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流击水 2012年05月21日 23:27

一部要重视的文学史:《国文国史三十年》

老 邪

孔庆东的《国文国史三十年》终于出完了,随即以很快的速度读完。读的速度快,不是因为读的不仔细,而是因为它确实太好读了,用一个略带不敬的话说:它太通俗了,因此读的就快了。就像孔庆东这个人一样,严肃的问题总以不正经的方式来表达一样,这部现代文学史,也有这样的特色。当然,老邪我这么说,他未必同意:你居然说我不正经!加上这本书的宣传颇似《百家讲坛》出书的风格,容易让人以为,这又是个学术超男、学术超女的“畅销书”,有恶搞、戏说成分……总之,各方面的原因加起来,这部现代文学史就容易被轻视、被忽视。因此,老邪我要明确的说:这是一部要重视的文学史。

文学与政治

“文学史从来都是政治史和权力史。”

这么旗帜鲜明的把窗户纸捅破——讲清楚现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只有孔庆东了。作为理论研究者,他当然是有意为之的,目的只有一个:造成“狮子吼”、“海潮音”的效果。把这几十年来被人遗忘的基本常识重新摆出来。

其实,文学从来都是政治,不特在现代文学当中。古代名著,哪一个不跟政治沾上边的。《水浒传》为什么统治者要查禁?为什么金圣叹、鲁迅、毛泽东等人都要在“投降”问题上大做文章?《三国演义》为什么非要不顾历史事实的说刘备就是好、曹操就是坏?这些无不是政治。这几十年来的文艺思想,总以为脱离政治的文学,才是好文学,不谈政治只谈风月的文学,才是好文学。这当然有其历史合理性。然而,今天当我们都遗忘了这条基本真理的时候,当我们整天都以为文学就是风花雪月,当我们以为中文系的人都是矫情、无病呻吟的文学青年的时候……突出的讲文学与政治,就凭这一点,这部文学史也要重视。

那么,单就讲现代文学与政治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或者说现代文学到底要干什么呢?孔庆东回答的也很爽快,直接说:

“现代文学的意义跟古代文学不一样,从根上说它的目的不是为了文学,是为了国家,是为了救国救民。金庸笔下郭靖说的那句话,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现代文学是一个‘侠之大者’,不是为文学本身,归根到底是为了建立一个现代民主国家。”

因为我们从小受得教育已经是现代教育,小时候还被教育要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读书,“现代”一词在我们的语言体系中,天然的就带有褒义方面的感情色彩,总以为现代的就是好的,不现代的就是落后的。这种观念其实来源于近代以来的一种单线进化的历史观:历史总是前进的,走得越远的就是越现代的,现代的基本上就跟进步的差不多了。然而,当人类遭遇了两次世界大战这种惨绝人寰的灾难之后,敏感的思想家无不对“现代”这一观念提出挑战,而“现代”这一观念显然来源于西方,因此,天然的现代性反思与批判就是对着西方文明去的。比如,雅斯贝斯提出的“轴心”理论,表面上是在说文化多元,其实他所面临的语境恰恰是西方中心论的,因此,在这种语境下的文化多元,就是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

近代以来,中国固有的历史观念,在西方的炮火之下动摇了。中国在长期的被压迫的情况下进行的历史反思,得出的结论是:要现代化。表面上是向西方学习现代化的这个那个——军事、经济、政治,实际上是全面接受了西方人的历史观和西方人的现代逻辑。因此,首先完成富国强兵,在民族国家的世界上争取独立地位,乃是中国近现代历史所要完成的任务。怎么样才能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呢?答案只有一个:组织起来。

什么是组织?现代组织的特征可以一言以蔽之曰:统一。主权统一、领土统一、政令统一、军队统一……用老蒋的话说就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主义”者,何也?思想也,观念也,意识形态也。而现代文学,在中国近代的组织化、现代化过程中就扮演统一思想、统一观念、统一意识形态的作用。最终目的就是孔庆东说的:“建立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其实,更精确的说,应该是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当然,也许是整理录音的人搞错了)。这样,无疑为中国现代文学打上了“功利”的烙印。其实,我们反观历史就发现,这个问题不仅发生在现代文学上面,也发生在哲学、艺术等等方面。为什么哲学界要引用西方哲学的叙述方式、概念系统,来规范中国固有的思想(哲学)?为什么中西文化大讨论,一直没有停止?这些问题背后,都是一个现代化的问题,讲的更尖锐一些就是一个西化的问题,就是一个“古老”的中国如何融入一个由西方主导的“现代”世界的问题。

但是,哪怕我们找到了“组织”这条真理。执行它,实现它却是一个很难很难的过程。首先就有一个问题:组织谁?

