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视野 2016年09月18日 21:04

信息和经济学:对哈耶克的一个批判

作者:保罗·科克肖特 阿林·科特尔

译者:黑夜里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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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在最近的一系列作品中,我们试图重新开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争论。我们认为,苏联体制的崩溃并不必然带来这样的结论:社会主义经济注定是无效率的。通过更新和扩展了来兰格(1967)和约翰森(1977)[1]提出的推理线索,我们断言,现代信息技术已经使得建立既平等又高效的计划经济成为可能[2]。我们提到这几点,是为了把当前的论文放在一个讨论背景之下,但我们并不试图在这里为这些观点做出证明。本文的目标更加具体,就是要反驳哈耶克在1945年的文章《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中对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所做的批判。

我们应该明确如下几点:我们知道,任何试图捍卫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人决不只会遇到哈耶克的论点;进一步说,《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中的论点也不是哈耶克自己提出的唯一相关的论点(在其他著作中,他强调了激励的问题,但我们在这里不去谈它)。即便如此,我们相信,哈耶克关于经济知识或者信息的观点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我们所选择进行讨论这篇文章的内容经常被引用来说明这些观点。因此,对这些观点做出合理的回应是有一定意义的。

要了解哈耶克关于信息和计划的观点所起到的作用,可以看一看斯蒂格利茨(1994)最近出版的《社会主义向何处去》(Whither Socialism)一书。斯蒂格利茨批判社会主义经济学,但他的批判几乎全部都是针对的市场社会主义。至于中央计划经济,他只是说,“哈耶克已经正确地批判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课题,“论证了中央计划者不可能有足够的信息”(斯蒂格利茨,1994,第9页)。我们认为,这样的说法是非常典型的回应:甚至像斯蒂格利茨这种不完全认同哈耶克关于自由市场优点的看法的经济学家,还是经常确定无疑地把哈耶克对中央计划的批判看做是决定性了。我们希望表明,这一看法不是理所当然的。

言归正传。下面我们对哈耶克(1945)的作品中思想一一作出解释并与之论争。我们应该明确的是,我们对哈耶克的一些批判(尽管不是全部)是不合时宜的(anachronistic,指用一个时代的东西来反驳另一个时代提出的观点——译者),也就是说,这些批判依赖于信息技术的进步。而这些进步发生在哈耶克写作那部作品之后。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合理的,理由有二。第一,哈耶克明确地认为,他提出的是一个非常一般的论点。他不希望看到这一论点因为技术进步而变得不成立了。第二,哈耶克的追随者(比如拉沃Lavoie,1985)继续支持哈耶克几十年前的论点,宣称技术进步和以这一观点基本无关。

在我们对哈耶克的解释中,我尝试在简洁和作出足够全面公正叙述之间做出平衡,以免读者怀疑我们是在攻击稻草人。我们先简单总结一下渗透《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中的哲学观点。《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哈耶克,1955)更加充分地阐述了这些观点。

 

2,哈耶克论证过程概述

 

2.1 哲学背景

在《科学的反革命》中,哈耶克关注的是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作对比。他宣称,自然科学和社会客观与他们的研究主题的关系,根本上是不同的。在自然科学中,要取得进步,就必须认识到事情不是它们看起来那样。科学消除主观经验的即时范畴,代之以深层的而且经常是隐藏着的原因。另一方面,对社会的研究必须把社会中的人的思想和信念作为原材料。社会科学所研究的事实

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事实,因为他们是不同的人所持的信念和意见,它们本身不管是对是错,都是我们的素材,但我们不能直接到人们的头脑中去观察它们;我们可以从人们的言行中识别它们,仅仅因为我们自己有跟他们相似的头脑。(《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 第21页)

他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主题中有不可约的主观因素,而这在自然科学中是不存在的。

大多数社会行为或人类行为,都不是科学所说的那种与“意见”相对立的狭义的“客观事实”,根本不能从自然角度去定义它们。在涉及到人类的行为时,物只能是行动的人所认为的物。(《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 第19页)

他的社会或者道德科学的范式是,必须从反映人的意识的行为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假定人们持续不断地在不同的可能的行动方案之间做选择。因此,任何集体现象必须被看做是有意识的个体行动者的决定所造成的意外的结果。

这就给对自然的研究和对社会的研究之间强加的本质上的对立:对于自然现象,假设个体科学家可以知道所有有关的信息是合理的,而在社会研究的语境下,这一条件就不具备了。

2.2  基本的经济问题

从这一哲学理由出发,哈耶克(1945)提出这样的问题:“当我们试图建立一个合理的经济秩序时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他接着说:

根据某些常见的假设,答案十分简单。即,假如我们具有一切有关的信息;假如我们能从一个已知的体系出发;假如我们掌握现有方式的全部知识,所剩下的就纯粹是一个逻辑问题了。换言之,什么是现有方式的最好利用这一向题的答案,已隐含在上述假设中了。解决这个最优化问题所必须满足的条件已全部列出,它们能用数学形式得到最好的说明。最简单地说,这就是:任何两个商品或两个要素间的边际替换率在所有不同的用途中必须相同。(《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收录到《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

然而,很快他就明确只指出,关于上面的方法所基于的“常见假设”是很虚幻的:

然而,这根本不是社会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其原因是,经济计算所依赖的数据从未为了整个社会而赋予一个能由其得出结论的单一头脑,而且也绝不可能象这样来赋予。(同上)

然后,哈耶克阐述了他自己关于这一问题本质的看法:

合理的经济秩序问题之所以有这么一个独特的性质,是因为我们所必须利用的关于各种具体情况的知识,从末以集中的或完整的形式存在,而只是以不全面而且时常矛盾的形式为各自独立的个人所掌握。(《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收录到《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

因此,真正的问题是“如何确保充分利用每个社会成员所知道的资源,因为其相对重要性只有这些个人才知道”。(同上)哈耶克宣称,这一点之所以还没有为人们广泛地认识到,是自然主义或者科学主义所造成的,“这种误解又源于我们把处埋自然现象时养成的思维习惯,错误地转用于社会现象。”(同上)

