与建筑师联盟〔Türk Mühendis ve Mimar Odaları Birliği〕的地方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被称为“工建盟会议”〔TMMOB meeting〕。[9]左翼组织“解放”〔Kurtuluş〕帮助库革找开会地点，它的一些成员也实际上参加了会议。一些来自其他左翼政党的成员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库革介绍了自己。

为了把组织介绍给土库地区的人民，库革于1977年在土库地区组织了一系列会议。阿卜杜拉·奥贾兰和其他一些成员访问了阿勒省、卡尔斯省、通杰利省、卡拉考昌、迪亚巴克尔省和艾因塔布省。迪克门和迪基梅维这两次会议做出的决议及其后的行动标志着库革从一个思想组织转变为一个政治组织。不过库尔德斯坦之行却突然中止。1977年5月18日，哈基·卡雷尔在一家咖啡馆被杀身亡（据说凶手是“红星”〔Stêrka Sor〕的领导人之一阿拉丁·卡普兰〔Alaadin Kaplan〕）。毛主义者卡普兰在1970年代初活跃于革命运动中，并且在艾因塔布省颇为著名。库革宣称“红星”是土耳其情报机关的卫星组织。

卡雷尔之死在组织中引起了不安（库革在艾因塔布省的分支瓦解了，大多数成员加入了“斗争”〔Tekoşin〕）。随即，库革意识到：第一，没有武装保护是无法进行政治工作的；第二，他们需要更严密地组织成一个党。卡雷尔遇刺因此促使库革成为一个致力于库尔德斯坦解放的党。由此，建立库工党就成了继承哈基·卡雷尔烈士遗志以及土-库兄弟情谊的标志（卡雷尔是土耳其人）。[10]

库工党、革命战争和土耳其左翼

1978年后，库工党进入了党的建设和武装斗争时期。在库工党的历史上，党建和武装斗争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之前，直到1977年（哈基·卡雷尔之死），库工党都只是在思想上认同武装斗争，却没有认真组织、尝试过。1977年后，组织武装斗争成了重要的自卫和克服“障碍”（包括统治人民、据有领土的当地封建部落）的手段。1978年希尔万的斗争，1979年乌尔法省锡韦雷克的斗争，就与此息息相关。实际上，在锡韦雷克反对布贾克部落〔Bucak〕的斗争宣告了库工党的成立。

在土耳其军事政变前几个月里，开始了组织游击战争的严肃的准备工作。库工党从1980年初开始，在黎巴嫩训练自己的第一批战士（大约40-50人）。训练的目的是要将这些受训战士送回土耳其，以便在库尔德斯坦地区开展武装斗争。不过由于军事政变的发生，计划不得不改变，库工党直接从土耳其撤回了自己的战士。在黎巴嫩，训练继续。到1982年，库工党已经建立了一支300人的游击队。从1982年9月开始，这些战士被送往邻近土耳其的南库尔德斯坦（位于伊拉克北部。那时由于两伊战争和伊拉克库尔德组织力量的日益壮大，伊拉克中央政府无法控制这片领土）。与库民党协商后，库工党得以在南库尔德斯坦的山区建立基地。至1984年，库工党主要进行侦察工作，以3-5人的游击小分队渗透入北库尔德斯坦（土耳其的东部和东南部）。

1984年8月15日，库工党的游击队攻击了埃鲁赫镇（Eruh，位于锡尔特省）和谢姆丁利镇（Şemdinli，位于哈卡里省）。[11]在埃鲁赫，土军1死6伤。在谢姆丁利，军官之家、宪兵哨所遭到机枪和火箭弹袭击，造成土军数名官兵死伤。游击队在咖啡馆中散发传单，并且挂起了写有标语和解放军烈士的旗帜。[12]这两次袭击规模大、大胆且组织良好。这次行动宣告了库工党领导下的反对所谓土耳其法西斯殖民国家的人民战争的开始。当然，此前几年，在土库地区也进行了武装行动，不过只是针对与国家合作的人。国家机构自身以及他们的代表还没成为过库工党武装行动的直接目标。

