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阿尔都塞是法国最具原初思想也最受争议的知识分子之一：他与安东尼奥•葛兰西一起并列影响最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作为哲学家的整个职业生涯是在声望极高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渡过的，他的声明也与他在巴黎大学举办的系列研讨班联系在一起。但在1980年11月16日后，他的名字在法国更加为人所知了。那天早上八九点钟，阿尔都塞身穿套着晨衣的睡衣冲出自己的房间，跑到高师的庭院。他发狂地叫喊着：“我的妻子死了，我的妻子死了”，一遍又一遍。住在高师的医生埃蒂安(étienne)听到了阿尔都塞的呼唤，马上赶了过来。他发现阿尔都塞的妻子，艾莱纳•希特曼(Hélène Rytmann)（也以艾莱纳•乐高天[Hélène Legotien]的名字为人所知）确实死了。但在这时，阿尔都塞又叫了起来，“我杀死了我的妻子，我把她扼死了，我杀了她”。阿尔都塞处在一种极度可怕的混乱与激动状态，而就在他四处走动的时候，他的尖叫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尤其是那些站在周围的学生，他们站在边上，陷入了困惑，不知道可以，或应该做些什么。
埃蒂安医生认识阿尔都塞已有多年，他，比其他人更清楚地知道他的精神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下。他走到高师校长那里，告诉他必须报警。看起来，校长不但报了警，还想许多权威人士咨询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应该做些什么。作为咨询的结果，他们决定，应该立刻把阿尔都塞送往圣安娜精神病院，而长期以来，阿尔都塞一直是那里的病人。因此，在当地警方感到的时候，阿尔都塞已经不见了，把他送往医院的救护车大概在十分钟以前就已经离开了。
一开始，警方并没有在这个死去的女子的喉咙上发现绞扼的痕迹。他们也没有发现任何暴力的迹象。看起来，无法承受妻子死亡的阿尔都塞，在绝望中认为自己应该负责。知道第二天，在事后的剖析（尸检）之后，人们才发现艾莱纳•阿尔都塞确实是被扼死的——她的气管因强力而破裂。
为此，政府指派了一名地方预审法官。他预备在11月17日晚到圣安娜医院通知阿尔都塞他被指控“故意杀人”。但在那里他被告知阿尔都塞正处于精神彻底崩溃的状态，且没有理解司法程序的能力。在没有得到授权的情况下，他不能服刑（或接受法庭的审判）。预审法官没有选择，只好指定一个由三名精神病专家组成的专门小组，对阿尔都塞进行裁定。在收到这个小组的鉴定报告——这时距谋杀事件的发生已有两个多月了——后，法官宣布，进一步的诉讼程序将不再进行。用法语术语来说，他宣布不予起诉(non-lieu)（即英语中的撤回诉讼[non-suit]或“无足够理由起诉[no grounds]”），即对起诉的驳回。
阿尔都塞在医院一直待到了1983年。而后独自一人在巴黎北部，一个离高师所在的拉丁区很远的地方生活。一些忠实的朋友定期探望他并以各种方式提供帮助。其中包括他之前的学生，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这位作家曾是切•格瓦拉的战友，但在那时却是密特朗总统的顾问。阿尔都塞不时也会给出版社写信，抗议他的作品遭到了误解或出版社未经他的许可就将他作品的一些部分付印。他读写他的书（他手头那份格里高利•艾略特[Gregory Elliot]关于他作品的研究，《理论的迂回》[The Detour of Theory]的副本，布满了他的圈点和评论）。他常说别人总是准备谈论他，但他却从来没有机会谈论自己，因此，他写了两个版本的自传，《事实》(Les Faits)和《未来永续》(L’avenir dure longtemps)，并对他完全信任的传记作者扬•穆利耶•布当(Yann Moulier Boutang)讲述了他一生的故事。不时，当他陷于绝望中的时候，他经常会穿着褴褛的服装，在巴黎北部的街道上走来走去，大声叫喊“我是伟大的阿尔都塞”(Je suis le grand Althusser)时，使行人大吃一惊。他经常在各个医院出入。1990年10月22日，阿尔都塞在其中一所医院——伊夫利纳部——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享年72岁。
