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视野 2012年10月03日 01:44

诸环境主义的意识形态根源

诸环境主义的意识形态根源

                     ——《现代环境主义导论》读书札记

倪明*

“环境主义”作为与科学生态学相对的人文生态学,并不存在一个共有的范式,甚至可以说,它不过是各种意识形态的大杂烩,除了“我们要解决环境问题”这一点之外,并无更多的共识。因此要把环境主义的光谱完整地描绘出来并非易事。所幸的是,戴维·佩珀的《现代环境主义导论》(以下简称《导论》)一书几乎完美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作为生态社会主义在英国的代表人物,佩珀反对这样一种普遍流行的看法:生态主义是超越左与右的第三条道路,或者说,是与其他政治意识形态并置的新的意识形态。《导论》在极为娴熟地描绘各种环境主义的光谱之余,通过勾勒它们的历史谱系,揭示其意识形态根源,让它们不经意间暴露了左与右的政治面庞。实际上,佩珀在序言中已经斩钉截铁地断言:“这些(绿色)观念是,而且始终是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论争的一部分。”

 

诸环境主义的光谱

根据佩珀在此书中的归类,当代环境主义思潮大致可以分为四类:新纪元主义、深层生态学、社会生态学(生态无政府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在这四种思潮中,我们对生态社会主义听得很多,对深层生态学有些了解,对社会生态学略有所闻,对新纪元(New Age)可能就不知所谓了。[1]佩珀用了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的二元范畴来把握这四者之间的差异,新纪元可以归为一种极端唯心主义,而生态社会主义属于激进唯物主义,深层生态学与社会生态学介于两者之间,但又各有偏向,一般说来,新纪元主义与深层生态学共享了大部分观念,而社会生态学则与生态社会主义颇多共鸣。

何谓生态学的唯心主义?在很多环保宣传中,我们都听说过这样的说法,要树立正确的生态意识或生态观念,仿佛只要端正了观念,一切问题即可迎刃而解。这算是一种朴素版本的生态学唯心主义。然而,新纪元主义中的唯心主义则要色彩斑斓得多,以至于只要我们的性格中有某种神秘主义气质,都不免为其吸引。新纪元主义广泛吸收了西方和东方的各种神秘主义思想,其中就包括占星术。在西方占星学看来,世界每过2000多年(柏拉图年的十二分之一)就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新纪元主义者据此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从双鱼宫时代到宝瓶宫时代的关口。双鱼宫时代体现的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在诸如身—心、男性—女性、社会—自然等对子之间,一直为分裂和冲突所笼罩,与此相反,宝瓶宫时代体现的是宇宙整体的均衡、和谐与对称,届时,人与自然的对抗将得以平息,世界将进入一个和平与丰饶的新时代。那么,如何达致这个新时代?新纪元主义给出的建议是,激发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小宇宙——也就是灵性的觉醒、唤起能量或其他什么稀奇古怪的说法,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心灵感应,必将转化成一种改变世界的社会力量。也就是说,并不是存在决定意识,而是观念决定存在,现时代的问题最根本症结并不在于外部世界,而在于我们的内心被束缚,只要解放我们的心灵,发现灵性的自我,我们就能走进新时代。怎样发现自我?冥想、瑜伽、灵修、心理治疗、自然疗法、坐禅、素食、气功等等,总之,一种绿色、健康的身心操练。

如佩珀所言,新纪元主义在很多方面都是对深层生态学的拓展,他们在很多议题上有相似的看法。但深层生态学对新纪元主义也持有一些批评,比如他们认为新纪元主义者过于相信新技术,因此不可避免地沾染了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就此而言,深层生态学在政治上可能比新纪元主义者要更为保守。

和新纪元主义者一样,深层生态学者持有“万有是神,神是万有”(All is One,One is All)的泛神论观点,认为一般生命甚至非生命都有其自身的价值。深层生态学的很多代表人如奈斯、塞申斯,都对伟大的泛神论者斯宾诺莎崇奉有加——虽然斯宾诺莎不可能同意他们的非理性主义倾向。除了斯宾诺莎,他们还广泛吸取了东方的各种泛神论或异教信仰。与对前现代的思想的喜好相配套的,是他们对前现代共同体的不可遏制的怀恋。在深层生态学中,流传着各种版本的伊甸园被毁灭的神话:白人清教徒侵入印第安土著部落、库尔干人侵入母权制的村庄等等,在深层生态学者看来,这些入侵都毁灭了原本神圣、高贵、富有生命力和亲近自然的文明,而代之以更粗俗、更暴力、更物质……总之,更不环保的社会秩序。新纪元主义者那里的千禧年主义,在深层生态学那里转化成了田园乡土的怀旧情感。

