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视野 2016年10月09日 20:55

劳动价值论与边际效用论:哪一个是科学的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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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科克肖特

译者:黑夜里的牛

1,知识背景

 

畏缩不前

从二十世纪之初直到197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者在知识上有极大的自信。无论是在社会的发展上,还是在思想的领域内,他们都把自己看成是未来的潮流。他们所倡导的经济制度似乎蒸蒸日上。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区取得了胜利。马克思主义不仅拥有政治权力、经济胜利,在其背后还有科学,因此似乎必定胜利。

1980年代的政治挫折挫伤了这一自信。另一种经济纲领取得统治地位,那就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纲领。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教义首先在智利,接下来是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和东欧获得了权利。

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回应是换边站,怀着新皈依者的热情,接受了他们之前的对手的教义。[1]左派中的其他一些人,尽管仍然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教义,但是开始怀疑之前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键组成部分的理论,如劳动价值论。[2]新自由主义者同时宣称拥有经济学的科学性和最好的政策建议,而这使得左派陷入被动,不知道下一步应退向哪里。

教育和科学方法

自由主义经济学能够宣称其科学性,不仅是基于新古典价值理论的庞大和复杂的数学装置,而且基于大量的详细经济研究。参与到这一学科中的专业人士,不仅要具备数学能力,还必须拥有分析统计数据的经验。他们所受训练的这些特征意味着,就某些方面而言,相比于其他社会科学家,他们的背景与自然科学家有更多相同之处。经济学家从其他自然科学借用概念结构的做法由来已久。米罗斯基(Mirowski)表明,边际主义经济学中使用的许多概念,都是在十九世纪晚期时直接借用自经典力学[Mir89]。但是我认为,自然科学教学的方法和新古典经济学教学的方法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

当一名学生学习物理学或者生物学入门课程时,老师在教他理论的同时,还会告诉他验证这些理论的关键实验。老师会告诉学生,伽利略的实验验证了我们现在看做是引力质量和惯性质量相等的理论。学生从关于光速不变的迈克尔逊-莫雷实验(Michelson-Morley Experiment)了解到了难以忽视的事实,而解释这一事实则需要狭义相对论。生物学生听老师说起巴斯德(Pasteur)和考科(Koch)的实验。这些实验建立了细菌致病理论。在科学教育中,这些说明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们向学生强调了他们应该接受正在学习的理论的原因,另一方面,这些历史上的例子又被用来教授科学方法。

如果把这一教学法与经济学入门课程中的教学方法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尽管经济学课程会教授理论,但是却没有告诉学生支撑这一理论的关键经济发现的历史。这绝非偶然。之所以没有教授至关重要的发现的历史,是因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历史。

正统经济学联系经验数据的失败

在科学中,决定性实验(experimentum crucis)用于辨别竞争性的假说,或者表明先前占统治地位的理论的不足。新古典经济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学派的关键差别在于他们的价值理论。从斯密到马克思的古典学派坚持劳动价值论,而新古典经济学用边际效用论代替了劳动价值论。[3]但是如果谁想要寻找证明劳动价值论错误的关键性实验或者观察发现,那么即使他翻遍经济学的历史也找不到。因为这样的实验或者观察发现根本就没有。

在巴斯德和考科之后,瘴气治病论消亡了。细菌治病论完全代替它,这一理论指导公共卫生措施的实际效果不再受到怀疑。但是在杰文斯和门格尔(Jevons 和Menger是边际效用论的创始人——译者注)之后,劳动价值论绝对没有消亡。劳动价值论继续传播,赢得了影响力,在二十世纪中期变成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统经济理论。这两种理论中的哪一种在何时或者何地取得了统治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治,而很少是因为美学的原因,跟观察发现更是毫不相关。

甚至算不上错

我提到美学,是因为很少有人怀疑,新古典经济学知识结构有着数学的复杂性和优雅性,而这是劳动价值论一开始所缺乏了。边际理论用到了积分、齐次函数,在后来的版本中还用到了布劳威尔的不动点定理(此定理是拓扑学中的重要定理——译者注)。与之相反,劳动价值论最初使用的数学,最复杂不过是比例和平均的概念[4]。

