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 2014年02月11日 01:35

起义“国军”将士是如何实现心灵裂变的

编者按:在一部分“果粉”看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能在解放战争中大获全胜是因为“共匪”有苏联的援助、有光屁股的小媳妇、有不讲“人权”的人海战术……但是当我们翻开史书,询问一下当年的老人,“果粉”们为国民党反动派的辩护就一下子显得如此图样图森破。

1949年之前的中国社会矛盾阶级矛盾之尖锐不言而喻,“国军”自然也是旧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虽然“国军”拥有来自发达工业国的武器支援,但与中国社会一样——这支军队同样存在着骇人听闻的阶级压迫:士兵挨打、人身依附甚至虐杀士兵……同样在这支旧军队里随处可见,士兵也普遍深受中国传统封建思想、反共思想的毒害。

但在解放战争中,不少深受反共思想熏陶的起义“国军”部队官兵在经过教育之后,迅速实现了同反动势力的决裂。不少官兵最后成为了人民军队的指战员,成为了我们的同志。事实证明,国民党垮台于残酷的阶级压迫;而当时中共在争取起义官兵战线上的胜利,也证明了毛泽东所说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本文转自高戈里的博客,供读者阅读和思考:起义收编后的“国军”将士是如何实现自己的灵魂裂变的。


这些年来,“‘左’是一个筐,似‘左’非‘左’随意装”。

坦白地说,创作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之初,说到落实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所涉及的历史,我也不例外:人家起义投诚时,说好了“既往不咎”,解放后,共产党凭什么追究人家的“历史罪恶”?犯了“左”的错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给人家“落实政策”嘛!

然而,当我大量采访历史亲历者特别是大量采访国民党起义士兵后,上述认识被彻底颠覆了。以下,分五个部分介绍我对这段曲折历史的感悟:

如果说这是“左”,根源在哪里?

如果说这是“左”,“控诉”之路能不能改变?

如果说这是“左”,“落实政策”的后果能不能以避免?

如果说这是“左”,其历史必然性何以被落难官佐认同?

最后,谈谈这段历史对当代中国有什么价值?

一、追根:已然的阶级压迫

我对旧军队改造史认识上的变化,得益于我对不同阶层起义人员的全面采访。截止2007年3月底,在我采访的近200名历史亲历者中,有116名原国民党官兵,包括师职2人、团职8人、营职4人、连排职19人、士兵83人,另有随军眷属6人。最初,我接触的多是落实起义人员政策的情况,考虑问题自然站在“落难”军官的角度上,然而,一旦采访到广大士兵群众的“泪血大控诉”,审视历史的立场就不能不发生位移。因为,国民党军队内部的阶级压迫骇人听闻!

以下,我用我实地采访到的四组史实,展示国民党军队骇人听闻的阶级压迫:

第一组史实:士兵挨打

在国民党军队,士兵挨打是家常便饭。军官带兵,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不打不成兵”。

国民党暂编第21师第2团在越南时,魏团长的收音机坏了。那时,收音机很金贵。团部胡副官将团部传达班12人全喊到院子里站成一列,然后逐一追问:“说!收音机是谁整坏的?”

12个兵你看看我,我看看他,无一人吱声。没吱声是没吱声,心里都在嘀咕:“团长大人的房间,除了你们当副官的和团长贴身勤务兵,谁敢进?”