阿尔都塞时常激起强烈的感情。他妻子之死的事件给这些辩论加上了丑闻。有人公然宣称他应该在11月16日那天就束手就擒。有人暗示，在这件事上，老同学关系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事实上也不尽然，似乎同是高师出身的佩雷菲特得知阿尔都塞被送往精神病院后就发了一通火。——中译注）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期待未来会有一场审判，一些报纸还津津有味地盼望着那法庭上的一幕，这位最具争议性的哲学家会传唤最受争议的精神病专家雅克•拉康作为证人来为他辩护。当这一切没有发生而法庭宣布不予起诉的时候，失望引起了更多的控诉。众所周知阿尔都塞是一名CP员，而他对整个社会思想生活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阐释。当权的政府绝非左翼（几个月后社会主义者才当选），但人们宣称一切法国政府对知识分子，尤其是左翼知识分子都采取怀柔政策。毕竟，就连戴高乐本人也曾下令禁止警察对萨特进行骚扰，就算他在公共的游行抗议中采取煽动性的行动时也不行（“你总不能把伏尔泰抓起来”，据说老总统的原话是这么说的）。类似地，也有流言说聪明的巴黎人喜欢谈论阿尔都塞和他的理论，就好像他们真的理解这些东西似的。人们揣测，正因为他是一名知识分子，一名时髦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个与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高师人，他才能杀死自己的妻子而逍遥法外。甚至还有人报告说，就是在他住院接受治疗的时候，他也可以外出，在巴黎的街道上散步。另一些人，与对那个杀死他的妻子并仍然活着、即使在公认没有痊愈的情况下还能在巴黎生活的家伙表示鄙夷相反，更加同情那个不幸的受害者。这些愤恨，在阿尔都塞死后，又一次浮出水面，在英国如此，在法国也如此。
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为法国的智识、科学和政治生活孕育了一些最伟大的人物。要进入高师，必须经过竞争激烈的考试，（但通过入学考试还不是终点）在进入高师之后，学生又得为下一个竞争尤其激烈的、艰苦的考试而准备，那就是学衔考试(agrégation，即高等教师资格考试)。具有学衔（即高等教师资格）的人拥有许多特权，特别是对学校和大学的教师来说，它就是通往许多理想职位的通行证。1939年7月，当时年仅二十岁的阿尔都塞就已经通过了高师的入学考试。他名列第四，拉丁语尤其突出。但他必须服兵役，于是他先是被战争俘虏，而后又在法国战败被俘。正如他在自传里描述的那样，1940年6月，他在布列塔尼被德国人俘虏，并被移至位于什勒斯维希-荷尔斯泰因的战俘集中营。直到1945年解放之后，他才得以开始他的大学职业生涯并开始着手准备哲学学衔考试。
我与阿尔都塞的会面是在1947年的8月。在我作为高师学生的第一个夜晚，吃饭时，偶然地，我就坐在他旁边。他对我，一个来自英国，在巴黎谁也不认识的历史系学生非常友善，第二天，他建议我继续在他和其他哲学家共享的八人饭桌上享用午餐和晚餐。因此，我常常见到他。我知道他住在疗养院（或医务室），也有人告诉我，这是因为他疲惫不堪，还经受着战俘经历的折磨。在我也住进义务时候，我们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亲密。我尽可能长时间地呆在那里（因为在那里我有一个属于自己，不必与他人分享的房间），有时，阿尔都塞和我是唯一住在那里的学生。也就在那时，我遇见了艾莱纳•乐高天，或者说，希特曼，她，后来成为阿尔都塞的伴侣以及再后来的妻子。
1948年阿尔都塞通过哲学学衔考试。他很快就当上了告示的助教并有了一些行政上的职务。从那时起，我和他就见得少了，特别是在我回到英国之后——但我们仍然（不时）在巴黎会面。直接地从他那里，特别是在我在高师开设大课的时候，也从朋友那里，我得知他生命中的三件大事。一是，他加入了CP并开始对马克斯进行重要的再-阐释。这让我感到惊奇，因为在1947年和1948年的时候，在许多谈话中，他都表示对政治或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大兴趣。
