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如果，在我们登山的途中，发现前人探索开辟过的路走着走着竟然成了下山的路，抵达山顶明显是不可能的了：看起来我们走上了一条歧路。此时，我们需要的是鼓起勇气，发出一声回到山脚然后重新出发的呼号。显然，在共产主义运动受到巨大挫折而社会主义者们又无所适从，在天堑边上徘徊时，或者沿着歧路一路下山时，我们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要发出回到马克思的呼号。要正确反思昔日共产主义运动遭遇的挫折从而重新开创共产主义运动就需要我们回到列宁去、回到马克思去。不同于黑格尔体系遭遇困局就有人呼唤回到康德去这种大厦倾覆重新筑巢的盲动，我们是要回到唯物主义历史观最早的阐述者那里，回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最早的开创者那里，反本溯源，重新发掘历史科学的真理价值。显然，这已经是全世界进步左翼的共识。
    固然，回到XXX这样的句式表达了对后来的理论家革命家的扬弃，但绝不是说我们只需要遵循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教条，无视历史的新动态而只顾闭门造车。毕竟，我们只有通过解剖巨人从而能真正站在巨人肩上傲视未来。本文通过重新叙述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为我们理清了马克思主义被修正被庸俗化的历史脉络。同样的，这也是我们回到马克思去的动员呼号，尽管作者很俏皮地加上了反省XX还原真相这样的真相党式的标签。

    作者：钟离不昧

    请大家先来了解一些经常被误解或混淆的理论观点。
    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具体策略是因地制宜的，马克思并未强制规定只许走某一既定道路。而TG所述“公有制”，须经过小生产的个人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国有化（此策略适用于对付在民主革命中形成的小生产海洋）逐渐向社会主义社会靠拢，在重建个人所有制（即建立公有制）时才能实现——到时就算国家还没消亡，政党也消亡了。尽管名称丝毫不差，却离题万里。自称初级阶段的某国，所有制形式竟如此“高级”，老马知道了会怎么想啊？
    马克思、恩格斯尚未提出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强调及运用次数最多）。这一说法由列宁首先提出，在毛的著作《矛盾论》发表后正式落户国内。但国人普遍缺乏起码的归类能力，加上长期存在的二元逻辑思维方式的负面作用，导致群众运动的效果与初衷严重异化、偏离，产生一系列社会混乱局面，直到80年代末的那个夜晚。国人的思考和处事方式至今仍深深打上这段烙印。然而，从哲学及逻辑学角度讲，对立统一的矛盾虽然普遍存在，但人们在家长里短中直接感知不多，接触的多属反对范畴：即除了A和B，总体中还存在其他N种情况。因此，将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轻易上纲上线是非常严重的错误。
    历史唯物主义于1892年恩格斯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刊行英文版所作的导言内提出，成为与辩证唯物主义并列的理论体系（之前叫唯物主义历史观，只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分支）。然而苏联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却在第四章第二节（该节由斯大林亲自执笔）将其完全扭曲。马克思曾明确表示，虽然新制度代替旧制度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但由于世界体系形成前各地相对封闭，形成的社会制度也不尽相同。他提出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社会形态，只在西欧社会发展进程中比较典型，不能生搬硬套到其他地方。斯大林却篡改为历史事件结果的唯一性，否定历史进程中诸多不确定因素和可能发生的变数。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可知论的机械解读（否认存在永远认识不到的事物）。当下，许多中国人谈起马克思，都无的放矢的说着与他完全无关的东西！着实可悲可叹……
    马克思所说的集体主义，必须以个人获得更大保障和发展为目标。在真正的集体主义下，个人的积极性将被极大地调动起来，累进为集体的利益。而集体的繁荣强盛反过来又为个人发展提供更大便利，形成良性循环的链条，最终演进为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平等社会（此即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到那时，社会发展将不再以牺牲某些个人的发展为代价，与个人发展实现真正的统一。
