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原理 2009年04月03日 18:35

罗骞:罗莎·卢森堡对“资本主义适应论”的批判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100732)

  【内容摘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性来看,如果资本主义适应论正确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将全部崩溃。为此,罗莎·卢森堡从理论前提、方法论基础、政治后果等多个方面对资本主义适应论进行了批判,这些批判充分体现了罗莎·卢森堡的马克思主义立场。面对当今“资本主义没有替代物”这一主流的历史语境,不仅罗莎·卢森堡批判资本主义适应论所获得的一些具体理论成果,而且批判本身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现实和人类未来的基本理解。

  【关键词】 适应论 崩溃论 社会革命 社会改良

  从19世纪90年代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之内,资本主义的崩溃问题曾经是马克思主义思想领域中讨论最广泛和最热烈的论题[1],资本主义适应论与崩溃论之间的对立被看成是政治实践立场中改良与革命对立的理论基础。如果说资本主义适应论能够成立,甚至由此承认一种非批判的资本永恒论,那么,整个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社会革命理论和科学主义社会理论都将全部崩溃。可以说,崩溃论与适应论之间的争论决不是一个枝节,而是关系到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根基,关系到人们对历史最基本的理解。然而,随着实践的发展,争论逐渐的冷却了,问题被无限期地延宕和遮蔽。一些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出于操作的立场不愿意或者说根本没有信心讨论资本主义的适应或崩溃问题,在他们的心目中,发达美好的资本主义还是我们现实生活的“彼岸世界”。这种潜在的资本优越论无形中为资本主义的适应论乃至永恒论提供了支持。苏东剧变之后,资本的永恒论更是再度登场,“资本主义主义没有替代物”成为全球主流的意识形态,尽管近年又有了“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声音[2],但毕竟还处于边缘位置,并且也并不完全与马克思的理论直接相关。

  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讨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罗莎·卢森堡”(卢卡奇语)对“资本主义适应论”的批判,其意义显而易见。按照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说法,对于任何一个对解决现实问题感兴趣的人来说,“只有通过对罗莎·卢森堡的基本理论著作的批判性探讨,才能达到真正革命的、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3]作为理论家的罗莎·卢森堡最重要的贡献始终同对资本主义适应论的批判密切相关,《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就是代表性的论战成果,后来的《资本积累论》以严格的学术方式推进着早年同伯恩斯坦论战的这一主题。如果真像倍倍尔所说的那样,普列汉诺夫从哲学上击溃了伯恩斯坦主义 [4],那么,尽管罗莎·卢森堡的所有著作今天并非都完全恰当有理[5],至少可以将《资本积累论》看成是罗莎·卢森堡从政治经济学方面就同一任务所作的有效努力。今天,重提罗莎·卢森堡对资本主义适应论的批判,意义恐怕主要还不在于检讨其理论上的成败得失,就问题本身提供某种“知识”或见解,以获得既定立场,而在于将此一问题在当代的状况及其性质引进人们的视野,重申此一问题同人类命运和历史之未来可能性的内在关联,只有通过诸如此类问题的有效探讨,才不至于仅仅将马克思思想的意义申述为一场思想史内部的革命。

             一

  卢卡奇曾经指出,对马克思来说,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6],这一命题抓住了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总体性特征。马克思将政治学、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等具体学科的研究同对现实社会历史的考察直接地联系起来,熔铸成了总体性的思想体系——历史唯物主义。其中,社会形态理论(不论是三大社会形态理论,还是五大社会形态理论)提供了考察人类存在的历时性范式,而社会结构理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提供了考察人类存在的共时性范式,二者同是生产方式这一分析范式的两个不同侧面,一种具有本质重要性的人类文明形态学思想通过这一范式被明确地树立起来。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从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变迁中理解社会历史的演变,阐释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历史形态的变迁乃是社会结构内在矛盾运动的结果,而不同的社会结构又在历史的变迁中获得各自的形态学意义。马克思说:“生产关系总和起来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一生产关系的总和,而且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7]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是现代社会历史的本质范畴,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资本,它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它将由于自身的辩证运动而走向灭亡,可说这是马克思思想的基本成果。

