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视野 2010年01月19日 13:20

全新的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

    作者:李燕 (人大哲学院)
    女权主义(feminism),或被译作女性主义,然而,作者经考察发现,从女权主义到女性主义,不是一种译法的差别,也不是译者的偏向和喜好,而是从理论发展的表征。在这些不同的称谓里包含有女权主义发展的阶段性递进的过程。女权主义从出现起就强调男女平等,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首先追求的争取选举权、工作权、生存权以及其他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在社会解放的进程中,逐步获得了成功。女权主义的目标确立为争取真正的人权,以及由此产生的真实存在权和发展权。虽然20世纪的女权主义发展有自己的特色,与19世纪的女性解放运动不同,表现在语境不同,理论任务和目标不同,达成的社会效应也不同,可是女性的权力仍然是得不到真正的保证的。尤其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建设中,女权主义的任务和目标仍然是艰巨和持久的。
 


 一

  女权主义从一种社会思潮到哲学思想的发展,并非一朝一夕的,而是经历了理论和实践斗争发展的多个阶段的。从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看来,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把女权主义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由女权主义”阶段,强调女性作为平等的参与者加入既定社会秩序的权力,在“普遍化”的背景下考虑女性问题;第二阶段“差异女权主义”阶段,强调女性内在固有的积极性,摒弃社会秩序,主张建立一种女性能够摆脱男性影响而生存的社团或群体;第三阶段则是在后现代背景下形成的当代女权主义理论,把“平等”与“差异”、“男/女”对立的二分法作为强制的形而上学范畴,女权主义的目标必定致力于发展一个超越男女性别对立的社会。

  第一阶段或第一浪潮 女权主义兴起和发展大约在19世纪到20世纪40年代; 女权运动与是反封建运动相结合的,早在法国大革命时就开始出现,到19世纪中叶规模壮大起来。这个阶段主要与社会自由解放的革命运动一起,成为社会革命的重要部分和衡量社会解放的标准和尺度。女性们追求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认为作为人类的一部分,男性与女性是平等的。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目标基本实现。在早期的女权主义在理论层面上的差异性研究中,主要是围绕着自然性别(sex)来展开的。女权主义性别sex的考察指出,性别是给与的或强加给女性的,描述了女性与男性在身体上的生理特征差别,具有启蒙的作用。西蒙·波伏娃《第二性》;注重生理性别(sex)差异,是指男女之间在生理上的特征表现出的自然性别,但是她破除了性别是天生的看法;波伏娃指出,所谓自然性别sex,事实上并非是天然形成的,人们的性别区分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被给与的,被强加,尤其女性作为低等的性别,和男性作为优越的性别,是社会不平等的表现。在序言中,西蒙·波伏娃尖锐地指出,“女性是什么?有人说:‘女性仅不过是个子宫而已’”。但是谈到某些女性,她指出,“在今日,女性的处境指示出,女性是和男性一样是一个自由自主的个体,虽然在这个世界里男性还是尽量处处压迫她们,推到比男性次要的地位,而且希望她们永远停留在附属的地位,把她们的命运限制在狭窄的范围之内。”

  第二阶段或第二浪潮 女权主义在20世纪60-70年代, 兴起于美国,其基调是要消除两性差别,它引发了女权主义的理论研究热潮,更多的女性为争取女性在文化、历史、习俗上的更多自由而投身到这场斗争中。注重社会性属的考察,分析了性属所造成的性格的差别,形成了各个方面的女权主义的理论创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差别;女权主义理论作为正式的学术研究,此间逐渐发展成为人文学科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在这里《第二性》尽管发表较早(1949年),但它对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波伏娃促使女性超越生理局限,更多地关注到政治、法律对女性自由的束缚。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1969年),把“父权制”概念引入女权主义理论,并为它注入了新的含义,父权制不仅指男性作为权力中心统治女性,而且包括男性长辈对晚辈的统治。米利特将性别与政治直接且突出地联系在一起,用“父权制的男性沙文主义”统治,把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视为人类社会历史统治的最基本最普遍最不合理的政治形式,激起女性与整个人类联合起来推翻父权制的统治。米利特将这种激进的政治态度带进文学批评,以此反对当时占绝对权威的新批评理论,成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典范。

  于是,人们开始提出了性属(gender)概念,即社会性别,或称其为历史性别或文化性别。性属理念是揭露性的批判,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被社会不平等给与性别的印记,可以看到性别之间的主次划分和优越从属的区别。在《性属/社会性别机制》一文中,特利沙·德·劳力提指出,对于社会性别而言,“不仅仅是在每个词、每一符号都指代一种物体、一件事情或是一个有生命的机体这种意义上的再表现。社会性别事实上是对一种关系,一种隶属于一个阶级、一个团体、一种类别的关系的再表现。……所以说,社会性别并非指代一个个人而是指代一种关系, 一种社会关系。换句话说, 它为一个阶级而指代一个个人。” 可说是“与社会不平等机构有机地连结在一起的”。他认为,性别—社会性别体系既是一种社会文化建构也是一种语言机制,一种指定个人在社会中的意义(身份、价值、声望、在血族关系中的位置以及社会地位等等)的再表现体系。如果社会性别的再表现代表着不同含义的社会地位的话,那么某个人被表示成或自表为男或女也就意味着承认了整个社会性别的意义体系。

  发现女性被社会给与的卑下性别和社会性属的理论,导致了自然性别论的破产。社会性别的再表现也就是社会性别的建构,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社会差异就显露出来了。一方面可以看到男女之间横亘着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同时表现为社会价值观赋予的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之间的截然不同。社会对女性的气质的规定打造了女性形象,从而也规定了女性的命运和女性的生活状况及家庭生活状况。有的人看到,社会性别理论的贡献在于性属”gender”概念,人类才意识到,有阶级历史以来任何人类社会阶段上都有社会性别。只是没有作自觉的观察和了解。在人类认识到了性属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人的身心被建构成了一种历史的和社会的性别——性属。这些过程随着时间推演而不断改变。历史学家斯科特在《社会性别:历史分析的一个有效范畴》中对性属/社会性别概括道,性属/社会性别是组成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一个成分,是区分权利关系的基本方式。在这里,他强调了两点:第一,性属/社会性别是社会关系的表现,不是由生理性别决定的;第二,性属/社会性别是权力关系的一种存在方式。