正是在这一点上,深层生态学遭到了来自左边的猛烈抨击:“即便是最乐观地看,深层生态学在政治上也是幼稚的,而最坏的情况则是政治上极端保守。”(第25页)幼稚的地方在于,他们把个人的价值观、态度和生活方式当成了社会变革的原动力,因此,深层生态学并不像他们自己所鼓吹的那样“深”,可能恰恰相反,非常之肤浅;反动的地方在于,他们对前现代共同体的迷恋、对人与自然的原始统一的向往,是典型的右翼特征。的确,对传统的、原始的文化的颂扬,我们一样可以在纳粹的“鲜血与土地”的意识形态中找到。[2]

实际上,自八十年代以来,对深层生态学的法西斯主义指控就不绝如缕。这种指控主要来自以布克金为代表的社会生态学,此外还有一些信奉自由市场的保守主义者。布克金对像戴维·福尔曼(“地球至上”组织前领导人)这样的深层生态学主义者几乎是发出声嘶力竭的控诉,他认为这些人在他们的生态学话语中所表达的就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活命主义,就是在希特勒的“鲜血与土地”中的生态野蛮主义。[3]应该说,布克金的指控对于一部分深层生态学家是恰当的,弥漫于七八十年代的生态学观点就是,人口增长是环境问题的最终根源,第三世界的人口爆炸将会让地球不堪重负,因此对第三世界的贫困人口进行援助是错误的,恰恰相反,应该用一切手段减少那里的人口——更极端的说法是,提供原子弹比提供粮食要仁慈得多。这种新的马尔萨斯主义很可能通向一种露骨的反人类主义。虽然在经过布克金的批判之后,深层生态学已经很少有那么极端的观点,但仍然有少数深层生态学家,保持了理论的一贯和彻底,最著名的就是芬兰深层生态学家林克拉(Pentti Linkola)。他认为应当禁止现代科技,回归原始生活,采取极端手段大规模减少垃圾人口,包括优生、堕胎、种族灭绝,甚至是对大城市发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攻击。他有一句话曾经被广泛引用:“如果我面前有这么一个按钮,按下它就会导致数百万人的死亡,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按下去。”[4]对人类的憎恨,与对森林、鸟儿和大自然的热爱,奇怪地混杂在他的思想中,构成了他的生态学主张。

与深层生态学和新纪元主义相比,社会生态学和生态社会主义在政治上没有那么暧昧,毫无疑义地居于政治光谱的左翼。他们的一大共通之处在于,对环境问题的解决持有唯物主义的看法,不是仅仅靠改变我们对自然的观念、态度以及生活方式,而是要首先解决社会中的问题。但在对社会问题的诊断上,社会生态学和生态社会主义却分道扬镳了。社会生态学把等级制度视为根本性的问题,他们的一个根本论题就是,对自然的支配和剥削是社会中人对人的支配和剥削的延伸,而生态社会主义承接了马克思的思想,认为问题的关键归根结蒂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社会生态学家原本多是无政府主义者,在对小型的区域自治社区的声张上,他们享有了与深层生态学家和新纪元主义共同的话语。实际上,佩珀本人也致力于充分估量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力量,他承认:“当今的生态主义往往是对不同形式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体系的重申。”(第255页)而他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也大量糅合进了来自无政府主义的观念议题。但是无政府主义并非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它起码可以循着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不同路径前进,前者的代表是蒲鲁东,后者则是克鲁泡特金。无政府自由主义反对国家,但不反对资本主义,它注重“作为个体消费者在社会变革中的核心影响力,而非作为生产者的那种集体力量。”(第377页)这和深层生态学中的唯心主义是一致的,他们都把个体生活方式的修炼视为打开生态社会之门的密匙。但正是这种唯心主义的观点激怒了布克金。布克金将其称之为生活方式的无政府主义,而把自己的立场标为社会无政府主义,以便同前者划清界限。直到后来,布克金觉得前者已经彻底不可救药,索性声明自己退出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列。在他看来,无政府主义者们反对民主政治、反对一切权力的极端个人主义立场,错失了解决社会问题的正道,最后只能遁入到反启蒙的神秘主义呓语之中。