    马克思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中明确指出，新的社会制度应当继承和发扬以往社会制度的一切文明成果，同时变革前一个社会制度无法克服的弊端（即扬弃，亦体现否定之否定规律）。他的无产阶级专政观点，也以继承议会民主共和为重要前提。不同的是，民主的主体将不再局限于利益集团和精英，而归属广大劳工群众。只有代表劳工阶级权益的政党（无产阶级先锋党），才有法理资格参加选举角逐。此时的“社会主义”仍没有到达新社会（即理论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制度），尚处在旧社会到新社会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崇拜民主崇拜工人自发性是不行的。待到经济社会制度改造完成，才能完全实现无阶级差别、民治民享的大民主制度，（即按劳动单位划分选区的无党民主，政党这一旧时代的产物将退出历史舞台）。至于所谓“永远执政”之说，马克思是极其深恶痛绝的，实际痛恨程度远超自由民主主义者！把这些罪恶无端加在一个思想家头上，是根本说不通的。
    那么，原本进步、科学的思想是怎么被扭曲、篡改的呢？我们不妨来理清历史脉络。
    马克思在1842年写的《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和恩格斯在1843年写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分别首次使用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的“社会主义”一词，并赋予科学的含义。1848年，以《共产党宣言》的诞生为标志，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由空想变成理论。至1880年，恩格斯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正式提出科学社会主义概念。由于工人运动不成熟导致机会主义思潮泛滥，很长时间，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同义语来使用，而指代资本主义与高级共产主义之间社会形态的名称是社会民主主义，但并不严谨（杂糅过渡时期与真正的社会主义，不少机会主义思潮也以该称号自居）。直到1917年，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的核心部分重申马恩本意，科学划分社会阶段的论断在科社理论中才完全树立和继承下来。
    第二国际分化后，伯恩施坦派以拉萨尔和杜林为宗，对马克思理论进行有目的的删减与歪曲，以利于自己的政治诉求。尤其是混淆视听，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说法，的的确确成了马克思的叛徒。考茨基派一直犹豫不定，一开始想在两派之间做中间人，1912年以后演变为谁势头强劲就向谁靠拢（标志性事件：考茨基与潘涅库克的辩论，见《国家与革命》）。直到1921年拒绝接受列宁《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这一第三国际的准入原则，才与伯恩施坦派合并成立社会党国际。该国际日后明确背离社会主义主张，投向自由主义怀抱。因此，社会党国际是科学社会主义叛徒一说，完全成立。
    拉萨尔比马、恩年龄稍小，基本属于同一代人，是个典型的投机政客。早年曾流露出较强的斗争精神，因而多次入狱。后来投机性逐渐显现，晚年甚至与俾斯麦私通书信，进行权钱交易，并先于马克思组建了国家级工人组织。1864年因情在决斗中被杀。马克思曾说，如果拉萨尔再活几年，就可以看到他公开叛变无产阶级了。（杜林的生平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
    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中，第一个鲜明反对修正主义，捍卫和发展马克思理论的人不是列宁，而是罗莎•卢森堡。当她于1898年发表《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时，列宁还在西伯利亚流放（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分批解密了部分列宁未发表的作品，今后仍可能继续。暂不肯定他在早期没有相关著述）。
