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原理 2009年04月03日 13:53

罗骞:马克思与现代性批判

本文转自http://www.philosophyol.com/pol04/Article/marxism/m_general/200509/2023.html

我们首先提出一个基本的前提性的判断:马克思的论域本质上就是现代性问题。由此可以产生两个内在相关的基本主题:从马克思的思想视野来探讨现代性问题;从现代性的视角来阐释马克思的思想。应该说,这两个理论主题不论对于国外还是国内理论界都不是陌生的。但马克思与现代性问题之间并没有建立起一种本质性的联系,这种联系的缺失,产生了两个根本性的理论后果:一方面,没有现代性论题的本质性介入,对马克思的阐释失去了历史存在论的总体视野,往往变成学科专业之间的细化分解;另一方面,离开了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根本的存在论命题,现代性问题的讨论直接或间接地转换成了一个观念史的问题,仅仅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批判。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马克思思想与现代性问题的互文性介入,以一种导论性质的方式为此论题奠定基础,并尽可能初步揭示此一论题的基本定向。

在马克思主义阐释框架中,列宁的解读具有历史性地位,他对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和内容做出了两个基本判断。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上,认为《德法年鉴》是基本界标,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两个根本性的转变,即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从内容上由三个思想来源的指认,确立了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说法。列宁的这两个判断影响深远:一方面,它奠定了一种理解马克思思想时的立场划界原则,另一方面它为后来对马克思的现代学科建制中的解读提供了理论前提。这种立场上的转变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马克思思想的高度,换句话,马克思是否因为是共产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而成其为思想史上的马克思?单纯的学科建制如何可能揭示出马克思思想的内在原则?在划分出来的三个组成部分之间基础、运用和结果的相互关系如何真正内在地贯穿,而不只是一种条块的并置?今天任何对马克思的解读都必然会触及到这些问题,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列宁的两个判断。面对今天变化了现实,对于第一个判断,人们采取了对政治立场和思想原则本身进行划界的方式,主要不再从政治立场和阶级化了的哲学路线来定位马克思,而是在衰退的政治实践中肯定马克思思想的原则高度;相应的,对于第二个判断,人们不由自主地放弃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而把马克思重新申诉为一种抽象的、甚至是激进的批判哲学。这两种策略似乎使得并且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主要在知识分子当中还存活着”,“作为变革社会的蓝图,马克思主义完全失去了信任。”[i]实践中所谓失败立即表现为思想话语中的激进主义,不论是激进的乐观还是激进的悲观,往往取代理性的评判。

我们认为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说,列宁的指认无疑是正确的。以《德法年鉴》为标志,马克思的思想的确发生了重要转变,但这一转变不能以共产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确立得到原则性的揭示。其一,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理论在德法年鉴时期本身还没有得到奠基性的阐释;其二,共产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相加并不就构成马克思主义,相反二者的相互关系恰好需要在新的思想视域中得到本质性的揭示。唯有这种新的思想视域得以呈现,作为马克思的三个思想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才内在地相互贯穿,而不是一种学科之间的简单并置和此种并置前提下的线性因果关系。马克思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能在学科建制的分化中,不管是哲学、经济学、还是政治学等等当中得到本质性的理解?比如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范畴在何种意义上是成立的?或者说,马克思的思想在何种意义上是哲学?如此等等,它不止是一个学科本身的合法性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如何总体上定位和解读马克思思想的问题。

