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原理 2012年04月03日 20:19

回到列宁,却脱离马克思恩格斯?

[美]奥古斯特·H·尼姆兹 著 ;李百玲 译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2期

  [摘 要] 最近有一种赞成重读列宁的倾向,却包含着将他从马克思恩格斯事业中抽离出来的危险。仔细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问题的著作,以及列宁直到《怎么办?》之前的一系列著作中所讨论的主题,就会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事业与列宁之间的距离这一长期以来的假设有不同的看法,甚至会得出更加普遍化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准确地预言了俄国革命,青年列宁通过必需的手段使他们的计划变成现实。列宁不仅在俄国,而且也在德国,用马克思和恩格斯而不是考茨基和德国党的观点和纲领理解和回答了俄国的发展问题,这使列宁不仅能看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实力,也能洞悉它的弱点。

  [关键词] 列宁 马克思 恩格斯 德国社会民主党


  在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有一个颇有潜力的积极发展是新兴起的对列宁的兴趣。最近出版的一部论文集(Lenin Reloaded:Toward a Politics ofTruth)反映了2001年召开的一次有关俄国革命的会议的主要内容,这部重量级的论文集是由会议的参加者之一——拉尔斯·利赫(LarsLih)在2006年提前定下来的。利赫本人的著作(Lenin Rediscovered:What Is to BeDone?)则专注于列宁最著名的著作之一《怎么办?》,还附有一个改良的新译本。这两部著作的问世很值得祝贺,不过同时也要有所警觉,因为它们都暗中强化了或自觉不自觉地老调重弹了在马克思学神话中所假定的列宁的事业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距离。这么做就失去了一个继续肯定列宁的更加具有说服力的机会,至少对那些持此观点的作者来说是如此。

  人们没有充分强调列宁相对于马克思的外在性:他一开始并不是马克思核心集团的成员。

  事实上,他从未与马克思或恩格斯相遇。此外,他来自于“欧洲文明”的东部边界地区。……列宁强有力地置换了马克思,将他的理论从其原始文本中抽离出来,并将其植入其他历史时刻,从而有效地使其理论普遍化。[1]

  可能这只是一种吸引读者注意力的说辞,但是不幸地是,它支持了假设的距离论。文集的17位作者中,很多是非常著名的,但只有斯拉沃热·齐泽克和拉尔斯·利赫对列宁及他的马克思来源作了清晰的阐述。

  利赫提出的问题是:“列宁在哪里获得的灵感?他自然是从马克思那里获得的,但是更具体、更确切地说是从马克思在欧洲社会民主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特殊化身那里得来的。在利赫的许多著作中,都详细阐释了这一观点。总体来看,他阐述了德国党的成功之处、它的历史以及曾经的成就。全世界社会民主党最成功的例子就是给予青年列宁以信心,使他坚信这一切同样能够在俄国实现。利赫的中心论点是认为《怎么办?》直接继承了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传统。

  利赫在引证列宁在《怎么办?》之前以及《怎么办?》等著作的基础上指出,在青年列宁刚刚形成革命纲领和政见的时候卡尔·考茨基这位所谓的社会民主党“教皇”对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关键的证据是,列宁在1894年翻译了考茨基最流行的著作,即对德国党纲领——这个纲领在1891年爱尔福特会议上通过——的评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在1899年为俄国社会民主党撰写的纲领草案中,列宁写道:“我们决不怕说,我们是想仿效爱尔福特纲领。”[2]对于利赫来说,同样重要且引起争议的是在《怎么办?》中援引考茨基的“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这就是利赫用“俄国的爱尔福特分子”来描述列宁的证据。