土耳其政府大吃一惊，虽然他们可能已经有所察觉。在1981年受审时，穆罕默德·哈伊里·杜尔穆斯（Mehmet Hayri Durmuş）和凯末尔·皮尔都在自己的辩护词中宣称，一旦条件成熟，库工党就会开始一场人民战争。以下片段出自审讯记录（本文作者翻译）：

穆罕默德·哈伊里·杜尔穆斯：我们认为，有必要团结一切支持独立和民主的力量，有必要成立一支人民的军队并由此创造出强大、团结的人民和人民阵线……我们认为，建立人民军队以及进行一场持久人民战争将能够解放我们的祖国。

凯末尔·皮尔说得更详细：

凯末尔·皮尔：因为库尔德斯坦革命是一场民族解放革命，因为它针对的是殖民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所以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持久人民战争。

法官：这场人民战争将怎样进行？

凯末尔·皮尔：库工党有武装力量。……这支武装力量并不能实现库工党的战略目标。它是用来保护运动、人民和自己的。……不过当它是为了人民战争而组织起来时，情况就不同了。……就是说要建立一支职业部队，一个武装组织。……库工党还没法做到这一点。……如果它做到了，就不会有这么多人在在这儿[法庭]了，而我们也会听到更响亮的声音。……它还没法做到这一点，要么是因为环境不佳，要么是因为手段欠缺。……不过我们的目标是要做到这一点。20年后我们将做到这一点。

结果不用等10或20年，仅用了3年时间，人民战争就开始了。

在库工党的历史编纂中，“八·一五”被当做在一个转折点、觉醒日来加以纪念。他们认为，那两次袭击标志着武装斗争的开始，标志着屈从和同化的瓦解，库尔德人重新发现了自我。在此前几十年里，库工党的历史编纂说道，库尔德人耻于自己的库尔德性，并逐渐遗忘了自己的文化和语言。因此，“八·一五”打响的第一枪同时击中了库尔德人的奴化和殖民专制。这使我们想到了萨特的话。在他给弗朗兹·法农《全世界受苦的人》一书所作的序言中，萨特写道，在殖民地，殖民者试图利用暴力来使被殖民者失去人性。萨特认为，没有任何文明手段能抹去殖民暴力的印记——殖民暴力只能通过相反的暴力来消灭。他坚决地认为，击毙一名殖民者是一石二鸟，因为这同时消灭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留下的是一个死人和一个自由的人。这种相反的暴力是“人本身的重新组成”。对谢姆丁利和埃鲁赫的袭击被认为是这种“重新组成”的行动，库尔德人从空无中诞生了。

解放斗争（人民战争）既不在种族的也不在民族主义的叙事中进行。在8月15日袭击时发表的声明中，库工党直接向土耳其的革命左翼发出号召，呼吁他们一起行动，与独裁统治战斗。它强调说，这一斗争不仅是库尔德人的事业，而且也是为了土耳其人民的利益。声明呼吁土耳其人民起来进行自己的、作为工人阶级反法西斯斗争一部分的斗争：

土耳其的民主主义者和革命者、土耳其劳动人民，库尔德斯坦解放旅〔Hezen Rızgariya Kürdistan/HRK，当时库工党的下属武装〕正在与使你们的生活和未来陷于黑暗的野蛮制度战斗。

奥贾兰在后来与土耳其左翼的卓越领导人马希尔·萨延（Mahir Sayın，解党-阵成员，“解放”的创建人之一，自由与团结党〔Özgürlük ve Dayanışma Partisi/ ÖDP〕和社会主义民主党〔Sosyalist Demokrasi Partisi/SDP〕的重要成员）的对谈中也证实了这一点：

