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
——–纪念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同志诞辰140周年
作者：黑夜里的牛
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再现，死去的幽灵们又奇迹般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复活了。反动派身陷囹圄，暂时无暇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进步势力因而渐渐稳住了自己的阵地。资本主义的各式各样的批判者正是在这样的时刻迎来了列宁诞辰140周年的日子。我们能够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纪念伟大的革命家的诞辰，这本身就是一个胜利。我们的存在证明了只要私有制还存在于人间，社会主义理想就不会消亡。有很多种纪念列宁的方式：心里默默想念，一起公园里聚会拉横幅怀念，或者是到到人民大会堂开大会纪念。实际上，纪念列宁的最好的方式，也许不是像以前那样周期性地回顾他所取得的辉煌业绩，而是认真学习列宁的思想，继承列宁的事业，把社会主义运动向前推进。列宁对于左翼来说不应该仅仅是一个符号。他的思想必须重新注入到运动中来。今天的左派同志们面临着许多理论上和组织上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阻碍了运动的发展。能否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和中国的客观实际相结合，解决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混乱，将决定中国社会主义运动未来的发展状况。借着纪念列宁的机会，我想谈谈如何从列宁那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来解决我们面临的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即资产阶级民主的问题。
一 民主主义的必要性
跟列宁一样，我们也是在一个专制环境中开展工作的。在列宁的时代，就狭义的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的意义上讲，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者也都是民主主义者，而今天的中国却恰恰相反，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敌视民主。这种奇怪的状况是如何产生的呢？
我们知道，现在的专制制度是从无产阶级专政演变而来的。毛泽东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以共产党专政始，以“大民主”终，一直未能实现列宁所说的，“在实行镇压的同时，还把民主扩展到绝大多数居民身上”①。无产阶级专政逐渐退化为官僚专政，最后导致资产阶级复辟，这一历史进程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发生了，毛泽东发动“文革”也未能阻止。这样一个专制机构，在它依旧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的时候，不仅是镇压资产阶级的利器，而且还能以高效率来实现工业化。但是，当这个机构掌握在已经复辟的资产阶级手中的时候，由于没有组织工会的权利，没有罢工的自由，没有相对独立的媒体，中国的无产阶级是在比实行“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更加恶劣的斗争环境中，展开自己新的历史的。
中华民族不愧为一个历史悠久，充满了智慧的民族，尤其善于辩证地看待问题：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制度“共产”的方面，这当然是极其恶劣的；但社会主义专制的方面却很好，可以有效地压制反抗，而且由于“羊头”在老百姓心中有很高的威望，即使在当权者卖“狗肉”的时候，老百姓往往也能从善意的方面去理解。所以，在成功复辟之后，资产阶级并不希望表达过分表达自己的喜悦，像东欧那些国家一样，把共产主义拿到拖出来鞭尸。当权者始终自称是人民民主专政，自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自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比“西式民主”更加彻底的民主制度。领袖也比西方政客更加亲民，更加真诚。为什么会我们的领导人这么好呢？不都是因为咱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缘故嘛。
这就是许多社会主义者支持专制政府的原因。许多老同志是跟着共产党一路过来的，经历过红色岁月，感情太深，即使在政党变质之后，仍然抱有幻想。还有一些年轻左派，由于接受了大量关于西式民主的负面信息，同时对当代中国的黑暗又知之甚少，所以一反常态，支持政府而反对民主派，或者即使不支持政府，也用共产主义的真民主把自由派呼唤的假民主给打到在地。于是，社会主义者或左派在主流人群中的印象就是保守派，所谓保守派，就是支持政府，喜欢专制，讨厌民主自由的极端派别。保守派批判零/八/宪/章，声称要打退右派的猖狂进攻，保卫社会主义制度，保卫共/产/党。但是“我们还有社会主义制度可以保卫么”，一位左派同志曾经这样质问过。
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中国应不应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呢？许多左派，特别是左派中最正宗的社会主义者们，对资产阶级民主持排斥态度，认为那是虚伪的，不完全的民主。他们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时候，是不遗余力的，但是在宣传民主主义思想的时候，就不那么热心了。对这个问题，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任务》中说道：“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除了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以外，同时也要在工人中间广泛宣传民主主义思想，竭力使工人认识专制制度的一切必要活动表现，认识专制制度的阶级内容，认识推翻专制制度的必要，使他们了解，如果不争得政治自由并使俄国政治社会制度民主化，就不可能为工人事业进行胜利的斗争。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工人中间根据当前的经济要求进行鼓动的时候，把这种鼓动与根据工人阶级当前的政治需要、政治困苦和政治要求进行的鼓动密切联系起来，例如进行鼓动反对那在每次罢工、每次劳资冲突中都出现的警察压迫，反对官方对工人，对这些一般说来是俄国公民，特别是最受压迫最无权利的阶级的工人所施行的欺压手段，反对每一个与工人直接接触并使工人阶级明显地感觉到自己处于政治奴隶地位的专制制度的重要人物和走狗。”②列宁所说的，不就是中国的现实么？难道中国警察不是在每一次罢工中都非常及时的出现以维持“秩序”么？难道数以万计的上访者的存在还不能表明官方对中国公民，特别是对无权的工人和农民的肆无忌惮的欺压么？难道志向远大的社会主义者，还要帮助官方维持这样的警察统治么？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每一个时代的专制制度都有其特定的阶级内容，沙俄时代的专制制度是封建专制，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而中国当代的专制制度则是官僚资产阶级专政，是为数量只占中国人口不到5%的“权贵”资产阶级服务的。中国相当一部分资本家都是通过国企改革获得第一桶金的，他们或者自己就是权贵，或者通过各种关系跟权贵结成利益集团。这一大中资产阶级的集团，通过专制政府对中国人民敲骨吸髓。任何有同情心有正义感都会痛斥这一制度的反动性，而我们的社会主义者反而支持它。难道仅仅因为他在卖狗肉的同时还挂着羊头么？