数学往往是具有诱惑力的。

数学理论的严谨和一致,对那些费了精力去了解它的人来说,往往能构成信任的依据。如果理论仅仅只是数学的话,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当这种数学宣称是真实世界的模型时,美往往给人带来误导。比如,最近就有人批判弦理论的统治地位[SH08,Woi06]。斯莫林(Smolin)指出,弦理论缺乏任何实验验证,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猜想,但其数学上的优美引诱了整整一代物理学家投身到这一领域。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有五次菲尔兹奖(Fields Medal,是国际数学联盟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颁发的奖项,被视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译者注)颁发给了弦理论的研究,但诺贝尔奖一次都没有。菲尔兹奖给聪明的人,而诺贝尔奖则是给予正确的人。斯莫林和Peter Woit说,弦理论的问题在于,它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可检验的预测,而缺少这种预测,那么其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就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

关于这一问题,非专业认识表达明确意见将是一个错误。弦理论家可能已经想出了某种经验上可验证的观点。但是,其批评者提出的基本方法论的观点无疑是正当的。一个理论要成为科学理论,就必须告诉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一些特别的东西。它必须告诉一些没有这一理论我们就不会知道的东西。如果这一理论是真的,那么相比对立理论成立的情况,现实会表现出可辨别的差异。

一个假说可以是科学的,但最终被证明为错误。它可以对观察做出一些预测,而当人们进行这些观察时,某些观察的结果可能与预测的情况不同。尽管最终被证伪,但这样的理论至少是科学假说。但是人们提出的指控是,弦理论甚至算不上错,因为关于这些宇宙,它没有说出任何可以经验验证的东西。如果从物理学转向经济学,我们可以问,劳动价值论是哪种理论呢?是已经证实的科学理论,是已经被证伪的理论,还是算不上错误的理论呢?

显然,劳动价值论最强和最简单的形式的确提出一些可验证的东西。劳动价值论认为,耗费的劳动是增加的货币价值的来源。从原则上讲,人们可以把用于生产不同工业的产出所使用的直接和间接劳动时间加总,然后将其与增加的货币价值进行比较。如果劳动的小时数被证明与增加的货币价值不相关或者相关性较差,那么这一理论就被证伪了。

人们经常通过辅助假说来保卫一个理论免遭证伪。最出名的例子就是古希腊人对行星运动模型的本轮均轮调整。这就使得所有行星运动可以分解为统一的圆形组成部分的假说,与间或可见的行星逆行运动调和起来了。在更近期的理论中,人们可以怀疑,用于解释银心轨道和加速的宇宙膨胀的假想的暗物质和暗能量,所扮演的角色与古希腊的本轮在哲学上是类似的。

在经济学中,人们可以提出弱化版本的劳动价值论。在这一劳动价值论中,增加的货币价值不是与观察发现到的劳动成比例,而是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比例。如果人们如此定义社会必要劳动,即其必要性只通过市场价格的运动表现出来,那么最终的确就得到了一个如此弱化,以至于算不上错误的理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术语的使用是有歧义的。一方面,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用来表示,生产某种商品比如一块面包所使用的劳动时间不比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所必须的劳动多;另一方面,还可以表示,在当前面包的需求水平下,在面包工业中所使用的劳动不多于必须投入的劳动量。对“社会必要”所做的第一种解释仍然是一个可验证的假说,而第二种解释则使得这一假说无法检验。某些作者[5]在描述劳动价值论时,正是采用这种弱化的不可证伪的形式,这一倾向令人感到遗憾。

然而,强形式的劳动价值论不仅可以验证,而且实际上已经被[Sha98], [MCC95], [Zac06], [TM02] 以及其它经验研究所验证了。这些研究通常表明,各行业产出的货币价值与生产所需劳动量的相关度达到95%左右。[6]

把简单劳动价值论这一有力的结果与其主要竞争者——边际价值论——作对比是很有意思的。边际价值论基于这样的思想,即价格会演进至每美元的边际效用在不同产品之间平均化后的水平(prices evolve to levels at which marginal utilities per $ are equalised across different products)。这是一个无法证伪的命题。由于主观效用是无法观察发现的,无法将一个国家的价格结构与效用进行比较,所以不可能进行对劳动价值论所做的那种相关度研究。人们观察发现到任何价格结构,都可以说是反映了主观效用。

问题在于,根据边际效用论,主观效用只有在人们愿意支付商品的价格结构中才能表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是用更大数量的未知变量——每个产品对人口中每个成员的主观效用(在给定当前的财富和拥有其他商品的情况下)——来解释所有当前交易商品的相对价格。这一理论断言,每一个人在他当前的消费模式下,花一英镑所得到的边际效用,对于所有产品都是相同的。但是我们怎么知道这一点呢?

