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视野 2013年12月28日 13:00

“社会合作”思想及其对工人阶级的消极影响

“社会合作”思想及其对工人阶级的消极影响

作者:阿里·卢克特*

译者:生产者1917

 

资本试图在意识形态方面影响工人阶级及其组织,这构成了资本主义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企图旨在防止工人进行阶级斗争、变革现存权力关系和财产状况并最终废除人对人的剥削。

很大一部分工会运动将自己的目标局限于首先争取资本主义体制内的社会改良、而后维持已获得的成果。就此而论,资本的上述策略获得了成功。

随着目标的变化,方法也得到改变。在发生利益冲突时,工会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发动工人阶级进行群众运动和罢工,虽然这些运动有助于强化工人的要求并促进阶级意识。与此相反,工会领袖和作为“具有平等权利的社会合作者”的资方代表走到一起,试图“在雇主组织和雇员组织之间共识”的基础上达成妥协。在德语国家,他们甚至引入了一套新词汇:用“工作领受者”和“工作提供者”分别替代“工人”和“资本家”。

在卢森堡,“社会合作”决不仅限于“社会合作者”之间。事实上,资产阶级国家为“社会对话”形式的制度化创造了基本的条件。这也正是“社会合作”得以顺利实现的前提和原因。法律状况的变更使得活动于1945—1965年间阶级斗争基础之上的共产党工会将永远被区别对待、边缘化并排除于工资协商之外。同时,资方和政府尽其所能支持并壮大遵循“社会合作”路线的社民主义和基督教的工会运动、扩大它们对我国工人阶级的影响。然而,鉴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和两种社会制度间的国际竞争,资方被迫做出妥协和社会让步。二战后三十年的经济高涨所提供的财政基础也使这些妥协和让步得以可能。

当1975年卢森堡核心的钢铁产业遭遇资本主义危机时,“社会合作”便发生了质的变化。包括政府、企业家联盟和三家最大工会的代表在内的、被称作“三方会议”的“社会合作”的新形式诞生了。议会还通过了《三方会议法案》,该法案声明:“三方会议”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刺激经济增长和保持充分就业”。

“三方会议”的协调委员会在闭门磋商中讨论并决定稳定经济危机后果的措施。同时,绝大部分工会会员和选举产生的工会机构都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而议会也被剥夺了控制权,降格为一个卢森堡宪法未曾预见过的机构的决策的执行者。

“三方会议”需要处理钢铁产业结构性危机的后果。它也必须确保控制整个卢森堡经济的阿尔贝德钢铁公司(现名“安赛乐米塔尔”)的扩张和盈利。此外,“三方会议”还得阻挠工人进行更大规模的抵抗并确保现行制度的稳定。

在将近整十年里(1975—1985年),钢铁产业原有的27000个工作岗位被削减了15000个。工人要么被迫同意提前退休,要么同意领取伤残抚恤金。其中许多人被组织进由国家提供公共资金资助并为应对公共突发事件而设立的“反危机部门”。与此同时,钢厂雇员被迫接受工资削减,而随物价波动调整工资的制度也被应声叫停。

这一战略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工会领导层。他们使用这样的策略:将每一次关闭工厂、每一阶段的裁员都描述为“胜利”,还对外宣称他们通过“三方会议”避免了更糟的情况,“保全了”成千上万的工作岗位,并避免了工人被大批解雇。

鉴于事态如此发展,不排除这里早有预谋。钢厂老板宣称的将解雇的人数大大高于实际预期,于是当最终实际解雇的人数低于最初宣称的数量时,“三方会议”中的工会代表便可以挽回颜面。导致成功的另一个因素是,国家接管了超过30%的资本份额。这样,国家便可以向钢铁企业泵入了新资金,同时又不会影响到钢厂老板们的战略决策。

卢森堡共产党〔KPL〕试图动员钢铁工人反抗工作岗位的削减,但没能成功。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社民导向的卢森堡独立工会联合会[1]对共产党人提案的消极态度。1981年6月至9月,共产党激进分子为钢铁产业的国有化收集了12000名钢铁工人的签名,并得到卢森堡最大工会卢独工联钢铁工会的赞同。但卢独工联的领导层断然反对任何国有化,完全不考虑钢铁工会的决定,并继续实行与钢厂老板的“社会合作”政策。