所以，如果当代的社会主义者还想名副其实，就必须从无产阶级的斗争出发思考民主问题。民主本身并不仅仅是一种可以用来划分左右派的思想，从根本上讲，民主是一种制度建构。这种制度虽然是从启蒙学者的头脑里产生的，却直接反映了时代的呼声，即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的需要。资产阶级民主不仅仅有利于资产阶级，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民主使得无产阶级可以公开地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使得社会主义者可以公开地开展运动。这种民主制度的实现，与其说是资产阶级的恩赐，不如说是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在长期的斗争中，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和汗水换来的。那种把民主看成是洪水猛兽，以为民主为瓦解中国的看法是极端可笑的。他们仅仅看到民主带来了社会动荡，却忘记了革命本身就意味着动荡。他们看到民主制度下工人阶级可以合法地罢工，影响了资本家投资，却看不到，这种中国人眼中的稀罕事，恰恰是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斗争的重要方式。专制制度下的稳定仅仅有利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一直无声无息地忍受着资产阶级的剥削，稳定就意味着默默地流血。社会主义者在遇到劳资矛盾的时候，会义无反顾地支持工人，但同时又对资本家的帮凶——专制制度——抱有极大的好感。这让我们觉得十分诧异。对于那些善良的社会主义者，我宁愿相信他们是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方法，而不是立场有问题。因为，只有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考虑问题的人才会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敌视民主。
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国企改革讨论会上，我提出工人阶级需要争得组织工会的权利，当即有一个毛派同志反对了我的观点，他们更希望把斗争局限在党内。这个例子表明了现在的左派们是多么地忽视群众的需要，总是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分开，而不是把它们结合起来。针对这一点，列宁指出：“他们不懂得，把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社会主义活动和民主主义活动结合为一个整体，结合为统一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不仅不会削弱，反而会加强民主运动和政治斗争，使它接近人民群众的实在利益，把政治问题从‘知识界的狭小书房’里拿到街上去，拿到工人和劳动阶级中间去，把关于政治压迫的抽象观念，改成政治压迫最使无产阶级痛苦的那些实际表现，而社会民主派就是根据这些表现来进行鼓动工作的”。 ③可见，在这个问题上，重温列宁的观点，无疑是具有巨大的意义的。我们的斗争能否走出书房，走向街道和工厂，就看我们能否像列宁那样抓住群众的实际利益。如果我们连他们的最渴望的民主都不赞同，也不要指望他们能聚集到共产主义的旗帜之下。民主主义运动不仅不与社会主义运动相对立，而且还有利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社会主义者必须支持人民民主权利的扩大，哪怕这种权利仍旧只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的权利，对于现在的运动，也是非常必要的。
二 无产阶级必须独立地参与民主运动
有的左派同志领会了列宁同志的思想，认识到民主的极端必要性。在他们看来，只要反对专制当局的，推动民主发展的势力或者运动，左派都不应该反对，甚至应该给予支持。比如，自由派炮制出《零/八/宪/章》之后，随即受到大批铁杆左派轰击。有一些社会主义者就看不过去了，认为《零/八/宪/章》旨在追求民主，是有利于运动的，左派不应该充当当权者的打手。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中国的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就必须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但是，这只是一条原则，抽象的原则。当这条抽象的原则遇到具体的事件的时候，我们的头脑往往就会遭遇康德所谓的“判断力”的问题。到底应该把《零/八/宪/章》归入到民主运动呢，还是把它视为右派的猖狂进攻，这一点左派把握得很不好。
其实，社会主义者如何对待《零/八/宪/章》的问题，就是列宁所谓的“工人阶级这个反专制制度的战士对其他一切持反政府态度的社会阶级和集团所采取的态度” ④的问题。列宁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早已在《共产党宣言》中确定了基本的原则：“社会民主主义者支持社会中的进步阶级去反对反动阶级，支持资产阶级去反对那些特权等级土地占有制的代表人物，反对官吏，支持大资产阶级去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反动妄想”。 ⑤但是，列宁随后着重指出，“这种支持并不预订也不要求去与非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和原则作任何妥协，这是支持同盟者去反对一定的敌人，而社会民主主义者给予这种支持，是为了更快地推翻共同的敌人，但他们自己并不期待从这些暂时的同盟者方面获得丝毫东西，同时也决不把丝毫东西让给这些同盟者”。 ⑥
因此，我们不应该对任何自称自由派或者民主派的团体抛出的纲领，预先表示任何赞同或反对。在认真研究了这些纲领，确认这些纲领有利于打倒敌人，同时又不会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造成损害的之后，我们才能够明确地表示对这些纲领的赞同。反之亦然。比如，《零/八/宪/章》中提出的中国实行联邦制的设想，就对无产阶级的发展很不利。因为中国是一个地区经济差别很大的国家，如果实行联邦制，很可能使得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之间的对立加大，这样不利于国内的无产阶级的团结。所以，对于《零/八/宪/章》，我们需要赞同的是其中的某些民主要求，而不是整个纲领。即使在表示支持的时候，也必须指出其中的反动方面。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无条件地对资产阶级的民主纲领表示赞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资产阶级往往靠不住。无产阶级想要不成为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尾巴，就必须独立地进行战斗。
