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 2009年12月25日 21:57

晚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开端

作者:张显清
《明清史》2008年第5期

关键词:晚明/社会变迁/中国早期近代化/文化近代化/社会经济变迁

一、中国封建社会能否滋生近代社会因素

    对于中国古代社会自身能否滋生新的近代社会因素,能否向近代社会转型,中外学者向来有不同的看法和分歧点。不同学术观点和理论见解尽管很多,但归结起来只有两大学派:一派是不变论、无发展论、停滞论;另一派是变迁论、发展论、转型论。这两派争论的焦点又集中在明代中后期至清代中期,即15世纪至19世纪中叶。

    中国历史“停滞论”的表述多种多样,但共同点都是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稳定不变,没有发展,自身不可能产生近代性因素,只有靠西方文明的冲击才能打破平衡状态,向近代转变。这一理论由来已久,并随着时代的不同而不断变化。它最早出现在19世纪欧洲伴随完成工业革命加强对外扩张之时,其时一些人污称中国是“一具涂着香料、裹着丝绸、写着象形文字的木乃伊,它的内部循环就如同一只冬眠鼠那样”。20世纪初叶,马克斯·韦伯等西方学者提出精神文化决定论,给中国历史“停滞论”涂上理论色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秋泽修二等人鼓吹中国历史具有“停滞”、“倒退”与“循环”的特性,只有依靠外力才能推动历史的发展。其后,西方学者又相继提出了“西方冲击—中国反应”论与“传统一近代”论,认为凡是近代的就是西方的,中国传统社会是停滞不变的,如果没有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根本无力产生近代性变化,西方是中国近代转变的创始者。再后,自称“与共产党决裂”的魏特夫为了与共产主义进行“战斗”还抛出了“东方专制主义”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又相继提出了中国明清时期“高水平平衡陷阱论”、“有增长无发展论”、“过密型商品化论”、“明代倒退论”等,从而把“停滞论”提升到更高的理论形态。

    国外的中国“停滞论”被中国学者引进到国内。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提出了近代资本主义西欧文明特有论、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系统论及稳定性最高、进化度最小、封闭性最强的中国单纯农业经济论。

    自从中国历史不变论、停滞论出现之日起,中外学者即不断与之商榷和争鸣,并在争辩中使中国历史发展论、变迁论得到发展。有的学者认为,明清时代的中国已经出现了近代社会因素。

二、中国早期近代化历程在晚明起步

    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人类社会又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因此,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发生了较大变化,是否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是否发生了转型,应该做全方位的、综合的与整体的评估,既要看其社会经济,也要看其阶级关系、社会生活、政治变革、思想意识、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等。依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学说来考察中国古代社会,可以看到,至明代中后期,古代封建社会业已高度成熟,在明成化、弘治与正德年间(15世纪中叶至16世纪初叶),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苗头已经出现;明嘉靖年间至明末(16世纪初叶至17世纪中叶),新的近代社会因素更为普遍而显著地增长起来,向近代社会的转型开始启动。

    这里所讲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有其特定含义,系指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由古代传统政治、文化向近代政治、文化转化。这是一个十分漫长、非常曲折的历史过程,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转化程度、形态和特点。此处的社会转型启始系指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自身经过近两千年的向前发展,至明代后期已经积累、孕育出新的社会因素,这些新因素在性质上不同于以往的传统封建社会而与未来的近代社会相同。它们首先出现在经济领域,然后引起阶级关系、社会生活、政治关系、思想意识、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发生相应变化,传统古代封建社会已经发生局部结构性变换。新生的先进社会因素代表了社会的未来,显示了社会的新走向,因而,各种新因素纷纷出现的明代后期显然就成为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开端。

    从人类社会的总体发展趋势来说,人类的近代史乃是资本主义时代史。从社会形态来看,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归根结底也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只不过有着本民族的历史特色和独特的发展道路而已。

三、经济基础发生变异

    所谓经济有了发展,其内涵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的,既有量的增长也有质的进步。因此,只有全面、整体地进行考察,才能真实反映出某一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程度和走势。明后期,中国社会经济呈现全面发展之势,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与生产关系呈现深刻变革之势。商品货币经济空前发展是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显著特征,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是经济体制变革的走向。其具体表现是:

    第一,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引起中国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发生结构性变异。明后期,农业经济的突出特点是商品性农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发展,这种发展引起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异,其变异的历史进程是这样展开的: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为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和畜牧业、林业、渔业、副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导致农业生产商品化程度提高;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冲击、瓦解着传统自然经济结构和农村社会结构;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异促使新的农业生产关系和经营方式出现;等级雇佣向自由雇佣过渡;农业雇工经营是农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主要体现。而农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又是手工业、商业、金融业和城镇空前发展的基础,不言而喻,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的结构性变异是整个明代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异的起点。

    第二,民营手工业的蓬勃发展引起手工业发生历史性变革。这一变革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特征:一是官营手工业实施体制改革,向商品化和民营化转变;二是民营传统手工业焕发新颜,新兴手工业勃然兴起,由于其商品化程度增强,所以占据了整个手工业生产的主导地位;三是在民营手工业普遍发展的基础上,形成苏杭丝织业、松江棉纺织业、芜湖浆染业、佛山矿冶业、景德镇制瓷业、铅山造纸业、石门榨油业与南京印刷业等著名手工业中心;四是民营手工业的新发展有力推动了商业繁荣、市场扩展和早期城镇化进程,同时推动了为其提供原料的商品性农业的发展,使社会经济结构进一步发生变化;五是主要手工业部门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最初阶段的手工作坊、手工工场或包买商。

    第三,商业贸易的繁荣、商人势力的壮大和全国性市场网络的形成开创了中国古代商业史的新阶段。明后期的商业流通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特点:一是商品种类增多,商品流通范围扩大;二是商人和牙人势力空前壮大,地域性商帮形成。商人阶层不仅拥有巨额资产,而且社会地位也有提高;三是商人不仅在本地区开展贸易,而且还进行跨区域的大规模的长途贩运,把全国市场联成网络。沿海海商还从事进出口国际贸易;四是一些商帮实施的自由雇佣制、合伙制、伙计制及领本制等都是与传统商业不同的新的经营方式和劳资关系;五是一部分商人将商业资本转向产业资本,经营手工业或商品性农业。所有这些都表明,在明后期,中国封建商业已经高度发展并孕育出近代商业因素。

    第四,货币权力的增大和信用借贷的活跃。明后期的货币关系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特点:一是赋役货币化,货币以银为本位,此变革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二是白银流通量和储存量剧增,货币权力空前增大;三是从事货币兑换、汇兑和保存的货币经营业应运而起,它们已具有近代金融业的某些因素;四是信用借贷需求旺盛,生息资本剧增。借贷利率下降趋势的出现、农业生产性借贷的增多、生息资本与商业资本的结合、部分生息资本向手工业资本的转移,都是信用借贷出现的新现象。

    第五,早期城镇化进程启动。城镇化程度是近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明后期,以往延续下来的城市、市镇与集市,无论是居民规模,还是工商业繁荣程度都超过了前代,工商业贸易中心的经济功能明显上升;一批新的工商业城市、市镇与集市蓬勃兴起,构成中国古代城镇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的时代特色。工商业城镇是当时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聚集地,带动着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明后期的城镇奠定了中国近代城镇发展的基本布局。

    第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出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取得巨大成就。但长期以来,对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不仅有不同的学术观点,而且这一命题还遭到中外一些学者的诘难和嘲笑。在这种气氛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相关研究随之走向沉寂,不少学者自此缄口,即使原来对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学者有的也抛弃此说。但是,我们应该尊重客观历史,重新肯定明代后期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将被歪曲、被否定的资本主义萌芽论重新确立起来。不仅如此,还应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将这一研究不断引向深入。事实证明,以往对明后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范围和发育程度的估量,不是高了,而是低了。大量史料表明,它不仅出现在丝织业、矿冶业,而且还出现在棉织业、制瓷业、造纸业、榨油业、印刷业、商业和农业。