胡副官见没人说话,脸一沉,鼻孔一扇:“哼!不说?好,让大家都陪着你受罪!”亲自找来一根扁担,让全班人员一个个把手伸出来,从正副班长开始打,正副班长各打20扁担,其余士兵各打10扁担。

有一位叫刘金有的士兵是第9名,打到他时,扁担已经断了两根。胡副官下手之狠,士兵骨头之硬,都是难以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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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上的这位老人叫张珩,在国民党军第184师通讯连当兵时,也曾被军官用扁担打了手掌,结果,左手小指被打断,至今不能伸直。

比挨打更为悲哀的,是习以为常任人宰割的顺从和奴性。

士兵刘金有被打后,手痛得好几天不能干活。老兵告诉他:“你挨打时,手掌是伸平的。应该放松肌肉,窝起手掌。”

张珩被打后,有位老兵教他:“你得用你自己的手,接你自己的尿,然后,使劲用尿揉手。再疼,你也得照我说的去做,不然,你的手就废了。”

据查,人尿的结晶体中医称之为“人中白”,具有清热、降火、消瘀功效。

在旧军队,比打手板儿更重的,是“打军棍”,又叫“打屁股”。

士兵被打了军棍后,屁股和大腿的皮下会出现大量瘀血,如不及时将瘀血排挤出来,皮下瘀血和坏死的血液便要经机体代谢吸收,再通过肾脏从泌尿系统排出体外。这不仅会增加肾脏负担,受伤肌肉还会分解出一种叫铁卟啉素的毒素,造成微循环障碍,影响肾小管的吸收和排泄,而一旦肾功能异常,其中严重者将发生以急性肾功能衰竭为特征的继发性休克,并会在抢救不及时情况下导致死亡。这在医学上,又叫“挤压综合症”。

对上述医学常识,旧军队的士兵虽然不懂,但是,在老兵中却代代传承着一些民间治疗土方。通常,士兵们将挨打者抬回去后,先往伤口上喷烧酒,或用盐水洗,或抹上老百姓家的“锅烟子”,也就是锅底的黑灰,用以消毒。如果棒伤处没怎么破,就用新瓦敲成大小均匀的瓦块,垫上去使劲用脚踩,让碎瓦剌破皮肤的同时吸去污血。如果棒伤处破了,就直接排挤瘀血。先买点草纸垫在伤口上,人再站上去使劲踩,踩几下后,把浸透了瘀血的草纸扔掉,换上新草纸又继续踩,以此方法把污血排出来。

不管采取哪一种方式治伤,对受伤者来说,都比挨打还痛苦,哭喊声、惨叫声能传得很远。再喊再叫也得治。当官的打完士兵后,通常叫人抬回去就不管死活了,少一个兵,以后还能去抓,治伤的事谁爱管谁去管。

棒伤经过上述治疗后,要等烂肉全部结痂,新肉长出来以后,才能痊愈。这个过程,少则个把月,多则两三个月。

如果不治,受伤之处就要腐烂生蛆,用老兵的话说,人就要“被蛆吃死”。

第二组史实:逃兵被杀

抗战末期,原国民党第552团驻防云南屏边时,一次,抓住三名逃兵。那天早操,全团官兵集合在一个大操场上,前台上是杀气腾腾的值星官,两侧由荷枪实弹的团部特务排警卫。新兵站在前排,老兵和军官站在后面。显然,这种刻意的安排是要给所有不知军营深浅的新兵们一个下马威:看以后谁还敢开小差!

值星官集合整队完毕,团长亮开了洪钟般的大嗓门:“把三个怕死鬼拉上来!”话音刚落,执法队一帮彪形大汉将三名早已魂不附体的逃兵拖上前台。正欲“亮相”,三名逃兵浑身上下“筛糠”不止,瘫在地上,执法队员只好将他们再从地上提起来。

团长朝他们鄙视地扫了一眼,随即下令:“让他们日土!”

几位大汉一拥而上,有人按手,有人按脚,每个逃兵身体两侧各站一人,抡起军棍“噼、啪、噼、啪”对打。逃兵先是哭爹喊妈向团长求饶,惨叫声一声比一声大。打了一阵子后,惨叫声越来越小。到后来,只剩下“噼、啪、噼、啪”的军棍击打声了。

也不知打了多少军棍,团长喊了一声:“停!”接着,叫人抬走了其中两位。台下的士兵都以为留下来的一位要枪毙示众,本来就抖个不停的双腿抖得更厉害了。没想到团长竟然命令逃兵所在新兵连100多名新兵,每人都要端起步枪去捅逃兵一刺刀!