  与“教科书”的说法相反,也与某些列宁的左派支持者相反,利赫认为把列宁置于欧洲社会民主党之中是合适的,至少在他思想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但是“作为马克思的特殊化身”这一表述方式的问题在于,它掩盖了列宁如何不依赖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考茨基,独立掌握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纲领和事业这一事实。我认为,列宁是通过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著作而不是通过考茨基的著作掌握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能够更加准确地评判德国社会民主党及其领导人的优缺点——尽管在《怎么办?》中他仍赞同党是一种组织模式。不同意关于列宁的这一根本事实,就不能理解为何他会最终放弃德国党和包括考茨基在内的德国党的领导层。

  就在列宁翻译《爱尔福特纲领解说》的同时,恩格斯就考茨基在政治罢工时写的一篇文章发表了评论。恩格斯揭示了“它的作者与现实的党派运动失去联系的程度”。当然,列宁决不会知道恩格斯对考茨基的不那么肯定的评价——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认为这只是他自己的批判,而且这种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教皇”。

  这里要说的决不是对利赫令人印象深刻的极有价值的800页重读《怎么办?》的书评,尽管不提及此,后面的论述将是不充分的,但是比较而言,关注他的“俄国的爱尔福特分子”的独特观点,是以他整理的特定证据为基础的,即把列宁《怎么办?》之前的著作都包括在内。因此,不需要强调布尔什维克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连续性这一更宏观的问题。对于这个非常有限的目标来说,那是一个在未来有必要更加详细研究的课题,对于列宁的纲领和政治学谱系,则是必需的。

  我也要指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没有人比列宁这个从“欧洲文明的东部边界”来的居民更好地领会了他们的思想和政治学。中心性而不是外在性是最好地描述列宁与马克思恩格斯事业的关系的语汇。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竟为他们准备了如此的“讽刺”。我现在要为这些说法提供证据,一个必需的出发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纲领和政治学,因为它与俄国的发展有关(也是未来任何研究布尔什维克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连续性所必需的)。

一、马克思恩格斯论俄国

  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IWMA)即第一国际在伦敦成立,马克思迅速成为领导核心, 6年之后,俄国青年人恳请他在其管理机关——总委员会中作为俄国流亡者团体的代表,自此马克思正式开始与俄国革命运动建立直接联系。他认为这一要求是对他以前反对俄国的一种讽刺。但是马克思严肃认真、充满热情地对待了这一要求,此后直到他1883年逝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的12年间)都将俄国的发展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

  1863年,俄占波兰地区农民运动爆发,马克思期望它会在俄国同胞中引发革命,“熔岩将会从东流向西”,换句话说,社会革命将会从沙俄开始并向西扩展。这一结论挑战了按照马克思学的标准——利赫可能会称之为“教科书”——解读两位革命家所得出的结论,即马克思恩格斯曾打算将他们的观点只用于先进的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对于他们两人的进一步政治性阅读推翻了这一结论。西欧革命进程的历史命运,正如马克思讽刺性地在1857年提到的那样,依赖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发展——那些地方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真正的战场。

  马克思担任第一国际的领导人使他声名远播,同时随着1867年《资本论》的出版,使俄国流亡者团体非常关注他。他们想请马克思担任支部在总委员会中的代表,正如他们在信中所解释的那样,因为这说明“俄国和德意志革命运动的特征极为相似,而且马克思的论著在俄国青年中广为人知,深受欢迎”。马克思的著作也非常具有吸引力,有一些著作于1872年开始用俄文出版,这是第一种非德文的版本。8年后,马克思评论了其著作在俄国的出版情况:《资本论》在俄国“比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有更多的读者和受到更高的评价”。所有这一切都很值得注意,因为它再次与标准的版本相矛盾,即把他的思想假设为不适用于欠发达国家。激进的俄国人显然不同意这一点。

  在为《资本论》做研究准备期间,马克思非常关心俄国的发展情况,尤其是农民问题,这促使他在19世纪70年代初开始学习俄语。有两位民粹派社会主义者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对他产生了影响,其中一位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他最流行的著作于1863年出版,是一部小说,题目就是列宁将会使用的《怎么办?》。在读完另一位民粹派社会主义者恩·弗列罗夫斯基(N·Flerovsky)所写的《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后,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称其为“继你的《工人阶级状况》这一著作问世以后最重要的一本书”[3]。他指出:

  在研究了他的著作之后可以深信,波澜壮阔的社会革命在俄国是不可避免的,并在日益临近……。这是好消息。俄国和英国是现代欧洲体系的两大支柱。其余一切国家,甚至包括美丽的法国和有教养的德国在内,都只具有次要意义。[4]

  5年后,恩格斯准确地预言,俄国的社会革命“对德国的反作用也是不可避免的”[5],虽然用的时间比他预期的要长一些。此后直到逝世,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把俄国革命的发展放在优先地位来考虑,而这个事实几乎被所有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忽视。

  1871年3月的巴黎公社武装起义第一次使马克思恩格斯直接与年轻的俄国革命者进行政治合作,尤其是托曼诺夫斯卡娅(Elisaveta Dmitriyeva To-manovskaya),马克思一家曾在1870年夏天帮助过她。马克思对于巴黎公社准确信息的需求是她去巴黎的原因之一,在那里她创建了“保卫巴黎和护理公务员妇女联盟”,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分支,并最终成为公社的领导者之一。通过她,马克思能够对巴黎公社的倡导者提供策略上的支持和实际斗争中的建议——例如迫切需要与各省农民结成联盟。巴黎公社运动一年后,恩格斯谈起像托曼诺夫斯卡娅这样的俄国年轻人以及其他与他们一起工作的人时说道:“有些人就其才干和性格来说无疑是我党的优秀人物;这些年轻人的刚毅和顽强的性格以及理论素养,简直是惊人的。”[6]

  俄国年轻人想从马克思那里找的是有关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未来前景的理论。更具体地讲,俄国能否在保留完整的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转变,还是必须要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呢?之所以没有明确的答案,是因为马克思认识到俄国仍然处于他难以作出绝对判断的进程之中。他起草了许多复信草稿,但是从未邮寄出去,这些草稿表明了他对这一问题的广泛研究。在1881年致维拉·查苏利奇——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党劳动解放社的创建者之一——的信中,他写道,为了使公社能够成为社会主义转变的基础,“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7]。换言之,正如他在一封复信草稿中所说的那样,“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

  1875年,恩格斯在马克思的敦促下与俄国民粹派成员彼得·特卡乔夫(PeterTkachev)进行论战,驳斥了民粹派认为俄国农民是“本能的革命者”的说法,他严厉警告了那些“过早的起义尝试”这一民粹派倾向,因为“俄国无疑是处在革命的前夜”。[8]恩格斯准确地预见到了革命发生的情况,尽管不是他预期的时间而是30多年之后。

  在集中于首都的那些较开明的国民阶层中间越来越意识到……变革已经迫近,但同时也产生一种幻想,以为可能把这个变革纳入安静的立宪的轨道。这里,革命的一切条件都结合在一起;这次革命将由首都的上等阶级,甚至可能由政府自己开始进行,但是农民将把它向前推进,很快就会使它超出最初的立宪阶段的范围;……对全欧洲具有极伟大的意义。[9]

  两年后,俄土战争爆发,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这场战争将会引发社会革命。1904—1905年的俄日战争作为一个突发事件,事实上成为1917年俄国革命的先导。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俄国社会革命一旦开始,必将向西扩展,从而引发“整个欧洲的急剧转变”。事实上,“俄罗斯沙皇制度的覆灭……便成了德国无产阶级取得最终胜利的首要条件之一”。1882年,恩格斯在给一位关系密切的德国党员写的信中指出,下一个国际形成之日,必将是革命时机成熟之时:这样的事变正在俄国酝酿着,在那里,革命的先锋队就要出击了。照我们看来,应当等待这一事变以及在德国必然产生的反应,——到那时,采取伟大的行动和建立一个正式的真正的国际的时机就到来了,不过到那时,它再也不会是一个宣传的团体,而只能是一个行动的团体了。[10]