  第三阶段或第三浪潮 女权主义发展在20世纪80-90年代,注重对作为人的女性权力和发展的普遍性的考察,超越男女性属(gender)差别,注重关于女性更加重大的紧要问题和解决方法,对出现的各种女权主义理论作一个综合的考察;同时,女权主义学术发展成为有着众多流派分支的理论体系(如下面展述)。各种女权主义流派,关于男性中心主义的起源和性质,对于如何消除性属差异的主张各不相同,甚至有所相左,但是斗争目标是共同的,那就是消灭不平等的男性中心主义的和对女性性别歧视主义造成的社会现实。为了取得斗争成功,实现为之奋斗的政治目标,女权主义成了一面旗帜,聚集齐了众多有志之士投入和为之不懈努力。

  20世纪形成了女权主义的发展的三次相对应的理论波峰。然而,发展仍在继续,近年来后现代女权主义和后女权主义等流派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局面。后现代女权主义否定、质疑先前所有的宏大理论体系、既定的概念和分类,这使它区别于先前其他的女权主义流派,有的理论家才把它视为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三次浪潮”。 后殖民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相呼应,针对不合理的社会根源父权制,男性统治与菲勒斯中心主义,与阶级斗争和种族平等一起,构成了一个新的话语环境。但是这绝不只是一个政治行动的理论,而是全球化过程中一个权力和反抗的新阶段。在这里,不仅在社会文化的层面上女性在父权制下形成了一个受压迫的群体解放出来,而且要创造一种全新的女性文化和女性话语,对女性和被压迫的人们的解放,以及对人类的危机的解决和人类未来发展等等,产生重要的影响和改变。

  女性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新时代,通过女性文化创造而实现 “从边缘回到中心的任务。” 新创的女性文化表现为多种形态,比如,女性创造力/生产力表现在“从家务劳动到社会工作”;在争取平等/自由/发展的时候,对整个社会和人类的作用;等等。纵观这一进程,女权主义哲学概括起来,对各类共同关注的理论问题和对各种成功理论的应用,主要表现为如下十大方面::

  1,女性境遇的考察, 女权主义发现,女性在社会地下的地位和悲惨境遇,不是男性统治者所说的那样,不是天经地义的。无论是女性的性别,或是女性的社会地位\身份和角色等,都是社会不平的的现实给与的.女性是被构造的,没有选择的权力和能力;

  2,女性存在的缺失, 在研究中,人们发现,女性遍布存在于这个社会里,他们只是非存在的,是男性的附属者和屈从者; 女性非存在的状态是社会男性强权统治和不合理的历史造成的,表现力人类整体的存在的缺失。

  3,女性权力的实践: 经济权利,政治权利和法律权力等等.男女平等首先是权力的平等,男女平权意识和真正的权力平等都是很重要的.可是,到了今天,女性的权利被排斥和被践踏,仍是不期而至和十分严重的;

  4,女性安全的毫无保障,需要警示和社会做出保护措施; 在家庭或社会公共场所里,女性经常受到男性的攻击和骚扰; 男性中心单一性别统治,用强制性的和暴虐的方式对待女性和弱者,导致了女性的性恐怖主义灾难。

  5,女性创造力遭受压制和被无视, 女性是人类文化创造的伟大力量,可是他们的创造性被忽视了;更有甚者,女性的创造力和创造物被男性所抢占豪夺成为他们自己所有的;女性创造力收到压制和掠夺,是社会不合理的状态所致。这是社会的损失,是全人类的不幸;

  6,女性自觉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性确立  女性的解放与自由发展,不仅是社会的问题,更是女性自身的问题,需要自我觉醒和自觉发展。女性作为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主体,往往是不被承认的,只有依靠女性自己自强不息地自我奋斗和社会运动相结合,才可能有成功的可能。

  7,女性的人道主义公正 对女性遭受歧视的事实揭露, 同时女性承担起实现人类的真正的公正、公平、自由和博爱的职责。包括对女性和对自然,对人类文化和民族文化,对个体和对整体,都要以人道主义的公正来对待。

  8,女性的组织建设重整是亟待实现的 以保护女性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可是,在女性的权益受到伤害的时候,没有一个可以讨的公道的渠道,没有一个社会力量的支持;这可以说,是社会组织与男性伤害者成了共谋者,甚至是姑息养奸,是对男性伤害女性的罪责变样的支持;女性组织不仅是妇联一家,法院公安和一切社会组织都应该是女性保护的组织形式。

  9,女性话语权力,话语主体和话语实践; 由于男性话语和男性统治里面,不包括女性的权利,女性并不存在于其中,而且,男性话语和话语方式,充满着战争和暴力的破坏性和强制性,女性必须为了自己的崛起和人类的发展前景,创建女性的话语权力,成为女性话语实践活动的话语主体,以包容与和谐的方式建造崭新的人道主义的世界。

  10,女性发展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地位确立 女权主义者发现,女性并不住在这一个世界里,占领这世界王国的人是男性,如此大量的一个男性群体,不管其是否白色人种和拥有财富。这个世界的潜在的可信度,权威,安全和公正的报酬,对一个人的人之身份和能力的承认,是这样一个世界,某些人的行为习惯正如其与生俱来的条件,由在他们之中的不同而定。而不是由这一个社会的人性基本情况来确定,但是身份地位的特权,意向特权,存在于其他事物之中,也存在于性属之中。所以女性的发展,是在自我认同和社会身份认同,从而在社会上获得应有的地位和在社会中立足。女性的解放、自由和发展,是女权主义发展的三部曲,归结在女性的发展,创造女性的文化,从而对整个人类走出危机境遇获得广阔的发展前景而做出贡献。

 


 二

  在本书《女权主义哲学》里,编著者从两个方面给与读者关于女权主义哲学认识,阅读它可获得很多启发和收益。本书第一部分是女权主义关注的重要问题研究;第二部分也是本书的重要特点和可关注之处,在于对纵横复杂的女权主义思潮不仅在于给了我们一个分析和批判的哲学思维,而且作了一个较系统的梳理,对20世纪80年代及其后出现的女权主义理论,按照相对区分的派别和倾向,把女权主义理论多元的价值批判和意义系统充分地反映出来,也反映了其多视角的研究方向和多元的文化创造。在本书第二部分,对较集中的8种女权主义派别的代表人物以及他们的积极成果作了介绍。使中国读者对西方女权主义发展的脉络有了较完整的了解。其中有许多方面的理论见解对我们会有很好的引导、借鉴和启发的意义。特别是不同的女权主义派别特有的研究方法,对于我们理论的探究和研究的发展也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一) 自由解放的女权主义

