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视野 2013年07月04日 23:47

要问钱怎么没的 先说钱怎么来的

编者按:

上周本站曾登载过一篇关于计划经济的讨论。(参见:《计算、复杂性与计划——再谈社会主义核算论战》)

不过,在现实中,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取舍,并不是理想模型之间的Pk,而是动态发展中的“比烂”。即双方都在不断地浪费资源,犯可笑的错误,但相对更快地拉动产业升级,相对少制造泡沫的一方会赢。本文即从这个角度分析,指出在基础工业部门实施计划经济的必要性。

就本文而言,着重探讨的是中国——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发展道路。但其中的逻辑适用于二战后的整个世界。产业升级或许不一定会改善普通群众的生活,或许不一定有利于人道主义的发展,但可以为资本主义提供投资的“理由”,进而消耗了相对剩余的产品,同时并没有打压利润。

所以,产业升级能够缓解资本主义的总危机,或者反过来说,不能落实产业升级计划的资本主义会自行解体。这与作者几年前的另一部作品《百年老狼——经济危机的脉络》并无矛盾,反而相互契合。两部作品的结合点就是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一个社会制度是否能消除内部矛盾,能否通过局部调整继续生存,决定性的标准就是能否促进生产力发展。无论是分析当前社会的发展趋势,还是规划未来的社会主义。本文所分析的经济规律都非常重要。

本文的另一个要点就是信用货币时代中央银行的运作方式,以及中央银行和资本主义企业的互动。

马克思和列宁都生活在金本位时代,他们对具体事件的论述并没有考虑到信用货币的出现,更不会意识到这对资本主义运转方式的重大冲击。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以货币衡量,当货币本身成为可以任意定义的符号时。再用马克思时代的具体论述来考虑问题,势必会出现削足适履的难堪问题。我们必须承认马列经典论述的历史局限性,时刻把资本主义的最新(实际也不新)纳入理论,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才可能给马克思主义注入活力。否则,僵化的马克思主义说的越多,我们就越象马克思主义的掘墓人。


要问钱怎么没的 先说钱怎么来的

作者:马前卒

1 怎样“印钱”

“钱荒”是这几天最重的国内新闻。各地利率飙升,金融机构四处借钱,不管是谁,只要手里捏着几百万现金,就可以对平时趾高气扬的银行经理耀武扬威,股票市场因为一两条消息大起大落。网银的每次技术问题——不管是真是假,都会被放大成直指中央政治局的传言。就连菜市场大妈的小道消息都在嚷嚷存款不一定可靠。这钱都去哪儿了?

从字面意思说,“荒”是指遭灾,粮食歉收。要“救荒”,不能只发粮食(钱),还要尽快把粮食生产恢复到平时水平,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现在钱“荒”了,也必须先考虑平时为什么不“荒”。

钱是啥?是中国人民银行印刷的纸币,是在中国人民银行允许下,其他银行增加的存款数字。这些钱是怎么到企业、到普通人手里的?为何钱能越来越多呢?

从逻辑上说,人民币的印发方式有这样几种:

首先是最古老的发钞方式——买黄金。金矿出产黄金,中央银行用现钞收购一部分,相当于借助金矿向社会发钞。金矿向股东支付利润,向政府交税,向工人发工资,向供应商付货款,人民币从而成为流通货币。

其次要说最不合体统、却是最近十几年最重要的发钞方式——购汇。中国企业努力拓展海外市场,从国外弄到了足够多的外汇(主要是美元)。拿到国内,央行指示外汇管理局一律收兑,按照牌价换给你人民币。等到需要进口的时候,企业再把人民币换成美元去支付。其中复杂的手续就不说了,总之这些年中国年年巨额顺差,赚进来的美元远多于花出去的。无数个出口企业赚进来的几万亿美元都得交给央行,央行就得拿出人民币来兑换。市面上因此多了几十万亿基础货币(在法律意义上可以全额兑换出来的现钞数目)。企业可以随便花销这些钱,买东西也成,开工资也行,最后合法地流到普通人手里。

第三种方式就是央行买国债。国家发债,央行出钱买(不一定直接买)。国家得到现金,央行得到债券。这近似于国家左手创造钱再送给右手。让政府花印出来的钱,而不是收税收到的钱,政府凭空增加了财政收入。显然,这很容易造成通货膨胀,物价失控。80年代的中国政府就曾经靠印钱度日。1984年政府直接从央行拿走260亿,到了1991年每年直接发钞1000多亿。这期间发生了1988年大涨价,涨价直接导致了惊心动魄的1989年政治风波,几乎把政府推到自杀的悬崖上。

所以,中国法律现在禁止央行直接买中国国债(美国的倒可以),即禁止中国政府凭空印钱。但法律并不禁止人民银行从商业银行的手里买国债。从效果上说,这和央行直接买国债区别不大,但至少政府要先把债卖给现金充足的商业银行,再让央行印钱把本息收回来,绕个圈子算是制约一下政府无限制印钱。但无论怎么绕圈子,央行买国债,本质上就是把现金交到了财政部手里,成为政府的财政收入,财政部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买军舰,修水利,发低保,盖学校都行。钱最后也流到了社会上。

第四种方式也是买有价证券,只是不买国家的债券,买银行的各种票据,各种资产。比如买一张没到期的银行汇票,现金自然转给了卖主。当然,价格肯定低于票面价格。

第五种方式就是往外借钱。比如说通过“再贷款”把钱借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有了低息的进项,不能干放在家里付息,会加点利息把钱贷出去。贷款人可能是企业也可能是个人。

其实第四种、第五种方式的本质区别不是很大。央行借钱给商业银行,实际上也需要银行有相应的资产做实际上的抵押,一般不会凭空给钱。央行买了证券、票据,到时候也是要换成钱的,相当于借钱给社会再要回来。这两种模式算是比较“正常”的发钞模式。

除此之外,改变贷款准备金率也可以控制市面上货币的增减。但这不影响基础货币的发行,也不影响普通人(企业)拿到钱的方式。从长期来看,政府会保证准备金率基本稳定,不会通过连续降低准备金率来发钞。

央行自己也会发一些债券,反过来向市场支付利息,调节市场流动性,但数量不大,利息也远低于市面资金价格。为了讨论简洁,在此暂且不谈这2个问题。

2 借新债还旧债

除了印伪钞之外,钱的来源主要就是上面这五种。

第一种发钞方式有个最大的缺陷——黄金太少了。中国近年黄金产量飙升,已经是世界第一产金大国,每年不过出产几百吨黄金。扣除其中直接做成饰品和金条,被个人收藏的部分,再扣除工业消耗,央行最多收购一二百吨。按照市价,价值几百亿人民币。这远远不足以应付经济增长所需。所以人类很早就放弃了金本位货币。在当今社会,黄金货币只是一个很次要的发钞方式,在讨论全局问题的时候可以忽略。后面还会谈到这个问题。

第二种换汇印钞的方式虽然量大,但从长远来看也靠不住。美国也好,别国也罢,不可能永久性地让中国占有巨额顺差,摧毁他们的产业。从中国整体来看,美国的国债和美元都是凭空印出来的,不花掉都是纸,也不能无限制的攒下去、让美国不劳而获。一个正常的经济体本来也不该攒这么高比例的外币。所以最近几年,出口增速开始下降。换汇增加的货币不那么多了。在考虑当下乃至未来的中国问题时,我们应该基于自行印钞来讨论问题。

剩下三种印钞模式有一个共同点——央行(人行)在账面上不做亏本生意。不论是买国债、借钱给银行,还是买票据。央行最终要收回更多的钱,至少不会少于付出的钱。政府要收税来赎回国债,商业银行要赚钱来偿还“再贷款”本息,开出票据的银行要付出更多的钱收回票据。就算央行长期持有社会资产,也会为此收取永久性的利息。

这很容易理解,央行虽然不是个纯粹的企业,但总还是个银行。必须为自己的商品——钞票索要价格。央行对外放款的利率,就是为此收取的租金。虽然世上偶尔也有负利率的央行,但那指的是存款负利率,贷款利率最低至0而止。至少在账面上,央行是不做赔本买卖的,否则借出的多,收回的少,商业银行和企业不用经营就能从央行赚钱,谁还会做别的生意呢?