  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预言,因为1917年的俄国革命确实导致了1919年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建立,而它也自豪地宣称自己信奉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纲领。

  1882年,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写道:“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11]对于俄国农村公社的未来,他们仍作出了最清晰的回答:“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2]此时已是马克思生命的晚期,距离他的逝世只有15个月,但他仍然密切关注着俄国的农民问题,这也是青年列宁最初研究的问题。

  俄国革命前线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点燃了马克思的革命热情,成为他直到逝世前关注的中心。马克思在逝世前三个月,与他的女儿劳拉分享了他的思想在俄国的声望带给他的喜悦。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仍在世12年,这样恩格斯能够把更多的纲领和政治学说具体化,与他的新同志一起研究俄国问题。恩格斯与流亡者团体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与查苏利奇,还有联系相对不那么密切的普列汉诺夫。当他介入流亡者组织的政治和内部争论时,他有意识地降低了干预的要求,作出更广泛的党的承诺。然而,他曾经向查苏利奇提出建议,这在列宁的《怎么办?》中多有提及,尤其是他要求对俄国运动进行公开辩论。俄国的发展呈现出急剧的资本主义化,“很大一部分农民愈来愈快地无产阶级化,旧的共产主义公社也愈来愈快地崩溃”。至于为了“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是否需要保存足够多的传统公社,他没有明说:

  但是有一点是无庸置疑的:要想保全这个残存的公社,就必须首先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必须在俄国进行革命。俄国的革命不仅会把民族的大部分即农民从构成他们的“天地”、他们的“世界”的农村的隔绝状态中解脱出来,不仅会把农民引上一个大舞台……俄国的革命还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从公社那里还是从资本主义那里,都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改造。[13]

  因此,可以毫不怀疑地说,与后来的斯大林主义者对马克思恩格斯观点的所有扭曲相反,如果西欧的资产阶级统治不能被它的无产阶级推翻,俄国便“永远不会实现社会主义转型”。俄国革命不仅是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推动力”,而且其革命本身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欧革命成果的制约。在后来的历史中,这个预设被进一步有力证实,虽然处于其中的俄国人民命运悲惨。

  恩格斯的设想中缺少了俄国无产阶级。直到恩格斯去世一年后,列宁及其同代人中发生了政治生涯中的剧变, 1896年圣彼得堡纺织工人举行大罢工,这是俄国首次大规模的工业罢工。如果恩格斯还在世,无疑他会把工农联盟纳入他的考虑因素中,像他和他的伙伴为德国和法国等国所作的那样。列宁吸收了他们丰富的遗产,并进行了有计划的调整。

  这一简短的概括表明,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使用不确定的术语,相反,再次与通常的标准版本的比较,马克思恩格斯在政治上纲领上都很熟悉“欧洲文明的东部边界”,就像他们身临其境一样。由于他们的算术而不是他们的代数学在关于俄国社会革命时间的选择上是错误的,所以他们将只会惊诧于革命没有在他们所预料的不久之后便发生。

二、青年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了解

  在俄国的发展过程中,恩格斯关注的是1891—1892年发生的干旱和大饥荒对俄国造成的严重破坏。尽管恩格斯不了解饥荒发生的相关细节,但他正确地预见到其政治反应。按照托洛茨基在《青年列宁》——这是研究列宁前彼得堡时期的最好资料来源,虽然还有争议——中的说法,大饥荒对于列宁的政治轨迹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亲眼目睹这一危机,使列宁坚定了信念,唯有激进地改造俄国社会才能阻止这种由于大的自然灾害而造成的社会混乱——这也正是恩格斯得出的结论。

  要理解青年列宁如何了解以及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哪些理论,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考虑到他非同寻常的语言能力早在1891—1892年大饥荒之前就具备了。他的德语技能使他在18岁(即1888年)的时候就能阅读《资本论》。

