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运信息 2013年09月06日 20:00

既不要斯库拉,也不要卡律布狄斯 ——关于埃及的流血事变


既不要斯库拉,也不要卡律布狄斯
——关于埃及的流血事变

埃里希欧斯·瓦耶纳斯〔Ελισαίος Βαγενάς-Elisseos Vagenas〕

希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希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关系部负责人

sovietlijie 译 YCA翻译团队国际共运翻译计划第七篇译文

“革命”中的埃及

“革命”中的埃及

作者像

作者像

电视里又一次布满了鲜血。在埃及,支持被囚总统穆尔西的穆斯林兄弟会和军方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流血冲突,导致数百人死亡和数千人受伤。

在此之前的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有2200万人联署(并附上了他们的身份证号和其他详细信息)反对穆·穆尔西。正是这场由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政治势力在捍卫“世俗主义”的旗号下组织的群众运动,使军方粉墨登场、逮捕埃及总统,并最终镇压了穆兄会的意料之中的反抗,彻底废除了资产阶级民主。

就像对待推翻了胡·穆巴拉克(他的党和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都加入了“社会党国际”)并使得“政治伊斯兰”的代表穆·穆尔西掌握行政权力(他在第一轮选举中获得了570万张选票,而在第二轮中得到了1320万张)的2011年的事件一样,埃及“左派”(它们加入了世俗派阵营)将这次事变称为一场“革命”。

对抗的乱局〔maelstrom〕

人们可以称之为一场乱局。因为它一俟展开,便乱作一团。

比如,我们看到,几十年来支持胡·穆巴拉克的美国,也乐于支持穆尔西。接着,在政变(“革命”)发生后,虽然不敢切断长久以来对埃及军方的资金援助(每年13亿美元),美国人最初还是派出知名参议员约·麦凯恩,敦促释放穆尔西。当这一要求不被接受时,他们便要求军方与伊斯兰主义者进行妥协。而当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时,便释放出了更加明确的信息:美方任命罗伯特·福特(最后一任美国驻叙利亚大使)作为自己在埃及的新一任大使。此人在埃及以及之前履职过的国家里(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卡塔尔、土耳其)赢得了伊斯兰主义运动亲密“朋友”的名声。

同时,欧盟也开始“对民主表示关切”,并用制裁威胁军方政府。

另一方面,希腊和世界各地的许多“左翼分子”和“反帝分子”(与埃及“左派”相反)急忙谴责政变和军方,并在“恢复民主”的名义下站在了穆斯林兄弟会一边。他们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在穆兄会掌管行政权力的短暂时期里,埃及工人阶级—大众阶层的状况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显著恶化:失业率超过32%,贫困率超过总人口的50%,因此才有了新一轮的“罢工”,群众运动(一年内就达到了7400次)。另外,对于资产阶级(如土耳其)和帝国主义势力(如叙利亚的局势)利用宗教武器(“政治”伊斯兰和武装伊斯兰)来推进自己的计划(这些计划旨在加大对工人的剥削),这些“反帝分子”假装一无所知。

除却这些“悖理之举”,还有周边国家的立场。例如,塔·埃尔杜安(他的党和穆斯林兄弟会关系密切)的土耳其在对这次政变的国际谴责以及“恢复民主”方面扮演了领导角色。而伊朗的立场却是由于自己的利益。因为众所周知,在最近两年里,伊朗发现美国—以色列拉紧了自己脖子上的套索,于是便坚决支持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而后者正在与土耳其和埃及(尤其是穆尔西总统的埃及)支持的势力交战。事实上,在被推翻前不久,穆尔西是能够对叙利亚政权宣布圣战的。人们以为推翻穆尔西会取悦伊朗政权,其实不然。伊朗呼吁双方妥协,并察觉到“西方”会从所谓“受控的混乱”中获益,进而能对埃及和以及更加广泛的地区事务进行军事干涉。

另外,积极参与对叙利亚的帝国主义干涉的沙特阿拉伯似乎支持埃及军事政变,并且在此时抛弃了穆兄会。

这个恶性循环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工人应该以怎样的标准来评判这些事件?他们应该希望哪一方获胜以及哪一方失败?

冲突中的各方势力

  

对我们而言,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首先明确这些政治力量的本质。而就此,乞灵于资产阶级民主(在必要时,资产阶级会彻底废除它)对我们来讲是不够的。资产阶级两极模式对各方力量的外在“标签”——“神权国家”或者“世俗国家”——是不济事的。对我们而言,借用美国和其他以自己的方式涉足危机的势力的立场和策略也是不够的。对于所有这些我们可以借鉴考量,但是必须透过冲突各方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的棱镜。

因此,一方面埃及军方,既不单纯是也不首先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军事支柱(就像整个资产阶级世界那样),而是其他一些东西。它的领导层是埃及资产阶级的有机组成部分。接受美国训练的埃及军队占有很大一部分生产资料:工厂、旅游设施、最多样最赚钱的经济部门的生意。据多方估算,埃及军方控制着埃及10~40%的国内生产总值。