钢铁工厂的工会活动导致了矛盾的后果。特别由于工厂委员会中共产党代表的动议,那些不得不在工资更低的其他工厂的岗位或“反危机部门”工作的工人获得了工资保障。这当然是一个不错的结果,但另一方面,它导致了一个事实,即大多数工人没有反抗钢厂削减就业岗位。许多工人认为只要他们个人的问题解决了,那么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

与卢森堡南部的钢铁产业的情况相反,此时在邻近的法国洛林,几乎所有的钢铁厂都关门了——但工会和雇员却进行了斗争。这倒有助于卢森堡那些“社会合作”的支持者制定的政策,因为他们能够“证明”:对工人而言,与资本家和政府进行“三方会议”比阶级斗争以及对抗资方更好。

工人每天都面对着工会和大众媒体宣传的“社会合作”思想,这最终导致了阶级意识的迅速瓦解。而在六十年代,阶级意识还是普遍存在于部分钢铁工人当中的。结果,工人并没有做好积极斗争的准备,而且团结精神也衰退了。

因为钢铁产业中的失败,许多钢铁工人离开了共产党人,共产党失去其在钢铁厂的影响力,后来他们对国家议会和社区议会的影响也削弱了——与此相伴的还有这一变化所导致的一切负面后果。此外,卢森堡共产党未能及时认识到有必要增强其对公共服务部门、技术行业和金融机构工人的影响力,这些工人通常没有任何阶级意识——此后党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去进行这一方面的工作。

在戈尔巴乔夫执掌苏联、单方面宣布“冷战”结束并向资本主义投降后,卢森堡的资方和工人阶级的关系并未立即发生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强烈的反共思潮影响的社民工会的领导人把自己看作“历史的胜利者”。

但在1989—1990年的制度变迁后,资方觉得没有必要顾虑会有替代性的社会制度,于是开始一步步质疑并收回之前的社会让步。

不仅工资和社会成果,还有工人阶级之前几十年为之斗争的法律进步也受到资方的攻击。有关工作日的法案变得越来越不利于工人;为了资本利益,工作条件变得不稳定起来,这主要是由于劳动力转包、临时雇佣的采用;法定最低工资也被降低了。与此相应,资方要缴纳的税额和非工资性的劳动支出得到进一步地削减,公共资料的再分配更加有利于资方。然而,工会仍然坚持“社会合作”政策。

2006年,政府遵从资方的需求,决定系统地减少随通货膨胀而进行的薪资变动。因此,到2009年每个雇佣劳动者的月工资大约减半。虽然“三方会议”中的工会支持这些措施,但“社会合作”遭遇到了第一次挫折:在最大的私营部门工会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全国性领导成员拒绝批准“三方会议”的决议。这并未产生直接的政治后果,但这是一个信号。它表明,越来越多的工人拒绝接受“三方会议”中工会领袖们一再接受的亲资方的再分配政策。

在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危机中,矛盾激化了。为避免本国最大的两家银行破产,政府继续实行亲资本的再分配政策。这便加剧了工薪族的不满。

2009年5月16日,以“我们不想为你们的危机买单!”为口号的工会宣言最为强烈地表现了这种不满;但大型工会的领导层继续在“三方”框架内与政府和资方协同合作——他们没有把私营部门和公共服务部门的工人动员起来进行总罢工以防进一步的紧缩政策和对社会服务的削减。

但与之前的“三方会议”不同,这一次,它不可能达成协议。2011年1月1日,政府宣布大规模增加税收和削减社会服务,这使得人们不得不增加医疗和医药支出。在公共服务部门减少初始工资也被考虑在内。这些措施的官方理由是:所谓卢森堡企业竞争力不足,国家预算中赤字和国债的增长。

此外,资方敦促政府暂停或至少限制指数制度(即随物价上涨调节工资的制度)。执政党——基督教社会人民党〔CSV〕和卢森堡社会主义工人党〔LSAP〕在原则上对此表示同意。但由于社民导向的工会施压,卢森堡社会主义工人党被迫做出让步。

即便如此,政府和工会领导人还是达成“妥协”,并于2010年9月29日就指数制度的运作签署了一项协议。原先在政府财政紧缩计划中预定的运费津贴削减50%不予实行,但“作为补偿”,工会领导人同意放缓随价格变化而进行的工资调整。不会根据实际的价格变化进行调整,并且下一次工资调整被放在市政选举一周前的2011年10月1日兑现。