  1899年,列宁搬到了伏尔加河地区的萨马拉,那里受到饥荒的影响非常严重,他更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的政治学和纲领。一年后,为了便于使用,他组建了一个研究小组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俄文。翻译过程需要对文本的深入理解,而不仅仅只是能阅读。在饥荒发生期间以及结束之后,列宁投入到《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二卷的研究工作中(恩格斯到1894年还没有完成第三卷)。以托洛茨基的观点看来,“马克思从未有一个比他更好的读者,一个比他更加聪敏、更加应当感激、更加专一能干的学生。”托洛茨基经进一步研究得出,萨马拉时期,尤其是1891—1892年,列宁第一次有意识地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列宁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熟悉的时候,在一次散步中告诉卡尔·拉德克,他在拿到劳动解放社的出版物之前,不仅研读过《资本论》,还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他对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也很熟悉,没有这个前提就不能到达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位置,这发生在1891年。

  在1921年党的普查表中,列宁填写他的革命活动开始于1892—1893年的萨马拉。列宁在1904年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我产生了巨大的无法忽略的影响”,明确这一点很有必要。正如已经提到过的,马克思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评价很高,就像《资本论》应该主要归因于费尔巴哈和青年黑格尔派一样。因此,马克思可能会赞同,阅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对于俄国青年人理解马克思的分析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阅读《资本论》和其他著作是必做的一件事。这正是列宁在他的萨马拉末期(1889—1893年)开始做的事情,即用马克思的方法来分析俄国现实,尤其是农民问题和农村公社跨越资本主义私有制问题——这是马克思晚年研究的重要问题。几个月之后的1894年,在列宁第一部运用《资本论》而写的分析性著作中,他与恩格斯在实质上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正如上文提到的:“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成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

  进一步阅读列宁的早期著作和通信,至少那些由《列宁全集》编撰者所编辑的著作,揭示了他的作品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相似度。除了《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二卷、《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之外,他还阅读、作笔记或援引了《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与卢格的通信、《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社会主义:乌托邦与科学》、《论住宅问题》、《论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1895年5月至9月的第一次西欧之旅过程中,列宁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呆在苏黎士、日内瓦、巴黎和柏林的图书馆里,进一步加深了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认识。他回来后不久写的文章《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特别是他撰写的关于即将到来的俄国革命的过程和任务。到1902年列宁写《怎么办?》时,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加熟悉,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都在他的阅读清单上。

  然而列宁却很少涉及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在可以称为列宁的公开宣言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以下简称《人民之友》)这一写于1894年的著作中,他只在社会民主党反对民粹主义的辩论中引用了1次考茨基的说法,他却引证了马克思41次,恩格斯14次。完成《人民之友》不久后的西欧之行无疑让列宁第一次阅读了许多德国党的文献,但是也没有明显改变这一引用率。在包括《怎么办?》在内的列宁的全部著作中,考茨基被援引了42次,而马克思被援引了151次,恩格斯是59次。《人民之友》蕴含了《怎么办?》的核心观点,尤其是号召无产阶级为政治民主制而斗争。正是这一宣言,尤其是最后一部分,明确而权威地表达了列宁的观点,他用社会民主党(但没有提到德国民主党)的名义提供了充分的理由,证明他如何完全彻底地掌握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尽管列宁非常尊重考茨基的权威性,但他却宁愿选择直接回到考茨基权威性的来源那里——我认为,正是基于这一点,列宁才有信心最终与德国党决裂。

三、列宁所了解的德国社会民主党

  利赫用来证明列宁作为“俄国的爱尔福特分子”的证据是准确的,但是却忽略了其他证据,那些证据蕴含了当未来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写作《怎么办?》时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更加现实或者说更加冷静的看法。