如果说马克思的思想具有一种总体性,而不只是一种专业的学科建制,这就涉及到一个根本的问题:马克思思想的出发点和基本的总体性论域是什么?从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来看,可以说《德法年鉴》以前的马克思,有一种明显的启蒙主义定向,不论是在博士论文还是之后的几篇重要的时评中,虽然当时他面临“对物质问题发表意见的难事”,总体上说他是以现代的自由、民主、平等立场批判落后的德国现实,专制德国与英法的对比成为其思想批判的历史背景,现代性的自由解放原则还是他基本的理论支持。为了解决面对“现实的物质”和“经济问题”上“苦恼的疑问,通过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在《德法年鉴》时期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论犹太人问题》等著作中,现代性的基本原则遭到了初步的质疑和批判,马克思开始公开同青年黑格尔派分裂。其理论成果表现为对市民社会的“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原则性区分,在这种区分中,作为一种历史存在论范畴的“现代”概念开始隐性地出现,现代的基本原则被历史地定位。与此同时,马克思不再在哲学自身内部来把握哲学,而把哲学看作现实存在历史的“副本”,他原则性地走出了抽象形而上学的思辨视野,对现代性原则的批判与历史存在论分析具有了一种本质性的关联。1843年由于移居巴黎以及开始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批判,哲学与经济学真正本质性的接触在此种视域中得以逐步展开。从此,现代性状况和现代性原则本身受到哲学式的总体性反思和批判,历史地形成的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思想被有意识地贯穿。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后,马克思的后形而上学视域在走出和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过程中以一种“历史现象学”的方式逐渐地呈现出来:一方面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理智形而上学本质,另一方面展开对现代社会历史的存在论分析,通过对私有制、社会分工、资本货币等等为中介的存在论分析,为“现代”给出一种历史存在论定位,揭示现代之为现代的基本原则,同时为历史之未来向度提供现实的可能性根据,并且以实践的态度力图促成此种可能性的实现。

如果以现代性批判为基本视域,在马克思那里,哲学、政治、经济、诸领域的阐释和批判就内在地汇合起来,某一问题的历史实际上变成了诸问题总体的历史。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才说对马克思来说,归根结底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法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等,而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 ——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唯一的“历史科学”。[ii]这里需要指出两点:其一,这里所谓的唯一的历史科学,并不是说马克思反对任何意义上的学科建制,并企图取代此种学科建制,而是就马克思思想自身的总体性特征而言;其二,这里的唯一的历史科学并不是说,马克思的思想中没有自然的位置,而是说自然在社会历史的中介性中得到阐释,历史存在论成了自然观的基本视域。因此如今的所谓现代性批判中与自然相关的科学技术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全球化问题等等都应该在对现实历史的存在论分析中得到揭示,应该在作为现代基本历史建制的资本原则中得到本质性的揭示。

可以说,马克思哲学的批判走向了一种后形而上学的存在论视域,但马克思本身不是一位将哲学课题化的专业的哲学家,其哲学的思想视野蕴涵在对现实历史的具体分析和批判之中。对历史性存在尤其是以资本为基本建制的现代世界进行分析,构成其理论主题。在这一基本的主题之中,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政治批判内在地相互关联于“资本”这一核心的范畴。如果我们可以把“现代性状况”指认为当今时代的历史存在论处境,现代性是现代之为现代的基本历史建制,而不只是一种现代的“世界观”,无疑,马克思的基本论域就是现代性问题,马克思以“资本”为核心范畴将现代概念化,对现代性的批判构成马克思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科学社会主义内在的规范基础。以“现代性”作为阐释马克思思想的基本视角,具有一种总体的特性,可以克服一种单纯学科化解读的局限,并提供出一条重新理解马克思思想发展及其本质的路径。同样,通过在马克思的思想视域中阐释现代性,也可以与当今流行的“现代性话语”进行一种批判性的对话。

当然,要使如上的指认具有实质性的内容,必须能从理论上指明: “现代性”主题如何与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分析相关并可从马克思的立场上得到揭示,甚至是得到本质性的揭示。我们知道,关于现代性的话语并不是直接出现在马克思的时代,主要是在后现代的语境之中呈现出来的,因此这里基本的问题就是:各种相关的“现代性”话语是如何将“现代性”问题课题化的?马克思在资本批判的名誉下展开的社会历史分析如何接近或切中了现代性话语的基本主题?因为我们不能简单地说马克思的理论是关于现代的病源学、病理学、治疗学就等于确定了马克思与现代性主题的本质相关性,这无疑是放弃了当今“现代性话语”的基本主题,因为在后现代语境中呈现出来的“现代性话语”形成了相对确定的内涵。

