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马克思主义”（Late Marxism）是一个让人既感到似曾相识又觉得相对陌生的概念。之所以它能够让人感到似曾相识，是因为它一下子就让人联想到了“晚期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这个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核心概念，从而将它构想成为与之相呼应的某种马克思主义规划。而之所以它又让人感到陌生，是因为在具体的政治理论中，它主要是与杰姆逊1990年出版的争议很大的《晚期马克思主义：阿多诺，或对辩证法的坚持》一书联系在一起的。在这里，杰姆逊从20世纪70年代的反对立场走向拥护，将阿多诺的哲学解读为“晚期马克思主义”或“90年代的辩证法模型”。然而，他的这一解读遭到学院派学者的严厉批判，认为他不过是在借题发挥，阐发出来的其实是他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就是说，在一般的学术讨论中，晚期马克思主义被认为是杰姆逊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代名词。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终结之后，杰姆逊已经以自己影响广泛的理论著作在英语世界开辟了一种新的左派激进学术传统，晚期马克思主义也就因此超越他个人的理论思考成为一种思潮的旗帜。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已经对这一思潮进行过简单的定性描述，现在，我们则要以杰姆逊为中心对它进行更加细致的界定。

众所周知，较之于德语世界和法语世界，英语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要薄弱得多，尽管马克思本人是在英国这个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走向思想成熟的。在这个经验主义占据统治地位的世界里，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第二国际教条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斯大林主义的政治独裁而遭到广大左派知识分子的普遍质疑。1956年英法联军攻占苏伊士运河和苏联镇压匈牙利革命这两个事件在促使相当数量的左派知识分子向右转的同时，促进了更多左派的马克思主义化，新左派运动就此发端。而1956年也就成了这些新左派在反对共产主义的同时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起点。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佩里·安德森、特里·伊格尔顿、阿里夫·德利克等晚期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当年大多是新左派运动的弄潮儿或受到这一运动的深刻影响。在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他们受到了欧陆多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复合影响，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尤为巨大和深刻。西方马克思主义破除了教条主义的禁锢，使他们得以自由地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通过在各自领域（文学批评、美学批判、历史研究等）中的经验研究重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合法性。所以我们看到，虽然他们的研究一般都非常实证，几乎从不简单重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现成结论，但却像西方马克思主义那样坚定地继承了马克思以生产方式分析模式为核心和基础的理论遗产，并将之运用到一些马克思没有充分涉及的领域，得出了科学的结论，就此而论，他们应当可以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的继承人。

不过，在20世纪60、70年代，他们却引人注目地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表示了自己的蔑视，认为它是理论与实践脱离的产物，是一条失败的逻辑。现在看来，两者之间的这种分歧并不是哲学的而是政治的，更确切地说是关于革命策略的。由于受第三世界革命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激励，这些年青的新左派当时坚信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已经来临、资本主义的灭亡已经指日可待了，因此，真正革命的行动就是用理论去武装群众、去指导实践，从而让哲学在自己的世界化中消灭自身。而以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为代表的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却对资本主义的未来持一种悲观的预见，拒绝采取行动，坚持让哲学继续幸存下去，这自然是“一个巨大的失败”，这一失败归根结底是因为它“表现一种挽救自身和哲学化观念的意图，使它们摆脱时间上的盲目崇拜，摆脱停滞和持久的视力幻觉”。[1320]也就是说，革命形势的历史性高涨强烈刺激了他们的政治乐观主义，使得他们的注意力聚焦在现实政治斗争上，被放大了的政治分歧因此遮蔽了他们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传承关系，并抑制了他们对这一关系的自我意识。

在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杰姆逊和安德森等人其实都忘记追问一个问题，即为什么面对如火如荼的大好形势，阿多诺却依旧坚持自己的悲观主义?理论与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脱离固然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但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阿多诺基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现实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冷静洞识。在1968年题为“晚期资本主义，还是工业社会?”的公开演讲中，阿多诺重申了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40年代初对现实资本主义所作出的经济学判断，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按照资本的原则全面组织起来的社会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而且，较之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其危机也将更具毁灭性，但是其“自动的”毁灭却不再能够被预期了。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被管理的社会”中，资本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惟一统治，将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均质同一的整体，只要人们还是按照资本再生产出来的交换逻辑进行思维，哪怕他们的反抗行动再剧烈，都终将被重新收编为现实的同谋。不幸的是，当时的新左派都未能真切地理解阿多诺的良苦用心。

70年代中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的重新稳定，新左派运动开始分化、瓦解，并在1979年英国撒切尔保守党政府的上台后正式走向终结。在此前后，上述理论家们都被迫开始像阿多诺那样回到理论，清理自己因为革命而被暂时搁置在一边的思想。《政治无意识》（杰姆逊，1981年）、《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安德森，1980年）、《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轨迹中》（安德森，1983年）、《批评与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伊格尔顿，1976年）以及《资本的极限》（哈维，1984年）等就是他们进行反思的第一批成果，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可以将他们归置到一起的共同基础即生产方式分析范式。首先，他们都以某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为中介（比如杰姆逊以卢卡奇为中介、安德森以葛兰西为中介、哈维以列斐伏尔为中介）回到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肯定马克思本人可错性的同时强调了其生产方式分析范式的科学性和合法性。其次，他们认同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重新阐释，认为在资本的惟一统治下，从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社会心理到符码，社会存在的各个层面都是均质同一的，因此，生产方式分析范式可以有效地适用于所有这些领域。最后，他们认为在马克思的构架中存在某些“空场”，必须运用生产方式分析范式加以有效地填充。作为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时代一种新的左派激进思潮的晚期马克思主义就此发端。

