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视野 2010年05月19日 02:10

许建康:经济长波论及其各学派分歧的最大焦点

长波理论最初是俄国和荷兰的马克思主义者巴瓦斯(Parvus)与格得伦(J. Van Gelderen)及考茨基在1896年到1913年间提出来的。粗略地说,长波论者形成了两大学派:一是以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概念为代表,强调技术革命的创新、成熟和扩散是引起经济长期波动的决定性因素。二是以曼德尔的“破坏性适应”概念为代表,强调资本积累条件的变化是造成经济长期波动的决定性因素。本文的述评主要围绕后者并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而展开。

  一、曼德尔关于长波两个“拐点”的“非对称”说

  曼德尔认为:“长波远远不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率的有节奏的起伏。各个长波实际上是相互之间有明显区别的不同历史时期。”

  曼德尔对长波论的主要贡献,是从理论上为康德拉季耶夫的经验性实证统计奠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他明确提出,牵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增长速度长期波动的核心问题是资本积累过程中利润率的长期变化趋势。“从方法论的观点来看,关键指标的选择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长波论与当前其他纯学术理论相区别的首要特征。马克思主义学者拒绝接受经济史学家们在长波的分析中以价格和货币的变动为中心的观点。”他主张用世界工业产量和世界贸易的平均增长率这两个关键指标,去衡量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运动的长期波动,并进而用平均利润率与平均资本积累率这两个关键指标的长期波动及它们与经济增长率的内在联系来解释前面两个指标的变动。

  曼德尔明确提出了经济长波运动的“非对称”说。每个长波周期内,从扩张期到收缩期的转折(即“第一个拐点”),是由资本主义内在的经济规律、尤其是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决定的。但从一个周期的收缩期到下一个周期的扩张期的转变(即“第二个拐点”),却受“外生变量”的制约,即受“第二个拐点”发生期当时具体的历史地缘条件中不可能事先预计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全面冲突结果的制约。对其四次经济长波中三次引致“第二个拐点”形成时期的特殊社会和地理环境发生了哪些突变,他分别做了具体分析。环境的突变性改造对处于长波收缩期的投资者重建预期利润率的信心,重新开始对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投资,推动复苏并迈入下个长周期的扩张期,是绝对必要的。由于在扩张期和收缩期,这两个历史时段先后发生转折的动因分别来自经济的内生变量(包括技术革命)和外生变量(绝不限于经济的),因而是“非对称”的。

  这样,曼德尔便把长波收缩期发生大萧条的原因实际上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有别于周期性危机的“结构性危机”,其特征及缓解的路径,既不同于市场“看不见的手”自我调节的作用或国家“看得见的手”干预规制的作用,也不同于斯大林僵硬的“资本主义总危机”概念。长波“第二个拐点”的发生学问题——为什么一轮长波在经历了收缩期后会突然再次进入下一轮长波的扩张期及什么是转折的基本条件,是长波理论研究中各个学派包括马克思主义、制度学派、新老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等争论的最大焦点。

  二、关于长波“第二个拐点”的争论

  自由主义学派认为,哪怕在此期间出现了大萧条,靠市场机制也能将经济运行的非均衡状态转变为均衡状态,进而达到帕累托最优。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学派主张靠政府宽松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对“有效需求”不足的管理来度过难关,同时坚持市场经济的基础作用。两派争论的高峰起自1929~1933年的大危机。

  曼德尔批评了麦迪森的“制度休克”说,认为麦迪森“对于从停滞性长波向扩张性长波的转变是正确的,但对于从扩张性长波向停滞性长波的转变就不对了”。

  曼德尔用自己的“破坏性适应”的概念取代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以概括和说明“不对称”的“第二个拐点”的突现。他认为,这“不会是某种经济变动和现行经济发展自动生成的产品,实现它们,至少在足以释放国际资本主义经济新的长期加速增长过程的程度上实现它们,需要大大改变在一系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本身以及在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的社会政治关系。换言之,这一点能否实现取决于社会和政治斗争的结果”。

  曼德尔批评了对长波机械的以至经验主义的认识和理解,反对随心所欲地剪裁历史过程。“对资本主义发展长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特征略述之后,我们势必得出最终结论:长波不是仅以经验能够证明的;给定时间跨度内的统计平均数不完全代表长波;也无‘规范的’或者‘惯常的’长波可言,这种规范或惯常的周期从著名的库兹涅茨长期趋势中可明显地看到。长波表明了历史实际,即具有确切可区分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历史的各个部分。出于非常相似的原因,其持续时间是不规则的。马克思主义着重于内部经济因素、外部环境的变动,及它们通过社会政治发展(即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内部力量关系总体平衡的周期性变动,以及重大阶级斗争和战争的结果)诸因素之间的相互交织和作用,对长波做了解释,从而赋予长波历史一个完整的特点。”曼德尔在该书第二版新增加的最后一章自我评价说,关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存在着与长波扩张期和收缩期密切联系又相对独立的“阶级斗争长周期”的观点,“是本书对长波理论的主要新贡献”。