在学术界和思想界,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三种不同的方式将“现代”对象化,即制度、体验和价值,分别对应于英语中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现代主义(modernism)和现代性(modernity)。三种不同的方式主要又分属于三个不同的学科,社会学、艺术和哲学,从而形成了人们对“现代”错综复杂的立场和态度,关于现代的内涵也就有了不同的理解。在西方的学术界和思想界,广义的“现代性”概念实际上涵盖了前两个概念,有分别作为时期、特性和体验方面的意义,[iii]所以才导致不同学科群体的知识分子在使用时的巨大差异。就哲学领域而言,它主要还是一个意识形态范畴,不管是指一种思维叙事方式、精神气质,还是价值趋向,它被指认为与启蒙本质相关的精神原则。于是对现代性的批判集中起来就是批判现代性的两条基本原则,即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在哲学的领域内主要围绕着主体和理性两个范畴展开。大体说来,这种现代性批判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思想领域之内的话语批判,游离于对社会历史的存在论分析,有意或无意地置换马克思的资本批判范式。一些后现代主义者批判人道主义前提下的解放政治话语(或所谓的宗教似的救赎立场),揭示理性的统治和暴力本性,结合对当代经验历史的解读,显示出极端的怀疑论立场。对普遍的自由、平等、民主等现代理念进行无情的批判,将集体的整体性立场碎化为个体的实践,并且由此指责马克思的现代主义立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被掩盖在对马克思的现代性指认之中。所谓现代性批判,由于质疑“解放 ”、“革命”或所谓“救赎论”的启蒙立场,从而往往在激进的话语批判(游戏)中有意或无意地与现实共谋。