就其核心范式而言，晚期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直接继承人，而它之所以还能因此被称为一种新的思潮，则主要是因为它所面对的是与后者所面对的工业性有着巨大差异的后工业性，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在后工业性这个空前复杂多样的资本主义新形态中的重新集结。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比，晚期马克思主义的“新”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它不再像西方马克思主义那样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惟一的或者说主导性的左派思潮，而是与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共处一堂，是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复杂多元的左派理论格局中的一元。第二，在继承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革命的社会主义乌托邦议程的同时，它更加强调国际主义战略，这突出地体现在它长期推崇的第三世界“飞地”抵抗上。第三，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为基础，在与当代资产阶级思潮的对话和批判中，它更加强烈地朝着符码和空间等全新的论域突进，具有一种让人眼花缭乱的修辞学外观。第四，它的理论凝聚性低，不再具有学派的统一性，更多地只是对一类旨趣、立场和观点相近的左派学者的指认。

就像我们在开头提到的那样，人们现在一看到晚期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就会自然地联想到晚期资本主义这个更加有名的概念，并把它理解为与晚期资本主义相适应的一种马克思主义解放议程。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晚期马克思主义思潮而言，这种理解是完全能够成立的。可一旦我们深入到这一思潮的发展过程之中，就会看到：晚期马克思主义术语的出现不仅要比晚期资本主义概念的出现晚很多，而且，它的出现本身还意味着一次重大的理论与政治调整。由于篇幅限制，我们将仅就杰姆逊在不同时期对晚期资本主义（der Spätzeit kapitalismus）和晚期马克思主义（der Spätzeit marxismus）共同的德文词头晚期（Spätzeit）的不同解释来说明这一点。在1984年公开发表的“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一文中，杰姆逊从曼德尔1972年用德文出版的《晚期资本主义》中首次引入晚期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对于这个概念，曼德尔和此前的阿多诺一致强调：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形态上的变化，但其本质和必然灭亡的趋势都没有变，不过，在曼德尔断言它是资本主义垂死的最高或最后阶段的地方，阿多诺却希望人们看到，它是一个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持久过程。也就是说，对于同样的Spätzeit，曼德尔强调的是它的即将终结的垂死性，而阿多诺则突出了它垂而不死的持久性。在80年代早中期的杰姆逊眼中，阿多诺已然是一个过去时，因此晚期资本主义自然就是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第三阶段。[1321]（pp.33-36）支撑杰姆逊作出这种选择的是当时尚处于高潮之中的第三世界革命和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内部正在展开的新社会运动。然而，随着资本的全球扩张和新自由主义的持续胜利，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运动终在80年代晚期进入历史上最黑暗的低潮，这迫使杰姆逊等晚期马克思主义者重新评估当代资本主义、调整自己的理论与政治姿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杰姆逊从德语中又一次引入一个新名词der Spätzeit marxismus，并强调指出，这里的Spätzeit不过意味着持久而已。也就是说，现实的发展使得杰姆逊等人被迫退却到自己以前曾激烈反对的阿多诺的立场上，承认晚期资本主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晚期马克思主义也因而必须是一种持久的当代需要。在对阿多诺的结论性评说中，杰姆逊这种渴望实践但却不得不依旧回到理论的复杂心态得到了最微妙的表达：“在他（阿多诺——引者注）自己建构时代精神的旨趣中，完全过时的垄断资本的学说，在我们自己的表象缺席的情况下，也许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表象，因为它激励他对这种制度进行了最深入细致的探讨，少了些偏执，多了几分效率，仍然可以为那些因当前无中心的状况而萎靡不振的人们树立榜样”。[1322]

2002年7月，杰姆逊再次访华，并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做了一次题为“现代性的神话”的公开演讲。这一在我们看来并没有什么出奇之处的演讲居然在国内学界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有其前铁杆追随者因此猛烈抨击他放弃了自己的第三世界立场，重又引来了西方文化的霸权。对于这一正在上演着的闹剧，我们目前只想说两点：（1）在对杰姆逊连续17年的热烈追捧中，国内学术界其实并不是真的明白他那深藏在让人眼花缭乱的后现代修辞学背后的晚期马克思主义立场；（2）和12年前一样，杰姆逊这次所调整的依旧是他的政治策略而非基本理论立场。也就是说，在现实历史发展的驱动下，晚期马克思主义正在进行新的一轮理论调整，它今后将走向何方，我们拭目以待。

注释：

[1320] 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M].广州：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p.46）.

[1321] 詹姆逊.文化转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322] Fredric Jameson.Late Marxism:Adorno,or,the Persistence of the Dialectic[M].London:Verso Books,1990.（p.224）.

• 源自《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 200302
• 作者：张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