历史表明，资产阶级关注具体的利润甚于抽象的民主，常常在反动当局和人民群众之间来回摇摆。比如某些有实权的自由派，曾经大声疾呼结束极权实行自由制度，但是当他们发现自由制度下工人有更多与资本家作对的手段的时候，又恬不知耻的解释道：“我们说的民主不是一人一票”。这简直是笑话！如果民主不是一人一票的话，那就是在形式上的资产阶级内部的民主，或者是达到社会主义社会了，民主的彻底实现同时就意味着民主的消亡，自然就用不着一人一票了。但是我们不是在玩科幻，现实是阶级社会，在阶级社会里，一人一票至少意味着无产阶级有通过民主夺取政权的形式上的可能性。资产阶级只有在和传统的社会主义势力——比如在东欧——作斗争的时候，他们才会向老百姓许诺民主，既然不用民主就实现了资本主义，那就没有必要来讨好群众了。中国新生的资产阶级比他们的外国同志更精于此道。他们知道，如果在人民群众还没有展开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之前就实现民主，完全不符合他们的阶级利益。因此，他们非常老道的认同了当权者的专制统治。
列宁指出：“在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工人阶级应当使自己划分出来，因为只有它才是彻底的专制制度的势不两立的敌人，只有它才不可能和专制制度妥协，只有工人阶级才毫不犹豫，毫不返顾地绝对拥护民主主义。其他一切阶级、集团和阶层，都不是绝对反对专制制度，他们的民主主义始终是向后返顾的”。 ⑦近几十年的历史再一次证明了列宁的判断，资产阶级不仅向后返顾，而且还跟当权者相勾结，结成共生共荣的利益集团。可以说，目前的中国，真正支持民主主义的，除了工人阶级外，恐怕就只有小资产阶级了。无产阶级是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锋，他们与专制制度的斗争是最直接最频繁，而且在每一次斗争中，都能非常直接地感受到整个制度到底是在维护谁的利益。工人以最极端地方式感受到人民在官僚机构面前完全无权的地位。这种不受监督的官僚就是所谓的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物，真正的左派应该联合一切力量与之作斗争，而不应该保卫这个用于遮羞的招牌。但是，在开展这种斗争的时候，一定要认识到自己是独立的，不应该指望任何势力。民主主义必须服从于社会主义。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力量极端薄弱而自由派极端强大的情况下，也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自由派这些暂时的同盟者身上。
既然无产阶级必须独立地参与民主主义运动，那么作为无产阶级先锋的社会主义者就必须首先认清形势，跟反动势力划清界限。特别是不要乱去保卫，应该把有限的精力用在有实际意义的事情上。一方面，不应该尾随自由派，不应该公开支持任何一家公然诋毁共产主义理念的报纸或者杂志，只能在各个具体问题上与自由派联合；另一方面，尽管我们必须保卫社会主义理念，但完全不应该去保卫实际的资产阶级掌权的和谐国，更不应该为此得罪大众。在诸如此类问题上，列宁给了我们许多的教导。只要同志们能认真学习《列宁选集》，就不会闹出“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笑话了。
结语
民主并不是神圣的，并不能保证无产阶级的最终解放。民主只是为这种解放提供更好的条件。但左派们不应该因为资产阶级的民主的局限性，而完全拒绝它。理论上的纯粹是值得追求的，但是不能仅仅着眼于理论的纯粹而忽略了群众的实际需要，无视专制制度是当前工人运动的最大障碍这一现实。民主问题只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众多问题中的一个。除此之外，还有组织问题，民族主义等问题。所以，我们更要重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因为马列主义的光辉不仅是理想的光辉，也是现实的光辉。只要我们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就能在混乱地现实中摸索出一条新的道路。我们难以赞许齐泽克所说的“重述列宁不是重述列宁做过的东西，而是他没能完成的东西，他错过的机遇”⑧，坦率地说，我们要做恰恰就是回到列宁那里，在他活过的地方重新活一次。这既是继承，也是发展。如同相对真理在被别的真理超越之后，在它曾经适用的范围内，仍然适用一样；列宁虽然已死，但是在他活过的地方，他将永远活着。社会主义者会继续这样子活下去，直到神圣的天国在人间实现。
2010年4月22日
注释：
① 《列宁选集》第三卷 第258页
② 《列宁选集》第一卷 第99页
③ 《列宁选集》第一卷 第105页
④⑤⑥《列宁选集》第一卷 第101页
⑦ 《列宁选集》第一卷 第102页
⑧ 齐泽克：为列宁主义的不宽容辩护
转载请注明：少年中国学会
转载请注明本文连接: 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1975
“不把丝毫东西让给浙西而同盟者”
应该是“这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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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canlee 回复:
四月 22nd, 2010 at 11:18 下午
打错了。修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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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证地看待问题”
应为“辩证”
不过这个似乎不影响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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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很不错，各个要点都谈到了。
深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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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里的牛 回复:
四月 22nd, 2010 at 11:31 下午