    列宁本人兼具先进思想和俄国社会、民族的落后性，他一生都在同这些落后性作斗争。相比之下，罗莎•卢森堡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理论研究上，并对列宁的许多政策进行批评指正。两个人成了很好的诤友。但罗莎•卢森堡最大的弱点是理想主义太过浓重，既要革命又不想过多流血，对革命与过渡时期的工人觉悟盲目乐观。这使她和列宁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同年出生，又先后入党，一开始都是列宁的追随者。但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上，托洛茨基却一反常态，站在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一边，使列宁的斗争原则没有通过。然而，他很快又认识到马尔托夫派的原则性错误，不到一年就跟他们分道扬镳。此后，托洛茨基既不支持布尔什维克，又不支持孟什维克，一直以党内超派别者自居，在理论上走中间路线。普列汉诺夫则在不久后基本告别政治活动，回归书房，潜心理论研究。
    此时，罗莎•卢森堡也与列宁产生了一定分歧。她对民主集中、民族自决等问题和列宁展开激烈辩论。和托洛茨基一样，卢森堡反对孟什维克的革命观，但又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布尔什维克的活动，希望看到俄国革命运动“欧洲化”。列宁则指出这些措施是俄国国情下的特殊情况，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不应照搬。
    1905年革命爆发，托洛茨基于12月4日被推举为彼得堡苏维埃主席（原主席赫鲁斯塔廖夫在12•3大搜捕中被沙俄当局逮捕，后遭杀害），成为革命的实际总指挥。列宁虽然与其理论分歧依旧，仍高度评价了他的贡献和苏维埃的作用（苏维埃诞生于此次革命激烈进行之中，是俄国工人阶级独创的代议机关，俄语工人委员会的音译。此举是本次革命的巨大硕果，以及未来革命活动的重要载体）。革命失败后，托洛茨基被沙俄判处终身流放（后来越狱逃跑）。他在流放地开始形成自己的政治主张——不断革命论。
    此后，托洛茨基坚决反对1912年社会民主工党六大开除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决议，并于第二年在党内发起成立了中派组织区联派；又在一战爆发后反对列宁变现代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策略。但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共同判断和坚持斗争的原则精神，使他们逐渐放下分歧，走向联合。与此同时，以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弗兰茨•梅林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也开始鲜明反对本党支持帝国战争的政策。他们于1916年在党内组建斯巴达克同盟，为日后德共的建立奠定组织基础。
    俄国二月革命后，列宁与托洛茨基先后回国。早在回国前，托洛茨基已率先提出继续革命的主张，但由于党内对革命阶段论（即革命不应超出某一历史阶段的任务，而提前推进到后面的阶段。这一策略主要针对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以致饱和的地方，对早已进入资本主义发展瓶颈的俄国并不适用）教条的认同，使列宁在主张继续革命时遭到强烈反对。托洛茨基成了唯一拥护列宁主张的革命领导，他的威望一度超过列宁。七月流血事件和八月科尔尼洛夫保皇叛乱暴露出临时政府的自私与软弱。二月革命成果岌岌可危，无产阶级、农民和士兵相继转向布尔什维克一边。革命主张在八月中旬获得通过，区联派亦加入布尔什维克之中（社民党内的孟什维克派别已于5月组建独立政党）。在之后的第二届全俄苏维埃选举中，布尔什维克一举超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成为第一大党，并与社会革命党左翼联合组建革命领导机关。托洛茨基再一次被推举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成为十月革命的实际总指挥。这一成就连后来的斯大林派都无法否认。
    按照预定主张，革命联盟在取得政权后，应立刻主导制宪议会，恢复被临时政府一拖再拖的制宪进程。即解散不作为的旧制宪议会，重新举行选举，由无产阶级先锋党掌握宪政主导权，以保卫革命果实并推动其继续向前发展。然而，这一进程在苏俄却异常不顺。首先，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孟什维克反对武装夺权，也拒绝与布尔什维克组建联合政府（孟什维克在1924年以前一直公开存在，1931年被苏联取缔）。因而联合政府只有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会革命党（1917年12月正式成为独立政党）两个十月革命的领导党派构成。其次，由于苏俄面积广大、交通落后、信息传播极为不便，广大腹地局势尚不明朗，导致新制宪议会的选举发生了可笑的倒退：刚刚在十月革命中被推翻的临时政府及其支持者们竟获得多数席位！执政联盟被迫宣布选举无效、解散制宪议会并无限期推迟选举。