四、上层建筑的新景象

    晚明时期,随着经济基础发生变异,上层建筑也相应出现了许多带有近代性质的新景象。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阶级关系方面。晚明时期的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阶级关系虽未发生根本变化,但已出现了具有近代资本主义劳资关系萌芽的新型劳资关系。所谓“资”,即在某些手工业部门投入资本、开设手工作坊或手工工场、雇佣工人进行商品生产的早期资本家或包买主;所谓“劳”,即在手工作坊或手工工场为雇主劳作、将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的雇工,劳资之间形成摆脱人身依附关系的劳动力自由买卖关系。这种性质的劳资关系,在农业中也已出现,农业雇工经营者与农业雇工之间以经济契约为纽带建立起新型的农业雇佣关系。但工农业中的这种劳资关系仍处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层层包围中。明后期时,工商业城镇的发展和城镇人口的增加导致中国历史上的市民阶层开始出现。这一以商人特别是中小商人、手工业主、手工业工人、各种服务行业业主及从业人员为基本成分的群体,为明后期的政治斗争、思想意识和文学艺术带来了新气象。

    二是社会风气方面。明后期,商品经济开始发达,消费领域不断扩大,货币权力不断提高,社会价值观念为之转变,各阶层人士竞相推崇消费、追逐财富和金钱。为了追求金钱,造成人们纷纷弃农经商,以致“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者”。这种社会新风形成了对贵贱尊卑封建等级制度的挑战。在封建时代,人们的物质生活方式也是有等级的,不得“违式僭用”。明后期,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人们纷纷冲破封建礼法的等级限制,享受他们原来所不能享受的生活。这表现在衣、食、住、行、用以及婚、丧、嫁娶等各个方面,正如时人所言,“不以分(名分、身份)制,而以财制”,“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明后期所形成的这种追求财富、崇尚消费、舍本逐末、违礼越制的风俗习尚,是社会转型启始在社会生活方面的体现。

    三是政治维新方面。明中后期的赋役改革汇集成一条鞭法,其中的摊丁入亩,不再直接对人身征役,适应了挣脱封建经济人身束缚的要求。此外,明后期,清议之鼎沸,党争之酷烈,士气之高昂,均为前代所无。朝政争论背后蕴涵的具有历史价值的新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敢于挑战权威的议政精神;二是要求“公论”、“共治”的政治主张;三是东林、复社已成为具备带有粗浅近代政党色彩的政治化组织。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明后期民众政治意识空前提高,持续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众反抗运动,其中,尤以市民反抗运动为以往所无。这些运动具有两个鲜明的时代特点:一是以手工业主、手工业工人、商人、商店雇员以及服务行业从业者为主体的市民阶层开始登上中国政治斗争历史舞台;二是知识阶层与民众相互支持。在这些民众运动中都有知识分子参加。明天启(1621—1627)年间,各地民众纷纷起而反对阉党迫害东林党人,这本身即表明,知识阶层(东林党人)与民众在反阉党斗争中已经联为不可分割的一体。总之,明后期出现的改革运动、党社运动和市民运动构成生机勃勃的中国社会政治新气象,孕育出了某些带有近代政治色彩的新因素。

    四是思想观念方面。明后期,突破传统观念束缚,曾出现两次大的思想解放:一次是由程朱理学向阳明心学的转变;一次是早期启蒙思潮和经世实学思潮的兴起。这都促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出现明显转化。比如,对欲望合理性的肯定,即是晚明思想十分突出的现象。在传统观念里,人欲与天理相对立,必须祛除。而在这一时期,人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在理念上得到充分肯定,使古老的理欲观发生革命性变化。对欲望的肯定,基于对人的推尊和自我意识的觉醒,人的自我价值与地位获得前所未有的重视。王艮的“尊身立本”、“爱身如宝”论,李贽的“人必有私”、“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论,都闪耀着近代人本主义的思想光辉。在充分肯定自我与人的欲望的前提下,伦理观、财富观、权威观与政治观都与以往的传统观念有了很大不同,贯穿着批判和求实精神,呈现着近代人文主义色彩。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的批判和对开明君主制的设计,更是那个时代新型政治思想发展的高峰。明后期及明清之际出现的这些新的理论和观念具有近代思想因素,蕴涵着人本主义、人文主义精神,适应了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和新型生产关系出现的理论需要,属于近代早期启蒙思想,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资产阶级改革派提供了思想渊源和理论武器。