还有民族主义的问题没谈，那个问题对于左派来说更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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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说就民主的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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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我的观点是应该揭露其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性质，但不应对民族感情过度敏感。
“民族共同体”是资产阶级捏造的概念，但民族确实是一定意义上的“共同体”，对这个“共同体”的感情并不必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中国虽然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但毕竟是落后国家，民族感情中有一定的反国际资本主义的性质，这也是现在的很多马克思主义者由民族主义者转化而来的原因。
现在有些小左盲目排外，但如果他们认清“泛左翼”为中国资产阶级吹鼓的事实，是不会跟他们走的。
至于工人，无视眼前的阶级对立去相信虚幻的“民族共同体”更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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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里的牛 回复:
四月 22nd, 2010 at 11:55 下午
至少目前的民族主义的总体目标是反美。这个我觉得倒不能去反对。这个问题真的很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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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 回复:
四月 24th, 2010 at 3:07 上午
飘扬的最高的就是柳知秋说的那种散发臭味的“民族共同体”的破旗。
如果不是发现乌有，我都怀疑在cml是否有真正的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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瞎扯点，不知道对不对：中国左派根本就离不开民族主义。当年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与民族主义相结合。“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彭德怀的帝国主义在中国门口驾一个大炮就如何的日子一去不返了、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等等，没有这些中国革命就不会成功。要是抗日时共产党和日军中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和蒋介石搞阶级斗争，那么也就没有今日的中国共产党了。
左派的力量还很小，就准备清理民族主义了，这不是把自己往死路上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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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知秋 回复:
四月 23rd, 2010 at 6:00 下午
事实上当今中国官资以外的政治力量都是非常弱小的。
民族主义和官资的统治思想接近，中国人的民族感情也很深，才有强大的假象，事实上还不如一个具体的官僚部门有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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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知秋 回复:
四月 23rd, 2010 at 6:04 下午
西~！藏事件时，某高校学生集体挂国旗，校团委迅速阻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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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知秋 回复:
四月 23rd, 2010 at 6:06 下午
西~！藏事件时，某高校学生集体挂国旗，校团委迅速阻止了。
这虽是小事，也说明官资对任何可能组织起人的意识形态如临大敌，没有政治自由，任何意识形态在中国都难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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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 回复:
四月 24th, 2010 at 3:09 上午
99.5.8的情况也一样。当时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还没发现两个三十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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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nnawood 回复:
九月 24th, 2011 at 4:14 下午
@曹豫生, 除了近代史上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独立斗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之外，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而言民族主义还有另外一个棘手之处，即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双重属性。一方面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里中国属于弱势后发国家，而对于广大的还未入工业化之门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中国的垄断资本集团即将成为或者已经是带有掠夺属性的外国资本集团。未来的趋势是前一个属性逐渐削弱而后一个逐渐增强。外交上毛时代遗留下来的“带头反抗美帝国主义的第三世界领袖”这种招牌在垄断资本的扩张趋势下必将和国内的社会主义招牌一样破败。