不过,按照这个规则,央行发出去的钱最终都会回到自己手里——而且比发出去的时候更多。如此说来,岂非钱荒是必然的结果?岂非市面上每一块钱最终都会被央行收走?

我们都知道,现实中从未出现这么荒谬的情况。这说明央行以外的社会得到了足够的钱,足够偿还源于央行的债务。这些钱从哪来呢?唯一的答案还是央行——别人没有制造货币的权力。很显然,在前一轮现金涌回央行之前,央行用另一轮发行制造了更多的货币,推向全社会。然后新一轮发行的货币必须用另一轮更大的发行来平衡。如此往复,我们完全可以说整个社会需要不断地“借新债还旧债” ,新债一定大于旧债——最终的债主都是央行。

这指向一个重要结论——只要国家开始用央行发行信用货币,社会上流通的货币数量就会稳步地以指数增长,永不停息。钱会不会因此不停贬值呢?

温和通胀的确是大部分国家的通例,但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还是基本保证了币值的稳定,很少出现纸币购买力快速奔向0的情况。这就需要把金融和实体经济结合起来考虑。

央行一般不会直接给企业放贷,而是通过商业银行放贷。商业银行会给什么样的企业贷款呢?显然是有偿还能力的企业。企业从银行贷款,不能去给老板买豪车、办婚礼,必须要有投资项目才能拿到钱,比如建工厂、雇人手、盖房子、搞研发,用贷款形成一份比贷款本身更大的资产,这才能用盈利偿还本息;或者至少用这份新的资产当抵押,借到一笔新的、更大的的贷款,还掉旧债,才不至于破产。

的确有一些企业没能完成这个任务就破产了,但从整个社会的角度说,央行发出的贷款最终在大多数企业形成了更大的生产能力,或是让这些企业能制造更好、成本更低的产品。社会总的生产能力和货币供应同步增加,就不会有失控的通胀。这些新增生产能力意味着更大的社会总资产,正好也提供了更多的抵押,让央行有理由向全社会(包括政府)“借”出更多的钱。这就是实体经济和信用货币发行之间的配合,是大部分国家竭力保持(或达到)的经济状态。“钱”就是在这个动态过程中多起来的。反过来说,要是央行没能完成释放更多贷款的任务,钱就会在动态过程中流回央行,形成钱荒。

3 有工业才有中央银行

要实现这个理想状态,有一个“潜在的”前提必须满足——整个社会(包括企业、个人、政府)可以通过投资来获得更大的生产能力。这在今天是个不言自明的常识,但在过去的几千年乃至上万年,在整个农业社会,这可是个稀罕事。

农业社会的特性是稳定,尤其是在中国这种很早就达到数千万人口,人多地少的发达农业社会,典型的经济模式是大部分人口当农民种地,除了自己吃饭之外还能生产比例不高的剩余粮食,用来供养一些手工匠人、商人、军人、官僚和贵族。几乎所有工作都要靠肌肉(人和畜类)来驱动,所有能开垦的土地都已经开垦、精耕细作。要增加一点点经济总量也几乎不可能。对已开垦土地新投入劳动力,增加的一点点产量甚至不够养活新增的人口,剩余粮食反而可能下降。

这说明,在农业社会,除非可以开辟新的未开发地区,否则向农民或手工匠人贷款意义不大。因为怎么贷款也改变不了用肌肉劳动,靠有限的土地亩产活命的事实。所以,大部分借款不是用来投资,而是用来救急的消费贷款。常说的“卖身葬父”就是这种情况。这种借款往往意味着兼并,因为偶然事故而借款的农民不得不把土地交给债主,自己变成佃农,甚至交出人身依附权变成奴仆。但这依然不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上限,最多是降低农民自身的消费,增加地主或当铺的利润,改变一下分配方式。

如果这个时代出现一个中央银行,以指数方式增加货币供应,那么无论这个货币是什么,是黄金还是纸币,都必然出现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直至经济崩盘。在全国推行纸币的宋、金、元,在美洲抢到天量黄金的西班牙帝国,都无法保持稳定的币值,只是用发钞(币)来代替一部分税收而已。所以农业社会不需要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

工业社会结束了从肌肉→产品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造产品,使用机器造机器成了新的经济模式。从这时起,用投资来促进生产才成为正常现象,企业普遍的贷款发展成为可能,政府每年都可以预期社会总产品比上一年多,从而多印一些钞票来满足使用。这就是中央银行存在的前提和必要性——有了指数增长的工业经济,才能(必须)有指数增长的钞票。

不过,人类社会的硬件进入工业社会,不等于软件也进入了工业社会。在工业革命之后的100多年,具体而言就是19世纪和20世纪前期,人类社会流行的恰恰是金(银)本位,有多少黄金印多少钱。如果金银等贵金属不增加,就不能随便增发钞票。这显然和工业经济迅速增长的现实不符,很容易出现钱不够用的问题,影响经济发展。

好在欧美等少数几个工业国正统治着全世界,可以开采全世界的黄金,可以从中国印度这种传统的富国连抢带骗地弄金银。所以贵金属总量增长的速度还算可以,能勉强追上19世纪全世界平均不到2%的经济增长率。等到殖民地瓜分完毕,金矿基本都得到开发,黄金的增长没那么容易了,工业增长率却不断上升,货币开始不太够用。具体来说,极限就是1910年以后,世界经济增长率从2%往3%艰难爬动的时代。等到增长率爬到差不多3%,地球也被瓜分完毕。工业经济再也不能从外部找钱(黄金)来保证经济增长,这个世界立刻爆发了世界大战,然后是大萧条。总之没钱就没利润,没利润就要打仗自杀。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稍微变聪明了一点。认识到金银有限,而工业经济的增长无限,逐渐放弃了金本位制度,理直气壮地授权中央银行发行信用货币。无论其中有多少黑幕,给多少人间接制造了利益,悄悄偷走了多少人的财产,这个变化都是一个划时代的经济制度进步——源于农业时代的金融体系终于进入了工业时代。以至于经济学家威尔.罗杰斯说:人类有史以来有三项伟大的发明:火、轮子和中央银行。

仔细分析一下,威尔.罗杰斯的话的确不算太夸张:

人类在学会用火之前已经会打猎了,但学会用火意味着人类能充分利用打到的猎物,彻底超越其他食肉动物。即用火是史前时期的人类成熟的标志。

人类在学会制造轮子之前已经会种地,会组建政府了,但轮子大大降低了陆地运输的成本,把分散的地域性文化连接成统一的文明地区,轮子算是农业文明成熟的重要标志。(美洲文明没有轮子,靠羊驼和人力在各个地区之间运输,几百个西班牙人一来,各个地方势力对西班牙人消灭权力中心乐观其成,很快被打的分崩离析)

类似地,人类在发明中央银行之前已经发明了现代工业,但直到20世纪中期,基于信用货币建立中央银行,这才算正式承认财富来自工业经济,承认货币只是个符号,允许财富的标志——货币和工业经济同步增长。从这个角度说,以信用货币为基础的中央银行算是工业文明开始成熟的重要标志,有资格和轮子,和钻木取火并列。

4 央行不是上帝

如此看来,经济制度至此已经达到了一个理想状态。政府和央行印钱,企业生产,银行做中介,一起分享工业经济带来的好处,一起给工业经济加油。工业社会再也不用担心通货不足,萧条和衰退从此可以走进历史了。

实际情况呢,20世纪中期以来,这个世界的经济增长速度的确比此前快得多,稳定的多。但表现为通货紧缩的萧条和衰退从不曾消失,隔几年,至多十几年就要跳出来占据一下新闻头条。远的不说,只看最近的钱荒和2008年从美国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难道人行和美联储打盹了吗?

这还是要谈一谈“理想状态”里的“潜在前提”。

在前面的模型里,所有的企业都会努力扩大生产,制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把资产变的更值“钱”;银行则按照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评判资产,依据资产发放贷款,让最能创造财富的企业(个人、地方政府)拥有最多的货币。

但在现实中,银行无法直接评判“创造财富”,只能根据市场价格来评价资产的价值;企业也不会考虑什么是“财富”,而是利润第一,无限地通过市场收集货币作为利润。换句话说,市场价格决定贷款流向、市场决定贷款偿还能力。

市场是什么地方?市场是把资产体现出价值的地方。在成本和质量不变的前提下,一个每月生产120辆汽车的工厂肯定比生产100辆的有价值,利润更高,拥有更高的还款能力。作为抵押,也可以贷到更多的款。这就是理想模型下的经济增长模式。

市场之所以能对资产作出比较正确评价,是因为市场的末端站着消费者。不管看起来多么神奇、多么壮观的资产,若是最终不能增加消费品供应,不能让最终用户掏出钱来,那也一文不值。不过,从央行到银行,再到消费者,其中要经过许多环节才到最终用户。这就有了投机和炒作的空间。

市场的精髓在于供需决定价格,有人出钱收购市面上某种东西。无论他是否拿这东西去消费,都会抬高价格。而对于企业或者有钱投资的个人来说,市面上的东西自己可以不消费,也不拿来搞生产,但只要有涨价预期就可以买入,涨价了再卖出赚钱。所以,只要有资金干预,即便基本需求不变,市场上的“资产”价格也可以大幅涨落。银行当然不喜欢这种能造成坏账的风险,但银行同样喜欢利润,也没有能力分辨每一份资产到底为什么增值。所以在投机风潮刮起来的时候,银行也会直接或间接地跟进放款。市场也会对这些资金照单全收——炒作1000万元的“艺术品”,和工厂购买同样数量的原料,所需的资金数量没什么区别。

这正是我们身边的现实。在市场经济充分发育后,我们看到,无论是住宅、商铺,还是古董、翡翠、黄龙玉(黄蜡石),乃至茅台酒、普洱茶、大蒜。没有什么不能成为炒作题材。购买者往往不是因为自己真的需要这些东西,而是认定了可以在涨价中赚钱才买入。但不管基于什么原因,银行在大多数情况下会根据涨价后的价格来认定资产价值,根据炒作利润来确定企业盈利前景,从而发放贷款,支持了价格进一步上涨。这就是“资产泡沫”。央行贷款通过商业银行,间接吹起了泡沫。

5 泡沫的杀伤力

资产泡沫意味着价格远远超出成本。对单件商品而言,价格虚高并没有什么害处,因为钱和价格本来就是个符号,定价既不影响生产商品的成本,也不影响消费这件商品带来的实际效益,甚至可能会提高消费者的实际感受——医学研究证明,安慰剂的效果随价格同步增长;社会经验告诉我们,钻石和玻璃的区别主要在于付款时产生的自信。这都不算坏事。

不过,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畸形价格会错误地引导资源配置,造成巨大浪费。当资金都涌向投机行业时,其他行业相对就会缺少资金,实际利率会上升。在市场经济下,资金代表的是人力、原料、土地等资源。比如说,成本200元的普洱茶饼被炒到10万元,那么普洱茶生产就会大大增加,本来不适应生产普洱茶的土地、人力被转去生产普洱茶。这显然大大提高了生产成本,但只要生产成本低于10万元,比如5万元能生产一个茶饼(当然这个比喻并不太恰当),就会有人源源不断地向普洱茶行业投资。为此节衣缩食、减少消费在所不惜,抱着投机获利的希望自得其乐。

实际上呢,在其他茶叶、饮料的竞争下,消费者主体能接受的茶饼价格依然是200元,就算紧缺也只愿花500元来买,只有一两个人愿意在5万元的时候依然要喝普洱茶,绝大多数囤积茶饼的人只是为了套利才囤积茶饼的。在这种情况下,每个5万元的茶饼或许能赚5万元的利润,却实际上至少浪费了50000-500=49500元的劳动。

如果说普洱茶的例子还不够冲击力,我前几年曾碰到这样的事情。当时陕北煤价高涨,陕北房产泡沫也很厉害,几个县城的房价动辄上万,远远压倒西安。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自然渴望着盖房子发财。拿不到耕地指标,地方政府就在山谷两侧炸山造地,整个住宅小区和广场的位置比原来的地表低七八十米,全是一点点炸石头炸出来的。每亩地仅平整费用就高达六七十万元,在石头基底上修基础设施更是麻烦。这些费用全部要加到房价里。

这里的购房者如果只是为了居住,完全可以以更低的价格到基础设施更好、工作机会更多的西安等地区购房,或是步行几分钟,穿过黄河大桥到对岸的山西县城居住——那里的房价便宜一半以上。但考虑到房价的增值潜力,他们完全不介意在房价中支付高昂的平整费用——直到房价泡沫破裂。这些陕北县城和西安的房价之差不仅仅是纯粹的炒作利润,还包括了好几倍的建设成本。房产泡沫促使中国人在这些本不适合盖房子的地方修居民区,多付出了天量的劳动。而这些劳动本来可以在其他行业转化为有效的消费品,或是加快经济增长率的投资。这就是泡沫的第一个害处。

泡沫的更大危害在于破掉的时候。

泡沫早晚会破,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因为早晚有人会套利出逃。泡沫破的越晚,损失越大。从全社会来说,泡沫价格越高,生产高价产品浪费的资源越多。从银行的视角看,泡沫资产越多,抵押能力就越强,被用来炒作泡沫的贷款就越多。一旦泡沫破裂,显然贷款偿还无望,都成了坏账。