1948年，在共产主义政变即将在布拉格发生，当我计划前往布拉格的时候，也如此。现在已经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的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当时也在布拉格，他曾到医务室来看我。他对那里发生的一切给出了迷人的描述，但当时就在我屋里的阿尔都塞，对此却漠不关心。他开始不耐烦并抱怨说（这样说下去）要误了午餐。那时，阿尔都塞时常告诉我他准备写一篇关于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的论文，并就此征询我的意见——这让我很是尴尬。当然，（那个时期他都）没有提到马克思。
后来他开始对法国经典哲学家进行研究（这项研究的结果是一本关于孟德斯鸠的简短而充满洞见的小书）。无论如何，我意识到，他的文章，开始被无视，继而被误解，后来则变得重要并被视作对当时支配法国CP的一些正统学说的挑战。众所周知，这项研究在那些著名的研讨会以及后来题为《保卫马克思》和《读》的作品的出版中达到顶点。他与两个或三个同事一起撰写的这些著作出版于1965年，这些，被视为对马克思思想的彻底更新。
第二件事与他的健康状况有关。在我遇见阿尔都塞之前，1947年，我并不知道他曾在圣安娜接受过电击治疗，以及他在校的第三年差一点就延期。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他就一直接受常规的药物治疗并定期接受精神分析。他的疾病常常被他用来恶作剧，这倒是真的。在他在走廊拦住学生问他们他是谁，并告诉他们他忘记了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在很多人看来，阿尔都塞只是在和他们玩游戏。他想知道，他们会作何反应。但这些游戏很可能也有某终于他让人感到害怕的记忆衰退有关的含义：在编辑和翻译许多费尔巴哈的作品之后（出版于1960年）他声称他彻底忘了这回事。他对心理治疗的依赖为他对弗洛伊德的兴趣所加深，在他着手对马克思进行文本检视的时候，他也为这些研究与雅克•拉康研究弗洛伊德的那些文本的类似而震动。两人开办的那些著名的讲座，强调了这种对应。
我发现的第三个事实，是这一时期对阿尔都塞来说，艾莱纳•乐高天（真名为艾莱纳•希特曼）压倒一切的重要性。从1946年起，艾莱纳就是阿尔都塞的伴侣，尽管直到三十年后，阿尔都塞才与之结婚。艾莱纳比阿尔都塞年长8岁，在血缘上是立陶宛人（尽管她出生于法国），她对阿尔都塞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除母亲与妹妹之外，艾莱纳是阿尔都塞一生最重要的女人。他完全地依赖于她，无论在健康方面，还是在教学、出版、交际方面。我曾在吃饭时问一位与我们共享餐桌的哲学家我们要不要叫上阿尔都塞。“哦，用不着”，他说，“控制她的那个女人是不会允许（他过来）的”。（他用的原话是，”cette femme qui le tient[占据他的那个女人]”）。她修订他的作品，有时加上一些东西，有时又在最后一刻把整个章节挪去——尽管阿尔都塞否认此事。批评者（无疑也包括敌人）声称在这种关系中，有假装的意思。尽管有时阿尔都塞对萨特表示鄙视和憎恶——有人会说他是在嫉妒萨特。因此，他也要有自己的西蒙娜•德•波伏瓦，一名既遭受恶意审查又广受赞誉的智识伴侣。但我认为，阿尔都塞对她的依赖毫不做作，尤其是他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晚期和我一起在伦敦的时候。当时艾莱纳在巴黎南部。阿尔都塞一天要给她打两次电话。在我的研讨会上发言之前，他会要求录音，这样他就能把自己说话的录音寄给她。他不断地产生向她咨询的需要。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他不杀死她呢？
他们长期的关系本质为何？自传的读者必须自行判断。她把革命行动的过去（无论如何地受争议）带给了他，而他对她来说则是她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富有潜力的革命英雄（无论如何地不稳定）？这是一种相互占有，共享脆弱，不能缓和的怀疑的关系？但为什么那是他不杀死她？
在一些人看来这里并不存在什么谜。阿尔都塞一辈子精神状况都不稳定。他是一个躁狂抑郁症患者，病情一直在加重，因而戏剧性的高潮就是不可避免的。他的自传告诉我们孩提和青年时期他都饱受折磨。他持续地把自己描述为受害者，而这部著作则是他对他“不予起诉，沉默与公共死亡的墓碑”的逃避。