中国的民族主义，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附和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反对中国“新殖民主义”的西方声音同台登场的时候，中国社会主义者对三者的态度如何做到既自洽，又有利于争取最多的支持，又不背叛社会主义的理想？换句话说，整个世界的阶级矛盾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工业国vs非工业国的民族矛盾，当本国的整个屁股都坐在受剥削的非工业国一边时，社会主义理所当然的和民族主义结盟；而当本国的一半屁股坐到工业国的桌子上参与分赃的时候，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裂痕就出现了——马前卒同志的一系列文章对此的观察很深刻。但问题是和本国的民族主义决裂后又如何看待第三世界反抗垄断资本的民族主义而不被反对者嘲笑为精神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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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左派，可能更倾向于民族主义，现在左派和民族主义还是要求同存异，共同对付那些自由主义者，对了，这些货色也不是什么自由主义者，不过是另一种专制毒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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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里的牛 回复:
四月 24th, 2010 at 7:26 下午
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左派也需要和自由主义者合作对付专制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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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nnawood 回复:
九月 24th, 2011 at 5:33 下午
@黑夜里的牛,我觉得现在“自由主义”这个词的含义有点含糊，按照中国的实际应该对应两个概念。一个是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也就是Neo-liberalism，主张经济上最小的政府干预和彻底的自由市场，具体到中国的实际是主张国有资产私有化，以茅于轼张五常等经济学者为代表人物，本质上是以寡头垄断资本控制政权的社会形态来代替政权控制垄断资本的社会形态，其眼中的理想国家形态是左翼运动取得社会福利、民主权利等一系列成果之前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例如大亨时代的美国。这里的Neo-有一种在新时代复兴某种古老意识形态的意味。另一个自由主义对应的英文词是liberal，主要是一种文化上的意识形态，主张多元文化，本身也多元化的非常厉害——有的鼓吹人权，有的鼓吹动物福利，有的反死刑，有的反全球化反现代化（比如主张保留落后民族的一切落后生活方式，甚至包括一些残忍的传统），有的持极端环保主义立场……这些在西方属于泛左翼或非共左翼（non-communist left)，其本质是对各种鼓吹“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的反抗，因此在反对资本强权的60-70年代的民权、反战运动和苏联专制政体解体的过程中都发挥过作用。现在这两者貌似联盟，其实同床异梦的程度不会亚于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短暂联盟。后者无论在什么社会都是天生的反对派，社会主义者和他们联盟争取民主权利，同时以多元化的名义为社会主义思想争取自由空间，这是合理的，毕竟还都是左翼队伍里的兄弟（当然别指望这种带有严重小资产阶级色彩的家伙们能起到什么关键作用）；而和前者联盟就要掂量掂量了。因为他们关心的终极目标是垄断资本的所有权在旧官僚和新兴资产者之间的易手，其余民主自由神马都是工具，其位置类似于辛亥革命时的北洋军阀。所以有的时候他们借后一种自由主义的名义向旧官僚逼宫（比如对三峡和高铁的抨击，面上是环保问题移民问题，里面是对国有资本垄断蛋糕的极度不满），有的时候又和旧官僚妥协（旧官僚也不是傻子，新兴势力该拉拢的也不会吝啬几个小钱钱），有的时候旧官僚迫于压力搞点左的政策他们还要闹一番（比如新劳动法破化投资环境的争论）。除非他们自认为强大和成熟到能够在民主体制下控制舆论和选票，制定游戏规则，否则他们必然选择依附于旧官僚、同时假装和旧官僚的其他反对者结盟，向旧官僚撒泼+撒娇，一点一点的和旧官僚达成交易甚或合二为一。和这种势力结盟（哪怕是表面上的），一是要冒失去劳动阶级支持的风险，二是有被背后打黑枪的可能（类似于戊戌六君子），三是免不了要二次革命。一点浅见，作为您“无产阶级要独立参与民主运动”论断的小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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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nnawood 回复:
九月 24th, 2011 at 5:47 下午
补充一句，Neo-liberalism政客的行为方式参见叶利钦开坦克上街，liberal在Neo-liberalism主导的民主化后的失落参见索尔仁尼琴……
黑牛 回复:
九月 24th, 2011 at 8:03 下午
@viennawood,这个就是看参与民主运动时，社会主义者的自我定位了。我们丝毫不认同这种理念，而只是看重按照现行民主理念建立起来的现代国家给予社会主义者的自由活动空间。如果现在有能力超越资产阶级民主的目标一步到位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自然不错，但现实情况是自己过分弱小。有一个关键点是，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反殖民运动已经不是革命的主要目标，即使要反，也是日后反对成为帝国主义的中国。但民主运动不同，毕竟社会主义可以在意识形态上被理解（误解）为激进的全方位的民主，而民族主义却无法被容纳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中，因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就要求消灭地域意识，在全球建立新的体制。一点小小的看法，可以进一步讨论。
viennawood 回复:
九月 24th, 2011 at 10:51 下午