这[库工党的斗争]不是一场库尔德人的解放战争。库尔德人获得解放的那一天，土耳其人也将获得解放。……库尔德人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土耳其人民的解放斗争。……这就是我要说的。一些人宣称，他们将像库工党那样迈出步伐。没有必要迈出步伐；我们已经帮你们迈出了。哈！不过你们能给我们的斗争做出贡献。

实际上，当我们审视1980年后的库工党历史时，我们会发现，库工党和土耳其的左翼都几次试图在相互之间达成协议，建立联合战线。并不叫人惊讶的是，库工党和左翼政党在它们还在安卡拉与其他人一道活动于民高协时（许多党源于解放军和解党-阵），就有着私人联系。对这些签订了合作协议的诸多政党以及这些协议具体导致了哪些实际结果，本文将不进行全面考察。

1982年，库工党和土耳其的其他几个政党建立了“反法西斯联合抵抗阵线”〔Faşizme Karşi Birleşik Direniş Cephesi/FKBDC，以下简称“反法西斯阵线”〕。加入阵线的党有：库工党、“革命道路”〔Devrimci Yol〕、土耳其共产主义劳动党〔Türkiye Komünist Emek Partisi/TKEP〕、土耳其劳动党〔Türkiye Emekçi Partisi〕、“革命战争”〔Devrimci Savaş〕、土耳其人民革命党-阵线〔THKP-C-Acilciler〕、社会主义祖国党〔Sosyalist Vatan Partisi/SVP〕和土耳其共产党/工人之声〔Türkiye Komünist Partisi/ İşçinin Sesi，TKP/İS〕。就实力而言，库工党和“革命道路”在阵线中是最强的，因此他们是领导者。不过，“革命道路”面对着重大困境。它的一些成员当时正在中东，准备返回土耳其组织武装斗争，而另一些人则逃到了欧洲（主要是德国），可能为游击队提供资金和后勤援助。几年后，“革命道路”的游击队活跃于土耳其农村，不过这个党却由于逮捕而遭受严重打击。同时，试图从欧洲组织那里获取资金和后勤支持的努力也失败了，于是游击队解体了。除库工党外，反法西斯阵线中没有哪个组织能组织起有意义的抵抗活动，从而最终在1986年，阵线解体。

1993年，库工党和其他几个左翼政党建立了“革命民主联合阵线”〔Devrimci Demokratik Güç Birliği/DDGB，以下简称“革民阵”〕。但最终革民阵仅仅是纸上联盟，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解体。其中的主要原因是，阵线中的左翼小党无法发展为土耳其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1996年，库工党和革命人民解放党-阵线〔Devrimci Halk Kurtuluş Partisi-Cephesi/DHKP-C，以下简称“革解党-阵”〕签署了合作协议。除了他们1974年都曾在民高协中活动之外，两党成员还曾在贝卡谷地的巴勒斯坦训练营（虽然是在不同的营地，但相隔很近）中接受训练。就行动方面而言，库工党、库尔德斯坦人民解放军〔Artêşa Rizgariya Gelê Kurdistan/ARGK〕和革解党-阵曾在托卡特省进行过联合游击战。这和库工党的扩大土耳其革命斗争的战略是相符的。不过，在其它一些地方，合作却未能达成实效。在政治层面，合作也不顺利。革解党-阵指责库工党更愿意和“改良主义”政党（比如自由与团结党）合作，库工党还为土耳其的左翼政党提供了一个平台“联合革命力量”〔Devrimci Birleşik Güçler/DBG〕

实际上这些协议建立的联合阵线也就只有一些象征性的功能。他们表现得似乎是一个联合的革命左翼，不过库工党和土耳其革命左翼的合作努力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未取得实效。库工党只和革命人民党〔Devrimci Halk Partisi/DHP〕、土耳其革命党〔Türkiye Devrim Partisi/TDP〕之间形成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在行动层面，建立了联合游击队——名为“联合力量”〔Birleşik Kuvvetler〕——活跃于黑海沿岸地区，比如多山的梅苏迪耶地区〔Mesudiye〕。不过，1978年从土耳其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分裂而出的土耳其革命党在新千年伊始便瓦解了；而1993年成立的革命人民党无法发展壮大，该党的许多成员在1994年因为一名中央委员被警方发展为卧底而被捕。它与库工党之间的密切联系也使其容易被指责为库工党的卫星党。