  自由解放的女权主义的主旨是建立社会公正,争取性属间的机会平等,实行家庭自治,获得女性的生存和发展的自由。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最终走出性属,超越社会性别差别,通过人道主义的公正而获得新的解放。

  作为自由解放的女权主义政治学理论家苏珊·奥金在《公正、性属和家庭》中指出,在美国标榜的自由平等的王国里,实际上仍然存在着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她写道,“实际上,在性别之间的不平等在我们的社会中仍然存在”。用以经济学术语说来,第一个不平等是全职工作的女性(在一些非常最近的进步之后)赚得的薪水相当于全职工作的男性的71%的所得薪水。第二,一半的贫困人口和五分之三长期的贫困人口,包括有依赖的孩子的、由一个单亲女性家长所供养的家庭。第三,贫困率对老年女性几乎是老年男性的两倍。在政治前沿上看,第一,百分之二的美国参议院议员是女性,在高级法院中,在美国高级法院只有九分之一的女法官似乎被认为是足够的女性代表,而且在每一次国会的选举方面,选择的男性数量远远超过在国家的整个历史中被选举的女性的总数。此外,在所有的这些不平等的下面和其中的,是人们熟视无睹的在家庭中的不计报酬家务劳动和抚养孩子的职责,显示了不平等的分配。所以说,实际上,男性工作一天,女性们却干了两天的工作,女性干了两份工作——一份是在外面赚得工资的,一份是在家里没有任何报酬的工作!。。

  自由解放的女权主义对于社会的公正和性别平等的努力争取,世人所共知的。与此同时,还积极倡导对社会上和家庭中的暴虐行为进行斗争和反抗。

    (二) 激进的女权主义

  激进的女权主义看到,社会的不平等造成了性别阶级和性别阶级间的不平等。正是男性家长制(父权制/男权制,男性沙文主义)压迫着女性:那是一个被权力,支配,阶级组织和竞争等特性规定的系统——一个不可能是改革的系统,但仅仅是一个枯枝败根的系统而已。而它却不仅使得家长制统治成为合法的、政治上的、和必然倾覆的经济结构;而且也是社会的和文化的组织机构。(尤其家庭,教堂和学院)。但是激进的女权主义希望通过对社会造成的性属差异和对立的超越,实现“性别的对话”。到要达到这一步,还需要对父权制和由此产生的对女性的压迫和分离的权力进行各种揭露、斗争和抗争。

  众所周知,最近去世的著名的美国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安德鲁·德沃金,给予自1980年代以来美国兴起的有关色情文学和检查制度的争论带来重大启发。德沃金提出“淫秽出版物侵犯了女性的公民权”,并主张允许单个女性对因淫秽出版物而造成的损失起诉,并应成立这一新罪名。为了把理论付诸实践,德沃金曾和另一位著名的女权主义者凯瑟琳·麦金农共同起草了一项《市政府法令》,法令允许性暴力行为的受害者对淫秽品的作者———“对罪行负有间接责任者”提出起诉。德沃金指出古希腊的porne这一字根的原意是最下流的妓女,而淫秽出版物中的女性形象就是把女性等同于妓女。她强调说,淫秽出版物是一种暴力形式,它唤醒了男性内心深处的本能,并将其指向女性。即使有些淫秽出版物本身并没有直接描写暴力,但其人物形象背后的意识形态,仍然是男性世界观念的暴力表述。她称之为“男性真理”。她的著作、文论和演说都是极力反对色情文学描述、反对卖淫和反抗男性霸权的,她的《色情文学描述:男性对女性的占有》等一系列著作引起的广泛重视,争论今亦不绝。德沃金更懂得女性的不幸遭遇也更能激发她的仗义直言,揭开了男性政治的私密所在。

  色情图文描述决不是有关自由的言论,在本书里,凯瑟琳·麦金农《色情图文描述,公民权利与言说》一文,揭示了色情图文描述实质是对女性的性别歧视主义和对女性的暴力征服的强制手段。正如她指出的,“男性们都遭到了男性至上主义的伤害。(作为男性,有我所谓的男性气质状态的一致性。对于男性说来,以他们的生物性为基础但却不是他的生物学上的)。然而无论如何男性至上主义对男性的损害,身为男性的存在情形并不是由女性强行定义的从属性。看着女性遭受性滥用的所有的事实,你立马就会看到一个女性是被定义为社会上的一个人,她不管是或不是,随时可能由男性们以这些方式对而待之,并且是微不足道的,如果有任何事,都将因由它而发生。正如女权主义者所说,男性是权力的一种形式,而女性是无权力的一种形式。”因此,“色情图文描述做得已经超越它的内容:它是欲望化了的性阶级组织,它是男性至上化的不平等。它把统治支配和/屈从制成了性:不平等的性是它的核心动力机制;连同权力的真实性一起来构述自由的幻影。也许因为这是资产阶级文化的原因,那受害人想必是看起来自由的,似乎有着自由的行为。……在这各色情图文描述的视野中,被迫的性是一种形式,它是性政治学一个实践力行,是性属不平等的一个组织机构而已。”“淫秽,用这种眼光看来,是一个道德的思想意识,判断一个思想意识是好的还是坏的。色情图文描述,相反地,是一个政治上的力行实践,一种有权力的和无权力的力行实践。”麦金农指出,色情图文描述允许性别的不平等,践踏了公民的权力和社会的公正。

    (三) 文化的女权主义

  文化的女权主义强调对性属平等,以及对人的关怀,而且这种关怀是独特的和对每个个体的个性的;认为,通过自然(生态),或者通过教育(社会化),或者通过某种自然与教育的合并,男性和女性已经形成了不同的价值体系。按照这种观点,女性更注重创造和保持同他人的热烈的、亲密的和关怀的关系,而男性则对肯定他们个人、控制他们自己的和他人的命运更感兴趣。因此,文化的女权主义者反对把她们所理解的看作是对政治权力、团体地位和医疗专门技术的一种男性的追求。文化的女权主义有一种“成熟的视野”希望把在更进步的每个个人的利益基础上的竞争的组织关系,转变成基于达到一个共同目标之上的合作的组织关系。大多数的文化的女权主义不停地扪心自问,直到男女性属平等真正实现了:有没有;1,实现了一种人的关怀;2,号召这种关怀的独一无二的和特殊的个体;3,由于社会性属的原因,在一种角色里,不被一个人所产生,因为一种性属从事教育行为,另一种性属从事工具主义的行为;4,被用关怀所回报,而不仅仅用看见一个由于炫耀和追求其他的计划而被关心的人所满足;5,在意识提高的实践和交流的框架内发生。