@黑牛，初来乍到，很高兴能参与讨论。我很赞同“反对成为帝国主义的中国”，中美两个世界最大的垄断资本集团合流看来是个大趋势。但这又牵涉到社会主义者如何对待第三世界国家反对“中帝“的民族主义倾向的问题。不过这个是次要的，我主要的疑虑是这样：我不否认社会主义要消灭民族意识，但就现实来看，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很难否认，在近现代中国是共产主义政党成功领导了反帝、民族独立运动和工业化现代化的工作这一历史事实；虽然必须承认民族主义现在在政治上没有什么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政治诉求（例如结社自由出版自由等），但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有和平相处的政治基础。而Neo-liberalism则不一样，这种思潮本来就是彻头彻尾的反社会主义的右翼思潮——不但反苏联的社会主义，连凯恩斯主义、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都不放过——一概斥之为通往奴役之路。虽然他们时常和左派liberal搅在一起反专制要民主要自由，但我很难相信他们是真心希望在中国建立欧美式的民主社会——这种社会在他们眼中本来就是被二战后的左翼民权运动玷污的、失去了原始资本主义那种贞洁的自由的社会，罗斯福时代宣布最低工资制度违宪的最高法庭才是他们眼中维护自由的正义化身——赞美中国投资环境自由，没有欧美那种烦人的劳工权利保护制度的Neo-liberalism经济学家可不是没有。我的观察是，在当代中国，Neo-liberalism在现行体制下就可以通过与红色官僚的某种交易获得他们所需要的自由，否则很难解释充斥网络和一些主流媒体的妖魔化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1976年前的）的言论。虽然这种交易还并不很令Neo-liberalism满意，比如中共还有大笔国有资产不肯私有化，但名义上的国有资产已经被红色官僚窃取的情况下，私有化也只不过是红色官僚和新兴资产者的私相授受而已，人民群众早滚一边凉快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合理的推测是，Neo-liberalism倾向于通过和红色官僚的私下交易逐步瓜分政治和经济权力，而不是和其他反对力量一起通过公开斗争建设一个能够同时容纳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的民主社会——尤其是当其他力量实力薄弱，对新兴资产者上位帮助极为有限的情况下。马前卒同志就描述过这样的自由主义者：身为政府官员，在酒桌上大谈自由民主的好处，却又经常抱怨上级没魄力，拆迁不肯派武警压阵。Neo-liberalism讲民主自由，或者支持liberal讲民主自由，许多时候不过是当作和旧官僚博弈的筹码。因此社会主义者想和Neo-liberalism合作反对专制体制，很可能是一厢情愿。您也承认，社会主义运动力量薄弱，想借助自由主义争取政治权利的成果给自己争取活动空间，这可以理解，但是按照人类社会的通行规律，合作各方的地位取决于各自的实力，力量薄弱的一方很可能被以合作的名义利用，然后一脚踢开，412那可是血的教训。即使打着民主自由旗号的Neo-liberalism成功取代红色官僚，山河变色，名义上的自由得以实现，也很难说能给社会主义留下多大活动空间——相反，在长期妖魔化共产主义宣传下煽动起的右翼民粹主义思潮甚至可能给另一个412提供土壤——红色官僚摇身一变成为中国版叶利钦，麻烦的社会主义者给扣上”共产政府残余势力“的帽子当替罪羊杀掉，民主革命成功举国欢庆（有没有听说过民主之后杀全家？）：这才是我最大的担忧所在。我们这些人对左翼共产专制深有体会，对右翼独裁（蒋介石，皮诺切特，苏哈托，吴庭艳之流）的认识则只是流于书本，自由主义”人权民主自由“的高调又唱了这么多年，上面说的很多人潜意识里不相信，但Neo-liberalism在历史上的德行让人不能不做最坏的打算。最近西方国家炸卡扎菲，骂萨德尔，旁边沙特的坦克开到巴林镇压群众运动全世界当没看见，现实也很难让人相信这种最坏的情况发生时高唱人权的”国际社会“会有什么实质反应。没办法，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历史的进步要流血，1840-1949中国人流的血大概只相当于西方人反抗封建贵族流的血，西方人反抗资本独裁，建立作者在另一篇文章里所说的”现代国家“所流的血，其实中国人民还欠着呢（老蒋的官僚资本？和钢铁产量世界第一的红色官僚所代表的垄断资本主义比他就是个P，打翻他不够给残酷的历史塞牙缝）。所以把建设现代国家的希望建立在和Neo-liberalism合作的基础上不太靠谱（至于liberal那些酱油众更别指望了）。讲了这么多批判性的，最后讲点有一点建设性的个人意见：第一，对于自由主义的民主诉求，社会主义者应当不质疑、不附和、不评价。而对Neo-liberalism和红色官僚表面斗争，暗地勾结的现实，要揭露，要批判，但只是经济上的，不去碰自由民主价值观。否则，社会主义者和李承鹏那种一边写《XXX抗拆》一边给拆迁致富的房地产企业代言的自由主义者一唱一和，你就要考虑自己在民众中的信用问题了。第二，对Neo-liberalism铺天盖地的妖魔化共产主义宣传，各种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1976年前的）刨坟掘墓鞭尸的”真相“满天飞的现状不能不有所反应，万不可因为其有助于削弱红色官僚统治合法性而捏着鼻子忍了（其实人家红色官僚根本不在乎，大不了换张皮又怎地），否则再来一次412你连搞地下工作的群众基础都没有——群众把你当专制余孽呢。
viennawood 回复:
九月 24th, 2011 at 11:29 下午
上面写的太冗长，简要概述一下：社会主义者拥有自由活动空间的、”按照现行民主理念建立起来的现代国家“是通过左翼运动的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而建立的，这个斗争的过程从马克思之前一直延续到二战后。国内鼓吹民主自由的Neo-liberalism不是这种国家的建立者，相反是为建立这种国家而努力的左翼运动的斗争对象。他们所希望建立的政权并不是从红色官僚专制通向社会主义的中间站，而不过是新瓶装旧酒，且对社会主义者的态度可能更凶残，社会主义者不能被其宣传蒙蔽，要保持警惕。
再废话几句：这种判断的依据是中国工人运动的水平。本质上中国过没有像样的工人运动。民国就没有像样的现代工业及与之对应的产业工人群体，1927年以前中共的工人运动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搞不下去。中共夺取政权是农村包围城市，1949年以后依靠苏联建立现代工业，中共自己硬造出一个工人阶级——一个生活水平远高于农民的工人阶级，没理由搞什么运动。改革开放以后工人阶级被移交给新兴资产者，工人运动的基础才诞生。时至今日工人运动的水平还处于幼稚园阶段，而想通过某种”搭车“的方式获得西方工人运动上百年才获得的民主权利，个人认为被黑的可能性极大，尤其是共产主义旗号已经被红色官僚搞臭的情况下。
黑牛 回复:
九月 24th, 2011 at 11:51 下午
@viennawood, 感谢你写了这么多，你的意思基本上已经很明确了。无产阶级解放自然不能依靠其他阶级来实现，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从来都不信赖民主的乌托邦，因而从不期望资产阶级帮我们实现有利于劳动者的制度。我们现在参与到民主运动，客观的说，实际上是参照了当年中共参与抗日民主解放运动的历史选择。对于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当时党内就有不同的理解，分别以王明和毛泽东为代表。我们现在也一样，参与民主运动是不仅仅是因为这一运动的结果有利于我们，更因为参与这一运动能让我们广泛地被群众所知晓，（相对于反对民主运动或者对运动漠不关心来说）能更迅速地发展自己的力量。这基于一个基本判断：在当今中国，即便是资本主义的罪恶也被说成是专制的罪恶，底层群众并不反感大政府，但反感作为官僚谋取私利的工具的大政府。民主思想更加简单，更加表层，但绝不是空穴来风，在没有解决政治权利赤裸裸地凌驾于经济权利之上这一尖锐问题之前，自由主义不会丧失其影响力。