  在利赫的论述中明显缺少青年列宁对伯恩施坦和德国党自身的修正主义等所有重要问题的反应。当伯恩施坦对马克思的批评开始在民粹派圈子里受到注意的时候,列宁作出了他所能作出的迅速反应。在流放西伯利亚期间,列宁最终找到了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问题》,经过研究后将其斥为机会主义。尽管考茨基首度公开攻击伯恩施坦是在1898年9月党的斯图加特会议上,比列宁的批判大约提前一年,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列宁在开始他自己的批判前在等着听取考茨基或是德国党的其他领导人说了什么。列宁认识到只是批判德国党在俄国的回声并不够——这是利赫唯一关注的——而应该找到回声的来源。他通过自己的方式,不依赖于德国党完整地领会了马克思,这一点使他具有了批判的信心。

  在他的批判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对伯恩施坦的诡计——英国费边主义改革者的德国版本——的批判,列宁得出了与恩格斯至少在1892年得出的相似结论。列宁和他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翻译了悉尼和比阿特丽斯·韦伯夫妇的《工团主义历史》这一部重要的费边主义文献,这无疑解释了他为何能够得出相似的结论。再强调一次,列宁掌握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纲领,但他独立于恩格斯也是很明显的。同时,他开始着手进行批判,这是他独立于德国党的宣言。伯恩施坦问题的意义就在于,它是列宁的一个信号,清楚地表明尽管德国党曾是欧洲社会党的历史性旗舰,但它并非没有缺陷,至少在它最受尊敬的一个读者看来是如此。

  列宁在写作《怎么办?》时,有机会阅读恩格斯1891年所写的对德国党的批判,尤其是他对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所起草的《爱尔福特纲领草案》的批判。列宁非常重视由考茨基编辑出版的德国党的机关理论刊物《新时代》,尤其是他把1901—1902年的《新时代》期刊寄给了普列汉诺夫。此时普列汉诺夫正致力于为新《火星报》起草纲领,列宁在附言中说:“上面有恩格斯和考茨基写的关于纲领问题的文章,这可能对您有些用处。”尽管草案采用的是恩格斯的观点,较之以前的如《哥达纲领》之类的纲领有明显的进步,但是在涉及政治要求时,仍存在着一些致命的缺陷。在恩格斯看来,“正好现在由很大一部分社会民主党报刊中散布的机会主义证明了”[14]。

  恩格斯最关注的是草案没有明确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核心政治要求,政治民主要通过与之不可分割的民主共和国达到。“如果说有什么是无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15]在恩格斯看来,没有提出民主共和国的要求是德国党的领导人为了不触及德国的“半专制制度”而采取的策略。与这种策略有关的是他们幻想通过合法的选举手段来夺取政权——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议会社会主义的道路。他指出,德国的现实“证明了以为这个国家可以用舒舒服服和平的方法建立共和国,不仅建立共和国,而且还可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多么大的幻想”。“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16]恩格斯注意到这些问题没有在党内充分讨论,所以这一点在他的批判中反复提到。

  如果民主共和国的合法要求不能明确在纲领中表达——这就有更多证据支持了恩格斯的“半专制制度”的说法——他提供了一个可替代的表述:“把一切政治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议机关之手。”[17]在爱尔福特纲领最终草案中,他的建议出现在10个要求中的第二条:“行政机关由人民选举,它们要履行职责和承担责任。”恩格斯感到他的干预大体上是成功的,但是对于党的方向仍要继续保持冷静。当倍倍尔在1894年“以充分的根据诉说党正在资产阶级化”,“这是一切极端党派刚刚成为‘可能的’政党时的不幸”时,恩格斯仍是乐观的,他认为仍然有时间阻止党滑向改良主义。他表示在六个月内不再参与斗争。