  马克思的整个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就是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运动来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探索人类未来的历史走向,并且以实践的方式参与到改变历史的过程中去。马克思以主客体在社会历史中辩证统一的实践哲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同无产阶级改造社会的主体实践之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说,“不难看到,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8] 在马克思的思想视域中,历史失去了抽象的绝对主观性和绝对客观性。正是这样,马克思的整个理论又易于被从主体和客体两个抽象的极端上加以阐释。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逝世之后,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展开,资本主义又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时期,以庸俗经济学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永恒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 资本主义适应论”的变种形式复活。在这种背景中,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就从经济决定论的客观主义方面和伦理社会主义的主观方面分裂为两种貌似对立的阐释,这两种阐释趋势都与重新肯定资本主义的适应性存在密切关系。

  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同资本主义社会批判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并且马克思自己已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揭示了[9],我们也不难从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历程和基本内容之中明确这一关系。可以说,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关系到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的根基。如果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命运的考察及其基本结论不能成立,资本主义的内在结构没有蕴涵导致其必然灭亡、从而走向马克思设想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动力,换句话说,如果资本主义具有无限自我调整的适应性,从而变成一种“永恒”,马克思的历史时间概念就被解除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将摇摇欲坠。所以,伯恩斯坦的资本主义适应论不是一个枝节的问题。罗莎·卢森堡是较早意识到此一问题严重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并且就这一问题的性质做出了准确定位。罗莎·卢森堡指出,伯恩斯坦作为问题提出的,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速度,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本身,以及同这个发展过程有关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资本主义适应论拔掉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石中的第一个”[10],它关系到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

  伯恩斯坦认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是以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为基础的崩溃论,只要危机理论不能成立,崩溃论也就不能成立了,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崩溃是作为越来越重大的危机的后果而出现的。[11]伯恩斯坦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由于它本身的矛盾而引起的全面崩溃,是一个彻头彻尾模糊不清的观念,“目前的生产制度几乎在同时完全崩溃,这件事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不是可能性更大,而是可能性更小了,因为社会的发展一方面提高了工业的适应能力,另一方面(或与此同时)加深了工业分化。”[12] “如果经济崩溃不是一种必然,那末社会危机也就不是一种必然性了,那末社会同样也可以继续发展下去而不致发生崩溃,那末社会灾难也就不是一种内在的、也即在事物本身中所固有的必然性了。”[13]伯恩斯坦否定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从而否认了资本主义崩溃的可能性。

  以这种资本主义经济领域中的适应论为基础,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问题,只可能形成两种观点,一种是在适应论的口号之下,重新收回庸俗经济学为基础的非历史的“资本永恒论”,一种是将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改造确立在纯主体觉醒的超越领域,甚至是让国家来承担建基于伦理预设的改良重负,工人阶级的运动也不过是为了提高和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而不再有超越资本的革命取向。不论其中哪一种情况,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都是不能成立的,不存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急剧变革的可能性。。伯恩斯坦采取的是第二条道路,他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调整和任何微观的进步都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是社会主义一部分一部分的实现,他说:“伴随着这一发展,经济企业自然会从私人管理转入公共管理,但这种转移只能逐步地进行。”[14]因此,他认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革命性的飞跃是一种假定,是与旧的空想主义抽象对立的另一种空想主义。[15]伯恩斯坦由此批判了“教条的革命主义者”抵死不承认现实的重大变化,将这些变化看成是 “偶然情况”,而“不是实事求是地去探究这些事实的真正原因和连带关系”,他们只是一些“迷恋革命的唐·吉柯德”。[16]

  十分显然,只要资本主义适应论能够成立,不仅社会革命的理论基础被动摇了,甚至整个无产阶级运动的最终目标也将被放弃,其理论和实践的归属只能是改良主义。伯恩斯坦坦白地说:“我对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这个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是毫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17]对此,罗莎·卢森堡针锋相对地指出:“……为运动而运动,在我看来等于零,而最终的目标才是一切。”[18]罗莎·卢森堡认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才是区别作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同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运动的决定性因素。她批判伯恩斯坦割裂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的关系,将社会改良从社会革命的工具变成了整个运动的目的,走上了改良主义道路。这不是斗争的方式和策略上的差异问题,它涉及到整个运动的基本方向和基本性质,关系到“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存废问题”[19]。需要注意的是,罗莎·卢森堡这里讲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本质上是指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而伯恩斯坦为自己辩护说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目的和原则时,他认为这一目的应该表述为“全面实现合作制”原则,并且认为这一原则才真正将全部社会主义意向概括无遗。[20]关于这种所谓的合作,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等等多部作品中早有明确批判[21],问题在于这种批判的有效性是否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流逝,一种对立的斗争是否将让位于折中的调和。关于伯恩斯坦改良主义的实质,保罗·斯威齐就明确地指出,这一概念只是一个委婉的说法,“他的真正的目的——虽然他可能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从社会主义运动中彻底连根拔掉。”[22]