至于新自由主义，那是我们一直反对的。我们从来都反对经济自由主义，支持大政府。必须把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分开。实际上，现在真正追求民主的人并不是着眼于垄断，而是着眼于无限制的公共权力。
中共当年其实并不弱小，如果及早动手，完全可以消灭蒋介石的势力。只不过因为共产国际以及自身思想上的原因，没有认识到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吃一堑长一智，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时候，就表现得十分精明了。伊拉克印尼新加坡等国的共产党都吃过不敢掌握权利的亏。
我们不把宝压在任何势力上面，在做一件事情之前只考虑事情的结果是否有利于我们，但对于所谓 的同盟者，一定要以最坏地恶意来揣测。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成为实现民主的关键力量，那丝毫不客气，我们一定要上台执政，而且还要提出激进地经济改革方案，即便因此引来政变。不要恋栈执政权，最重要的还是基层动员能力，只有靠这个，才能最终实现大变革。
不是参不参与，而是怎样参与民主运动，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viennawood 回复:
九月 25th, 2011 at 5:03 下午
@黑牛,感谢回复。我想我们在大部分问题上的认识是一致的。只是想再提一下对国内自由主义思潮的分析。除Neo-liberalism、liberal之外，上次遗漏了一种New-liberalism，这是西欧左翼社会民主党内的主流思想，主张政府干预和社会福利。若以人数看，liberal，New-liberalism无疑占多数，这也是社会主义运动必须团结的对象。但在对舆论的控制力上，反共的Neo-liberalism却有最强的资源、组织性和战斗力。所以在很多媒体上，一切经济问题被归罪于私有化不彻底，专制之恶给人民带来的祸害被归罪于共产主义理论，苏联和中国历史上的大清洗和饥荒，甚至朝鲜的民不聊生，都被归罪于社会主义的实践，调子无非是奥地利学派哈耶克之流那一套（一个例子：前段时间高铁事故，死亡30多人，Neo-liberalism媒体大嚷别让政府投资修铁路了；没隔几天发生的私营大巴车起火死亡40多人，媒体集体装没看见），以至于中国普通老百姓在经济问题上甚至比欧美人更右——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民主运动中有这样的问题。问题的内因是国内改革开放生成的新兴资产者日益壮大，外因是撒切尔-里根时代以来Neo-liberalism在国际上大行其道，再加上苏联倒台。所以我想社会主义者参与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工作在于和左派自由主义一道和Neo-liberalism争夺民主运动内部的话语权。毛主席说革命的重要问题是分清敌友，您拿抗日打比方很好——自由主义中的左派就是抗日的国军，Neo-liberalism就是不抗日专在陕北盯着共产党的胡宗南（搞不好还来个皖南事变），说不定还有投敌当伪军的，而且主要的资源都在顽固派手里。现在的外因是撒切尔-里根时代以来的经济繁荣在08金融危机中宣告结束，内因就看如何争取群众支持了。比如说在舆论上要澄清一些问题：例如西方国家的福利、民主、人权并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必然产物，而是在左翼运动斗争和苏联外部压力双重作用下取得的成果。Neo-liberalism虽然在西方鼓吹削减福利，在中国绝不会耻于把私有化和福利打包贩卖蒙蔽群众的。最后冒昧问一句：黑牛和黑夜里的牛是同一个人么？
黑牛 回复:
九月 25th, 2011 at 9:10 下午
@viennawood, 你的担忧是有道理的，我们也同意。说白了，我们支持自由主义，不是认同这种现代国家的乌托邦，这是觉得只能给我们带来方便，对于人民和党的斗争都更有利罢了。新自由主义是一直要反对的，在这个问题上不能退步。另外，黑牛只是黑夜里的牛的简称，是同一个人。你在YCA的QQ群里吗？
viennawood 回复:
九月 26th, 2011 at 8:05 下午
@黑牛,没有在群里。我上网的时间不多，所以很少上QQ。
黑牛 回复:
九月 27th, 2011 at 6:49 下午
@黑夜里的牛, 可以加到QQ群里，作为联络之用，未必要经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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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擦亮眼睛的话，就知道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大部分都是冒牌货，看看那些南字头自由派闷得德行，他们也配得上“自由”两个字，他们也是专制一派，和他们合作不过是和虎合作对付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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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海 回复:
四月 25th, 2010 at 1:10 上午
让你和他合作了，他说民主你就反对，他说人要吃饭你也反对？不反对民主，要反对私有制。党内斗争？这比十月革命还难，别做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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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里的牛 回复:
四月 25th, 2010 at 1:24 上午
你说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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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象力有限，除了一人一座机械城市的情况不需要民主外，我认为即使社会主义公有制也需要一人一票直接选举而不是选代表代选的民主。一人一票直选，政治绝对自由（是的，给反动思想自由，要不然人民的不反动思想被官僚说是反动思想镇压了。最后官僚们自己成了反动思想的实际代表——资本家，给反动思想自由并不可怕，因为公有制社会下大多数人不会去向往它，苏东中越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占主导地位是官僚推动的结果），公有制计划经济（让货币仅作为领取消费的凭证）。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在现代社会是诱骗工人相信劳资共同利益的产物，比如不要罢工，这妨碍民族崛起，要稳定。。。。至于说帝国主义都受民主？西方大资产阶级才不会推动民主呢，在韩国，智利，印尼，都是美国大资本家集团支持了资产阶级专制政府，扼杀了人民民主，哈耶克这位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也是明确认为社会应该是资本主义专制社会。美国要求中国民主的呼声是劳联产联这些全国性的工会组织和学院左派推动的（为了在劳资谈判中防止资本家说，中国工人工资比你们低得多，再要涨工资我就去中国，反正那里工人没有民主自由像奴隶一样任人宰割，你们别身在福中不知福），民主党部分地反映了他们的呼声。