2.3 反对集中化

哈耶克的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的支持者之间的争论焦点并不是“要不要计划”,而是“应该怎样制订计划:是由一个权威机构为整个经济体系集中地制订?还是由许多个人分散地制订?”(同上)后面的这种计划其实就是市场竞争,而竞争“则指由许多单独的个人所制订的分散的计划”。(同上)这两种选择的相对效率完全取决于

是将所有应被利用的但原来分散在许多不同的个人间的知识交由一个单一的中央权威机构来处理呢,还是把每个人所需要的附加的知识都灌输给他们,以便他们的计划能与别人的计划相吻合?(同上)

哈耶可论证的下一步,涉及到区分两种不同的知识:科学知识(理解为普遍规律的知识)和“未组织的知识”或者说“有关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知识”。他说,前者也许可以通过“一群适当挑选的科学家”(同上)来进行集中化,但后者却是完全不同的问题。

每个人实际上都对所有其他人来说具有某种优势,因为每个人都掌握可以利用的独一无二的信息,而基于这种信息的决策只有由每个个人作出,或由他积极参与作出,这种信息才能被利用。(同上)

哈耶克在此处所考虑的是“关于人,关于当地情况以及特定环境的知识”,比如某个机器没有充分地使用,或者一种技术可以更好的利用等等事实。他还提到了承包商和套利者所依赖的那种特定的当地的知识。他宣称,这类知识经常被那些把普遍科学知识当做典范的人所严重低估。

2.4 变化的重要性

在哈耶克看来,与对当地和特定因素的知识的低估密切相关的,是对经济中变化所起到的作用的低估。计划的支持者和批判者的一个关键差别是有关

在使生产计划必须作重大修改的变化的重要性和频率方面,计划者所作的假设与其对手所作的假设相差无几。当然,如果详尽的生产计划能提前好长一段时间制订并被彻底贯彻,以致不再需要作重大的经济决策,则支配一切经济活动的全面计划的制订任务就会轻松得多。(同上)

哈耶克认为他的对手有这样的思想,即经济相关的改变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尺度上,以非连续的间隔发生,而在这样的变化之间,生产系统的管理或多说少是机械式的任务。为了反对这一点,哈耶克举出了一些例子。比如说,在竞争性的行业里防止成本上升的问题。这需要耗费相当多的日常管理,而且他强调这一事实,即同样的技术设备在不同的管理之下,其运行的成本可能会大相径庭。有效的经济管理需要“每天要根据前一天所不知的情况作出新的安排”。(同上)因此,他得出结论:

中央计划,由其本质决定,是无法直接考虑这些具体时间和地点的情况的,因而中央计划者必须找出一种方法。让在现场者来作这种基于具体情况的决策。(同上)

2.5 价格和信息

尽管坚持非常特定的当地化的知识对于经济决策是必不可少的,哈耶克也明确承认,“在现场者”要有效的行动,之前就必须知道比他眼前的情况更多的东西。因此,这里就产生了“向他传递他所需要的信息以便其决策符合更大范围经济体系的整个变化模式这样一个问题”(同上)他需要知道多少信息呢?碰巧的是,只需要通过价格传递过来的信息。哈耶克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他的观点:

假设在世界某地有了一种利用某种原料——例如锡——的新途径,或者有一处锡的供应源已枯竭,至于其中哪一种原因造成锡的紧缺,于我们关系不大——这一点非常重要。锡的用户需要知道的只是,他们以前一直使用的锡中的一部分,现在在另外一个地方利用起来更能盈利,因此他们必须节约用锡。(同上)

尽管没有这种概览,但锡市场的扰动造成的效果还是会分散到整个经济中

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市场,并非因为任一市场成员都须对市场整体全部了解,而是因为他们每个有限的视野合在一起足以覆盖整个市场。所以,通过许多中介,有关的信息就能传递到全体成员。(同上)

因此,价格系统的重要特点是,“其运转所需的知识很节省”。(同上)由此他讲清楚了自己的观点:

把价格体系描绘成一种记录变化的工具或一种通讯系统不仅仅是一种隐喻,这种通讯系统能使单个生产者象工程师观察一些仪表的指针那样,仅观察一些指标的运动便可调整其活动从而适应变化,然而,只有反映在价格运动上的变化才能为他们所了解。(同上)

他承认,从一般均衡理论的意义上说,通过价格系统产生的调整不是完美的,虽然如此,它们仍然是经济协调的“奇迹”。

2.6 演化秩序

当然,价格系统不是人类设计的产物,而且“受其引导的人们通常也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如此行事”。(同上)这一观察让哈耶克做出了他反对中央计划的典型说法:

那些嚷嚷要自觉指引,以及不相信任何末经设计而自发形成(甚至我们不理解)的事物能解决我们无法有意识地解决的问题的人应该记住:问题恰恰是如何把我们利用资源的范围扩展到任何单一头脑所控制的范围以外,因而这也是一个如何摆脱有意识的控制以及如何促使个人不用别人吩咐就能令人满意地行事的问题。(同上)

通过提及其他“真正的社会现象”比如语言(同样是一个非设计的系统),哈耶克概括了这一观点。有人认为,设计的系统相对纯粹是演化而来的系统具有某种固有的优越性。为了反对这种思想,哈耶克引用了怀特海。大意是说,文明的进步是通过“增加那些些我们不加考虑就能实施的行为的数目”(同上)来衡量的。他继续说:

价格体系正是一种人类偶然发现的,未经理解而学会利用的体系(虽然人类远非已经学会充分地利用它)。通过价格体系的作用,不但劳动分工成为可能,而且也有可能在平均分配知识的基础之上协调地利用资源至今还未有人成功地设计出一种替代体系,在这种替代体系中,现存价格体系的某些特点仍能继续保留;因为即使是最激烈地攻击这个体系的人,对这些特点也甚为钟爱,尤其欣赏它达到能使个人选择其职业,并因而能自由地利用其知识和技能的程度。(同上)