另一边是穆斯林兄弟会。这是一个创建于1920年代的组织,接受外国秘密资助,旨在破坏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些联系从未停止过,而穆兄会的许多政治领导,虽然有着淡淡的“反美主义”,却曾在西方的“大都会”学习过(例如,穆尔西总统就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学习并工作过)。该组织与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外国资本关系密切。例如,众所周知的当今穆兄会领导层的二号人物海拉特·沙特尔就是埃及最大的商人之一,并在该地区其他国家拥有资产。同样是一名商人的哈桑·马利克在1980年代开始与沙特尔共事,创建了“埃及商业发展协会”并任主席。该协会中有400名商人和穆兄会有关系。现在,一部分埃及资产阶级希望推进穆巴拉克时代就开始的生产资料再分配和资本主义转型。而且他们希望速度更快,这自然就得让军方做出牺牲。他们便与穆兄会结成了联盟。

让我们看看前美国驻开罗大使玛格丽特·斯科比给美国国务院的一份电文(该电文在2011年12月14日由维基解密曝光):“我们看到,埃及军方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通过提高对市场的直接政府干预阻碍了自由市场改革。”

于是,美国一方面发现穆兄会能够推进埃及经济进行迅速的资本主义转型,并促进埃及经济中垄断势力的活动。另一方面,穆兄会也是一支利用宗教武器的资产阶级政治力量,它将通过组建逊尼派阵营而与什叶派的伊朗相抗衡,而后者在与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新兴势力(中国与俄罗斯)结成了盟友。

当然,在该地区与美国相竞争的势力有他们自己的目的,并且希望在争夺对市场、自然资源和交通路线的控制的冲突中发展自己的垄断势力。

一场与人民利益毫不相干的冲突

问题便是,劳动人民为什么要支持这次资产阶级内部的资本主义内斗中的某一方呢?

在这方或那方当中,劳动人民事实上没有任何利益。一些支持政变并称之为“革命”的埃及“左派”认为,军方或许代表了埃及资产阶级中更“进步”、更“爱国”的一部分,这是无稽之谈。

他们的这种区分基于比较老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析,而且已经被现实所抛弃。事实证明,资本没有“祖国”。资产阶级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或许会利用人民的爱国感情,以误导工人,建立能够保证自身权力的适当的政治联盟,但资本家公认的唯一原则是自己资本的利润率。

一些势力认为,资产阶级中支持穆斯林兄弟会的另一部分将重建并且发展对抗“军国主义”的“民主”,土耳其的埃尔杜安就是一例,这也完全是无稽之谈。土耳其的“民主”中,丝毫没有劳动人民应该珍视的东西。最近该国对人民反政府示威的镇压,以及为了提高资本的获益率以及参与帝国主义计划而采取的反人民措施就鲜明地表现了这一点。

所以当他们问我们军方和伊斯兰分子谁更好时,我们应该这样回答:“都更烂!我们不会在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中进行选择。”

那么需要的是什么呢?

总之,埃及资产阶级政治体制的危机展现了资产阶级不同部分争夺政权的矛盾冲突的日益尖锐,他们诱骗了人民的愤怒和不满。与之息息相关的是帝国主义中心国家之间为获取更广大地区的自然资源和能源交通路线的竞争。

事实证明,人民反对失业、贫困、国家压迫、腐败以及国内外垄断集团对本国财富的掠夺的力量,如果仅限于替换反人民的政府、争取资产阶级民主权利,便不能取得所期望的对人民有益的结果。人民的期望已被通过所谓“阿拉伯之春”而掌权的政治势力迅速驱散。因此,一些势力(比如希腊的激进左盟)向“阿拉伯之春”致敬并且加强对它的期望(激进左盟—统一社会阵线声称:“阿拉伯之春打开了我们邻国的民主大门”)。事实已然证明,无论是采取支持垄断集团的反工人政策的“穆斯林兄弟会”的政府,还是现在支持军方政变的那部分资产阶级,都不能满足人民的利益。

这些发展表明,对于取得自己的政权和利益,群众的大众斗争是不够的,他们必须致力于推翻垄断势力的政权,以推动符合人民利益的发展。

工人阶级和贫苦的大众阶层不能为资本主义内斗而流血牺牲。他们不应该将自己局限于推翻这个或那个政府,他们不应该被宣称的过渡方案所欺骗,那是在为下一个反人民的政府做准备。他们应该制定自己的夺取政权的方案,自己的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中央计划经济以及工人阶级政权的“旗帜”!因为社会主义对埃及也是必须和恰逢其时的,这既是由于物质前提的成熟,也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死胡同,虽然当前的政治力量对比是消极的!而要改变这种力量对比,需要人民挑战资产阶级政权及其一切变种并与之斗争。只有这样,历史的车轮才会前进。

(刊于希腊共产党中央机关报《激进报》,2012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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