瞬间,新兵们腿不抖了,一个个呆若木鸡全都愣了:昨天还是朝夕相处的患难兄弟!

又是瞬间,新兵们的腿又全抖了起来,手也颤了。谁忍心下手?不忍心也得下手!看看逃兵像肉酱似的屁股和地上的血浆,谁敢不服从命令?况且,“刺刀见红”必须经过值星官检验。

第一名新兵上去,照逃兵的非要害部位捅了一刺刀,逃兵惨叫一声。第二名新兵的一刺刀还是捅在逃兵的非要害部位上,逃兵又惨叫了一声。100多名新兵,以他们最不忍心的刺杀方法,为逃兵选择了最难以忍受的死亡过程。

按照团长的吩咐,死去的逃兵“脸朝下埋掉”了。“怕死鬼”是不能再见天日的。

逃兵的命运,还有比这更惨的。

照片上的这位原国民党暂编第21师第2团2营机炮连士兵罗珠成,于抗战末期在云南省个旧市卡房镇驻地,亲眼目睹了一场令人发指的惨剧。那天,该营的一个步兵连抓住一名逃兵。这一次没打,但比打还残酷,是活剐!

逃兵被扒光衣服绑在柱子上,柱子前摆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一把雪亮的匕首、一只铁盆、一块铁板,铁板上有比铜钱稍大的圆洞。全营官兵集合后,军官宣布:由逃兵所在连每人用匕首从逃兵身体上旋下一块肉,标准就是铁板上的圆洞那么大。

头一刀,由一位军官示范:将铁板按在逃兵肩头,用匕首从铁板上的圆洞中捅进去,然后,顺时针一旋,随着逃兵撕心裂肺的惨叫,将一块肉旋离肩头,再用刀尖把肉挑下来,让负责监督检查的值星军官和全营官兵过目后,丢在盆中。

军官示范过后,100多名士兵排着队上去,一人一刀,谁也别想缩脱。个别老兵要麻木一些,下手比较利索,“唰、唰”两下就旋下一块肉,匕首往肉上一扎,挑起来亮个相,甩到盆里,军官也满意。

麻烦的是新兵。有的还没上去,手脚就哆嗦个不停,匕首根本握不住,一块肉还没旋下来,匕首几次从手中滑脱,掉在地上。有的不忍心下手,又不敢不下手,只好少割点肉。遇到这种情况,不但要被军官臭骂一顿,还得重割一块大的,才放你过去。

当轮到逃兵的一位同乡时,他放声大哭,边哭边向军官告饶:“我和他是一个村的,我要是下手,以后还有什么脸面去见他父母?长官行行好,放我过去吧!”

“不行!”军官揪住逃兵老乡的衣领,“啪、啪”就是两耳光,然后,把匕首硬塞到逃兵老乡的手里:“你不割他的肉也可以,从你自己身上割一块下来代替。小了,老子可不要!”

逃兵到最后身上的肉几乎被割光,白骨一块一块露出体外,肠子也掉出来一堆,殷红的鲜血淌了一地。逃兵被折磨到这个地步还没死,也没有死的权力,一双鲜活的眼珠还在转!除了眼珠,别处,都不成人样了。所有目击者都不会忘记,逃兵在被割光身上的肉之后,那对鲜活的眼珠。

罗珠成每每述及那惨不忍睹的一幕,总要不住地重复:“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

在我采访到的起义官兵中,甚至还有曾被强迫煮吃逃兵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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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上的这位老人叫刘毅,在采访中,他向我讲述了当年军官强迫他们全连士兵“喝人肉汤”,不喝就挨打的亲身经历。