现代性话语的这种理论处境与远离马克思具有一种内在的关系。我们认为,“现代性”是当今人类生存的历史存在论处境,“现代”应该作为历史存在论的基本范畴得到领会。如果说,现代性乃是指现代之为现代,是现代的历史基本建制和根本原则,它就不可能在一种分裂的话语中得到总体性的揭示,尤其不可能单纯作为思想原则得到揭示。现代性的思想原则——或者说世界观层面的特质——应该有历史存在论根基,它应该在对现代的历史存在论分析中得到揭示。由此,才可能摆脱事关本质如今却又空乏的现代性话语的无根基状态。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命题,只要得到正确的理解和阐释,仍然是我们进行现代性批判的基本理论前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马克思在资本批判的名誉下展开的现代性批判,由于击破了观念批判的自足性(即通常所谓的哲学认识论路向),本质上是一种历史存在论分析。马克思将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批判同历史的存在论分析本质地结合起来,从而在对现时代的历史现象学式的分析中揭示出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可以说其对现代性的批判具有根本的奠基意义。许多当代的思想家,由于放弃或回避了马克思批判现代性的总体性立场,甚至指责马克思为一种经济的还原论或单纯的“生产”分析范式,而自己反而走向了一种观念的还原论,将现代性的危机有意或无意地还原为一种观念的精神原则和精神形态的危机。可以说,要对现代性具有一种本质性的把握,人类要想走出现代性的困境,没有马克思的思想维度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早年的马克思怀有一种对现代性谨慎的渴望,在《德法年鉴》之后,可以说他开始了对现代性的批判。他并不是非历史地批判现代的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原则,而是将其置于现代历史的基本建制中进行批判,揭示其历史的存在论根基,诸如自由、平等、民主等现代性理念是在政治解放的意义上得到规定,揭示其抽象性的同时,指出其历史限度。这样,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就获得了一种辨证的立场,避免了单纯话语批判的抽象激进姿态,也避免了一种非历史性的观念史追溯。所以,既不能因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就抽象地指认他与后现代主义的相关性,也不能仅从一种所谓叙事方式的指认就简单地将他划归为现代性思想的谱系。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意义不在于一般性地从存在论的立场上指出了现代思想原则与现实历史之间的关系,而是对现代性状况进行了现象学式的呈现,并揭示出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现代世界历史,商品、货币就是世界历史、个体生命和自然的抽象存在,商品、货币统治的全面扩张,就是一种人类存在的普遍抽象化。以抽象劳动为基础的交换价值实现了对存在的同一化过程,不同的存在类型和同一类型的不同个体之间变成了可通约的同一,个体性和差异性覆盖着被本质化了的社会幻相,其实质是抽象的同一性与抽象的差异性本身的同一及其历史的存在论真相——资本体现着抽象与具体脱节了的并置。存在形式的丰富性、多样性变成了一种被资本中介的简单杂多,用哲学家们的话来说就是“异化”或“物化”。作为后现代状况的拼贴和戏仿,本质说来,它是资本普遍抽象的最新结果,是真正的生存论状况,表面的零散和杂多下面是坚硬的资本逻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没有所谓的后现代社会的出现。因此说,在当今时代,资本原则成为社会历史的存在论建制,我们只有在资本的结构关系中才能发现存在的对象性形式以及相应的一切主体性形式的原形,[iv]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詹姆逊所说,所谓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话语不过是资本历史的文化逻辑。主体性和理性原则的困境根源于此种历史存在论建制,因此现代性的批判不能退回为单纯意识形态范围内的批判。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批判由于深入于现代性原则内部,从而为现代性批判奠定了唯一不可超越的存在论基础。所谓的生态危机、全球化、种族文化的冲突等等现代性危机,本质上是被资本所中介的历史存在论问题,因此只有在对资本的历史现象学分析中才可能得到合理的理解。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思想穷尽了现代性的所有主题,更不意味着马克思思想全面正确。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已经走出了马克思所处的社会历史时代,自由资本主义向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的转变,使得马克思的现代性分析基本失去了解释效力,比如说将自由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夸大为一种普遍,无反思地信仰科学技术的解放作用等等,因此,甚至应当将马克思指认为一种现代性理论进行批判。在此我们无意于对具体观点的准确性进行考察(比如所谓自由资本主义的历史存在是否只是一种观念的抽象等等),但尚有一点有可以指出:现代社会的历史演变,本质上是现代性的自我展开。可以说在马克思的时代,甚至于当今时代,许多现代性的后果尚未充分的展现出来,也就说,现代性的基本原则无疑是历史地生成的,但就它自身的过程来说,是逐步的展开,也就是说那个真正能作为起点的起点乃是抽象的全体本身,对于这个全体来说,它是先在的,内在地同一的不变的“实体”,否则它就不可能被标志为一个时代。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并不是一种学科建制中的实证经济学行为,而是终结形而上学基础上的“现代性现象学”,由于把握到了资本的基本原则及其限度,彻底地抓住了事情的根本,因此,不触及其内核和基本纲领的证实或证伪,既无损于它的高度,当然也无增于它的高度。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只要资本还是现实历史的基本原则,对当今世界的存在论分析就不可能回避马克思的思想成果。同样正确的是,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应该在当今的历史处境和“现代性话语”中方能呈现出来并得到真正的阐释。无疑,此种阐释也是一种理论上的建构。