现在,我们相信,哈耶克论证的要点已经都明确地考虑到了。我们准备转入我们的批判。这一批判的结构如下。我们先是质疑了作为哈耶克对信息的见解之基础的主观主义哲学。然后,我们提供了关于计划经济系统所面对的问题的本质的另一种见解。对于哈耶克关于去中心化的好处的断言,我们表示怀疑。然后,这又通向对市场构成了一个有效的通信系统这一思想的批判。我们批判是通过市场和计划下所需要的信息交换的形式化模型来展开的。论文的倒数第二节论述了变化至关重要的思想;结尾部分继续谈到市场作为“自发演化”系统的问题。

 

3 对哈耶克的主观主义的批判

 

哈耶克对社会科学的主观主义看法会受到这样的反对,即这种观点的构成性的范畴,理性主体,绝不是显而易见就成立的。正如Lawson (1992)提出的,大量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显示,人类行为是高度程序化(routinized)的,而且主要是由无意识的大脑功能所协调。的确,如Dennett (1991) 所述,神经心理学表明,人们是先行动,然后才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意图。

对于更有限的经济学领域来说,正在讨论的“主体”更可能是法人而不是个人。经济行动者主要是公司,而不是人类个体。不能把公司的行动简化为其总经理的内在的个人生活。在任何大公司里,行动都是一套复杂的牵涉到许多人的实践、审视和决策程序的结果。决策程序与担任特定职位的人同样重要。

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个人和法律主体之间的区别还不明确。因此,经济时间的行动者表现为资本家个人或者企业家(entrepreneur ),而不是公司。但是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当前状况来看,理性计划的主体是财产最大化的法律主体。如果在财产制度中的某些法律主体是个体人类,那他们作出什么样的行动才算是理性行动呢?对此,经济理论中的具体化的主体提供了解释。但是,断言这些人的确参与到了这种理性行动之中,更多是一种信念的行为,而非科学研究的经验结果。通过从这一信念行为开始,哈耶克的目的是要经济学圈出来,使其基本上成为道德哲学的分支,而不是科学。

但是一旦认识到主体的范畴实际所是,不是经验上存在的人类属性,而是被语言结构和法律话语所归结到它身上的东西(阿尔都塞,1971),那么,把对社会的研究排除在科学之外就变得站不住脚了。

哈耶克主观主义的哲学立场与其反对社会主义计划的论证有重要的关系,因为这些论证依赖于主观信息的概念。尽管《科学的反革命》实际上是发表于香农和威沃(1949)建立信息论之后,哈耶克的信息概念仍然完全是前科学的。诚然,一个科学的发现散播到其他学科是需要时间的。在1950年代中期,信息的客观性的思想还没有传播到电信研究之外。但是现在,这一思想已经使生物学革命化,成为了我们主要工业的基础,而且开始改变我们对社会意识形态的理解(道金斯,1982)。而哈耶克的论证中没有这一信息客观性的思想,因此已经失效了。

对哈耶克来说,信息基本上是主观的;他是人们脑海里的知识。因此,就有了这样的问题:分散在许多人脑海里的信息如何通过市场的运作,为了共同利益结合起来?通过采取主观主义的立场,注意力就从信息的技术支撑这一非常实际和重要的问题上移开了。于是就不可能认识到信息的生产和控制本身是科技和劳动的过程。而信息生产和控制的发展起到约束经济关系的可能性的作用。

在所有不是最原始的经济中,经济关系依赖于客观化信息的技术的发展。考察下地主和佃户(因此还有地租)的关系。只有在社会有了记录所有权和租用合同的方法——无论是用书面文件还是(古希腊)阿提卡农民特别痛恨的抵押标石——的时候,这一关系才能稳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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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提卡抵押碑文,来源:GREEK HOROI AND A NEW ATTIC MORTGAGE INSCRIPTION,

http://www.ascsa.edu.gr/pdf/uploads/hesperia/146892.pdf

价格的发展依赖于计数和计算的技术,而这在商业社会中绝不是纯粹精神的活动。计算需要物质支持,无论这种物质是早期罗马时代的小石头,还是古代晚期和中世纪的硬币和计算表。经济理性是一个由计算和信息存储的机械支撑的算法过程。直到最近,这方面的机械都是简单的,手动的——算盘,投币盒或者分类账。这一事实使得人们在经济理论中忽略它。但是对经济关系来说,合理性的方式和生产方式是同样重要的。没有计算和记录的技术的贸易,就像没有翻动土壤的工具的农业一样,是不现实的。一旦考虑到信息论和信息技术的这些方面,就可以对哈耶克的经济信息的问题,做出非常不同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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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1世纪的古罗马算盘(现代复制品)

4,要不要集中化?

 

我们在别处(科特尔和科克肖特,1993a)论证过,二十世纪上半叶经典的“社会主义计算论战”是在对社会主义的新古典批判,而不是其马克思主义支持者的知识领域内进行的。这就影响到了对问题结构的定义。在新古典变种中,问题是从个体行动者的偏好和他们的生产可能性开始的。这一阐释方式在哈耶克的批判面前是很脆弱的,因为个体的偏好并不是“给予”计划者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不会接受个体偏好的任何先在性[3],因此,它们不构成问题的一部分。

实际的问题是让生产潜力与社会需要的模式(或者说格局)相一致。这一需要的格式是通过民主政治决定(比如说,像是在公共医疗服务的适当水平)和消费者购买行为的总和表现出来的。如果有一个适当的信息收集系统,这一系统可以上报消费品出售的比率,然后假设采用基于劳动时间的价格制度(科克肖特和科特尔,1993),可以得到净目标产品的向量——这并不需要计划系统具有任何特殊的心灵感应的能力。也许收集生产可能性的信息会更难一些。哈耶克对中心化控制系统VS去中心化控制系统的问题,必须置于这一实践的语境之下。

4.1 “一个头脑

社会主义的奥地利学派反对者们谈到社会主义计划时,总认为这是由一个人来完成的。米塞斯(1949)将其个人化,称之为“总管”(director)。哈耶克继续使用这个隐约,声称“经济运算所依赖的‘数据’从未为了整个社会而‘赋予’一个能由其得出结论的单一头脑”。然后,他问道,我们怎么能够相信这一个头脑可以比百万人思考的综合结果(这一点是通过市场来实现的。)做得更好呢?当然,只有自大狂,或者被科学的傲慢所蒙蔽的人,才能够提出这样的东西。