从央行的角度来看,泡沫破裂意味着央行以外的社会总资产价格下降,不能再抵押此前那么多贷款。正如前面所说的,发行货币是个动态过程。央行新发的货币减少,但此前放出的资金还要按时返回央行。市面上的钱自然就少了。

和别的企业不同,商业银行的 “原料”和利润都是钱。钱紧张的时候,无论自己的贷款是否因为泡沫破裂变成坏账,银行都要囤积原料自保。最起码要能应付正常的存取款,不至于对着存单付不出款,倒账破产。所以快到期的贷款要催着还,新的贷款要想尽理由不放,还要各处磕头作揖去拉存款,至少保证大客户的存款不跑到别处。至于暂时持有货币的成本,损失的利息,在破产的危险面前都是小事。

银行不放款是自保,其他企业拿不到贷款可是要命了。这年头纯粹靠自有资金发展的企业可谓凤毛麟角——大多被积极利用贷款的企业挤垮了。大部分企业本来要靠贷款当血液,忽然拿不到贷款,进不了原料、发不了工资,甚至没法卖固定资产来筹集救命的资金,只能一步步地走向破产。至少也要停工减少产能,艰难度日。

企业破产、压缩产能,在银行视角看来意味着新一轮的资产缩水,必须继续减少贷款,规避风险。这又会打击新一批急需资金的企业,给银行更大的压力。经济就此进入恶性循环。美国两房债券泡沫破掉后,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就是这种情况。

泡沫破掉固然不好,但泡沫涨成两倍大以后再破会更可怕。所以有的时候,或是商业银行,或是央行自己,会主动地收缩资金,戳破已经很大的资产泡沫,客观上无差别打击了投机行业和实体经济。这就是眼前的“钱荒”。

6 开银行不能忘本

在理想的央行模型中,资金扩张可以和企业生产能力扩张同步进行。但现实中投机泡沫一个接一个,泡沫后的紧缩又对那些不投机的企业进行全面打击。连续不断的折腾说明,理想模型正常运行的某个前提一定未能得到满足。一定有某个地方出了差错。这个差错是什么呢?

论语里有这么一段: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我要去给卫国打工了,到地方先干啥能镇住场子?】

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老师您太老套了,一个名头有啥好争的】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混小子,你傻不要紧,闭嘴就没人知道的。现在我告诉你,名分决定了讨论的逻辑,逻辑不对啥都得干砸了。正名是第一要务】

孔子不问卫国的情况,不问子路挂职的级别,上来就回答“正名!”。可见孔子认为“正名”是通用的管理逻辑。我是这样理解孔子的对“正名”的重视的:名分是对一个机构(领导)任务的定义,你对任务不满可以重新做定义,但做了定义就必须让机构(人)按照定义做事,否则一切都没规矩,一切都做不成。孔子另一句名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是这个意思。

按照孔子的逻辑,要解决经济模型的问题,首先要搞清楚各个机构真正的“名分”,看看他们是否按照这个“名分”做事。银行的“名分”是什么?

银行——顾名思义是经营银钱的行当,是用钱生钱,追求钱越来越多的行业。从古代直到19世纪金本位时代,这个“钱”的确意味着金银贵金属。银行是真正的“银”行。是为了聚敛货币不择手段的纯企业。在金矿和社会财富都不可能持续增加的世界上,借投机放高利贷是银行做大的重要手段,是银行的“本分”。

不过,现在是信用货币时代。前面已经清楚地定义了这个时代的“钱”——为了顺应工业发展的需要,由中央银行发行的交易工具。即“钱”已经不是“银钱”了,而是新出现的工业经济的润滑油,是用不断增长的工业资产抵押出来的纸片。这意味着银行的“名分”变了,功能和权力都必须随着改变。

当然,今天的银行还是企业,目标还是赚更多的钱。这一点是不变的,但既然“钱”的增长,根源不在金矿,不在投机,而在于工业经济的指数扩张,那么银行的“本分”就不应该是简单地追逐高回报,而是应该把资金投向工业经济,保障工业经济的指数增长。这样央行才有足够的理由制造货币,商业银行才有长久的利润。做人不能忘本,银行在信用货币时代快乐地赚钱,要是忘了“工业”这个“本”,那早晚会被泡沫炸的人仰马翻。

这个问题直观地理解,就是大楼不会生出别墅,黄花梨的桌子不能生出红木板凳,但组成完整体系的工厂和研究所可以制造更多的工厂和研究所——当然还可以制造我们需要的大部分商品。要是房产泡沫把太高比例的钢铁、人力吸纳去搞楼盘,而不是修新的工厂,那经济增长率迟早会下降。所以,既然信用货币不增长就要出问题,银行就不该放纵资金去炒楼盘、炒红木,因为这些业务无助于实际财富的增长,从长期看也无法支持信用货币的增长。信用货币不增长,一切金融操作都是久赌必输的零和游戏。

不过,凡事说来容易做来难。如果央行简单地下一道命令“原则上只给工业经济贷款”就能解决问题。泡沫经济早就被消灭了。“工业经济”是个很宽泛的定义,里面既包括机床厂、重化工业,电子研究所等核心产业,也包括玩具厂、装修队、物业公司等外围配套产业。甚至最近被热炒的普洱茶、大蒜乃至墓地,严格来说也不是完全和工业经济没关系。比如说煤老板有闲钱去炒墓地,声称自己是因为煤矿死亡率高才预购墓地,你能说他完全没道理么?

工业革命爆发已经两个多世纪,整个人类社会已经被现代工业完全改造过一遍。非要给某个行业安一个“工业”概念,在这个策划公司满街走、咨询企业不如狗的年代简直太容易了。

所以,具有可操作性,也符合工业经济逻辑的金融操作方案必然是一个量化的复杂规划,根据技术升级路线、产业链配合和资源现状,对各行业、各地区乃至各企业做出具体的融资指导意见,规定银行能自行操作的融资空间。而且还要根据最新的形势随时调整。很显然,银行既不愿意给自己带上这样一幅枷锁,也没有制定这种规划的能力。虽然银行里也有识数的人,他们也会看数字,也会分析企业前景,但如果企业自己都没有全面的产业规划视角,怎么能指望完全不懂工业技术的银行(央行)懂呢?这可不是雇几个化工、电子专业的大学生,请两个咨询公司就能补上的课。

既然没法做细致的规划,央行的手段就只剩下收放钱了,要么全面放,要么全面收,结果往往是在投机繁荣和通缩萧条之间摇摆,屡屡造成巨大损失。最大的摇摆甚至能把美国这样的世界霸主忽悠瘸了。眼看中国也从四万亿走向钱荒,咋办?

7 工业总参谋部

既然金融业乃至央行自己也管不了这事,那正确的思路就是不让他们管,另请高明。产业规划涉及到外交战略、人口迁移、社保配套等许多只有国家才能控制的领域,甚至可以直接被视为国家战略的主体。这样的规划本来也不是一个银行——哪怕是央行能控制的事情,必须由中央政府亲自操盘才可能做好。

当然,眼前的中央政府有发改委、国资委两个部级单位,但实际上一个主要功能是审查企业提出的计划,一个基本只负责基本的行政管理,完全没有全面掌握产业信息(具体到骨干企业),指导整个工业体系升级的能力。更不可能要求总理挂帅的金融工委、政协副主席领衔的央行配合自己。至于地方发改委,已经完全蜕变成为项目补手续的盖章机构,能在项目上马前看看可行性研究已经算有面子了。在这样的体制下,指望不出泡沫和“钱荒”,真的很难。

看到这里,有些读者估计已经明白了——你不就是想要个国家计委么!而且还是高岗主席(当时计委领导不称主任,称主席)以国家副主席身份管经济、把周恩来都挤到一边管外交时期的计委。这是反攻倒算,走历史回头路啊!