  斯威齐的这一判断是切中要害的。罗莎·卢森堡就敏锐地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她一开始就将问题的提法提升到了原则性的高度,既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从革命实践活动的基本性质,又从未来历史的基本走向方面规定了整个争论的性质和重要性。为此,她以一种清晰的逻辑形式将问题提得足够尖锐,她说:“或者,修正主义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看法是对的,那么,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个乌托邦,或者,社会主义不是一个乌托邦,那么‘适应工具’论就必然占不住脚。问题就在这里。”[23]如果资本主义适应论真实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征和发展趋势,实际的斗争策略就不是去掌握国家的政治权力,而是去提高工人阶级的地位,不是通过一个社会政治危机去实行社会主义,而是通过逐步扩大社会控制、逐步贯彻合作原则去实现社会主义。[24]所以,对“适应论”经济学方面的依据进行批判性考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二

  在《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这一论战性的著作中,罗莎·卢森堡概括了伯恩斯坦资本主义适应论的主要依据并进行了批判。在伯恩斯坦看来,资本主义的适应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由于信用制度、企业主组织和交通通讯工具的发展,普遍性危机消失了,第二,由于生产部门不断分化,也由于无产阶级中有一大批人提高到中产阶层的地位,中间阶层表现出顽强性,最后,第三,由于工会斗争的结果,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提高了。[25]这三个方面既涉及到生产力,也涉及到生产关系,既涉及到经济的客体方面,也涉及到历史的主体方面,从政治经济学的领域触及了整个马克思理论大厦的根基。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它根源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使得资本主义生产表现出局部严密的计划性和整体的无政府状态,最后导致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伯恩斯坦认为,由于现代信用、交通通讯、统计科学以及企业主组织的发展,这种根源于生产盲目性的危机逐渐消失了,他把这些方面的发展看成是资本主义的“适应手段”。罗莎·卢森堡指出,这些所谓的“适应手段”,只是从现象上调节和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局部矛盾,实际上却是在使资本主义世界的无政府状态扩大化,使他们的矛盾暴露出来并且趋于成熟,不断地复制和再生产这些矛盾,加速自己走向灭亡(崩溃)的过程。正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资本的躯体可以经常改变,但不会使资本有丝毫改变。”[26]也即是说,资本形态的改变并没有改变资本作为资本的实质,而一些人恰恰是将这种现象的变化看成了本质性的变迁,从而置疑马克思的理论。罗莎·卢森堡的批判击中这种现象主义的实质,重申了马克思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真理性。

  由于伯恩斯坦认为资本主义出现了这些新的适应工具,使得资本主义危机并不是比以前范围更广泛、危害更严重,危机之间的间隔也并不是更短促。伯恩斯坦由此指出,非常有可能随着经济发展的迈进,一般说来我们将根本不再遇到一向的那种营业危机,并且必须抛弃一切把它当成巨大社会变革的前导的那种冥想。[27]罗莎·卢森堡以事实驳斥了伯恩斯坦的这一论断。她指出,伯恩斯坦在1898年刚刚把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当作废物抛弃,1900年就爆发了一个普遍性的剧烈的危机,而在7年以后,在1907年,一个新的危机又从美国出发扩展到世界市场,并且正是在这个资本主义“适应手段”(信用、通讯和托拉斯)最发达的国家闹得最凶。事实已经响亮的击败了资本主义适应论。[28]在罗莎·卢森堡看来,伯恩斯坦以1873年之后20多年没有出现普遍的经济危机来置疑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实际只是看到了表面的现象,问题根本不在于危机周期的长短,而在于马克思所分析的危机的内在结构和危机深藏的一般原因,它们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需要从总体性上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而不能只从个体资本家的立场出发来看问题