史料记载,士兵刘家禄起义后揭发,起义前,连长曾逼着刘家禄吃逃兵肉,并宣称:“你们当班长的不吃,就吃你的肉”

第三组史实:被虐杀的,岂止是逃兵

有一位叫刘绍云的起义士兵在采访中回忆,他所在连队赴越南受降途中,军官克扣士兵粮饷非常严重,加上热带地区疾病流行,致使相当一部分士兵体质极度衰竭,而当官的只要见到士兵走不动路了,便一刺刀捅死,再一脚踹下红河。

史料记载,士兵江源涛起义后揭发,他亲眼所见,一位士兵仅仅是“骂了营长”,军官便“集合全连实行千刀万剐,先刮眼皮,再挖眼、耳、鼻……”

第四组史实:国民党嫡系部队一样残酷

有人到我的博客上辩称,国民党嫡系部队的军官多毕业于黄埔军校,是有文化的人,不会像地方军阀部队那样残忍。

对此,我反驳道:哲学家和音乐家故乡的德意志曾经哺育了“有文化”的法西斯巨魔,背弃了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军校也不例外。

国民党军荣誉第2师,曾被候选为抗战胜利后驻日本本土的占领军。

原籍陕西省的刘进昌,1944年补入荣誉第2师的当天,就无缘无故挨了顿打。“真他妈的活地狱!”刘进昌一辈子都在诅咒这支军官们引以自豪的蒋介石嫡系部队。

1945年刘进昌在越南留影

1945年刘进昌在越南留影

在刘进昌的记忆中,日本投降后,部队向越南开拔途中,一位四川兵“发痧”(即中暑)走不动路了。一位姓冉的副排长上来就是一脚,把四川兵踹到水田里:“你狗日的是想借故开小差吧?老子送你回家!”说罢,抄起一把军用铁锹,照着四川兵的头上、身上就是一阵乱砍,当着全连官兵的面,硬是将“发痧”的四川兵活活砍死在水田里。

胡宗南可谓之蒋介石的嫡系,据其所属第7兵团起义士兵揭发,该部的一些军官虐待、残杀士兵更令人发指。

第55师一位姓朱的参谋主任曾命令直属连连长:“凡是士兵犯了错误,一律活埋”此人曾在一次处罚士兵时,当场挖出士兵的心脏,挂了两大串。士兵揭发他“常有吃不完的人心”。

第349团2营一位姓石的排长要鸡奸一名士兵,被拒绝后,石排长竟弄来一根红萝卜往这位士兵的肛门里硬塞

据统计,第144师2 451名士兵在旧军队期间,有345人被吊打过,289人被捆打过,1 238人被棒打过,13人被刺刀打过,677人被枪托打过,1 362人被打过耳光,945人被皮带打过,991人被拳打脚踢过,53人曾被打得昏死过去,20人被打得吐了血,22人被打残废,1 298人被罚过跪,535人被罚过冻,128人被罚过晒,1 302人被罚过挨饿,一人被罚过喝尿,一人被罚过吃地痰,被枪毙未死的有33人,被活埋未死的有24人……

基于这种残酷的人身压迫,官长对士兵经济上的盘剥就更不在话下了。

对国民党军队内部的阶级压迫,起义士兵几乎无一不恨入骨髓。云南省石林县的起义士兵符启元、张珩等,说到在旧军队挨打,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古稀老人依然哽咽难言泣不成声。老人被泪水浸泡的心灵感受,有两句很值得回味。一句虽然低语轻声,但却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国民党太坏了”另一句虽然也声轻调平,但却是从内心深处流淌出来的:“不管怎么说,毛主席太伟大了!”

起义士兵符启元说到在旧军队挨打,至今依然哽咽难言泣不成声

起义士兵符启元说到在旧军队挨打,至今依然哽咽难言泣不成声

不少起义士兵说起国民党军队,便咬牙切齿地痛斥:“国民党把当兵的不当作人!”就连曾任四川省达梁师管区司令官的周开勋先生也毫不隐讳地承认:国民党军队“没有把新兵看成是人!”