文学的阶级性

这几十年来,不讲阶级斗争,其结果就是让人们误以为文艺没有阶级性,没有阶级性,就不存在文艺领导权的问题,没有文艺领导权问题,其实就是主动放弃了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到来了。实际情况是,本来就处于文化劣势的无产阶级会马上失去话语权,社会强势集团借助资本优势联合起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炮制各种理论为阶级压迫找到合理的理由,使无产阶级陷入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压迫之中,因此,文艺领导权、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至关重要。对于此,孔庆东在讲到沈从文的时候,借人性问题大发脾气:

沈从文小说的特点是,他致力于对普遍人性的探索,他说在他的小庙里供奉的是人性。什么叫人性?阶级性不是人性吗?民族性不是人性吗?说作品写的是人性,这是一句废话。所有性都是人性,你只要写了人,就是人性,除非你写得不好。就好像你不能开一个饭馆,说我这饭馆卖的是饭,这是废话。

这几十年来讲的人性无非四个字:饮食男女。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吗?没有了。舍己为人,做好人好事都叫不符合人性,似乎舍己为人的事情不是人干出来的?资产阶级的乏走狗们动不动就以“人性解放”四个抽象的字眼,来为人欲横流找到借口,其实这哪里是什么“人性解放”,明明就是“兽性解放”,然而,据说这就叫人性。其实,既然文学就是政治,那么文学必然有其阶级性。这也是孔庆东这部现代文学史所要鲜明指出的。因为,在那种根本没有的所谓普遍人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学思想,其实是磨平阶级斗争的工具。

这部文学史中有一个问题,被很醒目的讲出来,那就是现代文学以文学的形式如何描写文化上的阶级压迫的。书里用了个小节:《:温柔压迫》,是借鲁迅的小说《离婚》来谈阶级压迫。孔庆东说:

我们一般想象阶级压迫,就是暴力、殴打、逮捕等等。真正的阶级压迫往往是很平和的,连一句生气的话都不用说,只是用一套你不懂的表达方式就把你给镇住了。

其实,鲁迅在写《阿Q正传》的时候,就已经深刻的洞见到了这个问题。试举几个情节:

阿Q在向吴妈提出“困觉”要求之后,被秀才追着打,秀才骂了阿Q一句:“忘八蛋!”鲁迅随后写道:

阿Q奔入舂米场,一个人站着,还觉得指头痛,还记得“忘八蛋”,因为这话是未庄的乡下人从来不用,专是见过官府的阔人用的,所以格外怕,而且印象也格外深。

“忘八蛋”对阿Q来说是稀奇的、陌生的,却又是清楚的,这是“官府的阔人用的,所以格外怕。”仿佛这三个字背后就立着官府的阔人,这些人正向他奔过来。这其实就是掌握话语权的阶级压迫。掌握一种别人根本不懂的话语体系,其实就掌握了话语权。文学在此处就变成了赤裸裸的权力关系——统治关系。(这何尝只在有文化的人跟没文化的人之间呢?那些动不动就讲一套高深理论的人,不也是这样吗?不就是想用一套话语体系来夺取话语权,从而统治别人吗?)

另外一处,阿Q被判了死刑要画押的时候,鲁迅写道:
于是一个长衫人物拿了一张纸,并一支笔送到阿Q的面前,要将笔塞在他手里。阿Q这时很吃惊,几乎“魂飞魄散”了:因为他的手和笔相关,这回是初次。他正不知道怎样拿;那人却又指着一处地方教他画花押。

“我……我……不认得字。”阿Q一把抓住了笔,惶恐而且惭愧的说。

“好么,便宜你,画一个圆圈!”

阿Q要画圆圈了,那手捏着笔却只是抖。于是那人替他将纸铺在地上,阿Q伏下去,使尽了平生的力画圆圈。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并且不听话,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合缝,却又向外一耸,画成了瓜子模样了。

如果见过一些文化水平很差,或者根本没有文化的群众拿过笔、写过字的话,就一定会为鲁迅的描写拍手叫好:写的太传神了。劳动人民——包括阿Q的双手可以拿得动上百斤的东西,可以熟练的进行各种体力劳动,“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可是,拿一支轻轻的笔,却要“使尽平生的力”,而且还觉得笔很沉——这种沉,恰恰就是文化的压迫。阿Q们其实是认同那种压迫他们的文化的,但是,他们在这个文化中处于被压迫的地位,阿Q们不会讲“忘八蛋”,不会写字,因此在这种话语体系之下,最终结果只能是糊里糊涂的被杀掉、被吃掉。这恰恰是阿Q们的革命注定是要失败的根本原因——无产阶级没有掌握文化,没有掌握文化领导权。孔庆东继续爽快的把掩藏在文化外衣下的实质问题戳破,他说:

劳动人民如果没有文化,革命多少次都是没用的,流血牺牲夺取了政权,政权会变质,穷人、没有文化的人还是要被欺负,慢慢的政权又没有了。所以劳动人民一定要有文化。要自己成为有文化的人,自己懂道理,就能够戳破他们的阴谋诡计,就能够获得话语权。