在马克思思想与现代性主题的相互关系中,一般认为他是一种现代性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就其理论主题而言它是一种现代性批判,就其思维特征和叙事方式而言它是现代主义的。当然,近些年也有一些后现代的理论家,从他那里寻找理论上的资源,更有人迫于后现代理论的攻击,而将他改装为后现代主义者进行自卫。形式上看,这里的问题是如何定位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是一个现代主义者还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问题,就其实质而言,涉及到两个根本问题:其一,如何对现代性本身进行价值评价,其二,如何看待现代性与后现代的关系。如果说,现代性确已是我们需要反思的历史存在论处境,那么这种反思决不可能在现代性的外部得以进行。即是说,无论如何我们总已是现代性的继承者,不论是观念上还是实践上的继承者。只要不是某种单纯的诗意的激愤,人们不得不确认这种立场。即使是某些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者,本质上也不过是将现代性的一些原则极端化而已。在这个意义上,一些的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者,不过是将启蒙的批判精神无原则地极端化从而放弃启蒙历史地形成的基本原则而已,而德国的理性拯救者(理查德·罗蒂语)试图将启蒙作为一项值得推进的社会工了加以捍卫。在纷繁复杂的现代性话语中,有的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了马克思,亦即是说,将马克思的思想与现代性的关系作为问题来思考。其中,哈贝马斯、吉登斯、詹姆逊等人就此主题的讨论尤其值得关注。

我们前面已经指出,对于马克思而言,现代性的思想原则应该在对现代历史的存在论分析中得到理解。如果说现代性状况并不只是某种思想原则外化的结果,那么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就不应该居留于精神批判的范围之内,相反应该揭示此种精神的存在基础。马克思正是在以资本为基本建制的历史存在论分析中批判和反思作为启蒙精神的“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两条基本原则的。他既坚持主体性和理性的基本定向,同时尖锐地批判资本中介的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抽象性,在政治上揭示其虚假甚至是虚伪性,从而避免了将“主体性”和“理性”作为一种抽象的范畴来加以批判的非历史主义态度。所以,单纯笼统地以他坚持现代性或批判现代性的思想原则把他理解为现代主义者或后现代主义者,形式上看都具有某种合理性,实际上并不能揭示其思想的本质。在一定的程度上恰好说明了此种话语分割自身的局限性。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实质是疏理哲学话语的现代性谱系,现代性是一个哲学的修饰语,不是哲学地讨论现代性而是讨论现代性的哲学,所以哈贝马斯说“对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同时也就是对现代性的批判”。[v]由于现代性批判被抽离于对历史的存在论分析,哈贝马斯秉承黑格尔的现代性就是主体性原则的确立这一思想,马克思就被书写成现代意识哲学的一个环节,黑格尔主体哲学的一条支脉。[vi]另一方面,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的“劳动”和“资本” 批判只是涉及到人类的工具-目的性行为,导致马克思的理论有一种潜在的实证论倾向,并由此忽视甚至取代了对交往行为(或相互作用)的批判。[vii]哈贝马斯自己的理论出发点则是这种工具性行为和交往行为从而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的二元论划分。通过主体间性和交往理性的提出,哈贝马斯将自己对现代性的拯救安放在对主体性和理性范式的转化上,通过“对话”他保持了与现存制度亲和性关系基础上的批判。这一立场不但与马克思就是与他所由出身的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性的态度也相去甚远。

由于资本抽象统治的全面确立(当今所谓的全球化不过是这一事实的经验描述),资本成为一条不需反思的(或者说貌似先验的)现实原则被接受,在加上反资本主义的现实实践某种程度上的失败,有关“现代性”的话语是作为现代性观念批判的形式出现的,在现代性批判中人们往往只是偶然地触及资本。马克思以资本批判展开的历史存在论分析往往与一种经济决定论结合起来而被拒斥,他被理解为经济还原论者,阶级还原论,从而是基础主义者、本质主义者等等[viii]。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中,在最好的情况下,资本至多被作为现代性的一个构成方面被确认。比如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以一种多元的现代性分析批判所谓经济的决定论观点,认为马克思强调的资本批判只是现代性的一个方面的。虽然吉登斯指出此一方面具有核心的重要作用,但还是宣布马克思对现代性的特殊性之诊断彻底失败。[ix]面对高度的现代性后果,吉登斯坚持一种对现代性分析的系统概念,并且有对现代性之风险和危机的充分强调,但由此批评马克思则是片面的。吉登斯本身忽视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总体性和根本性,他只是从经济学的立场来理解马克思批判的资本原则,从而将资本看成现代性的一个面相,他与对马克思的经济还原论指认具有相同的立场。今天看来,马克思(不止是马克思甚至当今的人类)处于现代性的开端上,他不可能全面地揭示现代性的后果,比如风险社会的到来等等,但这并不妨碍他基本原则的正确。我们姑且不谈马克思现代性批判中资本范畴丰富的历史存在论意义,即使就在还原论的意义上说,也可以肯定人们不可能在资本的统治中走出现代性的根本困境。这只是一个事实判断,至于是通过革命还是诸如第三条道路的改良等等方案这才涉及到人们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判断。因此,詹姆逊站在资本批判的立场上说吉登斯的言论始于对现代性的批判,到头来却变成了对现代性的辩护,[x]无疑是有道理的。

