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流击水 2010年12月06日 13:44

《中华魂》刊文谈刘文彩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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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魂》编辑部的老师们:

  前些日子我从《炎黄春秋》2010年第2期上读到一篇文章:《大地主刘文彩:集体记忆的重构》(署名王永华),着重介绍笑蜀的《大地主刘文彩》一书,说根据该书的记载,刘文彩根本不是残酷剥削农民的恶霸地主,而是热心教育事业的开明绅士。王文最后发表议论:《大地主刘文彩》等的问世是一种努力——“试图改变过去几十年制造的关于刘文彩的集体记忆,还原刘文彩的真实面目,从而完成对这一有争议的复杂的地主人物的重构,以构建新的集体记忆”。这就同我们从课本上和老师的讲述中知道的刘文彩南辕北辙了。我不敢贸然相信,特向你们请教,望能请熟悉这方面情况的老师写点文章,用事实说话,还刘文彩以本来面目,为我辈释疑解难。多所叨扰,不胜感激。

  此致

  崇高的敬礼!

  晚辈 常文今

复信

常文今同志:

  来信已由《中华魂》杂志社转来,所附《炎黄春秋》上的文章也已读过。大概因为我们是四川的老人,对于该文所述刘文彩等的事情有所了解,所以让我们来写复信。今年是建国后土地改革的60周年,回顾土地改革伟大变革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关于四川大邑地主刘文彩
  关于刘文彩的事情,到底谁是谁非呢?我们觉得应以事实为准,证据为凭。
  四川还有一批现年八、九十岁的老人是60年前的当事人,请听听他们根据亲身经历所作的证词吧。
  首先,请听大邑几位老农民诉说刘文彩是怎样剥削和压迫他们的。
  陈子云说:“我家先租种王家10亩田,每年每亩交租谷1石(担)。后来刘文彩强买了王家的田,就要我家把租谷加为1石1斗。他刘家收租谷的斗又比别家的大,佃农要多交半升租谷才装得满1斗。”
  徐德三说:“刘文彩家的风谷机装了6扇叶子,比别人的多两扇,风力很猛,能把好谷子吹出去,说那是瘪壳,又不准我们拿回去。天旱减产,刘文彩不减租,要收铁板租,逼迫我家把6分秧田卖给他家,交够租谷。”
  揭升飞说:“我家租种刘文彩2亩1分田,每年交租谷2石4斗,就剩不下多少了,只能靠小春一季收的小麦和胡豆做口粮。1946年我家交的租谷明说是2石4斗,实际交了3石,其中6斗谷子是被刘家特制的风谷机吹出去当成瘪壳归刘家所有了。”
  萧华峰说:“我家租种刘文彩3亩6分田,有一年收成不好,交不够租谷,我爷爷就被刘家狗腿子拉去关起来,逼着我家把耕牛卖了,交够租谷才放人。随后又夺佃,不让我家租种他的田了。”
  施跃成说:“我家有一年交不够刘文彩的租谷,我父亲也被刘家关押过。”
  这些足以说明,刘文彩收租真是巧取豪夺,非一般地主的收租剥削可比,只有恶霸地主才干得出来。
  其次,请再听听一部分烈士亲属控诉刘文彩是怎样杀害其亲人的。
  曾唐氏说:“1947年春天,萧汝霖和周鼎文拉队伍进山闹革命,刘文彩知道后立即派他的亲信山防大队长郭保之带队去攻打,在天车坡打死了我的丈夫曾松盛和十几个兄弟,整得我家好惨啊!”
  朱家福说:“我父亲朱英汉15岁参加红军,当过八路军的连长,被派回四川搞地下武装,1948年7月12日在大邑唐场遭到刘文彩反动武装的袭击,带队突围中阵亡,丢下我们孤儿寡母,直到四川解放才得翻身。”