库工党和革命左翼之间的合作不仅限于党际层面。土耳其革命左翼的许多成员都曾以个人身份参加库工党的游击战。1984年游击战开始时，库工党和团结斗争/劳动党〔Mucadele Birlik/Emeğin Birliği，该党源于解放军〕有着非正式的关系。该党的一名党员〔化名克里姆[Kerim]〕活跃于买合苏木·科尔克马兹〔Mahsum Korkmaz〕指挥的游击队（正是这支游击队实施了“8·15”袭击）。还有更多土耳其左翼加入了库工党及其武装组织，其中包括社会主义祖国党的党员。还有一些是接受了库工党的培训，比如“革命司令部”（〔Devrimci Karargah，2000年代初建立的左翼武装组织，源于解党-阵〕的战士。

最后，我们不能忘记合法层面的合作。1995年，人民民主党和其他左翼政党组成了“劳动、和平与自由阵营”〔Emek, Barış ve Özgürlük Bloku〕参加大选。阵营本该有34人当选，但由于未超过10%得票率的门槛，因而未获得席位。2002年大选期间，民主人民党（人民民主党的后继者）、劳动党〔Emek Partisi/EMEP〕和社会主义民主党结成联盟。这次本也应该有53人当选，但还是由于10%的门槛，无一人进入议会。在地方选举中，土耳其的左翼合法政党（即未被国家解散的党）和与库工党关系密切的政党之间有着复杂的联系，并且试图在库尔德斯坦地区以及该地区之外的几座土耳其小城市中获得强劲表现。最后，2007年9月的议会选举中，库尔德-左翼代表在全国层面获得了突破，据称是库工党合法马甲的民主社会党（民主人民党和民主社会运动〔Demokrat Toplum Hareketi/DTH〕合并的产物）和土耳其的其他左翼以及革命政党、劳动党、社会主义民主党、自由与团结党以及其他独立人士结成了联盟。候选人以独立人士身份参选，并且突破了10%的门槛。他们自称“一千希望候选人”〔Bin Umut Adayları〕，这些“独立人士”中有22人当选，其中21人在议会组成了民主社会党的党团。

总结

本文将1973-77年视为思想集团成型期，1977-79年视为建党期。1979-84年或许可以被称为游击战准备和组织期。最初的准备工作是要在1979-80年于北库尔德斯坦（即土耳其东南部）进行武装斗争，但这一计划被军事政变所打断。随后库工党战士向南撤至叙利亚和黎巴嫩。1982年9月-1984年8月可以被定性为持久人民战争和回归的准备期。此时游击队主要致力于发展支持者网络，重新活动。1984年8月15日标志着准备期的结束和持久人民战争的开始。

本文的主要观点是，在建党过程中，库工党显然受到了土耳其革命左翼的影响。不仅它的人员是土耳其革命左翼（尤其是安卡拉）的产儿，而且它严重地受到土耳其革命左翼话语的影响，而这对于集团的成型极为重要。战士们自认为是在进行一场以库尔德斯坦为中心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它与“传统”库尔德政党没有多少关系，因而可以想见，这些政党对于库工党的建党进程并不熟悉，并且称之为“没有历史”的党。当然，库工党是有历史的，不过是与其他参与库尔德和库尔德斯坦问题的党相当不同的历史。它从左翼那里获得了方向，并且在左翼的经验（尤其是进行武装斗争的解党-阵和解放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在建党过程中，在实施革命暴力的过程中，库工党努力与土耳其的革命左翼建立合作关系，这些合作并未产生结果。不过，在合法领域，库工党系的合法马甲（民主党、人民民主党、民主人民党、民主社会党）与合法的革命政党之间的合作却相当成功。库工党系的合法党试图与左翼政党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它试图在土耳其东部和东南部赢得选票，以确保在国家层面的代表席位，并在一些地方取得地级控制权。总之，我们或许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历史来讲，库工党根源于土耳其的革命左翼，并且由此应该将它视为一个土耳其政党。

