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艺 2013年07月11日 12:45

好的声音与中国(外一篇)

作者:梁离

好的声音与中国

 

haoshengyin不知为什么,“好声音”总让我联想起鲁迅在《野草》里的那篇“好的故事”,“那许多美的人和美的事,错综起来像一天云锦,而且万颗奔星似的飞动着,同时又展开去,以至于无穷。”那是一篇抽象的故事,源于一个梦,就像一段旋律一样难以把握,只是展开了美景、生动、真挚与希望。在万马齐喑,诸事可哀的时代,重新定义“好”,让人觉得有事可做,什么是好的故事,好的生活,好的声音……

因此,虽然“中国好声音”这档节目仍属舶来品,看上去却真的有些接地气了,在“声音”前冠以 “中国”二字,意味格外强一点,鲁迅也说过,“无声的中国”。

又想到另外一档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总是被我们在饭桌上提出来讨论,为什么会这么走红呢?想想看,一部近现代历史的书写,充满了排除、否认、驳斥、抗辩:民族危亡苦大仇深,兄弟阋墙意气难平,“中国人”三个字,要不就是博物馆里的古董,贵而恢弘,离平民百姓的寻常日子有些远。难得从吃食上面认识到自身好处,竟看出了十足新鲜感。“好声音”似乎进了一步,从“只取声音”的公平性出发,又与个人的光明灿烂未来(选秀节目的必然逻辑终点)链接在一起,确乎要重新定义、建设我们对歌唱的感受力。在这个读图时代,视觉多么重要,又被污染得多么厉害,有目共睹。未成曲调先有情的好声音,调动某种返璞归真的期待,与当下最让人揪心的,国民的伦理重建问题有某种隐而未现的同步性,所以,即使它不算是中国人的创意,也一定会大受欢迎。

更何况,在现代国家的建立过程中,歌声一直起到启蒙心智的作用。歌声不但包含曲调,也包含一系列的抒发、表述和动员。唱得好,点燃星星之火;唱衰了,四面楚歌军心涣散也难免。声音与话语权的联系,颇让人浮想联翩。看着眼前这一张张年轻人生动的脸庞,听到他们强烈而又语焉不详的梦想表达,难免在他们的声音中再一次寻找相信未来的理由。

随着比赛结果渐渐明晰,有人满意,有人不满意,越来越的人在提问,好声音的标准是什么?仅仅是歌唱水准吗,肯定不是。评委们的描述有时专业,有时却也抽象,“你打到我了”,“是我想要的那种”……。“中国好声音”背后的产业流水线能发挥多大的作用,现在还很难判断,但它形式上做出了一个引领获胜者走上明星之路的保证。事实上,其中的很多选手已经在从事与音乐有关的各种工作,但他们都还想成为音乐偶像。21世纪的今天,音乐偶像随处可以下载,他们更恨不得通过各种真实与虚拟的交流平台,随时钻到我们的脑子里来,可以说没有一个偶像需要替身。所以,太像张学友不行,太像毛宁也不行,复制品辉煌的卡拉OK时代已经过去了,用评委之一庾澄庆的话说,“辨识度”现在显得格外重要。在这个“个性至上”、人人搞怪的时代,最重要是让人记得我,所以,看到更多的歌手在用“个性”压抑自己嗓音,竭力变出五花八门的重口味声线来。