有时，这种沉默的责任在他自己。当我们还是学生的时候，我记得我曾告诉他米歇尔•福柯有很多有趣的地方——在第二学年，福柯就开始通过前往圣安娜医院询问医生和病人来开始他对人们如何对待疯狂的研究。那时他就鄙视福柯。他说，“他们应该把他关在那里”。然而，他却丝毫没有提起，几个月前，在他病重的时候，他就曾去过那里。
电击疗法，不同方法的分析，持续的药物治疗，所有这些都未能阻止阿尔都塞抑郁症的发展和恶化。有时，他会在会议上露面并主持会议。在1961年一个著名的场合，他精心策划了一场与萨特的辩论，而且让他的学生们感到高兴的是，他在精神上压垮了萨特。但不可避免地随这些活动过度的运动而来的，是抑郁、休止、孤立的时期。每篇文章，每次会议，都是在一切必须在下一波黑暗的猛攻开始之前完成的想法中写作和主持的。他曾经计划与一位同事合作一本书，但又不得不中途退出，使他的这位同事和学生，艾蒂安•巴利巴尔(Étienne Balibar)，不得不独力完成这部著作。他的许多作品都是以短文和访谈的形式出现，这，是意味深长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抑郁也越发严重。到高师拜访他的人会发现他的房间总是凌乱不堪，但他们会发现，这是一种不会改变的凌乱（因此某种意义上也是有序的）。纸稿在地板上躺了很长时间，书页也逐渐发黄。他也不打理自己，并对此毫无意识。他在医院度过了1980年的夏天。11月3日，被抑郁压倒的阿尔都塞计划请一个月的假。接下来就发生了11月16日的那场悲剧。用通常诉诸于常识之权利的外行的话来说，人们可以说有些东西当断则断。确实如此。
但我们能够在不反思使路易•阿尔都塞闻名天下的哲学类型的情况下就来思考和谈论阿尔都塞们的命运么？这种哲学类型无人称的客观本性，对它的负载者的行为有影响么？
阿尔都塞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面决裂。他不把历史看做人类奋斗或解放的故事；他对人道主义，无论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人道主义都没有兴趣；他也无意于弥赛亚的理想主义，伦理上的责任或算计的符咒。他着手展示的，是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的理论，而他，则试图完成这种理论。只有通过根基稳固的科学，社会中才可能出现科学的意识。确实，当时法国也存在一种与阿尔都塞作品相互适宜的智识气候。尽管常常被孤立为个体，这个时刻对他来说，与他在其他法国思想家的陪伴下出现正合适。阿尔都塞的成功并非某种独特的现象。就像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声称要在经验事实的多样性背后感知某种普世精神结构的存在，拉康相信它能够理解人类的一般精神那样，阿尔都塞也相信社会是一个统一体或总体，即使这个总体或统一体本身是复杂的。列维-施特劳斯认为它能够把特定原始民族的风俗于一种更高级的结构联系起来，拉康试图把对个体病患的治疗与更高层次的人类主题联系起来，阿尔都塞则相信在一切社会形势中都存在某种支配性的（社会）结构。因此他很少谈论人，而是谈论不同的生产方式，以及不同形式的国家意识形态机器。
阿尔都塞的抱负，是把关于它作为革命理论的身份和地位还给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以此使之在真实世界中，在生产（革命）结果方面变得有效。他认为自己正在革命政治学中作出一个全新的开始，并把法国的工人运动从他们的隔都中拯救出来，这些隔都，正是因为运动缺乏理论的文化，才得以存在。如果说阿尔都塞的批判对工人运动的野心发动了进攻，把它称作“理论的贫乏”（晚期的E.P.汤普森也如此）的话，那么，阿尔都塞攻击的是机会主义，政治部署，以及“自发主义”的贫乏。他是，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绝对忠于理论的命运，绝对忠于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建构的。如果说，人们能够拥有一种管理的科学的话，那么，人们同样能够拥有一种革命的，解放的科学。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把学生激发起来的，正是这样的一个启示：马克思是这种（革命的、解放的）科学的创造者。他们已经准备好接受阿尔都塞对“人道主义的胡言乱语”——这正是对这种科学盲目的左翼知识分子的特征——的驱逐，他们觉得自己正在与真理和确定性邂逅。