对我们中国人而言,生态社会主义已经是一个熟悉的词汇,我们多少知道它的含义,似乎已经不需要过多的讲述。但佩珀对此别有一番看法。佩珀认为,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主要渊源于马克思,尤其在英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威廉·莫里斯那里获得了不竭的灵感。欧美的生态社会主义者一般反对把苏联等国家视为社会主义的,相反,他们指控这些国家不过是穿上了社会主义马甲的国家资本主义。因此佩珀致力于发掘其他的社会主义传统中的生态学蕴涵,最终是在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中,他发现了一种社会主义的生态学。莫里斯指责自然与人类劳动的商品化、大规模的住宅区、乡村的城市化,尤其厌恶资本主义工业流水线上的工艺品。他所畅想的乌托邦,是一种小规模的、权力分散、政治民主、生态良善的社会主义社区。正是凭借这种区域自治主义的质素,让佩珀把其生态学关怀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人本主义结合起来,构建了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学,从而与主流生态学中的生态中心主义区分开来。

 

主流生态学的先驱:马尔萨斯与海克尔

在四种人文生态学思潮中,深层生态学和新纪元主义的观念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虽然大多数中国环保主义者对此不甚了了,客观上都已成为主流。无论深层生态学还是新纪元主义,它们都明确地拒斥给生态主义贴上左与右的标签。[5]但一旦他们超出个人生活的身心修炼,涉入社会与政治议题之时,便又不得不求助于旧的政治——主要是主流的自由主义,重新归入左与右的政治序列中。事实上,主流的生态学思想,正是深层生态学与新纪元主义的哲学与伦理学,混搭上主流自由主义的环境经济学和政治学。

在杂乱的主流生态学思想中,我们也许可以提炼出两个核心的观念:经济学上的对“人口—资源”约束之永恒性的强调、哲学上的反人类中心主义。根据《导论》中对生态中心主义的源流梳理,我们可以把这两个观念分别追溯到马尔萨斯和海克尔。

马尔萨斯主义一度名声扫地,但在上个世纪下半叶,它又在生态运动中得以复兴,对一部分人来说,这是借尸还魂,但对另一部分人来说,这却是浴火重生。自保罗·埃利希的《人口爆炸》出版以来,人口议题便与生态议题缠绕在一起,衍生出了一种生态学的新马尔萨斯主义,它认为:“人口繁殖比生产力增长更快,而这就是今天把我们引向灾难、挤兑自然的原因所在。”(第339页)马尔萨斯就这样被奉为了生态学的先知。然而,如福斯特所揭示的,新马尔萨斯主义者至少在理论上歪曲了马尔萨斯的本义:马尔萨斯从未强调过地球的居民过剩,也从未强调过地球资源的匮乏和承载能力有限,相反,马尔萨斯断言,“原材料是极其丰富的”,并且“对需求来说,需要多少就会生产多少”。既然如此,这些生态学家何以会祭起马尔萨斯的大旗呢?福斯特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复活马尔萨斯其实是要复活马尔萨斯的这个主要观点:“资产阶级社会和全世界所有关键问题都可归咎于穷人方面的过多生育,并且直接帮助穷人的企图因他们先天倾向罪恶和贫困的秉性而只能使问题更糟。”[6]这个观点只要和生态学结合起来,便可以把环境问题的责任毫无困难地转嫁给占人口大多数的穷人和第三世界的人民。

如果说生态学先知这一尊号对于马尔萨斯而言名不副实,对于海克尔而言倒是名至实归。作为生物学家的海克尔,不仅是“生态学”(oecologie)这一术语的发明人,而且更在其业余哲学创作中预示了深层生态学的几乎所有观念。现代生态中心主义的哲学基础是泛神论,正是海克尔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泛神论组织——“一元论者联盟”。在海克尔看来,(1)整个宇宙是一个统一和有机的整体,(2)人类并非宇宙的中心,所有生命都具有同等的自然和伦理价值,(3)自然中的真理是人类生活的指南。佩珀认为,我们可以从海克尔这些观念辨识出深层生态学中的三个观念要素的萌芽:“整体论(一元论),生命伦理,以及‘自然界最有智慧’那一原则”。(第219页)