于是,也有些声音听起来非常好,纯净、自然,发自健全人格,按照上个世纪的标准,一定可以在歌唱比赛上获奖。他们忠于原作,不多变调,他们贯注深情,不懂自戕,然而明显地是,他们的声音听起来已经过时了。尽管四个评委调笑自若,这还是一场严肃的比赛,很严格地挑选着符合时代特征的选手,即使刘欢和那英是离开不远的旧时代过来人,八十年代建立起来的某种特殊的“正统”已渐渐烟消云散,云杰、李行亮、佳宁组合这样的声音,不大可能留下。
在今天,不得不承认,当年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大众文化,与所谓“旧有的朴素因果观”的关系,已不仅仅是截然对立,一定程度上,在传统意义上的精英价值缺位的状态下,大众文化已成为社会话语的先声,中国各地大学校长的毕业致辞满口网络流行语,就是这样的一个症候表现。大众文化与社会主流道德建设,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共生关系,就像“感动中国”迟早要被“最美某某”及其粉丝量所代替。在二战后的先锋派看来,搞点颠覆和破坏很酷,那时的价值因果观还是那么的坚挺,时至今日,做好事的原因是出于酷和个性——完全能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这是真正的今昔之变。所以,“中国好声音”即使真的不计较选手长什么样子,也需要其声音有可被包装的潜力,这还不仅仅是符合商业逻辑,而是树立时代精神状况中的典型人物。

与此同时,也有人注意到“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有太多的英文歌,当“村子里的人都还在唱阎维文”时,年轻的好声音选手,已经将自己的乡土乡音与爵士乐奇妙地结合起来了,这让他的声音听起来如此独特甚至难以评价,而另外一位考试失败的女孩,大约只有把自己想象成是阿黛尔以后才能开口唱歌,出现了福州阿黛尔演绎台湾莫文蔚歌曲的奇观。值得注意的是,在“好声音”的舞台上选择唱外文歌曲(或者将中文歌改变成欧美摇滚、爵士腔)的选手,很多都来自农村、底层或者少数民族,他们对外文歌手的揣摩更加细致入微,而正是这些并没有多少生活阅历的年轻人,在沧桑的西洋式发音中,用幻梦自我浇铸,口口声声要寻找自我以及自己最本质的声音。说起来这并没有什么错,只是这些激进的声音听起来更给我一种错置的时空感,让我们对“好的声音”的辨析,因为有这些超前的模拟——严格地说,是比模拟更强大的仿真式的存在感——而变得更加复杂。

不祥之镜

 

bm看完《黑镜》第一季以后,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以后讲授艺术流派和思潮时,不再需要为“科幻”、“荒诞”、“象征派”等名词下任何死板的定义,因为我们时代的科技和人性的内涵,已经发展到足够撑满整个现实界和象征界。只需顺着前沿科学的逻辑继续盘算几步,再结合一点商业的兴奋剂,就能在我们生活的空气中嗅出构成这些故事的所有因子。这又一次证明了“无边的现实主义”理论并非一句废话。

被观众屡屡称为“神剧”的《黑镜》,究竟神在哪里?当然,它的叙事极有想象力,但这种想象并不指向“生活在别处”的刺激,相反,它是在某些经过特别强调的前提之下,重构了我们的现实生活,或者说,它以呈现某种特定的语境使生活的核心元素得到集中表述。所以,它不是什么起到末世警示作用的科幻剧,甚至也不算荒诞作品,所有曾经为艺术家们精心构造的审美心理介质都被它打败了,再也不用变身甲虫来批判资本主义什么的,我们就是活在这直截了当的粗鄙时代的半人半兽。