  三、对战后长波特征及时段划分的探讨

  关于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的新特征及第四次乃至第五次经济长波的研究也是争议纷纭,且更为人们所关注。曼德尔试图用“持久的结构性危机”这样较为宽松的概念以囊括斯大林“总危机”概念下的许多有关内容,他的“晚期资本主义”历史范畴的提出概出于此,以表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迈入“解体时代”。曼德尔强调,在没有世界政府的资本全球化条件下,金本位制及以美元为中心的金汇兑本位制的崩溃所建立的以一国纸币充当“世界货币”的美元霸权,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运行与稳定带来了持久的根本威胁。20世纪70年代,持久的世界性通货膨胀及此后各种形式的固定或浮动汇率对国际货币金融体系造成巨大冲击,靠信用膨胀支撑起国内外庞大的债务,所有这些金融动荡的根源都可“套用一个英国发言人的著名成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资本主义在债务海洋上漂向扩张。”但曼德尔“持久的结构性危机”一说似乎仍显僵硬,它低估了美元霸权下国际金融体系的弹性或可塑性,第四次长波收缩期的“第二个拐点”还会出现,或许已经出现。

  1994年,大卫•科兹等美国左翼学者较系统地提出了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SSA)理论,试图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解释自英国产业革命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业已发生的周期性长期波动。SSA学派一般将始于19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时期,视为同一轮长波中继凯恩斯主义主导的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扩张期后的收缩期现象,即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分属同一轮长波的扩张与收缩这两个时段。这次战后罕见的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大卫•科兹修正了过去关于新自由主义历史分期的观点,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国家规制资本主义及1970年代的滞胀是一个独立长波周期扩张和收缩的两个时段,在社会结构上具有相对独立的制度安排,而继之发生的新自由主义时期也是一个独立的长波周期,即第五次经济长波。他肯定了新自由主义在上升期推动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同时强调,正是扩张期新自由主义制度安排掩盖的内在体制矛盾随后的外化和显形,终将世界经济推入了当前的收缩期。这次危机的爆发可能预示了本轮长波即新自由主义体制安排的行将终结。当前已减缓势头的世界金融危机是否可能演变为一场大萧条,其前景如何,要探究这些重大问题尚有待于实践的发展和时间的考验。

  四、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再思考

  我们要结合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实际,加深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就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庞大计划来说,他的危机理论尚未完成,在其著作中也找不到系统阐述的独立章节。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基本原理、基本框架在《资本论》中是能找到的。其中的本质关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做了明确的、通俗的高度概括。但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恩格斯概括的关于本质关系的抽象形式上,需要探究《资本论》中马克思所动态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规律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框架。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主要表现形式的对抗性质,突出地通过周期性经济危机表现出来,危机则以外部对抗的形式,通过暴力暂时得以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因而得以暂时平衡。但资本主义经济不是每年每月都以外部对抗的形式在运行,潜在的对抗性矛盾如何积累演变为公开的对抗形式,又如何回归非外部对抗方式的增长,我们必须悉心研究其动态的具体变化过程。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考察来研究经济危机问题,因为危机周期性地构成了对资本积累增长最大的干扰和破坏,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充分暴露了资本积累的历史局限和条件限制。马克思对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考察不限于《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尤其是第23章),还包括第二卷第三篇(尤其是第21章)和第三卷第三篇。以往的研究往往只关注第一卷的相关部分,割裂了它与第二卷、第三卷相关部分的内在联系。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形成了“消费不足论”(主要依据第一卷第七篇)、“比例失调论”(主要依据第二卷第三篇)和“利润率下降论”(主要依据第三卷第三篇)三大流派的对立,各持己见地单方面寻求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就是明证。其实,这三个方面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是辩证统一的有机体。

  资本有机构成是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的核心概念,它所反映的资本技术构成代表物化的生产力发展程度,其价值构成则以物化形式体现了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这样,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就在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中集中表现出来。真正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地位的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它决定了资本有机构成必然具有不断提高的长期趋势。这是资本积累的基本前提。在这个大前提下,第一卷揭示相对剩余价值和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从而无产阶级相对乃至绝对的贫困化,是剩余价值生产的主要条件;第二卷揭示社会总资本两大部类构成在再生产和流通中保持均衡的比例,是剩余价值实现的主要条件;第三卷揭示利润率下降同时利润量增长的双重性作用,是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的主要条件。《资本论》一至三卷考察的关于资本积累这三个方面的条件限制不是平行的关系,它们中的后一方面要以前一方面的存在为前提,在螺旋式上升中,日益逼近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现实关系。有必要探讨如何将这些复杂的条件限制彼此之间的动态关系用数学方式表达出来。当这些增加的投资在推动利润率下降却不能使利润额同时增长时,资本积累的历史过程在这一时刻就会出现资本的绝对过剩。于是,资本投资增长的突然停滞会直接触发经济危机的爆发。信用制度的发展软化了资本积累上述条件限制的刚性,但不能取消它们的作用。信用的作用积累到一定程度,脱离实体经济并过度膨胀的虚拟经济迟早会发生大规模的贬值,金融货币体制的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反馈将加深经济危机的广度与深度,以致形成长期萧条。

  资本主义生产的相对过剩危机有短期和长期两种形式。周期性经济危机是暂时解决资本主义经济总供求非均衡的内在机制。在长期波动中发生的结构性危机,是资本主义暂时解决由体制改革和发展阶段引起的经济结构失衡的内在机制。联系实际重新发掘和再思考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将使它对本轮全球经济危机研究的指导作用更加深入、更具活力。

  (摘自《经济纵横》200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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