  列宁进行研究和批判的意义在于,他第一次了解到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发展方向的忧虑,担心机会主义倾向将会转变成毒瘤。尽管利赫并没有强调“俄国的爱尔福特分子”的事实,我仍然要指出,结合列宁对伯恩施坦的认识,他能更加冷静和准确地理解德国党。列宁亲眼目睹了这一事实,尤其是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常领导。恩格斯批评了德国党的领导人在一个关键问题上没有讲原则,这恰恰正是列宁非常坚持的问题,即社会民主党员在几近专制的俄国需要为政治民主而战斗。列宁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相较于阅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文献更增强了他的信心。如果说德国党曾经给予列宁灵感,正如利赫强调的,在他阅读了恩格斯所写的批判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列宁在阅读了纲领草案批判并将其寄给普列汉诺夫之后不久,便将《共产党宣言》视为“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福音书’”,这一点决非巧合。在《怎么办?》的第四部分,列宁用毫不含糊的语言清晰地阐明:德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近期任务都是为政治民主而斗争。换句话说,与查阅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些个别资料相比,列宁现在更加推崇原始文献。

  正如上文提到的,利赫的“俄国的爱尔福特分子”这一观点重要的证据是列宁在1894年翻译了考茨基最流行的著作《阶级斗争》(《爱尔福特纲领解说》)。将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如何夺取政权所持的立场与《阶级斗争》中的相关部分“政治斗争”进行比较,就不难发现一个并不算小的区别。考茨基强调的是利用议会,恩格斯看到的是需要“打碎”国家机器,“用暴力来炸毁这个旧壳”。不管考茨基有意还是无意,都很容易明白他的广泛传播的观点是为社会民主党的议会社会主义道路服务。恩格斯只有空阅读考茨基手稿的“前16页”,因此我们不知道他对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的看法。不过,后来列宁找到了恩格斯为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政权作出的指示(在《怎么办?》中),认为要比考茨基的说法更加有吸引力。

  列宁可能并不知道,恩格斯并不是第一次进行批评了,他和他的战友早已批判过德国党领导人的机会主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宝库中非常重要的文本之一《1879年通告信》中,他们就曾批判过德国党领导人,因为他们将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职责推给了三个新党员,而他们的观点与革命观点是相反的。考虑到后来的历史发展,有必要提一下,三位之一就是年轻的爱德华·伯恩施坦。马克思和恩格斯致信编辑部,“不可能再继续为它撰稿”,并与该报决裂,因此其领导人包括伯恩施坦在内,亲赴伦敦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会见以解决他们的分歧,力图达成双方都满意的结果。因为《1879年通告信》在1931年才全部面世,那时斯大林对揭露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根源很感兴趣,而列宁则不太可能熟悉它——至少在写《怎么办?》之前并不熟悉。当然,列宁也不太可能知道马克思对考茨基的负面评价:“是一个平庸而目光短浅的人,过分地聪明和自负。”这是马克思与考茨基在1881年的第一次会面后作出的评价。在马克思生命的最后两年也没有什么证据显示马克思改变了观点。列宁同样也不太可能知道,倍倍尔而不是考茨基是恩格斯在德国党内最尊重的人。倍倍尔的工人阶级出身和政治觉悟对恩格斯尤其有吸引力。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在某种程度上怀疑党内知识分子视考茨基为他们的指路灯的做法。佐证是恩格斯写了对考茨基关于法国革命的一系列文章的评论。

  列宁不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党领导人的真实看法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当然是指在写作《怎么办?》时——他们两位所写的大部分东西被有意隐藏了,因为他们的信中充满毫不留情的批评,甚至倍倍尔这位几乎很难激发他们怒火的人,也感到为了维持与受到他们嘲笑同志的良好关系,被迫要承受这些责难。1913年首次出版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完整的《1879年通告信》的一个预告版,事实上有大量的删节,大部分内容在伯恩施坦编辑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编年史中。

  在《怎么办?》问世两年后,列宁出版了另一部重要著作《进一步,退两步》,解释了俄国党在1903年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分裂。列宁很快发现德国党的领导人,尤其是考茨基,与他的对手孟什维克站在同一战线。德国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的主编考茨基,发表了罗莎·卢森堡著名的但是很有倾向性的对列宁保卫布尔什维克的批判文章,但却拒绝发表列宁的回应。托洛茨基这一列宁当时的对手对列宁的诽谤,在考茨基的刊物中也是受欢迎的。