一个人走进咖啡馆,买了一杯1.8英镑的咖啡和1英镑的饼干,我们怎么知道,咖啡产生的主观效用是饼干的1.8倍呢?

有人会说,除非咖啡带来的满意度达到咖啡的1.8倍,否则他不愿意花1.80英镑购买咖啡,但这种说法毫无用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从观察到的行为倒回到效用。这是从观察到的价格来假定效用,然而边际效用论的原点是要把价格作为效用的结果进行解释。

神经科学还没有任何证明显示,大脑中的某些部分有任何可测量的活动,对应于假定的主观效用。只有到这样的大脑中心被发现,而且成像的扫描仪发明出来的时候,才有机会让边际效用论的基本假设接受科学检验。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天,大脑中的这一中心被发现了,而且如果轻便的大脑扫描仪可以安在购物者的脑袋上,只有那时才有可能开始进行对这一理论的科学检验。

除非大脑科学和脑成像出现这样的发展,否则边际主义理论的这一部分就是非科学的猜测,因此归属“算不上错误”的类别。

边际主义理论的其他部分——价格会等同于边际生产率——具有潜在的可证伪性。它所处理的事情原则上是可观察和可测量的。它可以被证伪,而且已经被证伪了[Hal88]。边际价值论是错误理论和连错误都说不上的理论的混合体。

 

2 概率模型的相关性

 

劳动价值论是实证上可检验的,而且它的经验证据也很强有力。边际效用论的大部分理论都是不可验证的,而可验证的部分已经被证伪了,但是边际效用论仍然比劳动价值论保持了大得多的影响力。为什么呢?

显然,劳动价值论之所以不流行,是有社会学上的原因的。而且,在很少有人阅读的杂志上发布的研究结果需要时间才能流传开来。但甚至在同情古典政治经济学或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中间,也不远远没有达到普遍接受的程度,虽然他们都知道发表出来的研究结果。我认为,这是因为尽管劳动价值论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但是一直以来缺乏明显的机制说明。劳动价值论处于稳定实证关系的水平,但是其背后的因果过程是不明确的。为什么价格应该由生产产品所使用的必要劳动所决定呢?

Farjoun Machover的理论

在资本累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获取各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似乎是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唯一标准。例如,一般地说,狩猎民族捕杀海狸一头所需要的劳动,若二倍于捕杀鹿一头所需要的劳动,那末,海狸一头当然换鹿二头。所以,一般地说,二日劳动的生产物的价值二倍于一日劳动的生产物,两点钟劳动的生产物的价值二倍于一点钟劳动的生产物,这是很自然的。([Smi74]《国富论》第六章)

好了,一个满腹怀疑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会说,这种说法在早期的社会是成立,但是在今天,斯密最初的机制就已经不起作用了,为什么应该继续应用同样的原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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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只有一小部分的产品会以低于其总工资量的价格出售。横轴表示每一美元商品售价与其中花在直接和间接工资上的美元的比值。纵轴表示可能发生的相对频率。正态分布的明确的均值和标准差是为了说明的目的而选取的。]

Farjoun和Machover[FM83]在1980年代第一次给出清楚明白理由。他们指出,对于任何商品而言,原则上可以计算出生产该商品所花费的直接和间接工资量。所以,就生产某种福特车而言,福特厂、轮胎厂、以及支撑这些工厂的电站等等都有工资支出。原则上,可以追溯至经济的很多层,但是越是往上回溯,差别就越小。实践上,如果往上追溯8-10层的非直接投入品,就能得到相当稳定的估计。这些工资成本被称为“垂直集成劳动成本(vertically integrated labour costs)”。