了解用革命手段争取民主自由的计划经济的非苏联式社会的托洛茨基主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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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里的牛 回复:
四月 25th, 2010 at 1:15 上午
我晕，别人又不是没看过
曼德尔的《权利与货币》都讲得很清楚了，我都印了十几本送人了。
有什么好奇怪的，这两个问题矛盾吗？
一个是革命胜利前，一个是革命胜利后。
受不了。你看文章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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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海 回复:
四月 26th, 2010 at 4:09 上午
看来托派名声不佳导致你明明知道曼德尔，托洛茨基也不敢提啊。我看没人提到托派，觉得有必要提一下，也是和这篇文章相近的观点。
您说的是哪两个问题不矛盾？
惭愧的说，曼德尔的《权力与货币》还没开始看呢（中马库的东西越来越多了），最近主要在看西经博弈论什么的。文章我每个字都看了。
提到托派不是对作者，而是对下面回复的国家主义者们。
感谢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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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里的牛 回复:
四月 26th, 2010 at 12:41 下午
不是不敢提托洛茨基，而是曼德尔那本书坦率地说，比托洛茨基的书好。理论水平更高
我误解你的意思了。托派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是符合马列主义的。
只不过，苏联和中国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至于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该采用什么制度为好。我觉得还要具体分析。
权利与货币，一定要看。这本书对于理解共运史特别好
一具体分析就是在替人民选择制度，官僚必然会分析然后选择自己权力最大的那个，就算没私心，仅仅是为了工作顺利，却不知道这扼杀了信息反馈和权力制约。
有人有分析的权力，就是有决定制度的权力了，然后会说，特殊情况，可以不民主。。。。
是的，每个社会都有危机，都有不民主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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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里的牛 回复:
四月 27th, 2010 at 1:11 上午
解放初中国要民主，农民们不会愿意饿肚子的，梁漱溟就比毛泽东有市场。
这个很好理解啊
因为这个时候革命还不能认为是成功了。还有强大的国外的反革命势力。本国也极其落后，根本没有工业，工人阶级也很少。
你看看我这篇文章 《渡时期、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 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293
在绝大多数国家革命夺权之前（现在可以除去非洲），哪怕个别国家已经胜利夺权，都不可能实现列宁说的那种民主并进一步到达消亡中的国家。就像在延安不能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一样，中国也不行。文章你看看吧。社会主义是美好的，但是实现它的方式未必就要同样美好。一切都必须从现实出发。如果你假定红色中国搞民主也可以保证革命的方向，那你如何解释广大农民对邓的路线的拥护呢？这本身就是个大问题。想问题必须要彻底。不彻底就容易导向庸俗的民主观。崇拜民主，崇拜自发性。至少我知道的一些托派都有这个毛病。他们甚至反对毛泽东的“权术”，好吧，就让他们怀着无产阶级“光明磊落”的梦想，对着现实哭泣吧！
到底是党的智慧比群众多，还是群众比党多？也许你会说党会变质。但是，难道群众就没有愚昧吗？难道未受教育的群众的脑子里不是充满了这样那样的资产阶级的庸俗观念吗？难道群众——即使是聪明、善良的群众——在受到党教育之前，不是也只能忍受着苦难而不知如何消灭苦难，甚至因此向神灵求助么？
官僚虽然坏，但是在消灭官僚的条件产生之前，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即使我们要扩大民主，但是，最高领袖能不能选？如果不能选，都是空话。因为权利的来源没有解决。如果能选了。那么，如果选上来的是一个走资派呢？怎么办？又来消灭民主吗？或者再一次崇拜自发性，认为群众不会选这样一个走资派领袖，或者即使这个领袖上了台，他的政策也会被工人抵制。
这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就是理论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在那里崇拜。群众那里没有什么高于党的东西，群众也不是神，而是一些怀着这样那样偏见，怀着私心杂念的人。这样的人只有到彻底消灭了私有制，消灭国家之后并在这个消灭过程中，洗掉自己身上一切肮脏污秽的东西。
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片面追求民主。那就会导致巨大的问题。
当然，如果大部分国家夺权成功之后，可以立即实行最广泛的民主。因为那是不需要快速工业化了，不需要成千上万的军队了。而军队，你知道，是国家最核心的部分。
至于个别工业化国家革命后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可以细细地谈。唯一的原则是，在夺取最后的胜利前，失败都是可能的，那么，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在这个阶段采取的制度必须有利于保卫革命成果，并把革命推向前去。
好吧，再一次请你把那篇文章看看。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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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推荐列宁21年写的一封信：关于“出版自由”给R．米雅斯尼科夫的信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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