附录：

1978-86年库工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其历史当中，库工党举行了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后一次的时间是2008年8月21-30日。在此我们只介绍前三次代表大会，因为这有这三次大会与本文内容相关。

一大（库工党的建立）

时间：1978年11月26-27日

地点：济亚雷特（Ziyaret，库尔德语为“费斯”/Fis），利切地区（Liçe），迪亚巴克尔省

会议在迪亚巴克尔省利杰地区北部的一座村庄里举行。与会代表谈论了建党问题和党的纲领。党的名称在后来1979年4月的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确定下来。

计划参会的是24人，但实际参加的只有22人。[13]每一位与会人员都代表了某个地区（例如，杰米尔·巴耶克、萨金娜·詹瑟兹〔Sakine Cansız〕和侯赛因·托普基德尔〔Hüseyin Topgider]〕代表埃拉泽省，穆罕默德·贾希特·谢内尔〔Mehmet Cahit Şener〕和费尔森德·塔阿切〔Ferzende Tağaç〕代表巴特曼省；等等）。[14]

会议做出了数项决议，其中就包括决定建立一个党（虽然党名还未确定）。会议决定，与会代表和革命烈士是第一批党员。一份名为《库尔德斯坦的革命道路》的文件被会议接受为党的纲领。阿卜杜拉·奥贾兰被选为总书记，并且和穆罕默德·卡拉松乌尔〔Mehmet Karasunğur〕、沙欣·登梅兹〔Sahin Dönmez〕组成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卡拉松乌尔卸任后，由杰米尔·巴耶克接任。1979年，中央委员会委员人数增加至七人，分别为：奥贾兰、巴耶克、登梅兹、穆罕默德·卡拉松乌尔、穆罕默德•哈伊里•杜尔穆斯、马兹卢姆·多安和巴基·卡雷尔。领导党在锡韦雷克-希尔万的武装斗争的穆罕默德·卡拉松乌尔被选为党的军事事务负责人。不过，由于一些人被捕，中委的职位后来重新进行了分配。

二大

时间：1982年8月20-25日

地点：约旦-叙利亚边境的巴勒斯坦难民营

在这次大会上，库工党确定了自己的游击战略。游击战被分为三个阶段：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小股部队回到库尔德斯坦，以进行武装宣传。会议决定，从1983年秋开始进行游击战（即战略防御的第二阶段）。不过，准备工作的时间超出了预期，这一阶段实际上是在1984年8月15日（即对谢姆丁利和埃鲁赫的袭击）开始的。在袭击的同时，宣布成立了库尔德斯坦解放军〔Hêzên Rizgarîya Kurdistan/HRK〕。

这次会议发生了切廷·京格尔（Çetin Güngör）事件。京格尔批评缺乏党内民主，并且在会后依然如故。他在公开会议上反对教条主义和缺乏党内民主。在1985年召开于瑞典的一次会议上，切廷·京格尔被一名库工党战士刺杀身亡。巴基·卡雷尔于1984年离开了库工党，成为其最为激烈的批评者。

三大

时间：1986年10月25-30日

地点：黎巴嫩贝卡谷地，海尔夫营地〔Helve Camp，即马赫苏姆·科尔克马兹学院〕[15]

这次会议决定将武装斗争从游击战阶段发展为战略相持阶段，游击队和游击区的规模也得到了扩大。库尔德斯坦解放军被解散，建立了库尔德斯坦人民解放军〔Arteşa Rizgarîya Gele Kurdistan/ARGK〕。这次会议通过了所谓军事法草案（即要求每一个家庭为游击队提供一名成员：后来的四大严厉批判了这一决定）。为了进行政治和军事教育，建立了马赫苏姆·科尔克马兹学院〔Mahsum Korkmaz Academy〕，这也成为海尔夫营地的新名称。