  卢卡奇曾经指出,罗莎·卢森堡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人们能够无限制地积累资本,那么资本的无限生命力就得到了证明”,“如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够无限制地保证生产力的提高,即经济上的进步,那么它就是不可征服的。”[29]在罗莎·卢森堡看来,资本主义适应论具有一些未被考察的理论前提。她说:“一般地说,资本主义生产能够使自己‘适应’交换这个假设,以下述的两者之一为前提:或者,世界市场可以不受限制地扩大以至无穷无尽,或者是,相反,生产力的增长受到阻碍,以至于它不会超出市场的框子。前者在物理上是不可能的,后者与事实相反,技术革命正在一切生产部门一步紧接一步地前进,每天在唤醒新的生产力。”[30]如果说罗莎·卢森堡在这里还只是一般地提及资本主义适应论的两个不能成立的前提,那末,《资本积累论》就是罗莎·卢森堡较为系统的理论考察了。在这一著作中,罗莎·卢森堡提出,封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剩余价值的实现成为一个问题,它有一种向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浸透和拓展的必然趋势,但是这一拓展必然有它无法逾越的界限。以此为基础,罗莎·卢森堡提出了她的有关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理论,成为这一领域的先驱。尽管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在理解马克思的理论方面存在着各种不足甚至误解,但是,如果说马克思的“资本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31]这一命题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限度的话,罗莎·卢森堡则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揭示了资本拓展的外在限度,从而进一步动摇了资本主义适应论和永恒论的理论前提。

  罗莎·卢森堡以一种辩证的总体观批判了资本主义适应论的方法论基础,认为资本主义适应论只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局部现象来看待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缺乏一种辩证的总体观,将事物和现象从总体的联系中割裂出来,从而不能抓住现象的本质。她说:“这个理论,把它所研究的一切经济生活现象,不是放在它们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体的关联上去理解,不是放在它们同整个经济结构的联系上去理解,而是把它们从这些现象中割裂出来,当作独立的存在,当作一部死机器的撤散的零件。”[32]按照卢卡奇的说法,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当它确实相信自己找到了万物中最具体的东西时,也就恰恰是它最偏离了作为一个具体总体的社会;……它就把某些完全抽象的东西当作具体的东西。”而真正的具体是作为整体性的存在,“具体的研究就意味着研究与作为整体的社会关系。” [33]罗莎·卢森堡认为,正是由于方法论上的错误,使得伯恩斯坦不能真正理解资本主义新现象的本质,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象上的变化当成了资本主义适应论的依据。罗莎·卢森堡认为,应该坚持总体的观点才理解这些变化。罗莎·卢森堡的经济分析中(主要是在《资本积累论》中)蕴涵的总体观在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得到了哲学式的阐发,在那里,辩证的总体观成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上的基本特征。

  除了从具体事实,理论前提和方法论基础方面批判资本主义适应论而外,罗莎·卢森堡还对资本主义适应论的理论后果做出了批判,指出资本主义适应论必然导致社会改良主义,否定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罗莎·卢森堡批判了在资本主义适应论基础上提出的各种所谓走向社会主义的具体措施——工会、社会改良和国家的政治民主化等等,指出这些改良措施并不能像伯恩斯坦所说的那样逐渐走向社会主义,而只是资本原则内部的自我稳定和自我调整。罗莎·卢森堡说,仅仅限于增加工资和缩短劳动时间的工会活动,实际上仅仅是根据市场的情况来调节资本主义的剥削,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本质。尤其是关于政治的民主形式、国家干预功能的发展等等,罗莎·卢森堡揭示了它们服务于资本主义统治的实质,根本不是要也不可能改变雇佣劳动本身。在罗莎·卢森堡看来,脱离了革命的基本方向,试图以这些方式实现社会主义,恰恰具有空想的性质,虽然在伯恩斯坦等人看来它们是最具体而现实的。不过,罗莎·卢森堡并没有因此而简单地否认这些方式的意义,而是辩证地指出:“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意义,在于它使无产阶级的认识和意识社会主义化,把无产阶级作为阶级组织起来。当人们把它们理解成直接使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化的手段时,它们不但丧失了为它们捏造的作用,而且同时也丧失了其他意义:它不再是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教育工人阶级的手段了。”[34]