一个福特车卖20,000美元,其最终的工资成本比如说是12,000美元。从这两个数字就可以得到每花费一美元工资所得到的价值增加值:(在此例中)20,000/12,000=5/3=1.66。对于不同的商品,售价对垂直集成劳动成本的比值会以随机的方式相互差别。对于任何给定的商品,这一比例将会是各种偶然原因的结果。它依赖于工资率和投入品的价格,而就劳动成本而言,投入品的自身又是随机变化的。统计理论认为,自身随机事物的随即和可以用正态分布来表示,即图1所示的熟悉的钟形曲线。

一个正态分布可以由两个数字所表征:

1,分布的均值

2,分布的标准差或者宽度

从类似图1所示的表示价值增加值和垂直集成劳动成本的比值的钟形曲线,我们可以推断出什么呢?

Farjoun和Machover指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资往往构成差不多50%的价值增值[7]。这意味着每美元工资的价值增值的平均数差不多是2,正如图中所示一样。我们还可以谈一谈分布的宽度。Farjoun和Machover指出,只有一小部分商品能够以低于垂直集成工资成本的价格出售商品。如果他们这样做,不仅不能弥补自己的工资成本,而且供应的原材料也没有利润空间了。Farjoun和Machover认为,只有1/1000的商品能够以如此之低的价格出售。

查阅正态分布的表格就会发现,远离均值三个标准差的事件的概率差不多是1/1000,所以如果均值为2,标准差就必须等于1/3(简单解释一下:1/1000之一概率的事件就是以低于垂直继承工资成本出售即售价和总工资成本的比值<1,此处离均值为3个标准差,因此标准差应等于(2-1)/3=1/3。——译者注)。这一预测与实际数据相比较如何呢?

使用英国1984年的数据,我们计算出了,英国的钟形曲线很近似于均值为1.46,标准差为0.151的正态分布。Farjoun和Machover低估了英国收入中工资的比重,但是他们对低于商品总工资成本出售的商品比重的估计是正确的:对于英国而言,标准差是1和均值距离的1/3。

这意味着什么?

如果商品售价对垂直集成劳动成本比值的标准差很小,结果就是实际的销售价格必须紧密地聚集在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周围。

换言之,简单劳动价值论必定成立。观察发现到的产品的劳动量及其货币价值之间的强有力的相关性[8],是统计学上的价格形成的随机过程的必然(necessary)或者涌现(emergent)的结果。

政治经济学传统对于Farjoun和Machover使用的论证形式是相当陌生的。前者从一开始就倾向于在理性的利润最大化个人的行动将经济导向某种均衡这一方面寻找解释。Farjoun和Machover则相反,他们是数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因此借用了用于热力学或者统计力学中的推理形式。这一物理学分支处理的是有大量自由度的大型复杂系统的行为。这种系统的典型例子就是由许多随机运动的分子组成的气体。

在这种系统章,试图形成个别分子之间相互作用的确定性的和微观的图景是徒劳的。但是可以对整个分子集合的统计属性做一些有用的推理。波兹曼正是从这种集合的静态属性得到了热力学定律[Bol95]。

Farjoun和Machover所做的,是将这一推理形式应用于另一个有大量自由度的混沌系统:市场经济。他们由此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学科:经济物理学。这一学科以一种非常激进的方式,将整个经济视为一个无主体的过程。它不假定任何认知主体,相反,它试图应用吝啬原则(principle of parsimony)。它不对个体经济行为者做任何假定。相反,它假定整个系统是最大化无序(maximal disorder),把由此得来的整个系统的总约束和统计分布理论化。主观主义的奥地利学派完全不能接受这种方法。[9]

雅科文科的模型

雅克文科进一步发展了经济物理学的方法,当时他还并不知道Farjoun和Machover之前的研究。

热力学预测了,系统倾向于进入最大熵的状态。守恒定律明确指出,当随机化出现时,熵必须是守恒的。波兹曼和吉布斯表明,这意味着满足这两个标准的能量概率分布会像下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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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吉布斯波兹曼分布。横轴是能量的对数,纵轴是概率密度的对数。]