    五是文学艺术方面。明后期,文学艺术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其主要标志是公安派、竟陵派诗文的兴起和市民通俗文学的繁盛,尤以后者最具划时代意义。以小说、戏曲和市井民歌为主要形式的反映城镇商业手工业繁荣,反映市民阶层和广大民众、下层知识阶层生活及思想情绪、审美观念的市民通俗文学构成了明后期文学艺术的主要特色。徐渭、李贽、汤显祖、袁宏道与冯梦龙等文学巨匠还提出了具有近代人文启蒙性质的文学理论,其主要内容是:主张抒发现实之中我的“童心”、“真情”、“性灵”,反对封建礼法束缚,宣扬人的个体价值,鼓吹人性解放与个性自由;追求“本色”、“率真”与自然,反对伪饰矫作和刻意模拟古人;在创作方法上,推崇新奇,不拘格套,开创积极浪漫主义新风。这种文学思潮的实质是要求从文学复古主义和封建正统文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向反映市民阶层、普通民众与下层知识阶层生活和思想愿望、审美情趣的市民通俗文学转型。这些都是中国近代早期启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阻力和挫折

    由于经济、社会、政治以及思想文化各个领域新因素的涌现,使得明后期中国社会呈现出新旧混合的多元化趋势。但是,母体社会的旧结构仍占统治地位,新因素还处于受压抑的劣势,社会转型遭遇旧结构的强劲阻碍,不仅减缓了转型的速度,而且使之出现了巨大曲折。

    关于明后期社会转型的阻力可以举出许多例子,但从根本来说,主要来自于封建等级特权制度及其所造成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腐败。封建等级特权制度是造成封建社会社会矛盾与阶级矛盾全面激化,财政危机与社会危机全面爆发的根本性体制原因。明后期,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除了传统原因之外,还在于任由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作用泛滥:一方面,是商品货币经济空前繁荣;另一方面,是封建政治腐败愈演愈烈,形成鲜明反差。商品法则、金钱关系不仅支配着社会经济生活,而且还充斥于政治领域,封建统治阶级的贪婪欲望日益失控,无限制地掠夺财富,导致社会资源和利益分配极度失衡,贫富悬殊,社会阶级矛盾激化,社会转型受阻。尤其是当腐败全面加剧进而引起社会大动荡之时,社会转型更遭到了严重挫折。

    明后期,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腐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封建等级特权失去约束,贫富差距极度拉大;二是贪贿公行,吏治败坏;三是纪纲废弛,机体瘫痪。封建统治阶级全面腐败所造成的直接社会后果是,一方面激化了社会阶级矛盾,酿成全国范围的社会大动荡;另一方面,削弱了对后金(清)地方割据势力发动的掠夺战争的抵御能力,使内地经济惨遭破坏。明末农民大起义持续了近二十年,明清战争持续近三十年,这二三十年蔓延不断的战火和动荡,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明后期出现的社会转型趋势都是严重打击和挫折。

    虽然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已经出现近代因素,具有向近代转型的趋势,但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自身又蕴涵着阻碍社会转型顺利发展的消极因素。当封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尚有自我调控能力之时,这些消极因素得到抑制,近代因素得到生长;当封建统治阶级丧失自我调控能力、日趋腐败之时,这些消极因素便肆意泛滥,酿成社会动荡,社会转型便遭受挫折。因此,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程度成为中国近代因素能否顺利生长、社会转型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晚明社会转型只能在不断克服阻力中曲折前进。

    李自成大顺军撤离北京后,清军趁乱入主中原。中国历史上以往的改朝换代,新王朝开国之初,一般皆吸取前朝败亡的历史教训,实行偃兵息武、休养生息、恢复发展政策。明清嬗递则不同,清初统治者带来的并不是和平与发展,而是四十多年的民族征服战争,商品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中下游及东南沿海地区所遭涂炭尤甚。不仅如此,清朝统治者还在很长时间内残酷地实施民族歧视与压迫,并将其在关外实行的落后的农奴制经济、政治、文化政策移至关内,使内地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遭到严重摧残,致使明后期出现的社会转型趋势发生逆转。这种历史的倒退持续了九十多年,到清乾隆初期社会经济才逐渐恢复到明代最好水平,并逐渐与明后期出现的社会转型趋势重新接轨,但是,发展的时间和历史机遇却丧失了。这一丧失竟然使以后的中国历史变得异常的复杂和曲折。(本文吸收了我的合作者的某些观点,谨致谢意。)


作者简介:张显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北京100710)
原载《河北学刊》(石家庄),2008.1.63~67


转自: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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