也正因如此,美国作家布赖恩・克罗泽在《蒋介石》一书中有过经典的结论:“即使把其它一千种原因都撇在一边,光这一点就能解释为什么共产党的军队能最后取胜。”

二、探路:必然的控诉运动

在20世纪的中国,曾经被压迫的广大人民群众同仇敌忾的阶级仇恨,是由轰轰烈烈的控诉运动直接引发的。就社会心理而言,这种普遍的社会情绪与后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有着“源”与“流”的必然联系。

那么,也许有人要问:改造旧军队不搞控诉运动行不行?

历史表明,用控诉运动改造旧军队,是被逼出来的!

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规模比较大的起义有1945年10月30日高树勋率新编第8军的邯郸起义、1946年1月郝鹏举率第6路先遣军的台儿庄起义、1946年5月30日潘朔端率第184师一部的海城起义。对这3支起义部队,中国共产党最初只派去了极少的政治工作干部,采取的是温和的、正面说理的办法,开展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

然而,海城起义部队在4个月后,近半数叛变,台儿庄起义部队在1年后全数叛变,邯郸起义部队也在1年零7个月后因疑似叛变被解除武装。

改造旧军队用温和的、正面说理的办法,为什么不奏效?个中缘由十分复杂,就思想动态而言,官佐阶层的抵触情绪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认为“当八路没搞头”。在国民党军队,不仅实行薪金制,收入比八路高,更重要的是,各级长官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喝兵血”,如“吃空”,克扣粮饷,挪用军费,等等。海城起义士兵吴荣珍回忆说,他的连长在军官中还算是比较“开明”的,他就曾公开说:“当八路也好也不好,好就是平等,不好就是穷。”国民党第184师起义后,我东北民主联军将其“扩编”,军官随之“见官升一级”,但起义军官还是要大发牢骚:“当八路只升官,不发财”

二是认为“当八路没前途”。官佐阶层的“正统观念”根深蒂固,认为抗战是蒋委员长领导的,代表国家的“正统”,八路是“匪”,与国民党争社稷,出师不名。对“当八路”的前途,更是悲观,认为国民党有美国人支持,共产党打不赢。

三是认为“当八路没脸见人”。旧军队的上下级关系,是一种基于军权私有的人身依附关系,畅行的是封建的忠义道德,因此,起义通常被认为是“背主求生”的叛逆。而在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中,舍弃原有的阶级地位,“落草”当“共匪”,是被认为丢面子。

士兵阶层的抵触情绪,主要因为奴性根深蒂固,认命,习惯于盲目服从。长春起义士兵罗珠成对此,曾有过经典的比喻,他说:“当初我们这些当兵的认主子啊,就像电影《末代皇帝》里的奴才一样一样的!”

见证活剐逃兵的起义士兵罗珠成

见证活剐逃兵的起义士兵罗珠成

起义部队发生一系列叛变事件后,从反面促使中国共产党人认真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用温和的正面教育的方法改造旧军队即便可行,也需要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条件,这在战争年代极为困难。要克服困难,就不能不去寻找改造旧军队更有效的方式。

如果把改造起义部队当作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战役,那么,战役的突破口就应该选择在对方最要害、最薄弱的地方。

据我了解,最先找到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这场政治战役突破口的,是改造海城起义的我军政治工作干部。

据记载,早在1946年海城起义部队的安东整训后期,徐文烈等政工干部就通过调查发现,多数士兵对国民党统治集团无敌意,却痛恨乡、保长和恶霸地主。鉴于初期的政治整训多从正面宣讲国民党“卖国独裁”、“压迫人民”,结果不但与起义士兵亲身感受距离太远,还与其“正统”观念相冲突,于是,根据民主联军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华交代的“大胆开放民主,大胆发动群众”,争取“士兵翻身”的改造方针,以及“自上而下的合法斗争,自下而上的民主斗争”的“工作方式”,改为先从士兵所受的具体剥削压迫讲起。果然,一“倒过来讲”,几乎是瞬间,起义士兵就彻底觉悟了。