鉴于我国实际的通货膨胀状况,调整已于5月1日兑现。这意味着,每个工薪族失去了他在5月到10月间工资的2.5%,也就是月薪的12.5%。与此同时,伴随税负增加,人民购买力进一步降低。

此外,政府又遵从资方压力,宣布将在2013年对公共养老金制度进行“改革”。这将间接导致工作年限延长。相较于今天的退休金制度,在未来想只工作(或只能工作)40年的人将不得不接受自己的退休金被削减15%。如果希望自己领到与今天的制度所保证的相同数额的退休金,他必须多工作4年。工会已宣布反对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恶化,政府也同意与“社会合作者”进行磋商——在2011年10月9日的市政选举后。

“社会合作”正面临严峻挑战。工业大资本与金融大资本正努力将更大部分生产性利润据为己有,他们要求加快对其有利的公共财政再分配。其结果将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债务和所有工薪族的负担愈加沉重。最后,当工人忍无可忍时,将有越来越多的工人不得不认识到:除了阶级斗争,别无选择。另一方面,在“社会合作”的几十年间,工人已失去了阶级斗争的经验,于是艰难的学习过程将是不可避免的。

危机的经验使“社会合作”和“民族团结”走向破裂。然而,它仍然不仅存在于工会领导人的头脑中,还存在于绝大多数工会人士和工薪族的意识中。这是因为他们尚未看到当今资本主义的替代品。他们所考虑的是,回归他们觉得“社会合作”曾在其中几乎顺利运行并带来社会成果的所谓“市场经济”。但他们没有认识到,那些时代已经逝去,因为现实中还没有一个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事实上,正是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的经验迫使资方对工人阶级做出妥协。

在这样的境况下,卢森堡共产党人的工会活动变得愈加困难。因为他们主要被组织在倾向于“社会合作”的社民主义工会中。

然而,面对钢铁产业的持续瓦解,出现了初期的抵抗迹象。2011年12月7日,钢铁工人与来自比利时、德国和​​法国的同事一起,举行了24小时罢工——这是1982年以来在卢森堡发生的第一次罢工。

卢森堡共产党与比利时工人党〔PTB〕就钢铁产业的最新动向发表了一份共同声明,并在罢工前一天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卢森堡共产党和比利时工人党在发布会上重申了自己的立场:唯一可能避免钢铁产业彻底崩溃并保护两国就业岗位的解决方案是,没收印度亿万富翁拉克希米·米塔尔的财产并将钢铁厂国有化。

诉诸工会成员以及未被组织入工会的工薪族的意识需要极大的革命耐心。卢森堡工人阶级愈来愈多地由来自不同国家的人、跨境人士和移民组成。他们语言各异,并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卢森堡本地的工人是占少数的。

最重要的是,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者,这样他们才能向自己的同事解释资本主义剥削是如何运作的、生产力提高使哪些人获益。共产党人必须能够解释:为什么坚持“社会合作”的思想和行动、放弃自下而上的阶级斗争限制了工会的胜利。他们必须让大家明白为什么资本主义无法解决工人所面临的问题。

意识形态工作是阶级意识发展的前提。况且,如果没有阶级斗争,已经取得的成果将被相继毁灭,而被“社会合作”思想推入防御境地的工薪族将在与资本的对立中一次次地遭受失败。

工薪族的主要敌人仍然是大工业和大金融资本。只有当大部分工人阶级和工会运动意识到“社会合作”削弱了工人,并使他们服从于资方的利润和现存的剥削制度,大资本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才可能被克服。工人必须认识到“社会合作”正在束缚他们的手脚,使他们无法为变革现存财产状况而斗争,无法为创造有益于工人阶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前提而斗争。

 

 

注释:

* 阿里•卢克特〔Ali Ruckert〕,1954年9月13日生于卢森堡迪弗当日。记者,现任卢森堡共产党主席。

[1] 卢森堡独立工会联合会〔Onofhängege Gewerkschaftsbond Lëtzebuerg-OGBL〕,卢森堡最大工会。以下“OGBL”均译成“卢独工联”。

原文链接:

The Ideology of «social partnership» and its negative impacts on the working class
http://www.iccr.gr/site/en/issue3/the-ideology-of-lsocial-partnershipr-and-its-negative-impacts-on-the-working-cla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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