  由于伯恩斯坦的资本主义适应论否定了资本主义崩溃的内在必然性,社会主义的根据就不是经济的原因,从而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在他看来,将社会主义的基础放在经济的必然性上,实际上是贬低了人类的判断力、正义感和公平分配原则。罗莎·卢森堡指出,伯恩斯坦这种将社会主义的基础放置在不服从科学必然性的意志自由上,放置在公平观念的基础上,完全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它早已由魏特林提出并被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深刻地批判过了。罗莎·卢森堡指出了革命阶级的主体意识同经济矛盾尖锐化之间的关系,她说:“社会主义决不是不论在任何环境之下自发地从工人阶级日常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它的产生只是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锐化的结果,又是工人阶级意识到绝对必须用社会革命手段来消灭这些矛盾的结果。”[35]如果资本主义的积累在经济上是无穷无尽的,社会主义所依据的极端重要的基础就消失了,甚至只得逃到那些依赖无产阶级革命决心推出社会主义的学派里去。[36]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就是辩证地扬弃了社会发展观上的绝对客观主义与绝对主观主义,亦即是经济宿命论与唯意志论之间的抽象对立。

             三

  如果社会主义的实现没有经济上的必然性基础,而只是依赖于工人阶级的意志、判断力等等,它就只是一个可以主观地坚持或放弃的随意选择,不再具有任何科学的性质。相反,尽管肯定和强调社会主义产生的经济必然性,但罗莎·卢森堡的思想与经济决定论之间却存在原则性的区别,她并没有将社会主义看成是一个无主体的自然的必然性过程,而是正确地强调了社会主义的科学基础是以资本主义发展的三大后果为依据[37],这三大后果既涉及到经济的客观过程,也涉及到阶级主体的因素以及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在《资本积累论》中,罗莎·卢森堡甚至指出,在资本主义触及到它的最终极限之前,存在着由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走向灭亡的可能性[38],对此保罗·斯威齐在他的《资本主义发展论》中也指出来了[39]。可以说,虽然罗莎·卢森堡以资本主义崩溃论来批判资本主义适应论,由于具备辩证的总体性思维,她的“崩溃论”概念并没有陷入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和宿命论。罗莎·卢森堡思想上的这一特点,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进行了卓越的阐释,我们无需祥述。

  关于适应论与崩溃论争论方面既全面而又简洁的概述是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中的第十一章“崩溃问题的争论”。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加入了批判资本主义崩溃论的统一战线,重新从经济上肯定资本主义适应论。其中有考茨基、希法亭等。考茨基就明确地指出:“指望有朝一日,危机变得那么广泛、持久,致使资本主义生产不可能继续进行下去并且不可避免地要为一个社会主义所替代,这样的一种预料,今日再也得不到支持了。”希法亭也明确地指出:“我对每一种经济崩溃理论一向都是深恶痛绝的……战后,拥护这种理论的,主要是布尔什维克,他们相信,我们现在正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边缘。我们没有理由害怕它。我们始终相信,资本主义制度的推翻,不是用宿命论的态度可以等待的,它也不是在这个制度的内在规律的作用中到来的,它必须是无产阶级的自觉行动。”[40]

  在这里,实际上他们是将崩溃论看成是一种纯经济的决定论了,我们已经指出,对这样的经济宿命论不仅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而且罗莎·卢森堡也是坚决批判的,她并不认为社会主义可能自发地在资本主义经济崩溃的必然性中产生。问题在于,罗莎·卢森堡并没有由此走向唯意志论,通过否定客观的必然性倒向单纯强调阶级“自觉行动”的抽象一端。实际上,罗莎·卢森堡正确地贯彻着马克思的理论指向,这就是在阶级革命的主体性和经济运行的客观性之间建立内在联系。只要资本主义的适应论能够成立,没有了经济因素方面的客观性,不管如何强调阶级的主体性,它都将失去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阶级的主体性就会成为一个唯灵论的概念,革命就只能是根源于主体的理性反思或本能冲动。

  马克思说,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41]马克思主义具有一种实践的品格,它始终让自己对实践保持开放,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因此,从历史来看,不管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还是批判常常都标榜自己是从实践出发的,是现实实践的变化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时”或需要修正,这似乎是一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比如说,当19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世界进行了第二次产业革命,带来生产力巨大发展的时候,紧接着就有了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适应论的出现。当20世纪第三次产业革命迅速展开,尤其是苏东剧变之后,各种资本主义的适应论、优越论乃至永恒论又都得到普遍的张扬。我们只要考察一下历史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或修正,就不难发现,今天的许多证据不过是古已有之的现实改版,比如说资本主义通过生产力革命带来的继续繁荣,国家干预对经济危机的化解和转移,中产阶级的壮大导致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主体的消解,无产阶级地位的提高从而失去了改变现实的革命意识等等,我们都可以从伯恩斯坦的论述中找到相似的原型,许多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的辩护大多是资本主义适应论的当代形式。