  文化的女权主义注重以爱施以女性关怀与道德的关怀。内尔·诺丁指出,女性通常把她们自己定义为既是人又是具有关怀能力的道德的化身。当我们从自然关怀转到道德关怀时,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定义的模式有很深刻的心理结构上的基础。这里的表达有两种强迫,必须区分主动关怀和被关怀。它们都是内在的强迫。一个观察者清楚地看到了选择,但是“我必须”把它看作是依赖于它所发生的那个人身上,在我们的圈子和链条中,我们既是自由的又是受约束的。

  而当立足于文化女权主义立场的母性思维时,有女权主义观点的哲学家——她们中有哲学思维和女权主义的母性思维的人——直接反对这种“男性气质”的卓越幻想。她们的任务就是重新定义理性、构建它的优先权,以便有思想的人们将能概括出使女性行为可行的可能性,——例如,看护工作——对于作为整体的社会的可行性。她们相信的工作应该是一种选择的基础。道德的和认识论的观点已经被女性执行并且创造了“女性”。尽管她们拒绝二元主义和尊重差异,女权主义者的观点代表了“真正的”合理的人类生活秩序。

    (四)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注重的是《女性:地位、阶级或被压迫的性别》等问题。这一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探求女性受压迫的根本原因。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的论述,其根源大致有三个方面。第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出现。由于私有制出现,男性既成为土地的主人,也成了女性的拥有者,这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第二,历史上的一夫一妻制家庭使女子处于从属地位。恩格斯根据人类学家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提供的成果,指出历史上由对偶婚过渡而来的个体婚制即一夫一妻制只是对女性而不是对男子而言。男子可以随意纳女奴为妾,而妻子则要严守贞操,丈夫在家庭中居于统治地位,妻子除了生育以外,不过是婢女的头领。可见,“现代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女性的家庭奴隶制之上”。第三,女性体力弱小也是其受压迫的根源之一。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女性被排除于社会生产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此时女性的家务劳作失去了往日公共的性质,成为家庭的奴仆。

  里德声称女性压迫源于私有财产制度的建立,这种制度结束了人类共同体。以往所享有的任何平等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女性真正获得解放的根本前提应该是消灭私有制。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还具体设想了到达共产主义社会,为了使女性进入公共产业成为可能,孩子将由国家扶养,国家提供托幼中心、公共食堂、医疗设施等。国家承担了由家庭履行的经济职能,家庭的概念取消了,这样便能结束“家庭内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的局面。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指出,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两性间的关系将成为仅仅和当事人有关而社会无须干涉的私事。这一点之所以能实现,是由于废除私有制和社会负责教育儿童的结果,因此,由私有制所产生的现代婚姻的两种基础,即妻子依赖丈夫,孩子依赖父母,也会消灭。这也是对道貌岸然的市侩关于共产主义公妻制的悲鸣的回答。公妻制完全是资产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现在的卖淫就是这种公妻制的充分表现。卖淫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它将随着私有制的消失而消失。因此,共产主义组织并不实行公妻制,正好相反,她要消灭公妻制。”此外,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高度重视被压迫的女性在创造历史、推动社会伟大变革中的重要作用。如马克思所强调的“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列宁也说过:“从一切解放运动的经验来看,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女性参加运动的程度。”

    (五) 后现代的女权主义

  后现代女权主义和后女权主义的斗争方式是用女性的话语创建女性文化,争取和掌握女性的话语权,在女性的话语实践中成为话语的主体。在著名的《突围》中,西克苏斯揭露了一些二元式的分离主义表现男性的优越和女性的卑下的对子,如:积极/消极;太阳/月亮;文明/自然;白昼/黑夜;思想总是被对立面所影响;言说/写作;高/低;被双重的、统治地位的观点所影响。在西克苏斯看来,所有这些二分法在基础的二元对立——男性/女性中都能发现它们的启示——男性总是和那些积极的、文明的、光明的、高贵的或者通常是乐观的联系,而女性却总是同那些消极的、自然的、黑暗的、卑微的或者通常是悲观的相联系。而且男性/女性二分的第一个术语就是从第二个术语分离或者背离出来的。男性是自私的,女性是他的另一面。这样女性就在他的术语中存在于男性的世界里。对于男性来说,女性是他的影子,或者她是“不能思考的”,“没有思想的”。

  后现代女权主义看到,女性解放运动也会遇到特别的阻碍,——如果女性允许她们自己陷入权力的陷阱中,陷入权威的比赛中,如果她们允许她们自己被“患妄想狂的”男性政治运行所玷污,她们作为女性无处可说,无事可做。女权主义者用解构主义理论,丰富和发展女权主义理论,克里斯蒂娃在《女性的时间》中,用时间为女性主体提供了一种区分的尺度,将女权主义的发展做了代际的划分,以此来解释女性主体概念的变化和女权主义流派之间的差异。克里斯蒂娃把时间分为:线性历史的时间和另一历史时间(永恒的时间),她指的是历史的时间,而不是永恒时间(把女性推向母性偶像)。克里斯蒂娃的“代际”概念,是时间的,也是空间的,代是指身体和欲望的心理空间,各代可以同时共存,甚至相互交织。

  对后现代女权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最尖锐的批判指向它的非政治或后政治倾向,工业化基础的父权制关系由多种途径得到强化。就业合同为把女性限定在低工资、少收益和较少发展机会的位置上做了许多规定,这是男性至上主义的一个例证或说是男性至上的意识形态,即父权制建立的物质基础。资本与父权制相互联合在就业中绝对的职业隔离,引起了男女工资差别——同工不同酬和女性承受家务劳动。