不料,徐文烈等我军派入海城起义部队的政工干部刚“摸到一些头绪”,“反省诉苦坦白综合性的大会”“正轰轰烈烈起来”,就被国民党大举进攻打断了。虽然,此时已在整编后的5名军、师起义将领中发展了2名中共党员,还争取到15.6%的中下级军官为“进步分子”,但由于对军官争取不够,对反动分子的清洗也不够,“旧制度旧纪律军官压迫士兵,士兵机械盲目执行命令的反动思想传统未打垮”,大规模的叛变还是发生了。

基于起义部队发生大规模叛变事件的教训及“倒过来讲”的成功探索,海城起义部队到达北满根据地兴隆镇后,采取“倒过来讲”的方法,展开了以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队为核心内容的新式政治整训,迅速实现了起义官兵的灵魂觉醒。

在海城起义部队:

刚起义时,军官陈××曾改唱解放区歌曲:“解放区的天是黑压压的天,解放区的人民被水淹,民主政府害人民,共产党的丑事说不完……”经过新式的政治整训,陈××迅速转变了立场,于两年后,以中共党员干部身份,奉派至长春起义部队,担任改造起义部队的连队政治指导员。

起义士兵谷德贵说:“在安东时,谁最反动,怪话最多,那他在群众中的威信就最高。现在呢?谁要反动,谁不进步,谁就被大家看不起”

胡宗南第7兵团经过改造后,变化更大:

该兵团“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队”的控诉大会开得撕心裂肺、惊天动地,有的士兵哭得痛不欲生,有的士兵哭得口吐白沫死去活来。第472团2营召开控诉大会,第一次就哭昏倒了31人,第二次大会又昏倒了35人。

召开控诉大会之后,不少人哭得两三天吃不下去饭。第473团士兵何思勤甚至哭得精神失常,耳朵听不见了,饭也不吃了,谁劝他都不理睬。后来人们发现,何思勤在控诉大会后特别敬重毛主席。于是,到吃饭的时候,就给他写个纸条:“毛主席叫你吃饭”到晚上睡觉时,他如果大吵大闹,就再写个纸条:“毛主席叫你睡觉。”只要看到是毛主席叫做的事情,何思勤非常听话。后来,何思勤在上级批准他参加人民解放军时,喜出望外,恢复了正常。

西南军区第2工作团改造胡宗南第7兵团时,开展公祭宣誓活动,祭奠起义官兵在旧社会、旧军队里屈死的亲人。之后有92%的起义官兵递交要参加解放军的决心书,有44.1%的在决心书上用鲜血签名或按血指印,有7.3%的递交了血书。

不少起义官兵异口同声:“控诉运动好啊,不是人民军队学不去”

控诉运动是历史的选择,但当代一些知识精英却要千方百计地用西方的“普世价值”去诋毁。

1995年,李泽厚和刘再复在香港出版了一部《告别革命》的对话集,批判中国在20世纪选择革命道路而没有选择改良道路,“是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

对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设问:主张中国走“第三条道路”的知识精英,如果能回归当年,也被“国军”用一根绳子捆去当壮丁,整日挨打受骂,其改良主义大旗还能打多久?

三、问责:定然的罪恶追究

接下来的问题是,搞控诉运动不追究少数官佐的历史罪恶行不行?