阿尔都塞自己却是一个友好而绅士的人。确确实实地，数百名学生可以为他的耐心和他的时刻准备着帮助他们（的态度）作证。索邦的一名殖民史教授曾经从一位享有哲学学衔的年轻亲戚那里听说过阿尔都塞。他告诉我阿尔都塞是如何陪同他的学生走近考试大厅并在考试结束后在门外迎接他们。这种殷勤的举动在一些客观而冷漠的巴黎大学是罕见的，在那些地方，教授通常是一些远离尘世，对其授课对象的问题漠不关心的角色。但在那时，在1968年，巴黎的学生发起了一场许多人都认为是革命的运动，在他们需要他们导师的指导的时候，阿尔都塞却退进了疗养院。
1968年事件（提出）的问题难以回答。无疑，深受革命的毛主义阐释——这种阐释为阿尔都塞所推进——影响的学生，认为他们正在参与的是一场一切皆有可能的运动。阿尔都塞的缺席看起来灾难性的：“阿尔都塞为谁服务？阿尔都塞——谁也不为。”这条标语被写到了拉丁区的围墙上。稍后，在1969年，关于这场学生运动，阿尔都塞作出了毁谤的评论。次序——事件于其中发生——不应决定其重要性，这是他哲学的一部分。这是一场历史的错误。他相信学生运动触发总体罢工这样一个事实不应该让人得出学生运动比工人运动更加重要的（错误）想象。据说，如何阐释这些事件，这个问题是阿尔都塞本人与艾莱纳之间分歧的一个主题。但有一段时期他也曾支持立场不那么革命的官方的CP战线。在与我的交谈中，他让我确信巴黎不是法国，而他认为，以为拒绝在1968年5月冲向巴黎而偏好于呆在普瓦提埃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才是正确的。然而，也许，正因为他的名字与1968年之间的联系，也许，由于他对P的失望，后来他还是改变了态度，对P的不作为进行了公开的指责。——就好像在他看来，1968年是革命最后的机会那样。当一个人回顾近十年前的事件，进行重新评价是很自然的。但是，由于对他是如何在1954年因我对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的崇拜而对我加以指责记忆犹新，在发现他对戴高乐主义政P与共产主义工会在1968年位于孟戴斯联系表示后悔的时候，我还是感到十分惊奇。
理论中总有艰难之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那个自信的阿尔都塞相信，哲学家应该承认自己的错误，就像科学家（应当）为谬误而忏悔并重新开展实验那样。他的（自我）修正与自我批判使阿尔都塞主义的本质更加复杂——甚至侵蚀了这种本质。“要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艰难的”，1975年，他如是说过。实践中也自有艰难之处。这个文明而友善的人意识到P的工作着的失望与气馁。1978年他对CP发起了毫不留情的攻击。他以惊人的精力，在《世界报》连续写作发表了四篇文章。“我们不知道他会这么写”是许多人在艰难地读过这位理论哲学家复杂而费力的散文后作出的反应。但P的许多积极分子也会表达出同样的情感。阿尔都塞，几乎在高师沉浸了一生的他，会是在P内要求更多民主的人么？当他在伦敦大学学院，在我的研讨会上发言的时候，他卓越的智识分析，与他的幼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看起来只是发现了，比如说，存在于法国工厂中的轮班制度。
因此可以这么说，趋近1980年，也就是趋近阿尔都塞主义的终结。尽管有时他通过纵情于世界革命的梦想来否认这点。1978年，阿尔都塞设想了在伦敦落脚的可能性。戴高乐在1940年不也这么想过么？马克思自己呢？但这种兴奋很可能仅仅就随时间过去了。他发现自己面对的是虚无。在这种情况下，他杀死了对他来说是这一切的关键的人。他的妻子。也许这是一次自杀，就像在他的学生普兰查斯(Poulantzas)身上发生的那样——后者在发现自己再也无法理解革命的时候把自己抛向了窗外。这就是那些把1990年10月22日的新闻称作“路易•阿尔都塞的第二次死亡”的人的意见。
也许，我们应该在一个更加广阔的语境中审视这种精确、客观的哲学。阿尔都塞的存在有一些关键词。首先是CP。他鄙视领导，特别是当时负责P的文化活动的那个家伙，雅克•尚巴(Jacques Chambaz)。他认为自己一直在与秘书长，热尔惹•马尔歇(Georges Marchais)斗争，后者曾在电视上攻击他，说他是“坐在书桌前面却想告诉我们该做什么的知识分子”。他唯一欣赏的领导是后来在P的等级体制中接替马尔歇的罗朗•勒鲁瓦(Roland Leroy)，但甚至是后者，在共产主义官方杂志《人道报》主编拒绝发表阿尔都塞文章的时候，阿尔都塞也改变了对他的态度。还有一直是问题的艾莱纳，被P拒绝，作在共产主义控制下的和平运动中饱受争议的主题的艾莱纳。（艾莱纳把自己的过去都告诉阿尔都塞了么？）