建立了库尔德斯坦民族解放阵线〔Enîya Rizgarîya Netewa Kurdistan/ERNK〕,一个主要活动于欧洲的人民阵线。民族解放阵线得到了库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正式承认。

建立了负责对内情报工作的卫党队〔Heza Parastına Parti/HPP〕和负责对外情报工作的TEVSAL。[16]

建立了库尔德斯坦爱国妇女联盟〔Kürdistan Yurtsever Kadınlar Birliği/KYKB〕，以进行妇女的组织工作。

库工党创始人之一杰米尔·巴耶克将这次大会描述为一次算内部账的大会。奥贾兰严厉批评了1984-86年游击队的负责人，尤其是杜兰·卡尔坎和塞拉哈特廷·切利克〔Selahattin Çelik〕。奥贾兰认为，他们多次错失了扩大游击队的机会，并且在后勤方面过于依赖库尔德民主党。此外，会上按照“这里分析的不是个人而是社会，不是瞬间而是历史”（Burada çözümlenen kişi değil toplum, an değil tarihtir）的原则、以自我分析的形式进行了严厉的“自我批评”。自我分析在奥贾兰的指导下进行，并且推广到了全党。一般来讲，可以说库工党通过这次大会从一个列宁主义的组织转变为一个奥贾兰占有特殊地位的组织。会后，奥贾兰成了党的领袖（Önderlik）。

注释

[1] 1979年7月30日，库工党试图刺杀穆罕默德·杰拉勒·布贾克〔Mehmet Celal Bucak〕，一名保守主义的公正党的高级党员和大地主（在超过20座村庄里坐拥数千公顷的土地，其中就包括乌尔法省锡韦雷克地区的村庄）。布贾克成为库工党的袭击目标，不仅是因为他的身份（大地主阶级和压迫性国家），而且由于他的所作所为。作为反共分子，布贾克宣称绝不会让左翼势力在锡韦雷克滋长。他还吹嘘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一张左翼分子的死亡黑名单。既是坏地主、国家走狗，又是反共急先锋，这便使布贾克成了库工党的理想目标。不过刺杀失败了。布贾克受伤，他8岁的儿子丧命，而库工党也在锡韦雷克-希尔万地区失去了自己的一名杰出成员萨利赫·坎达尔〔Salih Kandal〕。

[2] 卡瓦是库尔德人传说中的一位铁匠，他带领人民推翻了残暴的亚述国王的统治。这里所说的三个不同的卡瓦组织应指“卡瓦”〔Kawa〕、“稳健卡瓦”〔Dengê Kawa〕和Red Kawa，后两者是“卡瓦”分裂的结果。——译者注

[3]在这里招募的成员包括勒扎·阿尔通〔Rıza Altun〕（现在仍是库工党的高级成员，并且还是库工党中央委员和主席团成员），此外还有沙欣·克拉武兹〔Şahin Kılavuz〕、易卜拉欣·比尔金〔Ibrahim Bilgin，土耳其人〕，多安·克勒奇卡亚〔Doğan Kılıçkaya，土耳其人〕和哈伊达尔·阿尔通〔Haydar Altun〕（这些人都在1982年后战死于库尔德斯坦的不同战场上）。

[4] 多安1955年生于埃拉泽省卡拉考昌县的特曼村〔Teman〕。多安曾在埃斯基谢希尔和巴勒克埃西尔接受师范教育，此后在安卡拉的哈斯特帕大学学经济学。1982年3月21日（库尔新年）自杀。在库工党的历史编纂中，多安在自杀前点燃了三根蜡烛（象征着库尔德新年的火焰）。他的自杀被赞颂为对自己与其他囚犯在迪亚巴克尔监狱所受虐待的抗议。这象征着不向暴政屈服、不向残暴的监狱政权低头（库工党囚犯拒绝穿囚服、唱民族歌曲）。