文学既然是有阶级的,有阶级压迫、阶级斗争的,那么组织谁,不组织谁的问题随即解决。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来说,当然要组织广大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方向就是为无产阶级,为工农兵服务,因此,在这部文学史中,孔庆东专节讲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里不再赘述了。

现代文学-现代性反思

现代文学的任务是要建国——富国强兵,因为,世界是一个遵守丛林法则的世界,不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就要亡国灭种。现代文学在这种原则与目的的引导之下,必然陷于其中。孔庆东也知道这一点,因此,在他一次又一次的揭穿现代文学的本质并肯定其功绩时,也给予了那些超越历史时空,对现代性有所批判的作家较高的评价。这里不用去讲了,单讲现代性的反思问题。

现代的特征就是要组织,组织即是要统一。人与人千差万别如何统一呢?只有磨平这种差别,才能统一。这就是现代性的根本问题,即丰富的、具体的人被强制的在一种原则之下统一起来。马克思之所以伟大,就在于马克思认为现代的人在资本原则之下,统一起来、组织起来,从而丧失了人之为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从而是异化了的人,人是被资本统治的人,要获得人的解放就是要消灭这种资本对人的统治,而不仅仅是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同样,海德格尔在讲到现代技术本质的时候,认为现代技术的本质就是Ge-stell,这是德语词Gestell(支架、座架)的变形,Ge-在德语中作为前缀是汇聚、聚集的意思,stell与stellen有词根联系,stellen有设置的意思。海德格尔使用Ge-stell的意思就是说聚集起来的一种设置,即存在者的一种解蔽方式——现代技术把一切事物(包括人)聚集起来,都当做自己用于设置的物,根据现代技术的需要来规定事物(包括人)的本质或存在,人作为可能性的自由的存在的意义便被剥夺了。这两位哲学家讲的东西,其实是一样的,都是现代生产方式对人的规定与剥夺。但是,作为哲学家的海德格尔对此无能为力,只能诉诸“等待”,而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却要用哲学的武器,并把这武器交给无产阶级,在现实中改变这种生产方式,达到人的最终的解放,因此,马克思是真正的革命家,是真正的哲学的终结者。

从这样一个角度反观我们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以及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我们就能既看到前人的成绩,又看到前人的问题,批判的吸收,在现实的斗争中,走出我们自己的新的道路。反革命们总是污蔑革命没有人性、革命灭绝人性。恰恰相反,革命是最人的,革命是最人性的,因为革命不是要创造新的人性,革命恰恰是要恢复人性,恢复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一切压迫人的生产方式扭曲过的人性,是真正的人性。

多余的话

上面所谈到的那些革命的、轰轰烈烈的东西,的确值得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大书特书,然而,就《国文国史三十年》这部书中所体现的孔庆东的个人志趣,倒是也值得一谈。

记得孔庆东以前的节目的广告宣传语是:平民立场,学者深度。“平民立场”四个字是他所希望能够坚持的,甚至不惜模糊无产阶级立场,或避谈无产阶级立场。读这部文学史时,老邪我发现对两个人孔庆东评价很高,而且讲的耐人寻味,引用两段,不再展开论述,以为结尾(表示老邪我的偷奸耍滑的一面):

老舍说的话都是街道大妈的话,在政治上没什么深度。他是一个很朴素的人,革命成功了就跟着欢呼、享受,而不是一个有革命洞察力的人。但正是这样一个人,写出来的东西却可能最有价值,因为他受到的干扰少……老舍能够摆脱这些理论,虽然写的是地地道道的劳动人民的苦难,但是竟然没有阶级意识,这真是一个奇迹。无论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都不能否定这个小说的价值。他没有煽动革命,但是革命者看了会说:“不革命行吗?!”不支持革命的看了会说:“哎呀!祥子这样的人如果革命就太可怕了,要实行宪政,给祥子投票的机会。”所有人都能从中得出自己的解读,好作品不是一个角度能够说清楚的。

又,

我觉得在赵树理身上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党性,一个是人民性。赵树理出身于最纯朴的人民群体,他是人民中的优秀代表……

同时赵树理又有坚强的党性,他是一个党的文艺工作者,为党工作。他有共产主义觉悟,不迎合农民,这是他的党性所在。所以赵树理的作品是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可是事物是运动发展的,党性和人民性不那么统一了怎么办?人民有时候是糊涂的,党有时也是糊涂的……

……很多人为了保全自己,跟党一块儿犯错误。但是赵树理这种人首先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他就站在人民一遍。即使有一天证明还是党对了,那么他宁愿跟人民一起犯错误,也不愿跟党一起犯错误。

其实在历史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选择。你是选择跟党一块儿犯错误,还是选择跟人民一起犯错误?这个时候想想赵树理,想想前人,可能不无益处。

2012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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