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民的说法，去年五·八以后特别流行。从大洋彼岸的余英时到他在这边的私淑弟子，望着美国使馆的玻璃茬子无不痛心疾首，咒骂起‘义和团’和其他各类痞子。余英时住在人均GDP高高在上的地方，自然见不得一点风吹草动。而这边的一些学者，据郝建先生坦白，连冒充乞丐的念头都有过，却乡勇民团似地紧急集合到富人区外围昼夜巡逻，嗅嗅那部书，一股子民族主义――纳粹的前兆！摸摸那出剧，民粹主义的反骨见棱见角！读这些人的名片，是自由主义者；看这些人的神色，像联防队员。
“暴民”这个词我倒是很喜欢，因为它饱含了革命的第一层含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无论是大泽乡的困兽还是古罗马角斗场的困兽，无论是1789年的法国痞子，还是20世纪初的湖南痞子，他们对压迫的反抗皆属天经地义。这件事再简单、再明不过，无需学者们跑图书馆，尤其用不着徐友渔审查学历。陈胜的确要当皇帝，斯巴达克的确把奴隶主关进了狮虎山，但这丝毫不证明他们反抗错了。人在压迫面前揭竿而起，意义实在重大。兔子遇见狼只有逃跑，跑不掉只有化作美餐。这是丛林世界通行了亿万年的自然法则。人中的弱者先也是躲闪，也是哀求，也是磕头如倒蒜，但这一切并没有改变强者的血口獠牙，他于是改变自己，斩木为旗，啸聚山林，做了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暴民。弱肉强食的‘食物链’砰然断裂，世界见证了真正的进化。在由畜道向人道过渡的路上，暴民称得上恐怖而必要的初级阶段。
控诉或忏悔革命――有些未必是革命――如今是桩红火的买卖，老老少少都乐此不疲。老的把伤疤印在香币上零售批发，甚至装入锦盒远销欧美，成本早就收回了；小的逼别人忏悔，做无本生意，更是干赚。按照他们对革命的反思或再思，拆地狱让地藏王吃尽了苦，这本身就极不道德；地藏王如花似玉的千金做不成沙龙主持人，反被平民生活做成粗老婆子，毫无无风花雪夜可言，这简直就是毁灭文化；地狱上下十八层，哪层恶鸟啄目，哪层文火煨心，本来井井有条，革命无论是拆地狱还是搞翻修，那一番变动就无视人类对于秩序的基本欲求。这究竟是养心殿的态度还是储秀宫的立场我说不太准，但肯定不是为被压迫者着想。也难怪，这些学者文人忽儿魂游北宋，忽儿梦入南朝，津津乐道的是夏威夷见到的景色，喋喋不休的是土宾根走过的小路，满脑子出将入相、征歌选妓、高等华人的想法。他们的社会存在，除了“不过2000元”的固定收入以及帮忙帮腔得到的红包外，还包括一种虚拟的身份。尽管每个人对世界以及自身的感受都不免有些虚拟，但读书人，特别是混成了精英的写书人，他们胡思乱想起来是完全不受出身、国籍、工资条之类约束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被炸了他们要挺身捍卫美国，蹬着自行车到“撞了白撞” 的辩论会上替宝马奔驰说话（我现在还记得文革中，我们胡同一个资本家孩子用锰钢车向革干革军子弟换了个红卫兵袖箍，徒步跟在人家后面飞跑的样子）。在这些人眼里，穷人是历史的反面脚色（见《书屋》今年某期文章），零都算不上。谁要是替底层人民说两句话，他们就气得语无伦次，将扒资产阶级窗户模仿来的一点绅士风度忘得精光。被压迫者有自己的需要层次，有自己的选择标准，对于他们来说，革命不仅是理想主义，更是现实主义。让杨白劳躺到黄世仁的绣榻上、黄世仁蹲在杨白劳的寒窑里，固然不是最佳社会模式，但轮流富贵也不失为次优的平等方案。如果黄家大院死不开门，那也只好将里面的雕梁画栋、家藏宋元名画付之一炬。共同贫穷对于富人当然提都不要提，但在穷人眼里，尤其是不打算逆来顺受的穷人眼里，它总比穷者还是穷、富者老是富略胜一筹。美术馆附近有个小花园，二十年前那里的长椅总被谈情说爱的男女没完没了地盘踞。一天晚上有个粗鄙的声音高叫道：“该换班了吧！”。只要社会的长椅坐不下所有人，只要某些男女只顾自己开心而不知挪窝，那么，二十年、二百年、甚至二千年后，我们还会无数次听到这刺耳的叫声。
革命的目标在于造成人人平等。那么问题来了：要是人人并不想平等呢？做人上人的确是司空见惯的日常事实，最为右翼学者所拂拭摩挲，视作社会主义以及一切平等运动早晚要碰得头破血流的南墙。他们认为社会不平等是建立在人性即竞争本能的基础之上，历史只能为恶所推动；而追求平等则是沙上筑屋，为开裆裤时候的把戏，过了青春期还在搞，足见智商不如他们，不然就是别有用心。将平等和竞争对立，这实在是一种根深蒂固误会。其实，平等与不平等的人性依据都是竞争的欲求。想要做人上人与不甘做人下人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对立的统一。这意味着，如果不平等的局面天经地义无休无止，那么平等的努力也只有奉陪到底。恶的人性观与历史观在为帝王将相鸣锣开道的同时，也肯定了革命天然，造反有理。