当然,没有哪个个人具有理解经济中全部互联关系的脑力,但是社会主义者啥时候说过这么愚蠢的东西?甚至最狂热的个人崇拜者也没有声称,斯大林自己一个人就制定了5年计划。社会主义提出的是,用一个计划组织内的经济信息处理,来代替市场的信息处理。在过去,计划机构通过许多人中的一系列脑力劳动分工来进行。在未来,信息处理可能主要是由计算机来完成。

不管是哪种情况——正是在这里我们对哈耶克主观主义的批判开始起作用了——信息都不是集中在一个人的头脑里。在前一种情况下,很明显不是一个工人的头脑里,甚至不是一群工人的头脑里。相反,信息主要是主要是在书面记录,表格,分类账,等等里面。这些东西构成了不必可少的管理手段。从最开始的苏美尔和尼罗河的寺庙文明起,经济管理的发展都是依赖于计算和记录手段的发展。人类大脑最开始作为信息记录装置,然后作为记录下来的信息的处理装置。通过计算步骤,符号串被读取,然后转变为书面的符号。符号——无论是阿拉伯数字,还是刻痕计数后者结绳记事——代表了货物的物理量;它们的变换是这些货物实际或者潜在运动的模型。

通过就集中信息于一人头脑的方面来提出问题,从使得任何管理形式成为可能的实际过程中进行抽象,哈耶克回溯到了前文明状态。反之,他的反对是,没有任何系统有完成这一任务所需要的信息处理能力,因此他很容易受到这样的攻击,即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得可以被有效管理的信息的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4.2 知识的形式

哈耶克的自然科学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之间的两分法,在他对知识形式的分类上也有表现。在他看来,有两种知识形式:普遍的自然规律知识,以及“特定时空环境”的知识。但这没有考虑到一整个对经济学至关重要的知识层级,那就是特定技术的知识。这样的知识不能还原为普遍科学规律(一般说来,把相关的科学理论变成可行的工业创新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但也不是无法传授的(Arrow,1994)特定时间和特定空间的知识。资本主义环境下技术的许可和转移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可用技术的中央登记处将会作为有效率的中央计划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样的信息是怎样被收集起来的呢?哈耶克关于知识只存在于“脑海里”的观念,又一次成为了认识的障碍。公司用计算机电子表格的形式记录其投入产出的做法,是越来越常见了——的确如此,目前这已经差不多是普遍的做法了。这些计算机文件形成了一份公司投入产出特性的镜像。这一镜像可轻而易举地转移。[4]

进一步说,甚至哈耶克认为太局部化而不能集中化的“特定”知识,现在也要例行地集中起来了。拿托运人所持有的信息为例。在1970年代,美国航空成为世界最大的航空公司,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他们所开发的计算机化的航班预定系统SABRE(Gibbs,1994)。自那以后,我们就会想当然地认为,本地旅行社能够接入自然网络,确认从世界上的任何A地点到B地点之间何时何地有航班。哈耶克诉诸这种语境下的局部化的知识的做法, 也许在他写作的年代是合适的,但现在显然已经过时了。

某些本地化的局部知识对系统的细粒度的效率非常重要,而这些局部知识可能太具体,以至于不能进行任何有意义的集中。在这里,我们的反对意见是,哈耶克似乎忽视了这样的可能性,即这些知识可以在不会损害中央计划运行的情况下,在本地使用。这里的问题是关于计划的递归度,也就是,计划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由高级计划机构笼统地制定,然后由依次降低的本地实例(local instances)详细描述其细节。诺夫(1977,1983)认为,关于产出的组成结构,计划的递归度是相当小的。如果一个中央机构以总量的形式设定了产出目标,然后让更低的本地实例来指定细节,结果注定是不一致的。缺少市场经济所独有的那种企业间的垂直了联系,企业就不知道哪些特定类型的产出会是社会所需要的,除非中央计划机构告诉他们。这是理所当然的。[5] 但是,关于产出组成的决策的低递归性,并不意味着所有与生产有关的决策都需要集中地作出。你可以考虑一下企业级别的知识,比如说哪一个特定的工人最适合某项工作,谁是最快的工人,谁是最可靠的工人,等等(对于企业中的特定的机器,也是类似的)。为什么这些知识不能只是用于本地,用于企业制定自己的详细计划以达成“中央”所给予的产出计划呢?大型(多个厂的)资本主义企业的计划,恰好就是这么做的。

4.3 扩散的劣势

在论证了大量经济信息的集中化是可行的之后,我们现在来考虑一下信息集中的可取性(desirability)。当经济计算被看做是一个计划过程时,基于分布式或去中心化的计算的优势远不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取决于关于经济中不同部门的生产可能性的知识的多样性是如何相互关联的。它们的相互关联在一定程度上,是经济的部门之间的实际相互关联的信息领域的镜像。一个经济活动的输出,是另一个经济活动的输入:这是真实的相互依赖。在这之外,还有潜在的相互作用,在这些相互作用中,不同的生产部门起着投入品的替代性用户的作用。

区分这两种相互作用是重要的。第一个相互作用是物质的真实流动,是经济快照的静态属性。而第二个相互作用,是产品现在使用的变化,并不是实际经济的属性,而是可能经济的相空间(phase space)。后者也被看做是经济问题(即如何用有限的资源满足无限的需求——译者注)的一部分,只要经济问题被看做是在这一相空间中搜寻最优点。在市场经济中,实际经济的演变,部门间真实的相互依赖的演变,提供了搜寻这些最优解的搜索步骤。经济描述了通过其相空间的轨迹。个体行动者基于他们从价格系统中得到的信息,来决定他们的下一个位置。整个经济的轨迹是所有个体经济行动者的轨迹的产物。

价格系统作为通信系统或者注册改变的机械——这是哈耶克的隐喻,接着这个隐喻进一步说,市场经济整体来看是作为一个单一模拟处理器在起作用。说市场经济是单处理器,是因为它在某个特定时刻,可以用一个状态向量所表征。这一状态向量定义了它在经济问题的相空间中的位置。而且,这一处理器运行的周期时间很慢,因为传输信息受制于价格改变的速率。要生产一个价格改变的信息,就必须有产品的真实运动。因此,信息传输的速度与真实产品或者新生产线投入生产的速度相绑定。总而言之,市场经济在其状态空间中的搜索是单线程的,其位置的改变是相对比较慢的,这一改变的速度决定于真实经济可以多快地移动。