扭过头看看历史,1954年之前,高岗时期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还真的有几分相似。当时的中国,完成了土改,顶住了联合国军,挫败了台湾国民党军反攻,算是立国已稳,要开始搞建设了。但是,纵观世界,美国和西欧是敌人,日本是附庸,斯大林的苏联还在战后恢复,犹犹豫豫要不要给中国大投入,几乎所有的工业国暂时都指望不上,甚至和中国没有足够的贸易联系,中国只能靠自己来搞工业,自己设计所有的工业门类。所以,必须由一个绝对集权的计委来统筹,把所有能搞工业的资源、人力乃至政策抓到中央政府手里,设计一条和任何国家不同的路。

高岗自杀后的1955年,赫鲁晓夫的苏联送来了156项工程,中国开始了照搬苏联经验的时代。即便到中苏关系破裂后好多年,中国经济建设的重点依然是消化和复制苏援工业,搞了近20年才吃透。等到了70年代中期,从苏援项目复制出来的工厂也开始正常生产,中国又开始和美国、日本联手对付苏联,开始从西方引进项目,吸纳贷款,复制西方的工业。90年代后苏联解体,学西方的路本来开始难走了,但欧美这时也开始去工业化,需要中国的廉价商品,允许中国“入世”,继续向中国开放市场,转移生产力。

总而言之,从高岗自杀到金融危机这几十年,中国走的是跟进路线,眼前总有一个成型的工业国当榜样(或是教训)。或是苏联,或是日本,或是美国。这样的发展路线,产业政策的确可以相对弱一些——抄就是了。银行也好,政府也罢,都可以照猫画虎地调配资源,虽然免不了波动,但总不至于出致命大错。不会被哪个超级泡沫一家伙炸死。所以计委先是被弱化,权力大幅度地向地方政府分散,然后被拆成计委和经委,又变成发展计划委员会,最后变成了今天的发改委。但这并没有给中国经济带来致命伤害。

今天的情况不同了,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基本工业品产量、工业人口数量、工业地区覆盖面积都达到了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水平。在具体的工业门类上,中国需要学习,需要跟进的地方还很多,但整个工业布局,未来几十年的规划,任何国家都没资格当中国的老师,中国必须自己设计未来。

这既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也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再也没有任何试错的经验可供参考。虽然工业规模差了上千倍,但中国仿佛又回到了1955年之前,美苏两大阵营的工业均靠不住的年代。必须有一个机构全面掌握工业信息,制定产业政策。在贯彻产业政策的时候,这个机构还必须拥有直接干预企业人事、财务的权利,而不仅仅是审批和事后监管。换句话说,未来的中国经济需要一个工业总参谋部,只有空头司令部和顾问团是远远不够的。更不能允许金融企业另起山头,建设一个以“赚钱”为单一目标的经济权力中心。

不用说,无论是央行还是商业银行,对这个方案都不会有什么兴趣。事实上,眼下的事实是中国金融业调配资源的能力前所未有,金融企业的“自由度”也越来越大。在一个全面产业政策成为发展必需品乃至生存必需品的年代,要是放手让银行去行使作为企业的自主权,允许它们“一切向钱看”,由金融决策反推产业政策。下一次“钱荒”恐怕就不会像这次这么温柔了。

8 非他不可?

反对“工业总参谋部”的理由也不难找。比如说,从全世界普遍推行信用货币制度到最近几年,美国一直是无可争议的工业霸主,美国前面同样没有可借鉴的别国发展经验,美国也没有这么一个“工业总参谋部”,不也一样过日子吗?

不错,美国的确没有计委,但美国眼前就有金融危机,还有动摇国本的去工业化。2003年,美国制造业规模还是中国的两三倍,此消彼长10年后,现在已经只有中国的八成了。要是中国走美国的这条路,仅每年400万理工科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就能把社会拆了。

不过,在二战之后,金融危机之前,美国还是神气了好多年,不仅是军事上压倒世界,不仅是能强迫别国接受美元当硬通货,就说纯粹的工业经济干货,美国也没耽误了。二战结束时美国工业占世界一多半不说,就算在苏联鼎盛的1975年,制造业规模也只有美国的7成。美国赢得冷战,把联合国设在自家,这本事可不是吹出来的。这时的美国有计委吗?谁为美国设计一条引领世界发展的道路?

冷战时期的美国的确没有计委,但美国有个好哥们叫苏联。苏联和美国互相看不顺眼,都想造几万颗导弹灭了对方。就算没有主动动手的心思,依然会造成千上万的导弹,用反击能力来避免对方先发制人。在双方的导弹原子弹数量达成恐怖平衡后。美苏又在常规武器上展开比拼,从飞机到坦克,从航母到核潜艇,哪个型号不砸个几百亿都不好意思出来见人。武器造多了,就得质量取胜。于是冷战几十年间,飞机坦克换了一代又一代,每一代的复杂性都上一个数量级。最后,美苏对抗从大气圈打到外太空,从地球打到火星。巨大的空间站、一次几十亿美元的登月活动,再到最后的星球大战计划。既是潜在的军事威慑,也是炫耀国力,震慑盟国的手段。

如此简而不明地回顾冷战史,就是想说明一件事——如果你有一个实力接近的敌人,就不用担心没目标——敌人会给你指定一个目标。而且这个目标还不是一两个简单的指标,而是全方位的发展,因为敌人从来不会预先声明以什么方式进攻,从海陆空到地球轨道再到电脑网络都有可能。你要么全方位设防,要么做好全方位主动出击的准备。方方面面都要准备好。这是个非常充足的升级工业的理由——工业停滞不仅是不能印钱的问题,更是直接导致灭亡的因素。所以美国兢兢业业,料敌从宽,在工业上丝毫不敢放松,在国防部订单和NASA的引领下,全方位地升级工业。来自苏联的每一个传言都会让研发经费翻番。

不过,战斗机和核潜艇虽然代表高科技,却不能拿到银行抵押贷款。因为它们对普通的消费者、劳动者来说都不代表财富,不代表可以吃穿享受的消费品。除了卖废铁,这些武器也没法直接促进民用工业的发展,反而会占用大量的优质劳动力。在这一点上,造武器和造高价楼盘倒没有本质区别。为何造楼盘会产生泡沫,搞军备竞赛反而会促进工业发展呢?