这样的革命和造反，其正当性在于颠倒了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位置，其局限性在于重复了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它虽然实现了初步的正义，却有待升级。革命的第二层意义或终极目的，就是要使人类社会跳出以恶易恶的历史循环，建立没有人剥削人压迫人的大同世界。善的人性观和历史观正是这个层次上所要讨论的话题。在大同世界的脚下，肯定不会是现有的人性基础，如竞争本能之类，肯定需要根本的改造和创造，需要想象力。提起创造，右翼学者自是满脸讥笑，因为他们满兜满篓装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惨痛教训。对于既有的经验，我们无疑应有足够的重视，再不能异想天开。但同时也须明白，与经验的妥协固不可免，对经验的超越也不可少，人类既要发展，就得披荆斩棘。其实，既得利益者又何曾真把经验放在眼里？只要他们开心，妇女的脚可以长到三寸就停住，乳房可以一路膨胀下去。什么奴隶制、媵妾制，什么主辱臣死、政教合一，他们的制度创新从未停止过，却从来打着规律或必然性的旗号。这疯疯癫癫的国际金融股市若说有什么“必然 ”的话，那就是英美金融资本家必然会从中获取暴利。历史从来布满十字路口，我们只不过在经验和创造之间选择了某条线路而已。假设大同在北京南苑一带，人类如今走到了八宝山附近，我们凭什么认为顺长安街一头奔西才是唯一之路呢？当然，出前门经大珊栏往南同样也不是唯一之路，尽管马克思这么以为。大同不是拍好的胶片，只等着显影定影。它需要我们选择、决断和争取。迄今数千年的历史，只不过是一部人类文明的史前史，人类改造世界改造自身的机会来日方长。连三宫六院七十二妃这样的怪事都出了，大同世界，怎么就不可能呢？
指向大同的革命不可能不艰难不曲折不漫长，不可能不让无数的人疑窦丛生，穷途而返。这样的革命，所继承的是反抗压迫的事业，要启动的是消灭压迫工程，这其间的转折与过渡仿佛昆仑造山、黄河改道，令人叹为观止。它是人道的应有之义，是历史的未有之局。如今还不打算告别革命的人，就是再怎么非理性，也懂得大同世界不是跑步所能进入的。不过，大同的目标虽然遥远，大同的方向却很明确。它说来话长，但核心不过“人道”二字。也就是说，人要像个人，同时也把别人当成人，不要遇事就向豺狼秃鹫看齐。‘人’之所以比飞禽走兽显得更有希望一些，不全在他们脑瓜特别机灵，而在于他们中间居然产生了扶穷济困的伦理思想，居然出现了与智力低的、相貌丑的、身体弱的、肢体残的姐妹弟兄同舟共济的道德行为。人类的文明史可以视作兽性脱去、人道萌生的蝉蜕过程，也不知需要几世几劫才能圆满的漫长修炼。但只要是朝着人道的方向，你不妨迟迟似老者，颤颤如小儿，你不妨渐进改良，不妨暴力革命，不妨第N条道路。只要是朝着人道的方向，你做过的一点一滴都是善因，走过的千年万年都在善途。这与借口目标遥远需要从长计议，于是飞也似奔回虎狼世界有着180度的区别。辨别改革还是倒退的确要看实践：是一锹一铲地挖去旧世界的太行王屋呢？还是培土垒石生怕它不天长地久、植草育林唯恐其不青翠欲滴？
反抗压迫的革命与消灭压迫的革命，二者虽在同一方向，却不在同一历史阶段、同一道德层次上，其运行的动力、实现的条件、采用的方法等等自是全然不同。以往的革命常常失之于急进，总想朝发白帝而暮至江陵，于百年之内完成千秋功业。结果使普通人民颠踯长途短途，无辜生命凋谢风里雨里。社会主义勃然而兴，忽然而谢，教训之一就在于对两个阶段革命的异同缺少把握。旧世界的辩护士也混淆两种革命――当然是为了否定任何革命。他们用太阳城、乌有乡的尺码来丑化大泽乡、巴士底的暴动，用《共产党宣言》前面的一节寒伧后面的一段。他们耍小聪明，先爽快承认大同为最优理想，然后将最优代入“理想＝1/现实”的公式，得出最劣，写成格言就是：说得最好做得最坏，如希特勒、苏维埃；没有追求最为实惠，如盎克鲁－萨克逊传统的资本主义。殊不知，希特勒之流干的固然是极坏，可说得多好却未必；英美一张口就是炮舰，而所作所为也没见文明到哪儿去，从非洲贩运黑奴、对印第安人实行种族灭绝，都到了丧尽天良的地步。这些事情，自由主义者下回再来兜圈子时候，最好先复习一下。