  后现代女权主义还关注女性权力,任何女性都该拥有与男性一样的权力,拥有、管理和运作自己的权力。实现女性从边缘到中心的回归,从缺席到在场的转变。后现代语境下女权主义学者需要探索的首要问题将是,如何使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历史叙事的怀疑与对本质主义的解构获得与女权主义社会批判力量的完美结合。女权主义理论又应当包容不同社会、时代、地域、种族与性倾向的群体的文化特色。正如南希?弗雷泽、琳达?尼科尔森指出的,“当它涉及跨文化的问题时,它的模式应当是比较主义的,而不是普遍主义的;应当是适用于变化和差异的,而不是适用于‘总体规律’的。”

    (六) 生态环境保护的女权主义

    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是承担全球化问题解决和治理的重要任务的派别,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者们宣扬自然和文化之间的互动性。他们看到了生物的(动物的)世界与社会(人类的)世界的分离、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分裂、以及女性同自然、再生产、材料、他物的跨文化联系、还有男性同文化、生产、形式、自我中心的跨文化的联系,这些是同一西方古老理念的所有部分,即过去常常把贬低和强奸自然和女性认为是正当或合理的理念。因此,《生态环境保护的女权主义:权力与承诺》文中,作者希望改变这种对自然和对女性的千百年来的错误观念和陋习。消除无视自然和女性的权力的言行,废止自然主义和性别歧视主义。

  在《从英雄的伦理到全面的伦理: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挑战》文中,基尔把她所说的“英雄的伦理学”与“全面的伦理学”进行对比,认为前者是男性的、男子气质的或者男权主义者,后者是女性的、女性气质的,或者女权主义者。英雄伦理学的实践者是好心的。毕竟,他们想援救女性/自然:停止强奸女性、屠杀动物和污染环境。配备这些理性的工具,英雄伦理主义者提出用理性伦理来保护女性和自然。他们承诺决定哪些生态系统的成员有(没有)利益和权利,并且照顾那些如此做的人。

  但是,正像基尔看到的那样,英雄伦理学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方法的一部分,它是作为男性的、男性气质的、男权主义者。 作为父权制的文化产生了它。她说,它需要被这种女性的、女性气质的或者女权主义者的伦理学重新代替,这种伦理学全面地看生态系统——使用情感来帮助多种多样的生态系统成员协调。全面的伦理学使用感官和感觉来填补理性所留下的空白。
    (七) 走向多元合金文化的女权主义

    从全球化和平与发展的趋势来看,女权主义正是强调文化的多元性与和谐共处的,在此基础上,打造一个全新的多元合金的崭新文化形态,这不仅表现了女性的文化创造力,不仅为女性的发展创造理论和组织形态,而且为整体人类的发展及其前景的有机把握。因为,在父权制和男性统治的理念中,往往是单一的思维用以维护单一的性别统治,而且往往采用战争和暴力等极端的危害人类的方式解决问题。相反,女权主义采用女性的话语权力和话语方式,融合各种文化成果,用和平的与会谈的方式,凝聚各种创造成果和各种创造力量,带来了女性发展和人类发展的新的前景。在《我们给你打造一个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对文化帝国主义和“女性声音”的要求》中,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同时还指出,有人把女性的话语当作文化的帝国主义,是错误的和别有用心的。而《姐妹关系:女性政治联盟》,表现了女性的新的组合方式,正如当年社会解放时期,男性们的“兄弟会”一样,在西方出现了“姐妹会”,成为女性的新联盟和女性的精神家园。

    (八) 走向性属融容的女权主义

    对于女权主义运动的态度,男性往往认为是半边天的事情,漠不关心。实际上,在女权主义运动中的男性担负的责任十分重大,一方面,支持女性反抗压迫和歧视的斗争,这是社会人道主义公正的对愚昧和邪恶势力的斗争,另方面,是整个人类发展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社会运动,不能投身到这场斗争之中的人们,往往是落后的或拉后腿的,是有愧于社会文明进步的和有愧于自己人生的。同时,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奋斗的目标,不是采用男权统治的方式为了突出女性单一的性别,剥夺男性权力或把男性打翻并且踩在脚下的,相反,会采用女性话语的方式/女性方式,超越男女性别的对立,实现男女合作和性属融容的局面,给人类未来的发展以合作的、和平的与和谐的方式;实现全人类的各种文化之间和各国之间的合作与和平发展。

  在未来对人的培养中,不是认为地确定和扩大人的性别特征,而是希望有所谓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意义上的“男女共体/雌雄同体”的人的个体,就像“小X”的实现那样。同时,把人的发展的“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结合起来,就像《金球的故事》里所表达和描述的那样。


  当代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是在一个崭新的语境中和历史的平台上展开的,那就是后现代主义批判和全球化的背景。女权主义成为颠覆和重构的新思想。对于新出现的后女权主义和赛博的女权主义派别等,以及后父权制的概念和理论,都表现了这种努力的进一步成果。

    后女权主义 (postfeminism)

  后女权主义作为一种特别的女权主义,缘起于1968年,法国政治与精神分析组织成立,作为女性解放运动的文化和智识的中心,创办了《女性周刊》。一次为契机,逐渐形成了与以往女权主义不同的理论形态,以及与美国女权运动不同的法国女权运动。他们同样认为女性与男性毫无差别,还强调女性各自都是独特的。安东妮特·弗克强调指出,这个运动有双重指向,其一是平等,其二是认同。这种与惊吓的身份认同必须理解为相对于他者的独特性而非同一性。