  然而,如果说当年出现的资本主义适应论处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上升时期,从而有可能遭遇类似于罗莎·卢森堡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力反思和批判,在目前的形式下,资本主义的适应论乃至于永恒论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实践中成了主流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民主形式被宣布为“历史的终结”[42],好像资本主义的适应性已经是一个历史实践打了包票的事实,从而此一问题不再成为一个问题被人们提及。对待资本主义的一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犬儒主义姿态随处流行,看来似乎是这样,有谁如今还在谈论资本主义的灭亡等等,将会被看成是过时了的传统遗孽。然而,更为尴尬的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在这一动摇了马克思思想根本的命题到处普及的同时,人们却能津津乐道地、心安理得地谈论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意义,并且宣称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身份。罗莎·卢森堡对资本主义适应论的批判,从而对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关系的理解,在上一世纪20年代曾被批判为右,而在30年代又被批判为左,这种忽左忽右的判定恰恰是因为批判者本身立场的漂浮,根本没有获得批判“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罗莎·卢森堡”的真正资格。

  也许正像罗莎·卢森堡谈论群众革命时所说的那样(“我过去存在,今天存在,将来也存在。”[43]),罗莎·卢森堡所关注的这一主题从来没有失去意义,越是在问题被闲置、被模糊的处境中,它越是具有一种潜在的爆破力量,只要问题并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已经被实践解决,它就将以各种形式永远纠缠人们,因为它是从根本上关系着人类历史和人类未来的原则性问题。如果资本主义适应论正确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那么,资本主义将成为人类最后的存在形式,任何试图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形式的努力都是不必要和徒劳的,它将失去历史的基础,而成为一个根源于道德的、伦理的唯心主义立场。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不是罗莎·卢森堡对问题本身的回答,而是她对问题的敏感和对问题具有原则高度的提法始终具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性。在今天的语境中重提此一问题,乃是关系着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性思考。而对于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命名自己的国家和社会来说,如果这一有关资本主义的存亡问题长期被回避而得不到有效的回答,情况将会十分糟糕。内容的变迁最终会冲决形式的束缚,这才是最重大的马克思主义现实。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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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2] [39] [40]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陈观烈、秦亚男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P211,P214,P214,P232~233。

  [2]为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相抗衡,巴西和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的左派力量从2001年起举办了“世界社会论坛”,探索资本全球化之外的另一种全球化,“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就是第二届“世界社会论坛”提出的口号,本届论坛在如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尼泊尔、意大利等国和美国的加利福尼亚等地举行了地区性论坛。“世界社会论坛”已成为世界左政党和非政府组织广泛参加的反对新殖民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舞台,而且这种左翼势力的影响目前在拉美国家的选举中一定程度上有所壮大。

  [3] [6] [33]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出版社,1992年,P40,P11,P103、104。

  [4] [18]罗·叶夫泽罗夫、英·亚日鲍罗夫斯卡亚:《罗莎·卢森堡传》,汪秋姗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P51,P51。

  [5] [36] [38] [43]罗莎·卢森堡、尼·布哈林:《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紫金如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P13,P85,P86,P13。

  [7]马克思:《雇佣劳动和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文第二版,P345。

  [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文第二版,P298。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46。

  [10] [19] [23] [24] [25] [28] [30] [32] [34] [35] [37]罗莎·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徐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P4,P2,P55,P3,P3,P12、 13,P13,P32,P28,P30,P4。

  [11] [13]爱德华·伯恩斯坦:《今日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实践》,何疆、王禺译,三联书店,1965年版(内部发行),P29,P29。

  [12] [14] [15] [16] [17] [20] [27]爱德华·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马元德等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P194,P195, P142~143,P184, P195,P199,P193。

  [21]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302。

  [26]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中文第二版,P345。

  [29]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德文第1版,第296页,转引自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P87。

  [3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中文第二版,P278。

  [41]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55。

  [42]可参见弗朗西斯·福山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转自:哲学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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