这是因为工业社会的另一个特性——军事产业和民用产业的内核相通,依托的是同一套基础工业体系。商品要造得好,短期看是需要乔布斯这种创意大师来设计、要史玉柱这种高手来营销;长期看,创意高手和营销高手是最过剩,也最容易被人仿效的货色,基础工业的进步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

农业时代的人想了几千年神仙楼阁,抗拉材料只能用木头,再有创意的建筑师也只能修个大教堂、祈年殿什么的;最后还是因为工业革命提供了足够的钢铁,在建筑中大量使用钢筋,让建筑材料既能抗压也能抗拉,这才有了当代的高楼大厦,才有了几十层的住宅楼和央视大裤衩。古埃及就有人知道用鱼鳔、肠衣当避孕套,但直到现代橡胶工业提供了足够的弹性材料,杜蕾斯才成为平民消费品,廉价避孕术才解放了育龄妇女。

只要基础工业提供了足够的材料、足够的加工手段,哪国也不缺有创意的人去排列组合、创造新的消费品,再向银行抵押这些消费品生产能力,为社会制造更多的“钱”。所以,经济的增长从长期来看依赖于基础工业的研发和规模扩张,要想“钱”越来越多,就得搞基础工业,对未知的技术甚至科学投入巨资研发。

9 以迂为直 以患为利

既然基础工业这么重要,直接向基础工业投资,拉动经济不就行了么?为何非要耗资巨大地搞军备,绕个大圈子来搞基础工业?

这是因为在金融业的视角看来,基础工业有重要的“先天不足”。

基础工业的进步和一般工业企业不同。一般的工业企业,尤其是轻工业的进步往往是基于现有的各种工业技术,重新排列组合,改进修补,创造出新的生产方式,或是新的消费品。这样的进步虽然是渐变积累,虽然没有本质上的突破,但好处是很直观。只要技术改造真的有效果,发明者(机构)就可以申请个专利,带着样品或图纸去找投资者,展示新产品,或者说明如何压低成本。投资者就算自己看不明白,请个技术顾问也可以分析一下。有效就可以投资,就可以生产。要是企业自己做出的技术改造,也可以请银行来评估一下资产,融资开工。总之,基于现有技术基础,重新组合出来的技术进步很容易预估利润,因此能够被金融企业理解,可以获得信用货币支持。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最著名的一个创意班子带头人,爱迪生就是这样和摩根财团勾搭上的。

基础工业就不太一样。尽管基础工业也存在许多渐进式的进步。但归根结底,在现有的各种方案中排列组合,技术储备总有吃光的那一天,而且指望不上别人来提供新方案。只有不断地向未知领域探索,制造此前从未尝试过的机器,才能持续地提高效率,向整个工业体系提供新技术。为了建造新一代的机器,大型的重工业企业甚至要深入到科学的前沿,支持基础科学研究,把最新的科学成果转化为工程成果。比如这意味着经常性地承受失败,以及利润前景的不明朗——这正是金融资本最厌恶的东西:风险和未知的风险。

简单地说,就是金融资本的判断,最终必然体现为银行工作人员的判断。作为外行的工作人员,对于基于现有技术的开发可以预估盈利能力,对于向未知领域的技术探索很难估算盈利能力和风险,所以本性上厌恶向基础工业进步投资。如果让金融行业自主地决定投资方向,这个趋势显然会拖慢基础工业的进步,最终导致经济停滞。

实际上,这正是欧美200年来的现实,而且随着技术开发成本不断增加而越来越严重。能扭转这个现实的因素只有军备竞赛。

军事投资有个很大的特性——最大的风险来自于敌人。军队虽然不喜欢浪费钱,但更不希望看到敌人拿到比自己先进的武器。因此,在财政允许的范围内,军队愿意承担一部分失败风险,乐于向基础研究投资,拉动基础工业的进步,在武器订单内开销巨大的研发费用。而且现代军队作为一个国家机构,本身也拥有足够的技术专家,拥有自己的理工科大学、研究院。他们能够对某些风险研发做出比金融界更正确的判断。

所以,虽然军备耗资巨大,虽然坦克飞机不能吃不能穿,但往往越是增加军费(航天拨款),制造武器,基础科技进步和基础工业发展就越快。从军事角度说,这些研发或成功或失败,但这些技术进步“溢出”到民用工业,会迅速地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财富,让所有人更有钱。微波炉的发明就是个典型的例子——雷达研究中一个工程师发现磁控管融化了他口袋里的巧克力,他说服军方基于这种热现象研发一种新武器,新武器没出来,但微波炉上市了。冷战中这种故事千千万万。看似浪费的军事订单成了美国经济实际上的发动机,看似政绩工程的阿波罗计划换回了百倍的收益,美国(以及享受美国技术溢出的盟友)因此保持了几十年的世界老大地位。这正是孙子兵法上说的“以迂为直 以患为利”。

冷战不止美国一方,苏联也在搞军备竞赛,也因此占住了世界一级的地位,70年代前增长速度还远高于美国,从不到美国3成的实力逐步上升到美国7成的水平。但80年代后的苏联并没有因此欣欣向荣,反而逐渐停滞,最终解体。这除了文化上的因素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苏联并没有正确理解自己的优势所在,没有理解强大军工——重工业本身就意味着无限的财富。

80年代的苏联和美国一样,大部分精华人力投入到以军事为中心的高科技工业,剩余人力已经不足以去转化军工业的技术进步,生产足够的消费品。面对这个问题,美国把工业向海外转移,通过金融优势回收产品解决问题。苏联却反过来开始怀疑自己的优势所在,转向市场化路线,放弃工业规划、减少军费、降低军重工投资以解决暂时的经济困难。这就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结果自然是越改问题越大,最后一跨了之。

不过,既然军备竞赛成了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冷战结束对于金融集团本来就异常强大的美国来说不是个好消息。随着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美国的基础研究也越来越少,实体经济进步越来越依赖于冷战期间的技术储备。等到互联网-集成电路代表的这一轮经济高潮过去,美国最大的依仗已经是通过金融向全世界吸血,制造投资泡沫。军费中用来养人、维持运转的费用越来越高,用来搞研发的比例越来越低。等到吸血也填不满美国金融泡沫的时候,2008金融海啸就来了——距苏联解体不过17年。

吸取美苏经验教训并不等于重演历史。既然军备竞赛拉动经济只是一个间接路线,中国不一定非得发起一场新冷战才能拉动经济,毕竟冷战是世界随时距毁灭只有半个钟头的时代。中国并不缺把新科技成果转化成消费品的人力,只要中国能避免被眼前的经济波动牵着鼻子走,坚持落实产业升级规划。中国不需要像美国那样消耗世界一半的军费,也能保障经济的稳步发展,也能让“钱”越来越多。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最终中国必然需要一个“工业总参谋部”。从短期来看,中国至少要避免让银行主导产业政策,让银行在工业经济方面更专业化,更“懂行”。像精细化工等短板领域需要专门的融资机构和融资政策。眼下建交农工、国开行、农发行的业务高度同质化,在房地产热潮中一拥而上的局面必须被扭转。

对于银行来说,一块钱和另一块钱之间可能没有什么区别,但对于全社会来说,投向基础工业升级和研发的一块钱,和投向一般消费品领域的一块钱、投向房产泡沫的一块钱大不相同,区别就像给孩子交学费和买玩具那样大。把决定投资的权力交给银行,就像把家庭财政交给小学生来管一样,后果不堪设想。

10 四万亿

总的来说,中国现在经济学界流行的还是自由市场至上的思想。不意外的话,对于我这一番用政府干预来解决“钱荒”的言论,必然会有人搬出四万亿投资的事情来打脸——若非政府主导投资,扔出四万亿廉价资金见项目就上,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投机泡沫?怎么会惹得李总理不惜主动引发“钱荒”来挤泡沫?吃政府的亏还不够吗?