另一个元素是天主教会。阿尔都塞在严格的天主教传统中长大，在战前它还是天主教青年运动的领袖之一。战后他很可能公开指责自己的信仰，但他还是（和他的妹妹一起）保持了社会主义天主教运动支持者的身份，并且是工人神父实验的拥护者。他以前在里昂的老师之一，让•吉东(Jean Guitton)的透露，暗示他从来没有与天主教断绝联系。据说，高师附近有一个阿尔都塞时常秘密拜访的修女社区。他在里昂的另一位老师，也是一个天主教徒，当阿尔都塞为自己的作品辩护并修订自己的作品，当他接受里尔大学博士学位的时候，曾在《世界报》上发表了一篇充满激情的记述。1979年，他曾试图向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布道（当然布的是他自己的道）。也许这是妄想之疯狂的前兆（与他可以，就像戴高乐那样，在伦敦立足的观点类似）。但它确实相信在共产主义与天主教达成一致的必要性。如果他的妻子（也）接受这点的话，很难相信她会如此充满激情地去相信。
再一次地，我们发现在阿尔都塞的存在中，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元素是充满阿尔都塞一生的挫折。尽管他坚持，他希望维持它与个体天主教徒的友谊，尽管他像让•吉东保证在需要的时候会回去找他，但它与天主教会并没有任何联系。他与埃马纽埃尔•莫尼尔(Emmanuel Mounier)——后者是一个具有社会意识的天主教评论《精神》(Esprit)主编——之间的争论，他对马克思的天主教阐释者，让-伊夫•卡尔维(Jean-Yves Calvez)的蔑视，也许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
他在高师的生活也充满了挫折，而高师，自1945年起就一直是他的家。法国的学院程序总是相当缓慢，但高师的权威们显然把这样一个事实给忘了：早在1975年，阿尔都塞就在里尔获得了国家博士学位。正常的程序是，有国家博士头衔的人会被放到有待任命的官方名单上。那时，阿尔都塞可以与任何一所大学接洽，当时巴黎已经有十三个人得到了任命。这可能对他产生了刺激。在对为什么高师的权威不希望这么做表示理解的时候，我们也必须理解，这是他抑郁加深的另一个原因。同时高师的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就在知识分子的地位在法国逐渐下降作为一个总体趋势而出现的时候，学生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也越来越小。经典哲学重获威望。马克思主义在一个现代主义至上的世界中看起来已经过时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甚至更加严重的挫折。阿尔都塞似乎越来越为精神医师所困扰。在赞扬了拉康发现真正的弗洛伊德之后，他开始指责拉康扭曲了自己的学说。1980年春天，在他最后一次在公众面前露面的时候，他以巨大的野蛮对拉康进行了公开的职责。但也许正是通过他自己的精神医师真正的危机才开始展开。当他1978年和我一起在伦敦的时候，我注意到在给他的妻子打完电话之后，他还给他的精神医师去电。我不知道的是，他的妻子也是同一位医师的病人。而据阿尔都塞所说，建议艾莱纳应该接受分析的，正是这位医师，但也有人认为是艾莱纳安排了这一切，这样，她就能够更完全地监督阿尔都塞。有留言说，他发现在一段时间后，他的妻子与医生会聚到一起讨论他的事情。这倒没有什么危险。这两个人都非常关心他的健康和幸福。但对那些脑子有病的人来说，这看起来就像是对阿尔都塞的背叛。因此，他杀了她。
但这只是猜测。我们永远不能确知真实的情况。对我来说，对此有一个更加简单的解释。当阿尔都塞和我住在一起的时候，我第一次发现，他是一个梦游患者。他会四处走动并走进我和我妻子睡觉的地方，打开留声机，而第二天早上他看起来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有很多故事讲的就是一个做梦扼死他最坏的敌人的人醒来后发现他杀死的是自己的妻子。至少，最近英国就有一例，一名梦游者犯下了谋杀的罪行。这与阿尔都塞在晚上打开留声机，第二天早上却什么也想不起来是一致的。