[5] 袭击是在警方与学生发生冲突后进行的。

[6] 在辩护词中，多安、皮尔和杜尔穆斯都否认了“阿叔党”和“民族解放军”的称号。

[7] 他们当中包括久马·塔克〔Cuma Tak〕，穆罕默德·塞夫加特〔Mehmet Sevgat〕、谢易姆斯·伊伊特〔Şeymus Yiğit〕、韦伊希·巴德姆〔Veysi Badem〕和塞伊费特廷•佐乌尔鲁〔Seyfettin Zoğurlu〕（他们都参与了武装斗争，并在几次不同的冲突中丧生），此外还有尼扎梅特廷·塔斯〔Nizamettin Tas〕（库工党中央委员会和主席团的老成员，后与库工党分道扬镳，并建立了一个新党“爱国民主党”〔Partiya Welatparez’e Demokratik/PWD〕）。

[8] 这个集团关注库尔德问题，但却不是在民族主义框架下进行的。杰米尔·巴耶克如是说：“我们是通过社会主义才形成民族意识的，而非相反。我们首先是熟悉了社会主义，并经由社会主义来理解民族问题的。”

[9] 会议在位于安卡拉市中心克泽拉伊区〔Kızılay〕的克努尔索卡克〔Konur Sokak〕的建筑师联盟的总部召开。

[10] 对于哈基·卡雷尔之死有另一种说法。据其兄弟巴基·卡雷尔称，哈基是在与奥贾兰发生冲突后被杀的。巴基·卡雷尔称，之所以发生这次政治谋杀，是因为奥贾兰和一名化名皮洛特〔Pilot〕的人关系密切，而后者被怀疑是间谍。党内其他人对于奥贾兰和皮洛特之间的关系很担忧，于是巴基·卡雷尔作为运动的核心成员，在与奥贾兰的一次单独会谈中提出了这一问题。会上，哈基据说要对这一问题展开调查。第二天哈基就死了。由此，哈基的死就是奥贾兰独掌库工党的标志。不过，这也只是巴基·卡雷尔在1984年（哈基死亡7年后）脱党后的单方面说法。

[11] 按照最初的计划，8月15日的袭击应该是三次而非两次。第三次的目标是凡城省的恰塔克镇〔Çatak〕，不过游击队的指挥官中止了行动。开始反对国家的武装斗争是1982年库工党二大的决议。战术层面的准备工作花了不少时间。最终在1984年7月22日，阿巴斯（即杜兰·卡尔坎）、福阿特（Fuat，即阿里·哈伊达尔·凯坦）、法特玛（Fatma，即克希雷·耶尔德勒姆）、埃布贝基尔（Ebubekir，即哈里尔·阿塔奇〔Halil Ataç〕），久马（Cuma，即杰米尔·巴耶克）和赛里姆（Selim，即塞拉哈特廷·切利克）以无记名的方式投票通过了袭击那两座村庄的军事行动。