  萧雨说:“我二叔萧汝霖是中共西南地下武装负责人,于1946年9月25日和战友徐达人在大邑龙门坎被刘文彩的亲信抓获,交刘文彩刑讯后枪杀。”徐应芳说:“我父徐达人和萧汝霖叔叔被刘文彩抓去后打得半死,然后枪杀示众。我父亲的睾丸都被割了,好残忍啊!”
  1949年秋收后,大邑三岔、元兴、王泗……几个乡的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了要求刘家为首的地主集团实行“二五减租条例”的斗争,在成都卧病的刘文彩传话镇压,搬来了3个保安团进行围剿,杀害了共产党员田载重、萧国珂二人和农民领袖王汉卿的父亲。
  以上这些都是临近解放时残杀中共党员和革命者的罪行。而早在1928年,刘文彩任叙南中将清乡司令时,还杀害了中共宜宾负责人李筱文和李家勋。
  根据以上两方面的事实,在1952年的土地改革中依法将刘文彩划为恶霸地主,是完全正确的。由于他已病逝,未依法予以惩处。试问,如今为刘文彩翻案的人为何不向那些受害的老农民和烈士家属做些了解?为何不到烈士陵园去看一看?为何只找刘家后裔及他们的“相关人士“做所谓的调查?
  有人为刘文彩翻案,正与他的立场、图谋相吻合。他要借此为突破口,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丑化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其手段,一是掩盖刘文彩一贯残杀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这一要害,进而编造刘文彩和刘文辉是“二位一体”、“联共反蒋”、“全家族起义”的谎言。二是吹嘘刘文彩晚年办学这一生平“亮点”,加以美化,以此为翻案的切入点。三是夸张地主庄园陈列馆个别失实之处,以偏概全。现一一辨明。
  此人压根不提刘文彩于1947年春和1948年7月12日两次袭击地下革命武装、杀害其多名成员之事,对1948年9月25日抓捕和杀害中共地下武装负责人萧汝霖及其战友徐达人一事则轻描淡写地说是郭保之干的。此事被人揭穿以后,他才不得不在网上承认萧、徐是刘文彩杀的,但又编出新的谎言,说杀萧、徐是由于怕他们被捕后暴露出刘文彩“联共反蒋”的秘密,故杀人灭口。这就是所谓为了“联共”才不得不杀共产党员。如此编故事,越来越离奇。
  关于刘文彩办中学,从客观上看,发展了教育事业,但其意图和做法究竟如何,请听几位当事人的证词:
  原文彩中学老师、进步青年诗人杜谷说:“文彩中学从1946年春开办,我是那一年下学期到校任教的,当时的校长是中共地下党员吴德让,教师中有一些来自成都的名师和进步文化人,教学质量较高,民主进步的气氛浓厚。这后一点引起了刘文彩的注意,便强令校长于那一学期结束后不再续聘我和另一位进步教师。再过一个学期,连吴校长和所有进步教师都不再续聘了。换上了一个地方上的学痞当校长,加强了军训教官对学生的法西斯管教,把学校办成了培植个人势力,沽名钓誉,对自己歌功颂德的刘氏家学。以后校长陷于地方派系斗争,被人暗杀于校内,全县哗然。”
  原文彩中学学生马支沉说:“我欠了学校半个月伙食费,学校扣留了我的被盖和洗脸盆,把我赶出了校门。”
  陈桂林说:“我父亲是修文彩中学的监工。我们陈家大坟园里有几十株一抱多粗的大柏树,全被砍去修文彩中学了,没有给我家一分钱。哪个敢去向刘总办要钱啊!”农民王达年家大坟园和伍家坟院都有许多合抱的大柏树也都被无偿砍去修文彩中学和文彩公馆了。
  农民邓全法说:“修文彩中学时,我在当铁匠学徒,被抽调去劳动了两个月,未得分文工钱。”
  至于水牢的说法确有失实,后来弄清楚那是屯放鸦片烟的地方,县上就改正了。怎么能拿这类个别的失误来以偏概全并为刘文彩开脱罪行呢?刘文彩私设公堂,进行刑讯,滥杀革命者的罪行难道掩盖得了么?