有些人倒是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他们认定平等耽误了少数人的发迹，民主则助长了多数人的暴政。曾几何时，‘平等’‘民主’被他们专私到不许别人插嘴的地步，如今先富几步，跟‘蚁民’拉开了距离，再瞧二位就别扭了，还是自由比较顺眼。自由是好东西，但依旧有个怎么分配的问题，平等与自由对立的实质，在于有限的自由未能在社会成员中平等地分配。有钱有势有才的人被五花八门的自由烦得直发脾气。而在他们的对过儿，众多底层人民只有光膀子外加耍贫嘴的自由。少数人的自由在中国越来越得到舆论的强调，法律的护持。大额存款实名制的提议一出，有钱人的喉舌和机关报便急得血脉贲张；宝马奔驰要上路开心，‘撞了白撞’的法规便在各个城市相继出台。穷凶极恶的‘自由’观为革命与反革命省去了认认识上的周旋，把二者的关系简化为立场的对抗。
革命的实践，尤其是社会主义的实践，需要对阶级这个概念认真盘点一次。阶级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经济上的剥削只是这种关系的一种形式。马克思主义以生产资料来划分阶级，有着特定时代和地域的典型意义，但并不对一切社会和文化都适用。就社会主义而言，马克思阶级观的一个重大疏漏，是为无产的压迫阶级在理论上开了方便之门。社会主义制度下分配关系、权力关系等方面触目惊心的不平等竟可以被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一笔掩过，公仆对人民的掠夺竟可以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进行。私有化这样的历史大倒退之所以能够在前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是有其深刻社会心理基础的：人民看明白了社会主义不仅要在实践中制造新阶级，而且还不打算在观念上承认新阶级；自己被剥夺不算，还要被愚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觉得一丝不挂的资本主义要比三点式的社会主义痛快实在。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不妨一谈，不在于它们提供了正确的答案，而在于它们提出了真实的问题。
世纪末的中国自由精英在登报启事和革命脱离关系的同时，为自己做了亲子鉴定。根据鉴定报告，他们竟与顾准、张志新、育罗克等人血脉相通。他们这样干主观上虽然只是想美化自己，但客观上却丑化了牺牲者。顾张等人，他们的意见或容商量（如顾准的一些思想我就不以为然），但他们的良知和勇敢，他们对正义的本能、天然执著，具有最原始的革命精神。当大厦开始倾斜、山体开始移动，当一个时代、一种制度出现深刻危机的时候，他们出于悲天悯人的情怀，泣血哀哭，奔走于无地，直至飞蛾扑火，道成肉身，这真是中国的脊梁。而九十年代才浮出水面的自由精英对资本的信仰，纯粹出于势利上的盘算，无非是看明白扫荡天下的已然是美国，主宰中国的势必为富人，于是极力迎合，争相加盟。在中国，资本和国家的关系有些微妙，自由主义者往来其间，冷暖自知。正版资本主义属将来时，而唯亲资本主义或官商勾结则为现在时，精英们内部的一些分歧也由此而起：比如有的主张完全投资期货，有的认为还是先做现货生意。现货派和大官的秘书、甥侄们打得火热，为书记向大亨的顺利转型把英法近代史、印尼南韩当代政治咨询遍了，弄出不少模型、公式和主义来开导老百姓。期货派挟将来自重，仗着洋人看不起官，认为在一体化的全球，洋人才是师祖，官不过是收编的邪派，要矮着一辈儿，自己虽然更矮，但与师祖最亲，是精神上的嫡系。他们和官不大融洽，虽然官那里的好处他们逐项逐月领取一文不差，但就是不肯打收条，而且时不时还要玩回反极权蹦极跳，引得中外观众大呼小叫。官没有办法，只好请其中特别头疼的几位到他们的理想国去做活烈士。面向刑场或劳改农场的老右派和走向美元马克的新右派真不可以同日而语。平心说，新右派的不少主张若就事论事，都值得学术上的认真对待：“自由”绝不是什么坏东西，“专制”更不是什么好东西，市场不可能一无是处，入关不见得死路一条。但眼瞧这伙人在豪门汗流夹背地忙进忙出，眼瞧这伙人“打通了国际线路”――前往牛津清算文革，住到耶鲁批判毛泽东――时那副难拿的样子，我们又么能化作中学女生，天真地探讨什么学理，说些价值中立的傻话呢？又怎么能不根据这些人的社会属性和文化人格对其动机和目的做诛心之论呢！
- 作者：黄纪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