  后女权主义是从精神分析的女权主义开始的,但又是对精神分析方法借鉴和批判后的超越。因此,与以往的女权主义理论倾向和女权运动不同的是,后女权主义认为,不是必须只靠破坏家庭结构和颠覆社会结构,达到改变女性缺席和非存在的黑洞状态,可以通过语言下的话语结构和女性文化创造来完成这场革命。他们通过弗骆伊德的和拉康的精神分析方法运用,通过认为精神对男女性属的取消等,批判了本质主义和二元论的错误。有对索绪尔的语言结构的能指-所指关系和现实间男女分离对立的差别,以及语言有效性和其潜在的差异规律,对精神分析语言结构进行批判。露丝·伊格瑞格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批判,用以赞美女性气质,采用女性写作“躯体描述”。她指出,精神分析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它的话语和其他的东西一样,也是有历史和文化决定的。精神分析是父权制的,是阳具中心主义的,而不能充分认识到母性的或女性的性欲所扮演的角色。一个瑞格对精神分析父亲认同和服从父权法律作为先决条件进行批判。同时,她对拉康的心理分析学派展开批判,在拉康看来,必须强调语言在决定潜意识结构中的作用,而阳具是将语言和欲望表明出来的优先能指。可是在拉康的镜像阶段,他把身体先验地看成男性的,女性身体则被贬为黑洞。一个瑞格反驳到,必须看到女性独特的东西需要一面向内看镜子——反射镜。而在男权表达中,女性并不存在。这种缺席依旧没有得到承认,是因为女性的差异并没有被象征化。伊格瑞格提出了一种文化的女性阅读,结构了父权制,并在后父权未来中到讯一种替代。他还设计了一种未来,即通过给与母性与父性同等地位而使性别差异得到承认。回到语言之前的前父权空间里去。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关注的中心是话语主体,他认为有一种女权主义是在积存的框架中寻求权力的,对于英语国家的女权主义或英美女权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或自由主义的,这种女权主义变得歇斯底里——不是一个具有破坏性意义的术语,因为她们是被男权话语所俘获的,而男权话语将女性特征与缺失等同起来了。克里斯蒂娃担心,这样一来,女权主义将被男权主流话语所同化。他以自己的属于“符号态”与“象征态”的区分重新规范了拉康的想象和象征的区别,母性意义的符号态,作为对于父权象征的破坏创造力量而或者。尔象征态却与身份在父权制的社会秩序和指示性的法则中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她用柏拉图在《蒂迈欧尼》中的超若(chora),这种存在于可命名形式之前的一种无法命名的、神奇的、子宫般的空间。母性超若先于意义并成为意义之可能的基础,但也是动摇其秩序的威胁力量。而那些恐惧和卑下的女性却能破坏无限。

  女权主义文化理论家广泛地使用罗兰·巴特的方法,分析通俗文化中对女性的歧视的暗示。注重话语分析和话语主体的法国后女权主义,认为比一定已通过改变家庭和劳动关系中的社会结构来动摇父权至的根基,并以之为一个目标。后女权主义则是企图通过颠覆男性主流话语结构,实现动摇父权制的根基的目的。(《后女权主义》第2-5、54-66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

    赛博女权主义

  赛博的女权主义(cyberfeminism)积极认同且赞扬后现代数字化信息革命\人工智能和远程控制,它存在于后女权主义的具体技术化中。赛博(cyber)是一个柯自我调试的普遍理论和控制系统,是一种控制系统的科学,从这种系统理论中,得到了“赛博空间”(cyberspace),即在因特网上全球性的互动空间。赛博格(cyberg)是通过化学药品、仿生修复和神经系统一致而得到加强的人类主体。但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意识史教授丹娜·哈瑞卫于1991年发表了《赛博格声明》,这是一份女权主义的关于西方世界后现代生活的先进的技术境遇的分析。哈瑞卫运用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和女权主义方法论来分析种族、性别和阶级话语怎样被技术的进步改变的。赛博格自我是哈瑞卫把赛博格作为女性贴切的后现代隐喻。赛博格打破了传统人文主义的限制:人与动物、人与机器、有形的和无形的等,它是“父权制、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生子。”因为“文化话语”自身和女性没有参与并且学会控制这些技术。她认为,赛博格是一种拆分又重组的存在,是一种后现代的聚合性而有个人化的自我,是女权主义者现在必须学会破译的自我。

  萨迪·普兰特则试图利用赛博病毒来颠覆父权制叙事。作为一名技术理论家,她宣称父权之中的机器是女性的,因为她们是无法预料的,并由男性们操作的,他们没有能动的作用,没有自主性和自觉意识。男性将技术作为其发展至高控制权的途径。“只有一个类属,那边是男性:人类。没有其他任何成为人类的东西了,女性只是一个存在而已”。 然而,赛博病毒的作用不可忽视,其非线性的超文本,能够打乱父权制文本的叙事方式。超文本是电子文本,它允许读者在信息中无序地穿梭,现在它是世界宽带网的核心新技术。普兰特指出,数字化和传统的女性编制艺术相似,她认为现在技术已经极易“受到赛博女权主义的侵染”了。

  女权主义的赛博朋克是另一种对赛博科技运用的方式。“赛博朋克”是评论描述威廉·吉普森的科幻小说中影响力巨大的《神经控制者》的一个术语,这是一个折衷主义的混合体,在本质上却对技术闯入人类生活持欢迎态度的。一个妄想矿的及早兰的未来降临了,没有任何的进步或人道主义的余地。不是政府而是由全球化公司操纵大权,黑客是无政府状态的革命者。赛博朋柯女权主义作家,如凯西·阿克便歌颂了一个虚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脱离现实的主体将性别定位看作是可任意选择的。(《后女权主义》第138-141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

  有人认为,后女权主义的特征还有——即和20世纪60、70年代的根本差异在它的跨学科性和政治倾向的温和性,此等见解是很正确的。所谓跨学科性,正如朱丽·汤普森·克莱恩在《跨学科:历史、理论和方法》中指出:”在本世纪,跨学科被定义成一种方法论,是一个概念,是一个过程,是一种思考方式,是一种哲学,以及是一种反思的意识形态……在通常情况下,我用跨学科一体化互换等形容词来表达融合不同观点的设想或渴望。后女权主义主张通过教育来普及和提高女性的社会性别意识,增强女性的社会性别觉悟,来循序渐进地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女全主义学者认为社会性别意识不等于社会性别觉悟。它们二者之间有一个过程。女性具有社会性别意识只是有了一种社会性别的敏感性。如果女性再能具备社会性别觉悟,她们便可以在自己的计划中有一种挑战传统的两性结构的战略影响,对社会不平等的社会性别机制才能进行有效地干预。因此上说,争取女性的解放,追求女性的自我疆界,但所采取的策略不同。前者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变革,主张激烈变革,通过颠覆和消解男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后者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改革,通过提高全体女性的社会性别意识和觉悟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男女平等合作/雌雄共体的社会理想或后父权制概念及理论