关于土地改革以前的农村状况
  否定土地改革,翻历史的公案,当然决不止《炎黄春秋》上的这篇文章。我们最近翻阅杨奎松所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一书,其中的奇谈怪论亦属不少。就在刊登大型泥塑“收租院”图片的那一页上,就有如下的文字:“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意外地发现,在农村,当年那些地主、富农并不都是剥削成性,好逸恶劳;他们与农民的关系,也并不都像教科书里讲的那样紧张;他们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经营上的能手。”
  这位作者竭力证明“中国绝大多数的地主,都只是一些小地主”。他说:“中共建国前各地情况虽然千差万别,多数省份都会有极少数大地主,但小地主不仅普遍存在,而且在几乎所有地区都占据着地主阶层中的绝大多数。”即使是富有的地主,那也不怎么样。他援引一个日本人的调查:“即使是村里有田60亩的最富的地主(兼自耕),全年也只能靠吃高粱、玉米等粗粮度日,他家与其他农户在吃饭问题上的最大区别,就是逢年过节多少还能吃上一点白面,约占全家年消耗粮食总量的8%。在衣着上他们也与一般农户的差别不大。夏天都赤膊,以尽量节省布料,冬天鞋帽极少花钱上市场去买,多靠边角布料自己缝制。被服通常要盖上三四年才会更新,因布料质量较次,故往往一两年后就会破损,也都是补了又补坚持着用。”多么勤俭节约、生活简朴的地主阶级啊!
  但是实际情况却与此大相径庭。据对重庆市郊的1196户、6159人的调查统计,其中地主共104户,495人;富农55户,426人;中农、贫农、雇农和小商人等1037户,5238人。平均地主每户占田地122石4斗余。这就是说,占总人口数8%的地主占有土地75%至96%,而占总人口数85%以上的中农、贫农和雇农却只有少量的土地。川西是西南地区土地更集中的地方,一般的情况是:地主户数占总户数的4%左右,而占有土地总亩数的65—75%,中、贫、雇农占总户数80—90%,却只占有土地总亩数的20—30%。如成都县城区镇七保,当地地主户数不到10%,占有土地77%,而占85%以上的中、贫、雇农却只占有14%的土地。(参看白希著《开国大土改》,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笔者接触的大量事实也表明,这里援引的西南地区,亦即大型泥塑《收租院》撷取背景的所在,在土地改革以前的情况确实如此。事实就是事实,狡辩当属徒劳。

挖掉贫困落后根子的重要举措
  替刘文彩翻案,此文作者的意图和事情蕴含的意义当然不限于这件事本身。就拿农村土地改革来说吧,这就涉及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举措。这个举措究竟是正确的、十分必要,还是错误的、贻害无穷?任何稍稍尊重历史的人所持的观点都只能是前者,而决不应是后者。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这本来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但是中国软弱的资产阶级却没有力量领导农民完成这个任务。这个任务便历史地落到了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身上。没有中国农村的这个大变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便无从谈起。应当看到,建国后的土地改革运动,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土地改革运动,是历次土地改革运动中进行得最顺利、搞得最好的一次。这毫不足怪,因为我们党领导土地改革的经验更加丰富了,进行土地改革的条件也更为有利了。
  据我们所知,从1950年冬季开始,全国新解放区分三批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到1953年春季为止,除了有700万人口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以外,土改已全部完成。这不仅使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几亿亩土地和其他大量生产资料,每年不必再向地主交纳几百亿斤粮食的地租,更加重要的是,比较彻底地摧毁了封建土地制度,挖掉了我们民族贫困落后的一条重要根子,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为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可以说,这是我们国家挖掉贫困落后根子,走向繁荣富强的一条重要举措。
  竭力替刘文彩翻案,否定伟大的土地改革,事情还不止于此。王文声称:“在这个文化日益多元的社会,越来越多的人敢于说出事实的真相了。这无疑是社会的巨大进步,由此极大地影响着历史的重构方式。”这就是说,我们的历史,包括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当代史都得重写了。一切正直善良的人们切莫小觑了这种改写历史的企图。
  我们的一些意见就是这些。承蒙垂询,直告如上。
  专此顺祝
  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原中共川西地下武装及大邑土改工作团成员集体作复

  执笔人:金仲葵

来源:《中华魂》201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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