谈到这个话题,这就必须好好回顾一番四万亿的前因后果。

从直接原因上说,四万亿的问题出在美国。美国玩金融玩嗨了,全球印钱吸血,也在自己国内炒起了资产泡沫。等到美国意识到泡沫问题,印钱的手稍微一软,泡沫就破了。作为连锁反应,全世界通行美元的地方都出了“钱荒”。

前面提到过,那时候中国最主要的印钱办法恰恰是最不合体统的换汇。欧美钱荒了,中国出口市场明显萎缩,中国央行收兑的美元、发出的人民币都大幅下降。而中国实体经济规模还因为惯性而不断上升,所以中国必须用换汇之外的方式来印钱,不仅要补上美元流入速度下降的缺口,还要有更多的数量来安抚一片恐慌的市场。这就是四万亿的原因。非要给四万亿找个直接嫌犯,那还得归结到美国的金融资本身上。

当然,四万亿以及后续资金毕竟是中国人自己印的,从中国人的视角看,这是对通货缺乏的正常反应,甚至可以说是好事——最起码从美国人替中国人印钱变成了自己印钱。发钞的主导权、印钱的铸币税都留在了中国。但是从实际执行来看,四万亿的确问题很大。

我当时在曾经碰上这样的事情,相距上百公里的两个县区同时要搞超级工业园区,立项的理由是金融危机前颇为繁荣的某大型工业企业要产业升级,要开新厂区,把很大的一部分生产能力和人员搬过来。企业搬迁自然要买工业用地;企业里的工人、工程师收入不错,自然要买房子,占用住宅用地,工人们还要在附近吃饭买菜看电影,还需要商业用地。这工商住宅用地都齐全了,建新城的理由也就出来了。

于是,这两个县区都以平方公里为单位征地、修基础设施。耕地指标不够就以土地整理的名义倒腾一批,再以农民进城城乡统筹的名义搞一批,不经批准先占一批,街道、给排水、土地平整、电力电信统统按照高标准修。至于立项的理由,首先是支持制造业,打造工业强县;其次是吸纳劳动力,让回流农民工有事干;第三是城乡统筹,给被占地农民解决社保;至于第四……再大的企业也不能一次用几平方公里的地,也得考虑点房地产开发项目,所以项目选址尽量要往省会的方向靠,往快速交通干线上靠,给房地产企业一个开发的理由。

这么大的项目,粗粗一算怎么也得十几亿的投资吧。要是分期开发,后面征地就难了,地方政府打算一票都干下来。一年全县也就三四亿的收入,县里肯定是没钱干这事儿的。于是就贷款,十几亿贷款是起码的,一家银行额度不够就找两家,还可以找政策性银行要低息贷款。既然有土地做抵押,有财政承诺托底(其实一回事),银行也痛快地签了贷款合同。新城迅速拔地而起。

唯一的问题是,最后这个大型工业企业去了哪个工业园?哪个也没去!因为金融危机之下,工厂销量也大大下降,急需贷款过冬,可工厂自己却拿不到贷款,自然没有建新厂区搬家的心思。幸而工厂的产品和基建间接相关,随着各地大上房地产项目,慢慢地也被救活了。但但繁荣程度远不如那两个开发区。既然闲钱不多,自然也就不琢磨什么新厂区铺摊子的大事,搬家的事情从此搁置,放进了中长期计划。你是不是以为那两个园区吃瘪了?错!人家卖地盖房子红火着呢,起码到这次钱荒之前日子还挺好过。

为啥厂子自身拿不到救急的贷款,拿工厂搬迁当概念的房产项却目拿的到贷款?原因很简单,房产项目有土地做抵押,有土地增值做利润来源,中间虽然也有些修基础设施的技术问题,但都是成熟技术。再加上地方政府做担保,自然贷款顺利。相比之下,工厂能拿出来抵押的资产都是设备和技术积累,这东西评估起来又麻烦又有风险,再加上金融危机打压销量,谁愿意吃力不讨好,在这当口支持企业技术升级?就算支持,企业拿出当初一个亿攒下的资产当抵押,银行评估一下,按照最保险的方式评估,能发两三千万贷款就不错了。地方政府(操作上通过融资平台)那边价值一亿的土地,由于价值直观,起码可以抵押8000万贷款,钱往哪边流不言自明。这就是“四万亿”最大的隐患。

地方政府不是中央政府的缩小版,在职能、权力方面有本质的不同。发钞权就是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地方政府没有印钞的权利,也不必为此担义务——保证钞票越来越多,而且一直能买到足够消费品的义务。领导自然关心的只是赚钱,增加本级财政收入,有了收入才有办法出政绩、攒官声。

所以,四万亿之错,不在于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在于给地方政府上项目的权利的同时,没有严格地规定投资方向,制定投资计划。结果地方政府和银行一拍即合,大上房地产项目,铺了一个到现在也没铺完的摊子。贷款跟不上的时候,地方政府就发地方企业债、拉信托资金避免烂尾,赚到钱了就发福利。等到房价停滞、钱荒来袭,再高的利息也拉不来接盘资金,地方债(严格来说是以地方融资平台为主体的地方企业债)危机就开始按照缺口大小逐个吞噬地方财政了。

当然,地方政府和银行也不是不重视实体经济,就像上面说的例子,建新城的时候地方政府至少知道搞个产业园的概念。这几天被财经媒体盯得紧的唐山曹妃甸新区,也是准备大上工业来还债赚钱的。只是地方政府觉得,既然盖房子、修基础设施也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用的都是没啥风险的成熟技术,还能立竿见影地拿到回报,当然要优先干。研究工业,配合国家产业升级,那是很了不起的大事,但回报期明显超过官员任期,也长于银行经理升职的考察周期。既然中央也没给分配明确的产业分工,了不起的事情还是留给别人去做吧。

所有地方政府和银行都这么琢磨,结果自然是基础设施相对过剩,工业相对不足。给地方债危机做辩护的人总说“实体经济怎么会有泡沫?”。但实际上这句话必须加个定语才合适:“发展平衡的实体经济怎么会有泡沫?”。中央政府自己不负责调整产业结构,把重大项目的权力扔给地方政府和商业银行,结果就是实体经济中容易炒作的那部分成为泡沫,其他方向依然短板。印出来的钱还是没有依托。可见,四万亿的问题不是政府干预太多,恰恰是中央政府干预太少。

11 管就要管到底

因为政府干预过少的“实体经济”泡沫远不止房地产。最近因无锡尚德破产、欧盟贸易战而引人注目的光伏产业就是好例子。

光伏产业是太阳能发电的一种,理论上大有潜力,但是眼下的设备生产成本很高,折旧周期、运行成本都不能让人满意,发电不稳定,对电网伤害也大,如果不在技术上达成突破,很难和火电、水电等廉价、稳定的电站竞争。暂时本不该有太多的应用,但政府的补贴制造了“奇迹”。