现在,我们将其与另一种情况下可能做到的事情相比较,即如果相关的事实可以集中起来,不是集中在一个地方——那当然是不可能的——而是集中在一个较小的空间中的情况下。如果信息被收集到一个或者更多计算机中,这些计算机可以在现实经济不做任何改变的情况下,搜寻可能的状态空间。

在这里,是否要集中信息的问题是非常相关的。我们这个宇宙的基本性质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以比光传播所需时间更短的时间来影响另一个东西。假定把所有有关的信息存储在计算机网络中,而这些计算机遍布在全国各地,每一台计算机都可以给另一台计算机发送信息,再假设这一网络现在被用来模拟经济的可能状态,以搜寻最优解,那么,从一种模拟状态向另一种模拟状态的演变的速度,跟计算机交换关于他们当前状态的信息的速度相同。假定计算机之间的电子信号以光速传播,那么状态演变的速度会比真实经济更快。但是,如果我们把所有的计算机放在一起,让它们之前靠得更近,那么演变的速度就会更快。大规模并行计算机试图把所有的处理器放在很小的空间中,从而使得信号能够以光速传播,几纳秒(一纳秒等于十亿分之一秒——译者注)就可以走遍整个机器,与之相比,在电信网络传播则需要百分之几秒。一般来说,如果希望快速解决问题,所需信息就应该放在可能的最小空间里。

可能有人会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即经济问题的规模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这样的计算尽管原则上可以想象,但实践上却是不实际的(哈耶克,1955[6];诺夫,1983)。我们在别处(科克肖特、科特尔,1993;科克肖特、科特尔,1993b)证明了,考虑到现代计算机技术,情况远非如此。

 

5,价格形式的不足

 

按照哈耶克的说法,价格提供了经济的通信系统。但是这一通信系统有多胜任呢?这一系统实际上可以传输多少信息呢?

可以仔细考察一下哈耶克举的锡市场的例子。有两个基本点需要说明一下。首先,市场体制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经济活动的协调。“市场的无政府”(马克思语)远不是完全的混沌。其次,甚至在计划体制中,也总是会有满足不了期望的时候,事前看起来很有希望的项目结果失败了,等等。即便如此,哈耶克总体上仍然是夸大其词了。要做有关改变锡使用的理性决定,必须要知道锡价格上涨的原因可能是永久的还是暂时的,而这就需要知道为什么价格上涨了。当前的价格信号自身远远不够。比如说,锡的价格是由于锡矿工人罢工而暂时上涨?还是因为稳定的锡矿的可用储备接近于耗尽了?在一种情况下理性的行动,在另一种情况下就会非常不理性了。

至少,可以说价格携带了这样的信息,即关于当前各种商品之间以货币为中介进行交换的条件(只要市场出清,但并不总是可以出清)。但不能因此说,这些交换比例的知识就使得行动者可以计算生产各种商品的利润率,更不用说其社会有效性。只有在商品价格超过了生产这一商品所需的投入品的价格总和(使用所需最小的投入品价格综合的生产方法)时,生产该商品才会是盈利的。但只有在静态的背景下,在这一计算中使用当前价格才是合理的:要么是价格保持不变,或者生产和销售不需要花时间。当然,哈耶克强调了不断的变化这一规则,所以他不可能持有这样的假定。商品X的生产实际上能否盈利,既取决于当前的价格,也取决于未来的价格。而生产X当前看起来是否能够盈利,取决于当前对未来价格的期望。

如果我们从这样的假定出发,即价格在未来几乎不会保持不变,那么行动者应该怎样形成他们的期望呢?一种可能性是,他们可以收集足够多的相关信息,对价格将会出现的改变做出明确的预测。很明显,这需要他们知道比当前价格多得多的信息。他们必须知道价格介以形成的过程,然后形成与价格决定有关的各种因素(至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些因素)演变的预测。那么,哈耶克的信息最小化主义实质上就被破坏了。凯恩斯(1936,第十二章)描述了第二种可能性:行动者对未来茫然无知,尽管他们肯定某种(未指明的)改变会发生,他们退回到假定明天的价格会跟今天相同的惯例。这使得他们只使用当前的价格信息,形成了对生产各种商品的利润率的常规评估;但是这一(从捍卫市场有效性的立场出发的)方法的代价是,承认这些事先的评估经常(可能基本上)是错误的。

关于这一问题,重新提及哈耶克自己关于贸易周期的理论(哈耶克,1935;还可参见Lawlor和Horn,1992;科特尔,1994)是有用的。在他的这一理论中,不均衡价格传递的“假消息(misinformation)”可能会导致非常大的宏观经济扭曲。在哈耶克的贸易周期理论中,造成这种破坏的价格是利息率,但是很明显,同样的论点同样可以用于微观领域。去中心化的价格最大化对锡或者随机存储芯片不可持续的价格所作出的反应,也同样能够产生盲目投资以及随之而来的混乱。

5.1 价格、效率和“技术诀窍”

资本主义的一个进步特征是,竞争过程推动了某种程度上向最低成本的生产方法的收敛(纵然我们这里谈论的成本是货币的生产成本,而这一成本只是部分地和扭曲地反应了社会成本)。哈耶克提醒我们,这一收敛的过程实际上远未完成。他是对的。生产相同商品(可能还使用相同基本技术)的公司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共存,尽管它们的生产成本大相径庭。如果单一价格规律适用于此处讨论的产品,比较没有效率的生产商得到的利润会低一些或者会支付较低的工资。考虑到资本和劳动的流动性并不是完美的,因此这一状况可以持续下去。