海克尔虽然把古典机械论也视为一元论,但他的一元论实际是有机论的。他的这些“科学”观念应用到社会领域之后,便把种族视为有生命的机体,并认为它和自然生命一样有着共同的自然法则和自然秩序。于是,海克尔期盼人类回归自然的观念,转变成为扎根家园故土、民族和民众的右翼种族主义。这种对纯粹、无辜和永恒的自然的向往,也同时转变为对种族血缘之纯粹和永恒的强调。海克尔就此卷入了当时的优生学运动和种族主义运动,在他的晚年,他加入了一个秘密右翼团体“极北之地”(Thule Society)——该组织在纳粹运动的兴起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海克尔的这些生态中心主义的观念也预示了纳粹的“鲜血与土地”的生态学——纳粹头子希特勒、希莱姆等人都是在这种氛围中淫浸成长起来的。纳粹生态学家认为,德国的土地是种族血脉的源泉,但现代化的推进却扯断了人与大自然之间的纽带,生态学的目标即是要重新让德意志民族扎根于大地之上。于是在德意志第三帝国的统治下,德国环境保护运动被推向了空前的高峰。

 

结语

不仅各种人文生态学有着它们的意识形态根源,即便是科学生态学,在介入社会领域之后,也会被各种意识形态所渲染。作为科学家的马尔萨斯和海克尔,无不宣称自然与社会受到同样的自然规律的支配,我们已经看到,这种“自然规律”是如何转化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既然现实中的自然规律是永恒的,那么现实中不平等的社会秩序也是永恒的。因此对于马尔萨斯和海克尔式的所谓“科学”,右翼分子从来不曾吝惜鲜花和掌声。

然而,是否只要我们超越左与右,就可以免于政治的纠缠,致力于一种纯洁无辜的环保运动?在《导论》的结尾处,佩珀引述了环保运动先驱蕾切尔·卡逊的一则短文《奢侈的报应》。卡逊在文中畅想了一个生态乌托邦政府,它对治下的公民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新交通法颁布后,一位医生因为驾驶汽车而成为罪犯,并被处于极刑。卡逊惟妙惟肖地描写了该罪犯如何坐在他的汽车内被机器碾压得粉碎。最终,医生与汽车一起被压成了一个立方体,被送到了广场上供人参观,在它的一旁竖起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奢侈的报应。

对于卡逊的这个故事,我们已经不需要做更多的评论。她的生态中心主义,以及马尔萨斯与海克尔式的“科学”,其在政治上的后果或许已经在提醒我们,如果没有对人道主义、平等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渴望,那么任何一种生态乌托邦无论多么“科学”多么“生态”,都有可能变成反面乌托邦。

 

《现代环境主义导论》,[英]戴维·佩珀著,宋玉波、朱丹琼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58元。


* 倪明,生态学者。

[1] 就笔者视域所及,国内只有叶舒宪先生在一篇文章中简单介绍了新纪元主义与生态主义关联。见叶舒宪:“新时代精神与生态主义”,载于《绿叶》2011年第二期。然而,虽然国内对生态学的新纪元主义了解不多,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F·卡普拉已有三本著作在八十年代被翻译成中文。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虽然国人还多不识新纪元为何物,但新纪元却早已对国人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卡普拉思想的特征是,量子力学的世界观与新纪元主义杂糅在一起。

[2] 国内的人文生态学界对生态法西斯主义令人惊异的沉默,就笔者目力所及,国内专门介绍生态法西斯主义的文献只有短短的一篇论文,见张旭春:“生态法西斯主义:生态批评的尴尬”,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另有一些论文用三言两语的篇幅泛泛地否认了对生态中心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指控。

[3] Murray Bookchin, “Social ecology versus Deep Ecology: A challenge for the ecology movement”, The Raven Anarchist Quarterly,1987,vol .1(3):219-250.

[5] 可分别参见深层生态主义者多布森和新纪元主义者卡普拉的论述,见[英]多布森:《绿色政治思想》,郇庆治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美]卡普拉、斯普雷纳克:《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石音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

[6] [美]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46~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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