执政联盟的以上举动立即遭到罗莎•卢森堡的强烈抗议。她撰写大量文章，批判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决策，警告如果继续忽视民主建设，苏俄政权将不可逆转的走向官僚极权。但与她的政治理想主义不同，列宁和托洛茨基此时更注重社会现实。只要国家一日动荡不安，他们就不会采取任何“节外生枝”的步骤。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布列斯特合约》，尽管托洛茨基和大多数人一样反对列宁屈膝求和的谈判（退出战争是十月革命前苏维埃对士兵的承诺），但他为防止党内分裂，转而支持列宁的主张。在其影响下，条约终以微弱优势通过。
    然而，左翼社会革命党却在这个问题上与布尔什维克出现了尖锐分歧。虽然因席位不够无法阻止合约批准，但他们以退出人民委员会（即政府）的方式进行了抗议（并未退出其它国家机关）。此后，该党围绕对苏维埃的态度分裂为三派。以党主席斯皮里多诺娃为首的一派，竟重操暗杀旧业，企图以刺杀德国驻俄大使的方式撕毁合约。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这才决定清除那些持冒险政策的左翼社会革命党人，但仍对十月革命做出突出贡献的领导人免予起诉。这为斯皮里多诺娃走上反苏维埃之路，以及左翼社会革命党的组织溃散埋下了隐患。
        随着欧洲其他国家，特别是德国和匈牙利革命的失败；以及对波兰战争丧失大片国土（这是托洛茨基、斯大林的第一次正面交锋，二人各有领导失误；也是斯大林培植个人势力的开始），使苏俄陷入极端不利的境地。然而，此时的列宁和托洛茨基仍将主要精力放在政权巩固上。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出现问题时，非但没有释放对政治民主的压制，反倒为集中更大力量对抗阶级敌人而取消了无组织形式的党内派别，并吸纳革命的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入党。这个结果进一步打压了苏俄的民主、监督力量，并与部分新经济政策一起，为苏俄形成官僚阶层、走向专制极权埋下了巨大隐患。因此，历史学家习惯称此年为“列宁和托洛茨基最沮丧的一年”。官僚集团现在需要铲除的，只剩下列宁创立的三驾马车制度，和它的坚定维护者——托洛茨基。
    三驾马车制度，是苏俄建国初期，列宁为防止中央集权下个人独裁的出现，将政府、党中央和军委并驾齐驱，相互制衡的体制。列宁和托洛茨基分别为政府首脑和军委主席，而斯大林则在1921年新晋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由于列宁身体欠佳（因1918年的遇刺），党政部门还由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负主要领导责任。
    斯大林自1904年以来，一直是布尔什维克的成员，并具备相当的理论基础。然而在当上总书记后，他却迅速成为官僚化领导人的代表（其非常迷信优秀技术官僚的作用）。而整个官僚化领导人群体又间接反映了新经济政策中成长起来的新资本家和新地主的存在。凭着对托洛茨基共同的敌视，他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迅速结成私党，抓住托洛茨基长期游离于布尔什维克之外及拥有俄国民众普遍反感的犹太血统，对其进行一波又一波的攻击。
    众所周知，列宁对待阶级敌人是古今罕有的心狠手辣，但他对阶级内部的不同意见者却始终过度宽容和仁慈（雷声大雨点小，对左翼社会革命党反苏维埃派别就是一例）。面对官僚化领导人的所作所为，已经因中风不视国事的他强打精神，彻底抛开与托洛茨基的理论、政策分歧，共同领导了一场反官僚斗争。包括与斯大林绝交、在遗嘱中严词批评并建议免去他的职务，甚至私下嘱咐他在必要时为自己执行安乐死！可惜，已经被官僚化群体把持的政治局，从联共十二大就开始半公开反对列宁的主张，间接造成他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而列宁也始终不愿以个人威望破坏三驾马车的机构原则。1924年初，列宁病情加重，不久与世长辞。这与当时联共中央和苏维埃反托洛茨基的氛围急剧高涨不无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托洛茨基始终不想让党内斗争扩大化。他天真的希望斯大林能改过自新，以避免国家重新走上政治斗争的恶性循环。即便十三大被打成“反列宁主义者”、十四大被剥夺军委主席之职，他仍旧幻想通过实现民主政治扼杀尚在形成的官僚阶层。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当斯大林将他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先后打倒时，人们才真正意识到此君的手腕。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走到了一起，试图力挽狂澜，但早已无济于事。1927年双方冲突进一步升级（包括二人对党组织急速扩张及4•12前后中国时局不可调和的对立看法），他被斯大林控制的中央开除了党籍。