问题来了,在计划经济中,能否更有效地强制收敛在最佳实践上呢?我们相信是可以的。如果所有工人在干了活之后,都能得到统一的工资率,无效率的生产者就不能通过给工人支付较低的工资来掩盖自己的低效率了。采用我们在其他地方(科克肖特,科特尔,1989,1993)主张过的这种劳动时间的会计制度,生产率的差别很快就显而易见了。不仅有这种劳动时间会计制度,还应该有一系列广泛的机制,来确保生产率的差别在被发现后就会被消除。一个私人公司可能意识到竞争者正以更低的成本进行生产,但是在没有工业间谍的情况下,就没办法知道这是如何实现的。如果要完全达到效率的收敛,可能必须等到较低生产率的生产者破产之后。另一方面,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来自更有效率企业的一些管理者或者技术专家可能会被临时调往相对没有效率的企业去做顾问。人们同样可以设想——在没有商业秘密的情况下——全经济范围的电子公告牌。关心运营特定技术或者生产特定商品的人们,可以在这个电子公告牌上分享他们效率最大化的技术和窍门(文章写于90年代,那时互联网还不甚发达。在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已经高度发展的今天,人们完全可以设想用于分享各种生产技术窍门和方法的手机APP。而且,这一套系统不仅可以用于分享,还可以通过把本工厂当前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率和业界时间做自动的对比,可以及时推送先进生产方法和技巧并监督执行。总之,一旦到了私有化造成的信息孤岛的状态,人们可以用信息技术在经济中各个层次的生产组织和管理方面做很多事情——译者注)。当前这种东西在个人电脑用户中的流行说明,用用于分享技术的电子公告牌应该很容易推广。

6,计划和市场下的信息流

哈耶克最基础的论点之一是,经济的有效运行涉及到使用大量分布式的信息,而将这些信息集中化的任务在实践上是不可能的。在这一节里,我们对哈耶克的论点进行定量的检验。我们比较了市场体制和计划体制下隐含的通信成本,仔细研究了各自的成本作为经济规模的函数是怎样的增加的。通信成本是衡量集中或者传播经济信息的工作量:我们使用算法信息论(蔡亭,1982)的概念工具来衡量这一成本。

有大量文献以新古典的方式讨论这一类问题。在进行我们自己的分析向前,先对标准方法做一些评论,这样应该更妥当。Jordan(1987)评论过一部文献。在这一文献中,经济被表征为行动者的集合。每一个行动者都会发出一个或者多个信息。其他行动者接受这些信息,根据这些信息他们调整的行为,以这种方式来使系统达到均衡。这些信息被认为是实值的变量,并且从总量的角度来看待时,由所有行动者发出的可能信息的集合形成一个欧几里得向量空间。这一系统的信息成本被认为与向量空间的维度成正比。

这一定义是高度抽象的,当人们试图对其具体化时,会遇到问题。首先,从信息论的观点看,把消息当做是实值变量就是给予其无穷大的信息量。如果每个消息都要求一个无限长的比特串,那么用完成一个任务所需的这种无限串的数量的方面来比较成本就意义不大了。然而,这还是一个相对小的问题,因为这种理论问题几乎确定可以从定义在有限的整数子集的信息的方面来予以重构。更严重的问题涉及的是,选择作为信息成本的度量标准的消息向量的维度。

在赫维克兹、芒特、瑞特和乔丹的著作中,每个行动者有一个反应函数。这一函数将当前时间步(time-step)的消息向量作为参数,以计算下一时间步的合适行动。在赫维克兹的著作中,这些消息定义为m,m来自于某个集合M。虽然没明说这是不是一个有限集合,但如果做这样的假定(从信息论的观点来看,这一假设是必要的),论点也不会改变。真正的问题是,没有考虑消息从一个行动者传递到另一个行动者的过程。实际上,它假定了消息是广播的。这一默认的假设大有问题。只有使用稀缺资源比如一部分电磁波谱,才能进行消息的广播。如果一个无线电台可以用来广播消息,那么频道就必须在不同的经济行动者之间时分复用(time-multiplexed):在一个时刻只有一个行动者可以发送信号,而执行一个调整周期的时间会随着涉及到的行动者的数量的增加而线性增长。

但如果把消息采用广播形式的假定看做是实际问题的话,它显然是不现实的。如果信息必须在每个周期中从一个行动者传递到其他所欲行动者,那么该信息只能通过增加信息来传递,比如采用邮寄目录(mail shot)或者类似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发送消息的总数量跟行动者数量的平方成比例。在每个消息是一个整数标量的简单情况下,消息数量将会与消息向量的维度的平方成比例。因此,使用消息向量的维度而不是其平方面作为度量标准,作者们严重低估了在他们去中心化的经济模型中,需要传输的信息的量。

如果这是一个实际的模型,恰恰相反,它将证明任何大规模竞争经济是不可能,原因在于与行动者数量相关的信息成本函数的高度非线性。这明显适用于所要发送的信件、电传和电子邮件的数量。此外,这意味着,行动者必须花费跟经济中行动者数量成比例的人时数量来处理收到的邮件。

这种模型缺乏现实考量的原因源于两个因素:信息能够以某种方式仅用单个操作就广播给全部的参与者的思想,以及每一个行动者都必须处理来自于其他行动者的消息的思想。我们尝试在估计市场经济的信息成本时,更现实和更保守一些。我们明确计算所有个人消息的数量,而只迫使一个公司接受其供应商和顾客的信息。对市场经济来说,这些假设比乔丹的假设更有利。根据这些假设,我们考虑的消息数量是实际消息的下限。特别地,我们忽略了所有银行间的支付和票据交换的消息。回到主线,我们的策略是首先考虑这样一个动态问题:一个经济能够多快以多大的通信开销收敛于均衡。我们将证明,计划经济制度可以更快并且以更低的通信成本完成这一收敛。我们先考虑收敛于固定目标的情况,因为脉冲响应更快的控制系统在追踪移动目标时也会更快。

考虑经济E=[A,c,r,w],在该经济中,有n个生产者,生产者们使用技术矩阵A,在规模收益不变的情况下各自生产不同的产品,还有一个独立于n个产品价格的良定义( well defined )的最终消费支出c,外部给定的工资率w,以及相容的利润率r。那么,这里就存在着一个可能的斯拉法均衡[7]e=[U,p],U是指商品流矩阵,而p是价格向量。我们假定,和商业算术中一样,所有的量都表示成某种有限精度,而不是实数。需要多少信息来指定均衡点呢?