  当前人们关注法国思想家拉康的反对和解构菲勒斯中心主义/男性权力统治中心的理论,张扬平等、自由、博爱;公正、正义、和平等精神;在全球化条件下建立男女平等合作的文化共同体,以性别、种族、阶级的联合斗争;力争聚合起全人类崭新的正义力量。女性要获得彻底解放,就必须打碎已经存在几千年的父权制社会。后现代女权主义在批判和颠覆父权制的目标中,努力解决现代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和人类目前所面临的各种危机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种理想社会模式,即后父权制社会,或已经消除了父权制的男女平等合作的社会。男女平等合作/雌雄共体的社会或后父权制或父权制之后的社会强调内在联系和重视超越对立的差异、推进文化多元化,倡导人类与自然的统一性,是一种平等、无暴力、文化多样性、合作、无等级的理想社会。

  其一,颠覆父权制含义而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女权主义者克里丝?威登认为,传统的两性既定关系和父权制的家庭是父权社会存在的基础,这种父权制从根本上把女性排除在政治、经济权力系统之外,女性在被剥夺了对资源的所有控制权之后,她们成为一无所有的和非存在的人,女性只有依附于男性才能生存与发展,于是,女性成为从属于男性的被动的第二性别。美国女权主义经济学家海蒂?哈特曼则认为,父权制是男性之间用来统治女性的一套完整的社会关系系统,以在男性之中建立或创立相互依赖及团结一致的物质基础,尽管它是等级制的,这一物质基础存在于男性对女性劳动权力的控制上,这种控制表现在,限制女性的经济资源和女性对其性生活及生育权的无权状态。女权主义者米利特则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核心根源是父权制,父权制的男女关系是一切权力关系的规范。父权制确保男性对女性实行统治的各种制度及相应的价值观念。

  其二,消除冲突、权力和压迫,尊重事物的多样性、差异性,重视和平和建设,崇尚性别合作协调的社会制度模式。这是对父权制的一种辨证的双重否定。后父权制蕴含着一种批判:即对现代性或父权制恶劣的消极特性的批判,明确地包含了一种我们与其说是想去取而代之,不如说只是不想去再生产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新的事物、新的天空和大地的渴望,渴望一种真正不同的、全新的、而不是原样的东西。后父权制在认识论上采取多元论的立场,充分肯定事物多样性、差异性的重要性。它强调既不存在任何单一的、永久的、普遍的、独立于主体、历史和社会情境的客观真理,知识不再是客观的、永恒的和普遍的,而是由权力决定的话语决定的;也不存在稳定可靠的、不涉及个人利益和情感的、超越历史的中立的知识主体。

  其三,更关心广泛的平等,——每一社会之内的平等与社会之间的平等。主张必须改变现代社会基于权力的关系和等级结构,以便走向以相互尊重为基础的伦理观;必须整合虚假的二元对立,改变在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中基于思想对行动、精神对自然、艺术对科学、经验对知识的极化,而把我们与其它、人类与自然分开的状况;坚持过程和目的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坚持在一定的关系和环境中考虑我们的权利、义务和原则,克服赤裸裸的个人主义,因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历史和社会环境,依赖于我们处在其中的社会关系和自然关系。

  


  随着文化政治学的探究,后殖民主义与女权主义的关系更加紧密起来。后殖民主义诸种理论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的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揭露文化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文化霸权的实质。虽然后殖民主义与女权主义之间相联系又相冲突,人们看到,后殖民主义的解放和女权主义解放之间的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这两种文化理论都关注对于在统治结构中被边缘化的“他者”的研究,自觉维护他们的利益;都以颠覆性别的、文化的、种族的等级秩序为己任,并利用后结构主义来否定男权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共同基础──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重要的问题是应该怎样评价第三世界女性解放?怎样看待文化帝国主义与女权主义的关系?怎样认识殖民主义者利用女权主义的标准支持自己的\文明化使命?

  在西方女权主义发展取得了进步的时候,研究发现,第三世界女性在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话语中缺席。即在那些庆贺西方女性主体的出场的文献中,第三世界女性是明显缺席的。有些持女权主义立场的后殖民主义者认为:仅仅关注种族政治必然忽视女性在帝国主义状况下的“双重殖民化”(种族的和性别的)境遇。这种理论假设:第三世界的女性是本土的与外来的父权制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双重牺牲品。在女权主义者看来,第三世界反殖民的民族主义同样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而后殖民主义理论在这方面则表现出严重的理论盲视。

  莫汉蒂在《在西方的眼睛之下:女权主义学术与殖民话语》中指出:“第三世界女性”范畴是殖民主义性质的。首先是种族还原主义的,即无视在第三世界女性之间存在大量物质的与历史的差异;其次通过把第三世界女性当作与第一世界女性相对的“他者”,来巩固西方女权主义者的自我身份。这样,西方的女权主义者实际上生产出了一种双重殖民化的叙述,以便把第三世界女性政治上的“不成熟”与第一世界女性的“成熟”相比较。把第三世界女性再现为贫苦的、没有受过教育的、束缚在传统中的、以家庭为中心的,这正好可以反衬出西方女性是富有的、有教养的、现代的、自我决定的,她们能够控制自己的性与身体。

  从这个视角看中国女权主义的现状和发展前景,一是需要学习和借鉴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成果,需要看到理论和实践的不足指出,和建立合理的中国女权主义的立足点;二是需要建构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更重要的是需要创建女性文化,从女权主义理论揭示的问题(男性/女性(male/female)、积极/消极(active/nassive)、思想/身体(mind/body)、主体/客体(subject/object)、理性/感性(rational/irrational)、在场/缺席(presence/absence)、自己人/他者(self/other))言说/写作(speak/wright)等扩展开来,反对父权制强权和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形成反抗与斗争/建构/发展的方略和实践方向。无庸讳言,中国女权主义的当代发展还停留在起步阶段上,其标志之一就是,人们对女权主义的概念和理论的学术研究还很不了解,甚至还当作洪水猛兽一般,而女性自身的认知、觉悟和自觉性还很不足。原因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负面效应之一,使得中国女性地位的急剧下降和社会平等意识的极端倒退,在封建主义大张旗鼓回潮的同时,出现了现代性的恶果之一:男性统治强权和暴力。急需思想启蒙和尽快地发展。

  当然,斯皮瓦克的文化政治学分析了著名女权主义者克里斯蒂娃《论中国女性》,中国女性渴求期盼着法国女权主义者的演说,却在处于被观察地位的中国女性的沉默与处于观察地位的女权主义者的话语霸权之间存在严重的鸿沟。她们说,我们从来听不到中国女性的声音。斯皮瓦克说:“面对这些沉默的女性,她的问题与其说与她们相关,不如说与她自己的身份相关。”斯皮瓦克的质疑在于,第一世界的女权主义者有“认识论暴力”,这种暴力使她们自己成为权威性的认识主体,而中国的女性则成了被动的、被剥夺了话语权的认识对象。斯皮瓦克深刻地指出:这些女权主义批评家对西方的或资本主义的“他者”(第三世界女性)的旨趣好像有自我中心之嫌。