    随着1929年走上流亡之路，托洛茨基实践了他不断革命的信条。以他为首的托洛茨基派，成为各国共产党中主要的反斯大林主义派别。但与另一位托派领袖陈独秀在1929年就提出“苏联已成为红色法西斯国家”不同，他起初不愿承认这一事实。直到希特勒打着民族社会主义的幌子上台，并轻松打垮德共后，托洛茨基才真正意识到苏联和共产国际已不可救药。（德共遭受如此溃败，一是因为建党三杰牺牲后逐步丧失独立思想、沦为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附庸，与社会民主党敌对使左翼力量内耗；二是拜国内特殊的社会环境，特别是阶级对立无法调和所赐）
    肃反期间，苏联曾三次缺席判处托洛茨基死刑，并有节奏地杀死他的多位亲人，藉此进行精神折磨。斯大林迟迟不对托洛茨基下手，既因为托洛茨基对国内没有影响力，海外托派也在清洗中被共产国际剪除过半；又由于苏联正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化），斯大林偶尔能借鉴托洛茨基的批判调整、改进部分政策。但当1938年托洛茨基成立第四国际，决心在世界大战中发起世界革命时，刺杀行动终于提上日程。在一次失败的预演后，克格勃终于在1940年8月20日得手。第二天，俄国1905年革命与十月革命的实际总指挥、共产国际和红军的缔造者，苏俄首任外交人民委员（1917—1918）、红军总司令兼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18—1925）列夫•达维多维奇•布隆施泰因（托洛茨基）在墨西哥逝世。
    历史总能让人惊奇。罗莎•卢森堡和托洛茨基当年对苏联官僚化之后每个阶段的蜕变乃至解体预测得几乎分毫不差。尽管斯大林利用既得政治优势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主张进行了颠覆性的篡改或扭曲，并将罗莎•卢森堡、托洛茨基等人及其追随者（即左翼反对派）打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但从那时起，恪守科学社会主义真理，坚持独立思考方针路线的理论家就从未间断过。德国的科尔施、匈牙利的卢卡奇、美国的斯威齐和比利时的曼德尔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从50年代起，曼德尔领导第四国际同斯大林主义和资本主义进行了近半个世纪的对抗。60年代，毛完全吸收不断革命思想并发动针对国内外修正主义和官僚化的斗争，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逐渐成为左翼反对派的主要精神力量。但朝野的普遍不理解（包括那些狂热的支持者在内），以及人口素质和社会发展水平不足造成的历史悲剧，却令他始料未及。冷战结束使人们开始摆脱门户之见、发掘被遮蔽的历史，上述理论家的思想价值才获得普遍尊重。
    在20世纪的国际形势下，共产党人、特别是执政者要认识到党的官僚化造成的危险比较困难。斯大林就没有这方面的觉悟，他以理想服务于现实为指导，反而认为卢森堡、托洛茨基的观点存在路线错误，是个典型走一步看一步的人；毛直到读过左翼反对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才大彻大悟，发动文化大革命，但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最终还是悲剧性地失败了。过渡时期、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官僚化等问题既是认识历史问题的关键（如中苏处在什么社会阶段，中苏变修的原因），同时也是我们以后提出社会主义前景、更久以后建设新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础。前人的血不能白流，他们的失败要为我们的成功奠定基础。这样马克思在九泉之下也能安息了。

注：
①托洛茨基1923年在《新方针》中就已经同时主张回到议会民主并执行加速的有计划的工业化。
②1924年列宁去世后，当权派大量吸收觉悟不高的普通工人入党，号称「列宁号召」。这一活动的目的是以落后群众稀释党内觉悟分子的比例。50年代，TG曾采取各种措施严格限制党员规模，后来同样被钻了空子。
③在只有一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情况下，苏维埃政权根本无力将国家由过渡时期推向真正意义的社会主义。若想在孤立、敌对的国际形势下保住革命果实，迅速获得抵抗潜在外敌入侵的实力，只得快速建立强大的工业体系和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权组织。斯大林无疑是领导并实现上述措施的最佳人选（某种意义上是唯一人选）。从这个层面上说，苏联甫一成立就已经注定了悲剧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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