  到1907年,列宁已经发现德国社会民主党正在变质。对列宁来说,没有比党在殖民问题上的态度更有启示意义的了。在1907年斯图加特第二国际代表大会上,党内多数派在伯恩施坦的操纵下,支持通过一份决议草案——最终被推翻了——公然宣称:“大会并不在原则上和在任何时候都谴责任何殖民政策,殖民政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起传播文明的作用。”[18]列宁和多数代表一样,大致如他提到的,从国家不能进行殖民侵略出发,谴责“社会主义殖民政策”。“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令人痛心的现象,就是一向捍卫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点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次却动摇不定或者说采取了机会主义的立场。”[19]

  随着1914年的“八月炮火”,列宁与德国党彻底决裂。德国党议会党团的决议——也是那些其他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决议——投票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明显违背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先前达成的协议,最终导致了分裂。为了弄清党何以为战争辩护,以及党为何会鼓励他妥协,列宁决定不回到马克思那里,而是再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方法论的来源那里。如果说为了研究与考茨基和德国党有关的问题,列宁曾被迫回到前者的思想和纲领的来源——马克思恩格斯那里,那么这次为了这一关键问题,即如何解释德国民主党的变质,列宁在一战爆发后的两年中一直致力于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方法的来源,即研究黑格尔。当文学与生动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时,也发生了转向,这是德国在1917年之前所缺乏的,它对于理解列宁为何能够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事业作出独创性的理论和纲领性贡献以及他何以曾是并继续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成员至关重要。

四、结 语

  “回到列宁”再次成为受欢迎的新闻。但是在这么做的时候一定要谨慎避免两种错误倾向:一是试图将列宁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分离出来,就像《再上膛的列宁》文集编者习惯做的那样;二是将列宁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附属,就像利赫所做的那样。而要作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在列宁写作《怎么办?》时,一定要将其置于欧洲社会党的背景中考虑,利赫将这一众所周知的观点过于曲解了。他忽视了对社会民主党定义时的早期内部争论。如果他能少坚持一些他的论点,他可能会注意到青年列宁如何为了掌握马克思恩格斯的方法和政治学而直接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那里学习,而不是从两位创始人的德国党的阐释者那里学习。正是因为列宁很好地扎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他才能够预见、了解并确定马克思恩格斯所看到的发生在德国党内日益增长的改良主义倾向。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倡导的那样,为政治民主战斗到底,而是日益受到恩格斯曾一再告诫过的可能发生的塞壬之歌(siren song)的诱惑。

  恩格斯在1874年写道:“我相信,下一个国际——在马克思的著作产生了多年的影响以后——将是纯粹共产主义的国际,而且将直截了当地树立起我们的原则。”[20]再重提一下,如果说恩格斯的计算不太准确的话,他的代数学是没问题的。他的预见将会通过俄国革命实现,他与他的战友对预见到的剧变满怀信心,而对这一成功实现的关键之人,托洛茨基作了如下精准的描述:“马克思从未有一个比他更好的读者,一个比他更加聪敏、更加应当感激、更加专一能干的学生。”

  注释:

  [1]Budgen, Sebastian, StathisKouvelakis, and Slavov Zizek,(eds. ):Lenin Reloaded:Toward a Politics ofTruth, pp.2-3,DukeUniversity Press, 2007.

  [2]《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91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2卷第421页。

  [4]同上书,第450、646页。

  [5]当然,我的意思是说德国革命形势是随着俄国1917年革命产生的。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3卷第488页。

  [7][8][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775、284、284—285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5卷第268页。

  [11][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51页。

  [13][14][15][16][17][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450—451、411、412、412、412、620—621页。

  [18][19]《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68、67页。

  (本文译自论文“A Return to Lenin-But Without Marx and Engels?”,原文发表于Science& Society, 2009年第73卷第4期,经作者授权发表,略有删节。作者AugustH. Nimtz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译者单位: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文章来源:实践与文本。原文网址:http://www.ptext.cn/home4.php?id=4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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