政府推出的补贴方式颇为简单明了——根据装机容量给高额补贴,希望补贴出来的利润能促使企业努力改进技术。比如纳入“金太阳”项目的光伏厂,政府可以承担50%-70%的光伏厂建设成本,再加上其他方面税费减免,光伏电厂只要运作的好,完全可以主要靠政府资金来修。如此优厚的补贴政策,刺激了各路资本疯狂建设光伏电站或光伏电池厂。为此不惜篡改地方气象数据,在并不适合搞光伏的地方建电厂。银行在高额利润面前也毫不犹豫地跟进。

后来国家补贴力度逐渐减弱,再加上国际贸易战影响,这些刺激出来的产能不要说赚钱,连生存都有问题。媒体因此一致谴责政府干预市场,拔苗助长制造泡沫。

实际上,这里的问题恰恰是政府干预不够。

光伏行业之所以需要鼓励,原因在于“环保”这个概念。即不烧煤不排碳就能发电。但是,光伏设备生产本身就需要大量的能源,排放大量的污染。多晶硅提纯这个环节尤其耗电,并排出基本无人处理的四氯化硅。这正是建设成本高昂的原因。现在国家承担了这部分成本,希望光伏电站能在运营阶段发出廉价、环保的电力,结果光伏的上网电价还是远高于传统发电方式。至少在现阶段的技术水平下,我很难说光伏到底是清洁能源还是高污染能源了。

国家给光伏企业提供补贴,本意是通过财政来“制造”利润,希望获得利润的企业能努力改进技术,尽快降低光伏生产的污染和耗能,降低上网电价,提供真正的清洁能源。但是,对于资本来说,既然在现有技术下建电厂就能赚钱,搞产业升级却要冒风险,为何不把利润拿来继续建电厂呢?有了政府补贴兜底,银行怎么会不乐意贷款来支持这个高污染产业?

于是就有了高污染的光伏厂遍地开花,上网电价却始终居高不下的现实。补贴稍有变化,庞大的资产就成了泡沫。要避免这种泡沫,归根结底不是政府不该补贴,而是政府应该直接干预企业行为,干预他们使用利润、使用贷款的方式。否则清洁能源终究是一个泡沫。

看最近的消息,政府补贴有所变化,从直接补贴建电厂变成了补贴上网电价,每度电补贴上限为0.45元。这固然比此前直接补贴建电厂要好一些,但依然是一个不解决终极问题的方案。如果降低成本的技术遇到瓶颈,新的补贴政策依然会鼓励发电企业低水平扩张,而不是投资技术升级。把产业政策交给企业、把投资审查权力交给只看利润的银行,政府负责出钱制造利润却不管具体怎么花钱,迟早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下场。

12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

本文前面的部分可以总结为这么一句话:以产业规划消灭金融泡沫。不过,多年以来我们被灌输的经济学“常识”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僵化,政府插手经济破坏市场均衡,远不如让市场自己选择投资方向。更有各种论文论证:由于信息不足,计划经济永远达不到完美状态,必然失败云云。

没错,没有任何机构能搜集所有的信息,包括投资公司,包括跨国资本集团,也包括政府机构。但是正如那个古老的笑话:如果你跑不赢狮子,能跑赢同行的胖子也可以。计划经济从来不是作为一个完美形态出现的,只要做到相对优越即可。如果说政府存在信息不足导致的问题,市场经济也一样。

但是,纯粹的市场经济有个致命的问题——市场经济会随机地制造错误,资本更可以利用这些“错误”发财,炒作泡沫(比如房产)——甚至是赤裸裸的泡沫(比如传销)也可以赚钱。危害最大的泡沫并不是无数散户追捧的结果,而是少数寡头煽风点火,裹挟社会资金主动炒作的结果。相比之下,政府至少没有动力公然制造错误。这才是(中央)政府行为能对抗泡沫的原理。

进一步抬杠,还可以说政府里也有腐败,也可能有工作人员制造错误来发财。但这依然和资本集团制造的泡沫的行为有本质不同——在泡沫中发财的资本操盘手可以公然炫耀他的财富和荣誉,可以自称人生赢家、青年典范,反过来再动用资本影响舆论;制造政策漏洞来牟利的工作人员最高成就只能是闷声大发财。公然抢劫和偷偷挖墙脚,危害级别还是有明显不同的。

更原则性的问题在于如何认识经济增长的原理。市场经济的优势在于,在给定边界下达到资源配置均衡,资源最优化配置。但现代社会的经济增长恰恰不是通过达到均衡,而是通过打破均衡来达到的。工业经济打造了信用货币和中央银行,抛弃了金本位,实际上这意味着整个社会已经承认了工业时代新的经济模式。唯一的问题是谁来履行“打破均衡”的任务。

从科技发展趋势来看,事实证明,随着科技发展越来越超越普通人和银行经理的认识水平,市场经济中的资本越来越不愿意主动承担“打破均衡”的任务,更愿意利用自己相对小资本的信息不对称来炒作泡沫。这体现在工业经济发展上,就是基础技术研发停滞,反过来又会促使资金进一步涌向泡沫(制造泡沫),形成恶性循环。美国衰落就是这个套路,如何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则是中国现在面临的挑战。

从企业和商业银行的角度来看,金本位货币和信用货币区别不大,都是多多益善。但政府拥有印钞权,即定义财富的能力,有能力也必须认识到财富不是钱,是工业经济不断提高的生产能力。所以,政府必须主动担负起“打破均衡”的责任。否则就是自己忽悠了自己,成了最大的经济笑话。

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回到全盘计划经济的时代。在给定的技术、产业框架下,企业积极性和市场博弈过程是很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政府不需要全盘管制,也不需要对大多数企业行为加以限制,但一定要知道应该在哪些方面实施坚决的管制。从“四万亿”和光伏泡沫的例子看来,在政府需要插手的地方,在需要贯彻产业政策的地方,政府干预切忌半心半意,羞羞答答。又想指导企业行为,又总惦记着“市场原则”,势必两面不讨好。

客观地来说,政府在落实产业政策上“手软”也不仅仅是个经济认识的问题。干预企业行为,势必影响一部分人的利益,这在当今社会意味着处理群体性事件,面对利益集团制造出来的舆论压力,乃至戴上“与民争利”的帽子。落实大规模的产业规划,重组产业链,往往意味着十倍百倍于一般房产项目的土地、基础建设问题,这在拆迁日趋艰难的当下,操作起来千难万难。

所谓理直气壮,“理”不直,就没有坚决落实政策的底气。现在政府自身的确存在严重的腐败,的确有许多官员在管制政策中牟利、忽视普通人的利益,这些事实无可否认。政府缺乏一套自洽的执政理论,以至于使用强制手段时总是有些心虚。这都是政府陷入舆论陷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重要原因。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让政府面对舆论压力能底气十足地喊出“为民谋利”的口号,面对利益集团没有“比烂”的心态,全面的产业规划才可能成为政府的选项。否则的话,政府手里的牌只剩下货币政策,只能在制造泡沫和戳破泡沫之间来回摆动——每一次摆动都要损失更多的政府信誉。

无论货币政策如何摆动,只要无法推动产业升级,信用货币总量就无法有效扩张,不甘寂寞的资本一定会制造泡沫来牟利。无论货币政策是松是紧,总是能拿出土地房产做抵押的投机商获得最多的金融支持。这正如成都武侯祠对联所说:不审势即宽严皆误。能否促成产业升级就是眼下的“大势”。这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政府如何重建公信力的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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