从局部看,起义投诚人员中的“冤假错案”确实存在,但若整体评价冠之以“左”,势必远离了历史本质的真实。要跳出“以偏盖全”及主观主义的思维误区,就必须回溯“泪血大控诉”的历史环境。存在决定意识。

以下,用六组事例说明这一历史必然:

事例一:普遍的、暴发性的“夺过鞭子揍敌人”

在我的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中,记述了东北军政大学第11期第5团两千多名起义学员参加控诉大会的情景:

第5团全体学员的第一次控诉大会,在学校大礼堂召开,主席台上就坐的,除第5团政委外,没有一位校、队领导,全是各连民主选举的“革命军人委员会”主任,有校官、尉官,有士兵,还有女生大队的两位家属学员。

站在主席台前接受批判斗争的,有的是“特务嫌疑分子”,多数是军阀作风严重的团以上带兵长官。

控诉大会由谁控诉,控诉谁,控诉了些什么,老人们记不太清楚了,严格地说,是记不过来了。

深深印在老人们脑海里的,是捶胸顿足呼天抢地的哭嚎,是咬牙切齿咆哮如雷的愤恨,是怒不可遏不顾一切地扑向主席台的复仇!

像一座座猛然爆发的火山,喷出一道道直上九霄的烈焰。

老人说,开初是哭。台上诉苦的人先哭,哭得呜呜咽咽泣不成声,随即传染了台下的听众,由闷头抹泪,到掩面而泣,待抽抽嗒嗒的哭泣声连成一片时,有人便忍不住失声痛哭。大礼堂2000多人,什么样的哭声都有,甚至还有倒在地上打滚哭的。准确地说,不是哭泣,是哭喊、哭嚎、哭骂、哭吼!

当台上台下的人哭得天昏地暗的时候,会场上喊起了口号:

“反对剥削,反对压迫!”

“彻底摧毁黑暗的封建军阀统治!”

“向万恶的旧社会、旧军队讨还血债!”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坚决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

老人们说,那口号喊得“嗷嗷”的,掀天揭地,惊天动地。

口号一喊,泪水就干了,悲与愤的转化在一瞬间完成。

记不清是什么时候,更不知道是谁带头,有人冲向主席台,非要亲手痛打受批判斗争的起义军官。

“揍他!”“打死他们!”叫声,喊声,随即而起,几近疯狂。

会场秩序大乱。

参加控诉大会所有的解放军干部都离开了座位,堵在大礼堂的通道上,制止着冲向主席台发疯似的学员。可是他们人太少,每个连只配备一名指导员,一名文化干事,根本堵不住。

紧急关头,大礼堂主席台前两侧大门“咣当”一声打开了,“哗”地一下涌进来一大批解放军,把冲击主席台的人流死死地堵在主席台前。

第6连的士兵罗珠成说:“那个义愤呀,谁都按不下来,要是当初差点把我杀了的那位军官在台上,我也要冲过去揍他!他凭什么因为丢失几两大烟土就要杀我?”

第4连的中尉赵谦说:“堵在主席台附近的八路,一个连有了,没有一个连堵不住。”

第1连的中校王伟略说:“要是没有学校八路的保护,主席台上受批判斗争的那十来个人都会被打死,一个也跑不脱!”

控诉大会是怎么结束的,老人们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人流冲过来,推过去,各连指导员、各营教导员和5团政委,一个个嗓子全喊哑了。

台湾师范大学张春兴教授所著的《现代心理学》认为:构成人的神经基本单位的神经元,其兴奋性具有一种很特殊的现象,当刺激强度未达到某一程度时,即无神经冲动之发生;当刺激强度达到某种程度而能引起冲动时,该神经冲动立即达到最大强度。此后的刺激强度纵使再继续加强或减弱,对已引起的冲动强度不再发生影响。此种现象称之为“全有全无律”。