如果我们有某种高效的二进制编码技术,而I(s)是使用这种方法对数据结构s的比特信息量进行测量,那么均衡就可以用I(e)指定。或者说,由于均衡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初始条件确定的,因此可以将其规定为 I (E) + I (ps ) ,这里的ps是一个求解任意斯拉法方程组的程序。一般而言,I(e)≤ I (E) + I (ps )。我们将假定,I (e)由I (E) + I (ps )所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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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构建了一个模型,这个模型描述了为了向均衡移动,市场经济中的生产者之间所需要传输的数据量,简单地假设所有的生产过程都需要一个时间步来完成,以及整个过程同步演变。我们假定,生产过程在生产结束之后就开始,此时经济处于某种随机的非均衡状态。每个公司i执行如下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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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第一个时间周期:

(a)企业向计划机构发送消息,该消息列出他们的地址,他们的技术投入系数和他们当前的产品存量

(b)他们从计划者那里接受指令,这些指令是关于要往其他每个企业发送多少他们的产品。

(c)他们给客户发送产品,这些产品都会打上合适的发货单

(d)他们接受到产品,读取发货单,并计算他们新的生产水平

(e)他们开始生产。

2,然后,他们可以重复地执行同样的步骤,只是把1a步换成:

(a) 企业向计划机构发送信息,该信息说明他们当前的产品存量。

计划机构执行相辅相成的步骤:

1,在第一个时间周期

(a)计划机构从所有企业发送过来的消息中读取存量和技术系数的详细信息

(b)计划机构从技术系数和最终的需求计算均衡点 e

(c)计划机构计算出从当前的产出结构到均衡产出结构的最优路径(turnpike path[7],参见Dorfman, Samuelson and Solow, 1958)

(d)计划机构向企业发送信息,确保发货是按照这一路径进行。

2,在第二个以及后续的周期:

(a)计划机构读取说明计划目标达成程度的消息

(b)计划机构计算从当前产出结构到均衡产出结构的最优路径

(c)计划机构向企业发送信息,确保发货是按照这一路径进行。

我们假定,采用计算机技术时,b和c步能够在比相对时间周期小的时间内完成(科克肖特 1990,科克肖特和科特尔 1993)

比较各自的信息流,显然,每一迭代中发送的订单和发货单的数量在计划和市场下是相同的。唯一的差别是,在计划经济中,订单来自于中央,而在市场经济中,订单来自于客户。这些消息会造成的通信负载。差别在于,在计划经济制度中,没有任何价格信息的交换。相反,在第一个迭代中有关于存量和技术系数的信息传输。由于每个系数只需要两个数字来说明,每个公司的这一通信负载将是:。对于n个公司,这一负载近似于传递价格数据所需的。

差别来自于后续的迭代,假设没有结束改变,就没有必要更新计划者关于技术矩阵的记录。在个后续的迭代中,计划者所需要交换的信息,只有市场经济下的一半。进一步说,由于计划经济是通过最优路径(turnpike path)向均衡移动,其收敛时间会比市场经济小。相应的通信成本是,其中。

与哈耶克的断言相反,计划经济中需要传输的信息量比市场经济要少得多。比起市场中的商业通信,信息的集中收集是更不麻烦的。此外,市场的收敛时间更长。对于适应于不断变化的而不是稳定的生产和消费条件而言,快速收敛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7,源于动态变化的论证

 

哈耶克关注价格的动态特征,价格作为动态传输信息的手段。这有意义吗?

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有意义的。考虑一下一杯咖啡的价格。名以上讲,这一价格可以被写成一组数组,比如说80便士,从信息论的角度看来,这意味着它传输了7比特的信息。但是更进一步看,几乎可以肯定这是过高的估计。不仅价格很可能被调高5便士(意味着5比特的信息量),而且昨天的价格可能完全一样。如果价格每年只改变一次,那么对于其余364天来说,唯一传输的信息就是价格没有改变。这一信息量是,差不多0.0039比特。当价格改变时,其信息量为,其中b表示价格增长编码的比特数。对于一个合理的增长值,比如说10便士,整个信息量为12比特。在价格改变的那天,它传递的信息量是一年中其他日子的3000倍。

价格序列中的多数信息都编码在价格改变中,这可能是真的。从观察价格并对价格作出反应的人的观点来说,只有改变才是重要的。但这一观点对于市场体制的动态改变来说是内在的。人们必须问道,是否这样传达的信息有一个更一般的重要性(import)。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所经历的价格改变,可以产生自许多不同的原因,但是我们必须考虑,这些原因中的哪一个代表了独立于生产的社会形式的信息。

我们可以把变化分为两种,一些是价格系统的外部事件所直接导致的改变,而另一些是价格系统内部的改变。发现新的石油储量或者生育率提高对石油或者婴儿服装的价格有影响。这些代表了社会需要或者社会生产能力的改变,对于这些改变,任何经济调控的制度都应该有作出反应的手段。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考虑腈纶原料以及腈纶贸易价格的下降,它们是石油价格下降所内在产生的二阶和三阶改变。信贷扩张导致房屋价格上涨,或者衰退爆发时价格普遍下降,都属于这一类改变。这些改变是有价格系统的内在动态所产生的,因此非市场经济不用考虑这些改变。

哈耶克认为如果没有改变,计划问题就极大地简化了。他这么说当然是对的。但并不能由此推断出,市场经济的全部改变对于计划系统都是潜在的问题。我们已经在别处证明,给定完全的非总量的投入产出矩阵和目标最终产出向量,计算所有生产过程合适的运行强度(intensities of operation),是完全在当前(文章写于1996年。当年年底,英特尔开发了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ASCI Red,运算速度为1.338 TFLOPS。2016年,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是中国的神威·太湖之光,其持续计算速度达到93.015PFlops,是ASCI Red运算速度的7万倍左右。——译者注)计算机技术的能力范围之内的。所需要的运算时间对于计划机构来说是足够短的,应该可以希望,能够每天完成这样的运算。通过进行这一计算,计划者在计划经济会运行的各种生产级别上达到完全均衡。面对外生改变,计划者可以计算新的均衡位置,并向生产单元下发指令,直接向新的均衡位置移动。这一直接的移动会涉及到货物的物理运动,装修房屋等,因此需要一定的时间。