事实上,人们总是不愿意深思现实生活有多么荒唐、难以忍受,就像福克纳说的“苦熬”着。(They Endure.)所以这些剧情乍一看都很难让人接受。你不愿意相信一国元首有一天会被迫和猪性交,而你心底还有很强的观看愿望;不愿相信达人秀是在诱人卖身,而无论怎么怒吼、反抗最终都被游戏规则所吸纳;不愿深思记忆和真相的关系,不知道一旦能记住所有东西,人离自身的真相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了。还有,你不愿相信所有高科技在为人类造福的同时,都或明或暗地挑战伦理底线。在“黑镜”的世界里,人只被视线可及范围内的一圈欲望牵引着,失去走出圈外的能力,失去自控力和选择的自由,所有人都生活在无穷无尽的镜子/屏幕/镜头之前,在观看和被看之际,寻找渺小或分裂的自我。所以“黑镜”也代表现代生活赖以流通信息的大众传媒,与这些媒介联系在一起的生活方式我们已经非常熟悉而且无法缺少。第一集里英国公主被绑架,官方封锁信息,互联网上却疯狂流传绑架视频,各种真假混杂的小道消息导致政府应对危机的方案一次次流产,绑架者的方案如此成功,是因为其中完整包含了可以预见的大众心理反应。第二集中的人们生活在四壁由液晶屏铸造的封闭房间里,体验虚拟人生、疯狂选秀、一夜成名,在高度分工的社会中,依靠踩踏健身车一般平庸的工作,日复一日赚取数字分值(虚拟货币),肥胖加贫穷则是失败的标志,这样的人只能沦为清扫工以及娱乐程序里被射杀和虐待取乐的对象。两个互不相干的故事其实又有很多相似之处,在此,公平、自由、娱乐、艺术、道德观全都混为一谈,民意调查如同儿戏,人们完全被情绪所控制,在直观到难以忍受的画面,受到深度刺激后,才会改变看法。达人秀舞台下的观众同样没有任何决断可言,完全被三个评委所煽动,上一秒还在为台上女孩的清纯歌声鼓掌,下一秒又欢呼鼓动她走向色情表演。最为讽刺的是,在女孩的命运被娱乐工业机器所捕获之时,明星女评委还流下了激动而感伤的泪水。

从启蒙到存在主义,自我选择与主体存在的链接关系一路走来,走进文化工业,链条彻底断裂,“勇气”和“个性”仅仅化为选秀节目中无可无不可,“just do it”的狂欢呼喊。高度视觉化的海量信息诉诸感官通道,使得我们每天都离不开黑镜,砸不碎的铁屋子,走不出的现代性牢笼,祛不尽又反复卷来的光影魅惑,传媒帝国的发布信息网成了人们定义自己的唯一话语方式。在拉康这里,镜像期是人类童年自我认同的途径,也意味着摆脱童年而走向成长的开始,但显然《黑镜》告诉我们现代人已经无法摆脱镜像依赖,悖论的是,这正是启蒙时代以来人类理性高度征服自然状态的后果。

在我看来,与前两集相比,《黑镜》第三集讨论的问题又进一步,使镜像依赖与人的记忆,即内在欲望相连。人都想记住和自己有关的一切,如果我们将自己的记忆场景储存在一张芯片上,植入体内,甚至不需要屏幕就能在眼睛里直接播放,是否就能掌握生活的所有细节和真相?像开发宇宙一样开发人的身体潜能,这是科学家的梦想之一。然而,纵使可以记录所有,遗忘就像黑洞一样难以逾越,所谓记忆器带来的“福利”造成滑稽透顶的一幕:夫妻在床上一边各自偷偷播放记忆器观看往日热恋情境,一边寡淡地延续现时早已失落的激情。剧中的丈夫极为依赖记忆重播,无论是不断回看找工作面试失败的画面,还是反复定格研究妻子与他人交往的眼神,等到妻子被迫交代了与他人通奸的事实后,他仍需要痛苦不堪地观看其中细节。最后妻子离开,他独自在空荡荡的房间内追溯往日美好回忆,终于难以忍受而动手割除了埋在身体里的记忆芯片。相处的真实感受和从记忆中提取的实像,究竟哪个更接近生活的真理?

当记忆变成芯片上的一档又一档文件,可以归类、复制、删除和共享时,每一种有关自我的知识似乎更加完备,剧中生产记忆芯片的开发商告诉众人,每个人的记忆其实是可以被引导的,可以人为制造和改变它。完全可以想象,当记忆被高度物化以后,我们的身体资源会被什么样的权力或文化资本征用,这本是生命政治学讨论的主题。但首先,所有外部和内部的个人信息一次次由视觉而成像,在此过程中,生活之流被虚拟的投射一次次截断,个体信息在虚拟空间中虽丰富多彩,却同时也接近散失、禁锢和虚无。就像千万年传世的童话故事讲述的那样,我把灵魂抵押给了某样魔器,从蜂拥而至的大大小小屏幕、镜子中看到这世界有千百个栩栩如生的“我”存在,而我却再也做不了自己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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