[12] 当时署名“库尔德斯坦解放军”，这个名称是模仿武元甲的越南解放军。

[13] 与会人员有：1、阿卜杜拉·奥贾兰（现被囚于土耳其的伊姆拉勒岛）；2、杰米尔·巴耶克（仍活动于库工党，处于领导地位）；3、沙欣·登梅兹（被捕后与警方合作，叛卖了自己的同志。在狱中建立于一个凯末尔主义的组织，1990年被库工党杀死于伊斯坦布尔）；4、穆罕默德·哈伊里·杜尔穆斯（1982年9月因绝食死于迪亚巴克尔监狱）；5、穆罕默德·图兰〔Mehmet Turan〕（1982年9月因被控为土耳其间谍而被库工党处决于马尔丁省）；6、穆罕默德·谢内尔（库工党-重生〔PKK-Vejîn〕的创建者，1991年11月1日被库工党杀死于卡米什利）；7、费尔森德·塔阿切（后离开库工党，仍活跃于政界）；8、阿里·哈伊达尔·凯坦（仍活动于库工党，处于领导地位）；9、马兹卢姆·多安（库工党中央委员之一，1982年3月32日，为抗议虐待和非人道待遇，与其他政治犯一道自杀身亡）；10、萨金娜·波拉特〔Sakine Polat，娘家姓詹瑟兹〕（仍活动于库工党，处于领导地位）；11、侯赛因·托普基德尔（2000年离开库工党，现居德国）；12、阿里·京迪兹〔Ali Gündüz〕（现与土耳其安全部队共事）；13、克希雷·奥贾兰〔Kesire Öcalan，娘家姓耶尔德勒姆/Yıldırım〕（奥贾兰前妻，后离开库工党，现活着）；14、杜兰·卡尔坎（仍活动于库工党，处于领导地位）；15、阿里·切蒂内尔〔Ali Çetiner〕（现居德国）；16、法鲁克·奥兹德米尔〔Faruk Özdemir〕（曾被捕，出狱后离开政治舞台）；17、阿巴斯·格克塔什〔Abbas Göktaş〕（情况不详）；18、阿卜杜拉·库姆拉尔〔Abdullah Kumral〕（1982年被入侵黎巴嫩的以军打死）；19、巴基·卡雷尔（1984年逃离库工党，现居瑞典）；20、雷苏尔特·阿尔提诺克〔Result Altinok〕（1984年被库工党处决）；21、苏普希·卡拉库什〔Suphi Karakuş〕（1985年被库工党处决）；22、塞伊费特廷·佐乌尔鲁（1986年在战斗中牺牲）。

塞伊费特廷的弟弟阿拉丁〔Alaatin Zoğurlu〕（1987年被警察杀害于迪亚巴克尔）负责会议安保工作。

穆罕默德·卡拉松乌尔（1983年被库爱盟杀害）和凯末尔·皮尔（1982年因绝食死于狱中）被通知参会，但却未能参加。当时卡拉松乌尔正在希尔万-锡韦雷克地区，协调武装活动，打击支持国家的当地部落。皮尔那时已被捕入狱。

[14] 这次大会由伊斯梅特·佐乌尔鲁〔İsmet Zoğurlu〕的家族主持。他的一个儿子塞伊费特廷就是与会代表之一，另一个儿子阿拉丁则负责安保工作。塞伊费特廷和阿拉丁在军事政变后都离开了土耳其，到黎巴嫩接受军事训练。塞伊费特廷在1982年因为抵抗以军入侵黎巴嫩而被以色列国防军抓捕下狱。获释后，他回到库工党，指挥着一支活动于伊拉克土耳其边境的游击队。1986年在乌卢代雷与土军作战时牺牲。1987年6月11日，他的兄弟阿拉丁和另一名战士在迪亚巴克尔因住所被警方围攻而战死。

[15]马赫苏姆·科尔克马兹在他离世时是库尔德斯坦解放旅的最高指挥官。阿卜杜拉·埃金吉〔Abdullah Ekinci〕共同负责了1984年对埃鲁赫和谢姆丁利的大胆进攻。科尔克马兹1986年在舍尔纳克死于土军空袭。

[16]对于这两个机构是否真的建立了，尚存争议。前库工党党员宣称，党内情报工作主要是通过写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库工党员的义务，并且直接呈送奥贾兰）来进行的。对外情报工作则据说也是要通过奥贾兰。奥贾兰有时甚至用电话来获取情报。

• 文章原名：Born from the Left: the making of the PKK
• 文章来源：Nationalism and politics in Turkey: political Islam, Kemalism and the Kurdish issue, Routledge, 2011, pp.123-142.
• 作者：尤斯特·扬格登〔Joost Jongerden〕 阿赫迈特·哈姆迪·阿卡亚〔Ahmet Hamdi Akkaya〕
• 译者：sovietlij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