人们还做出一些其他的猜测。其中的一种猜测就是，艾莱纳决定离开他。因此，人们认为，毁灭她的行动就是一种出于愤怒，混合嫉妒与恐惧的更为传统的情感的流露。另一种叙事暗示，出乎意料地，他服用的药物对他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当人们发现这点的时候，人们已经决定把阿尔都塞送往医院，但决定做得太迟了。但这些猜测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有价值的信息。艾莱纳的朋友发现一个奇怪的地方，如果她感到自己处在危险之中，或者，如果她确实决定离开自己的丈夫，却又不和他们联系，这确实说不过去。所有这些可能性，在这部自传中，都有出现。
在阅读这部著作的时候，人们不该忘记，阿尔都塞是一个高师人。高师文化的一部分，就在于恶作剧，或者说，玩笑(canular)。在早前更简短的自传中，戴高乐在街上走近阿尔都塞向他借火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玩笑。同样，我们也应该采纳他自己的建议，即作为一名哲学家，它是一个骗子，太过严肃的骗子。高师人鄙视那些整日工作的人（在高师人的俚语中，这种人被称作用功狂[chiadeur]）声称不做任何工作就轻松地通过考试，在高师是很常见的。没有读过马克思的所有文集且声称自己是著名的马克思专家也属于这个传统的一部分。其他类似的例子也不是没有。
为什么我们应该阅读阿尔都塞的这本书呢？1993年夏天，一名三十五岁大的中年男子在布列塔尼冷血地射杀了一名他不认识的年轻女子。五天后，他离犯罪现场不远的地方，在布雷斯特的一家旅馆自杀。他留下了一个字条，说他的生活是一场失败，生活糟透了。他承认他杀了那个女孩，但他没有解释为什么他要这么做。这就是一部谋杀者的自传，仅此而已。阿尔都塞写的不是谋杀者的自传，用“巴黎的陌生人”（就像伦敦一个文学评论那样）来指代他是错误的。人们可以读到，《未来永续》充满了与阿尔都塞们的命运无关的细节。我们也许不相信他和女人们的冒险故事。在他希望有一天社会变得公正，而像波雷(Boré)夫人那样为高师服务多年的人能有一个体面的退休时，我们可能会注意到一种单纯的浪漫主义。我们还会发现，他对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同事，多米尼克•德桑蒂(Desanti)不甚公正，但对后者，他无疑是有所欠负付，受益良多的。（阅读本书的时候）我们既能经历一场智识的毛线，又可以重历一段感觉的历史(une histoireà sensation)。
人们常说，阿尔都塞们的悲剧也是阿尔都塞主义的悲剧。从此以后，没人，据说，会再读阿尔都塞。他——甚至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还要悲剧——已经过时。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不是真的。阿尔都塞使马克思主义原理经济原则的机械召唤。他对通过教育、家庭、媒体来调配和控制人们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描述永不过时（绝不会失去时代关联性）。（世上总）有学着统治的人，也总有人学着被统治。
阿尔都塞的理论著作总是为暴力的观念所包围。一位绅士写作本质上暴力的文献是相当危险的。但我发现要设想那个我知道（或者我以为我知道）的，蓄意杀死他的妻子的阿尔都塞是很困难的。无论如何，在不忽视那个死去的女人的悲剧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对阿尔都塞本人报以巨大的同情。他最后的岁月充满了难以忍受的悲伤。他的自传，就其对一个受害者的描述而言，是伟大而高贵的。
关于阿尔都塞英文作品的详尽描述见Gregory Elliott: Althusser: The Detour of Theory, Verso, 1987。
[注]译自Louis Althusser, The Future Lasts Forever A Memoir, Edit. Olivier Corpet and Yann Moulier Boutang, Tran. Richard Veasey,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3. vi-xviii。
- 转自：实践与文本
- 作者：[英]道格拉斯•约翰逊
- 翻译：王立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