  面对这样的讨论,中国女性不能在沉默下去了!中国女权主义须迅速崛起,中国女性需要参与女权主义的话语实践,成长为话语主体,获得对话的机会,争得女权主义的自由解放语境的在场和主讲地位。总的说来中国女权主义的起步和发展,首屈一指的仍是女性生存权利和争取社会平等公正;提高“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和社会文明程度;认识和揭露现实中的女性所面临着亟待解决的许多危机和严重问题;

  1,女性教育问题 普通教育和专业技能教育,正规教育和非正式教育等,都是当代女性所需要的。虽然在城市里女性受教育的机会较多,可是有些贫困的家庭也难以保证女性收到良好教育。然而,在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众多女性被繁重的劳动和家务束缚,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命运无法改变。

  2,女性就业和再就业问题 女性找工作受到排斥和分离主义的阻止,全世界只有在中国就业市场上,用人单位包括国家机关各部委,都会打出“不要女生”或“只要男生”的牌子,明目张胆地表现出排斥女性就业的性别歧视主义的恶劣态度!有的干脆用各种方式刁难或者羞辱女性求职者!诸如此类的东西,情形非常严重,极大地限制了女性的发展;亟待改变。

  3,对女性的性骚扰问题 今年,是我国在法律上取得了确定性骚扰罪的进步时刻;但是这并不能迅速解决社会上严重的性骚扰问题;还需要社会和女性个人对性骚扰言论行为的斗争和打击;性骚扰的实质是对女性的性别歧视主义和男性优越的父权制统治的保护。

  4,家庭暴力问题 这是十分严重的问题,家庭暴力的实质是维护男性在家庭里对女性的控制和特权;有很多的家庭里,性虐待、性滥用,甚至于对未成年人实施的(性的和其他方面的)虐待,殴打妻子和孩子,性恐怖主义,极端方式的暴力等等。可是社会不干预/干预受阻和当事人的不言语/忍受/恐惧都是对制止暴力不利的。

  5,直接的女性性别歧视问题 这种歧视表现在各各方面,比如说到女性,人们只是和两件事与之相连:一是家庭里的奉献者和牺牲者,二是生儿育女的工具。通常男性们——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只把女性看成是性客体和性工具,这直接危害到女性的人格尊严和社会地位的确立;这种严重的性别歧视表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和时时刻刻。因此,我们必须认识、揭露和批判这些极端恶劣的观念和暴力行径,更需要通过社会实践的革新来加以改变,首先要把女性当人看待——这是现代文明创建的基本要求。

  6,生殖健康和教育养育孩子问题 这是中国女性最多的困惑所在,由于女性对这些方面的知识不足,普及女性健康教育和子女教育知识,这是必须的和亟待尽快解决的问题;女性健康和发展在对一代人的成长,和对于一个民族的发展,其意义和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7,女性发展升迁自立问题 在发达国家的女性中,流行着“玻璃天花板”的说法,意思是说,女性的发展受到阻止,可以看到前途,却永远不属于女性;然而在中国的女性中,所遇到的是“石头的天花板”,处处碰壁却得不到机会。这直接影响到社会的进步,因为女性的创业和发展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8,毒滋黄对女性的毒害问题 随着开放的的步伐,当今世界的不足之处也在我国出现,吸毒贩毒这毁灭了人性,艾滋病摧毁了人类的免疫性,黄色的出版物和各种途径对女性的歧视和暴力,极大地迫害了人类文明生活,而受到伤害最严重的是女性和孩子;这直接地且严重地影响到了整个国家和整个民族的发展。

  9,身体写作问题 有些女性自我意识和能力有所发展之时,希望展现自己的风采;可是,有的写作者是自觉意识的崛起,但是有一些人用身体写作则是在男性主流话语范围中的迎合,是一种对父权制男权统治的谄媚和屈从。需要我们区分开来,更需要女性自觉意识的觉醒。涉及女性写作(或女性本文、私人化写作等)及其意义的探讨:对于“女性写作”及其意义,法国女权主义学派西苏和依利伽瑞创立的“女性写作”理论——考察女性身体的语言和写作之间的关系,赋予女性反传统的写作方式以政治意义。正面的和批判的女性写作、女性本文、女性方式,学要揭露和更改权力关系,女性不仅写作,也要言说。女性话语和语言不只是要有所表达,更要有颠覆力量和建造力量。

  10,女性自觉意识的唤醒 以自尊、自立、自强、自爱、自由、自觉的精神,创造性地学习生活和工作。在新近一段时间里,一些女性以扭捏谄媚的形象冲出来,成为男性追捧的对象,事实上,这里的实质问题是一些女性投男性所好,完全是奴性和低级庸俗的东西作祟!完全不懂得自爱和自尊!

  11,女性贫困问题 不仅是经济上的贫困,更是指精神的匮乏,知识的匮乏。尤其是欠发达的和边远地区的女性,母亲、未成年的的和老年的女性;贫困导致的不仅是愚昧和无知,而且及其严重束缚了女性在生活生产中的自觉行为和自由发展。虽然有各种社会工程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可是作用只有九牛一毛而已。

  12,女性创造力和创造成果的保护问题  人们不了解,女性是社会文化创造的生力军,所以对女性的创造力往往熟视无睹,视而不见,更有甚者,采取打击和毁灭的态度,这是极端错误的和极端浪费的。无论是文本的、口头的和手工的,无论是在编的和不在编的,还是工作中的或生活中的等等女性的创造成果,都是人类文化和中华文化创造的宝贵财富,需要真实和保护。

  总之,中国女权主义发展是需要我们女性和男性共同的努力方可见效的。女性的解放曾经是社会解放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社会受压迫最深中的女性的解放是社会解放的适度和衡量标准。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女性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在今天,女性的解放和自由发展的程度更成为了整个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发展程度的指示器。女权主义所提出的女性解放和自由与全面发展的任务,是中国和世界各国文明进步最基本最重要的任务,女性文化的建造是改变全人类命运的希望所在。


转自:这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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