现在我们有了两个世界,计算的时间和物理调整的时间。如果计算是以迭代算法来进行的,我们实际上会发现,该计算会在十几次迭代就收敛,这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超级计算机完成一次迭代只需要几分钟,总的时间可能不到一小时。在市场经济中,在对市场向均衡作调整的能力作做好的假设的情况下,一次迭代所需要的时间也是与物理调整时间成比例的。总的弛豫时间(弛豫时间是指动力学系统的一种特征时间。系统的某种变量由暂态趋于某种定态所需要的时间。在统计力学和热力学中,弛豫时间表示系统由不稳定定态趋于某稳定定态所需要的时间。——译者转引自百度百科词条)会差不多是计划经济下的弛豫时间的十几倍。

但是这些对市场系统有力的假定是不切实际的。早在达到均衡之前,新的外部冲击又会发生。甚至市场能否寻求到均衡的假定都未可知。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市场经济远远不能达到稳定的动态(stable dynamics),它经常会出现振荡的或者混沌的行为。

哈耶克把坏事说成好事,他的这一能力是值得“称赞”的。市场的不可避免的不稳定时被称为祝福。价格作为信息机制的那种粗糙性,被看做是恰好保护了人们不至于遭受信息过载。

 

8 结论:演化和历史

 

哈耶克把“自发演变”的价格体系和有意识地尝试控制经济过程的人为性对立起来,他认为这一对立表明了后者的劣势。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也不过是这样一个箴言,认为人应该“为了避免更坏的事情,紧紧抓住护士”。在最坏的情况下,它堕落到了对事物的现存秩序乐观地自鸣得意的地步。伏尔泰对地震的回答——这些也都是自发的——恰如其分。但是,尽管我们不能期望比预测地震做更多的事情,但我们不必以同样的的斯多葛主义来忍受经济地震。

通过撰写自发演变,哈耶克偷偷地塞进了来自生物学的含义,以及这一含义与形态对功能的适应度的关联。但是,无论是关于其运作还是其起源,把市场经济比作一个自然演化的秩序都是肤浅的。如果我们将市场经济看做是对最优的程序搜索,很明显,尽管有许多的并发——许多人同时做出决策——但整体的搜索却是当线程的。整个经济的状态空间是其组成部分的状态空间的笛卡尔积(可以理解为所有经济行动者状态空间中元素的所有可能组合——译者注),而在这一状态空间之中,系统在某个时间总是处于某个独一无二的位置。因此,市场只能访问可能解的一个小的子集。而它只能向本地最优移动这一点意味着独特的非常简单的空间拓扑。

在这方面,市场经济的运动与生物演化的过程非常不同。一个物种是通过高度并发的过程向更加适应环境演化的。在这种情况下,状态空间由遗传密码构成。但是在任一个时间点,这一物种在这一空间中并不是处于一个位置:该物种有多少个体,就可以处于多少个位置,每个个体都带有独特的基因组合。一个物种代表了基因空间的一个邻域。尽管在个人竞争市场之内的产品开发的领域,市场经济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模拟这一点,但是整个经济仍然是单处理器的。

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起源看做是演化的结果,也同样是不合理的。这是历史的结果,但历史和进化不是同一件事。没有变异、竞争和选择,进化适应是不可能的。要采用演化概念,就必须假定同时存在多个国际经济体系。实际上,这样的体系只有一个。在一段时间里,有两个经济体系,但只有一个存活了下来。从统计上讲,这一样本不是有效的。要一个经济秩序在演化上比另一个经济秩序要好,就需要足够大的系综(Ensemble),好让随机效应相互抵消——这一系综中必须包括这样的实例:市场经济被严格限制为一个贫穷和落后且被工业化社会主义世界所包围的经济体。与演化作类比的逻辑是要让百花齐放,这与哈耶克的说法正相反。

 

注释

[1] 或者说至少提到了。但是他们两人都没有详细展开论证。

[2] 最早于科克肖特和科特尔1989年发表的论文中展示了我们的想法,在科克肖特和科特尔1993年的书中充分地进行了阐述。科克肖特和科特尔(1993a)重新审视了历史上的社会主义计算论战,着重强调了米塞斯和兰格的论证。在科克肖特和科特尔(1993b)中,我们强调了我们的方案和苏联体制之间的区别。科克肖特和科特尔(1990)阐述了我们提出的用于短中期计划的算法的技术细节。

[3] 以圣诞节购物为例。我们中的许多人都觉得要事先列一份完整的购物计划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到店里去,看看价格,然后才知道什么东西让我们喜欢。我们的“需求函数”是通过选择行动才为我们自己所知的。

[4] 不可否认,这样的镜像(image)自身并不能提供任何关于某个有力的投入产出关系集合可以达成的信息,只能知道那是可能的。关于这种“技术诀窍”的传输,我们在第六节作进一步的思考。

[5] 尽管诺夫的例子在一方面肯定是夸大了:如果中央计划机构让企业A马上提供商品X给企业B,进一步将其用来生产产品y,而且计划机构告知了A和B这一事实,那么当然存在这两个企业对x的详细设计进行垂直讨论的空间,甚至在这两个企业之间不存在市场关系时也是如此。

[6] 此处具体请参见第43页,更具体而言是参考《科学的反革命》第212页到213的注释37。在这个注释中,哈耶克诉诸帕累托和库尔诺的判断,即求解代表一般均衡条件的方程组实际上是不可行的。鉴于哈耶克的现代支持者们淡化计算问题,所以值得在这里加以强调。

[7] 关于斯拉法均衡,请参见斯拉法的著作《用商品生产商品》

[8] 强度向量(intensity vector)概念来自于苏联经济学家康托罗维奇的著作。康托罗维奇假定存在多种工业过程,每种过程有不同的强度。比如,如果使用标准的生产技术我们能生产两倍的钢铁,就说钢铁生产是两倍强度。

[9] Turnpike path这一概念最早是冯·诺依曼提出的。请参见维基词条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urnpike_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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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文标题:Information and Economics: A Critique of Hayek
  • 原文链接: Research in Political Economy, vol. 16,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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