雅克文科[CMC+09, DY02]认为,货币在商品的买卖中时守恒的,这一点跟能量很像。如果系统进入最大熵的状态,那么货币财富就会遵循吉布斯波兹曼分布。他表明了(见图3),对于97%的美国人来说,负指数的吉布斯分布很好地解释了观察发现到的收入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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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雅克文科和罗瑟[YRJ09]关于美国货币收入实际分布的结果。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一结果很符合于基布兹分布。但是存在着一个非常富裕的群体,他们的收入不符合这一曲线,因此他们的财富一定产生自不同的过程。]

仍然有一个收入的超热(super-thermal)的尾巴(最高3%),他们的收入与最大熵不相符,而是遵循幂率分布。

收入分布由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这一事实,表明了美国社会的两阶级结构。等离子物理和天体力学学中也有指数分布和幂率分布的共存的情况,它们被称为热和超热的部分。在图3中,下层阶级和上层阶级的界限可以被定义为指数律和幂率的交点。就1997年而言,区分两个阶级的年收入是差不多12万美元。大约3%的人口属于上层阶级,而97%的人口输入下层阶级。[YRJ09]

热分布来自于守恒定律和随机性的应用。非热部分来自于对守恒定律的违背。雅克文科认为,非热群体依赖于来自资本和股票市场的收入。这与马克思的分析是一致的,即利润不能产生于保守系统的内部,而是来自外在于保守系统的生产剩余价值的某种东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分析,利润不是来自于流通过程,而是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译者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交换所做的最初的分析,可以被看做是在描述规定交换中价值守恒规律。

收入和财富分配以及社会不平等的主题在上个世纪之交(1900年前后——译者注)是非常流行的。帕累托、洛伦兹、基尼、吉布拉和钱珀瑙恩等人都参与到这一研究中。在帕累托的研究之后,研究者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幂率分布。然而,当物理学家重新审视了经验数据之后,他们发现了部分的较低部分所遵循的是不同的指数部分。证明指数分布在货币、财富和收入等方面无处不在,是经济物理学最新的贡献。进一步的研究揭示了社会中的一个更加详细的两阶级分布。尽管自马克思以来,政治经济学就知晓了阶级的存在,但是意识到阶级可以由简单的数学分布来描述则是相当新的事情。计算机科学家伊恩·赖特做了非常有趣的研究 [Wri05, Wri08],他表明了,在基于行动者的仿真中,一开始平等的行动者中会出现两个阶级。[YRJ09]

赖特表明了,在雅克文科和罗瑟引证的研究中,只要允许雇佣劳动,随机交换模型就会产生吉布斯分布和幂率分布相结合的情况。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最近的研究已经在重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资格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一研究通过切实地理解马克思关于发现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运规律”的格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译者注),才做到了这一点。

文章写于2011年

注释:

[1] 参见[Ste92] 、 [BL91] 和 [Sci95]。

[2] 最近的例子是[NB09]、一个更早的有较大影响的例子是[Ste81]。

[3] 当然,新古典理论不只是边际效用,但是引入边际效用,忽视劳动作为价值来源这一点是边际革命最关键的结果。边际原则自身并不新鲜,李嘉图和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中就包含了这一思想。在这两个学派过渡时,可以说,戈森和杰文斯支持了边际劳动价值论(marginal labour theory of value)[Hag06, Hag10]。

[4] 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价值论变得越来越复杂,自迪米特里耶夫以后,采用了最严格的线性代数,而从20世纪中期之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经济学使用的数学往往各具风味。

[5] 此处我想到了“价值形式理论”的提倡者如Williams和Reuten。

[6] 鉴于Bichler和Nitzan的批评,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高相关度的获得要么是劳动投入直接以人年的形式进行测量(如Zachariah关于瑞典的研究),要么是间接地通过工资总额来测量的(如在其他研究中)。瑞典政府的数据有这样一个优势,它以人年的形式提供了每个行业中所使用直接劳动的数字。

[7] 在他们写作时,这差不多是对的。

[8] 我们在这里使用相关性这一术语,但也可以使用其他对劳动量和货币价值之间紧密性的统计测量比如变化系数或者余弦度量。它们都表明了紧密的关系,正如Farjoun和Machover的理论所预测的那样。

[9] 鉴于到他们天主教的问题式,奥地利学派认为经济学摈弃主体的范畴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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