在当代的理论家中,詹姆逊坚持生产方式分析范式,他旗帜鲜明地指出后现代主义只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现代性的根本意义就是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本身,他甚至坚持文化和艺术作品的政治性解读,从而将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理论立场在后现代批判中展开,在纷繁的现代性与后现代话语之间建立起了内在联系,并且自觉地将他的后现代批判理论同马克思的资本批判联系起来。他激进地指出,在当前的语境中,‘现代性’这个令人困惑的术语,恰恰是作为对于某种缺失的遮盖而被运用着,这种缺失指的是在社会主义丧失了人们的信任之后,不存在任何伟大的集体性的社会理想或目的。由此,宣扬现代性一词,以取代 ‘资本主义’,使政客、政府与政治科学家们得以混淆是非,面对如此可怕的缺失而依然可以蒙混过关。[xi]而事实上,资本主义全球化在资本主义体系的第三或晚期阶段带来的标准化图景给一切对文化多样性的虔诚希望打上了一个大问号,因为未来的世界正被一个普遍的市场秩序殖民化。[xii]詹姆逊无疑是要告诉人们,不可能指望在资本市场的秩序中走出现代性的困境。詹姆逊的意义在于,当人们将马克思的思想作为现代性理论加以谴责的时候,他却依傍他的后现代思想背景来阐发马克思的基本原则,坚持了生产方式批判的基本立场。詹姆逊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从文艺批判的角度反溯到对资本生产方式的指认,揭示艺术作品的“政治无意识”,其现代性概念尚需化解一些后现代的理论家从叙事方式和观念取向的定向和上对马克思的现代主义指证。在我看来,单纯对马克思的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指认实质上是虚妄的,因为这种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话语本身还需要做一种奠基性的工作,并且我认为离开马克思资本批判中呈现的对现代性的历史存在论分析要获得此种奠基是不可能的。

作者:罗骞,1974年7月生,男,复旦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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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21-65118275 13818776846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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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Joseph V. Femia, Marx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1993, pp.1, pp.2.

[ii]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P77。

[iii] 见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 P48所作的译注。

[iv] 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P143。

[v]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演讲》,translated by Frederick Lawrence, Polity Press, 1987,pp.P21.

[vi] 关于此点可参见上书P63、65等处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批判。

[vii] 对马克思的这种批评是哈贝马斯的基本立场,是其反思马克思思想基础上提出自己理论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可见《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和技术》、《现代性的哲学演讲》和《认识与兴趣》等著作。

[viii] 比如说Joseph V. Femia在《马克思主义与民主》一书中就直接将马克思的方式阐述为一种经济还原论和历史决定论。见Joseph V. Femia, Marx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1993, pp26,pp.46,pp.47等等。

[ix] 吉登斯:《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新华出版社,2001年,P70,以及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英)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50。

[x] 詹姆逊:《现代性的神话:当前时代的反动》,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4辑,人民出版社,2004年,P8。

[xi] 詹姆逊:《全球化与政治策略》,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2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P285-286。

[xii] 詹姆逊:《现代性的神话:当前时代的反动》,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4辑,人民出版社,2004年,P9。

(发表于《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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