这张照片,是原国民党第60军182师545团副团长、中共地下党员赵国璋,于起义后担任解放军第50军148师444团团长期间,拍摄的起义官兵参加控诉运动实况。

这张照片,是原国民党第60军182师545团副团长、中共地下党员赵国璋,于起义后担任解放军第50军148师444团团长期间,拍摄的起义官兵参加控诉运动实况。

事例二:最先要求追究少数起义军官历史罪恶的,不是共产党干部

最普遍的,是不少起义部队在控诉运动后,一些起义官兵纷纷要求追究个别旧军官的历史罪恶。针对控诉运动激发起来的阶级仇恨,各起义部队在控诉运动后期,通常要开展“官兵团结教育”,以化解旧的官兵矛盾。

如原国民党第60军182师545团8连,在控诉运动中,该连士兵集体到团里请愿,非要把他们原来的洪连长揪回连队,面对面地斗争。团领导临时调由两年前海城起义士兵培养起来的浦绍林,到该连任指导员,才平息了“请愿”事件。

浦绍林说:“我是硬着头皮去当指导员的,干不下来也得干,但我记住了师政委陈一震交代的三条:老八路的作风,现身说法,依靠士兵。”

抗美援朝时期的浦绍林。

抗美援朝时期的浦绍林。

例外的,是参加昆明起义的国民党第93军副军长杨朝伦。解放战争初期,杨朝伦曾任国民党第60军184师550团上校团长,1946年5月30日国民党第184师师长潘朔端率部在辽宁海城举行反蒋起义后,曾命令驻守大石桥的杨朝伦也随师部起义,被拒绝。我东北民主联军第4纵队随即发起进攻,将第550团全歼。杨朝伦被俘后,鉴于他有悔改之意,为扩大政治影响,我东北民主联军曾将杨朝伦及其所部被俘官兵,编入起义部队,并享受起义人员待遇。起义部队扩编为民主同盟军第1军后,杨朝伦被提升为该军184师副师长。

不料,杨朝伦反动本性不改,于当年10月策动了1300余名官兵的大规模叛变。杨朝伦回到国民党军队后,组建了新的第184师,该师于1948年10月的锦州战役被全歼。杨朝伦跑到天津后,再次组建了第184师,结果,又于不久的天津战役中被全歼。杨朝伦逃回云南后,投奔“云南王”卢汉的麾下,又组建了一个第184师,不久,杨朝伦被提升为第93军副军长,并随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于1949年12月9日起义。

据海城起义将领马逸飞回忆,昆明一解放,卢汉立即将杨朝伦移交人民解放军。随后,解放军第4兵团司令员、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陈庚就如何处理杨朝伦,委托潘朔端征求其他海城起义将领的意见,结果,潘朔端、马逸飞、魏瑛三位海城起义将领一提杨朝伦,就恨得咬牙切齿:“我们带过来那么多弟兄都被他带回绝路上去了,留他做啥?是祸害,杀!”

就这样,云南解放不久,出任新中国首任昆明市市长的潘朔端主持了公审大会,将杨朝伦公审后,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说到这里,还有一位典型,就是胡宗南部的某副师长,此人在控诉运动中,被揭发曾鸡奸过89名部下,义愤填膺的起义官兵甚至强烈要求把他裤裆里的家伙割了!

事例三:政策转变的历史缘由

追究少数起义人员历史罪恶,大多数都不是无缘无故的。

有一位原国民党军上校团长,参加起义时,曾掩护联络起义人员在其防区进进出出,然而,他却于起义两年多后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因追究其既往的历史罪恶,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这事,我询问过许多人:当年的共产党人是不是“左”了?

开始的回答,几乎是异口同声对中共“左”的讨伐。可是,当我介绍了这位上校团长的历史罪恶,以及相关的历史背景后,人们的回答即刻发生了改变。

此人的历史罪恶有三件事情:其一,是起义前,他当营长时曾两次领受过共产党的“宽待俘虏”政策,但他返回国民党军队后,却要毫不留情地虐杀了3名解放军战俘;其二,是在被解放军围困期间,命令下属用机枪扫射进入阵地前沿的老百姓,并亲自下令用刺刀挑死一名老百姓;其三,他看中属下一名机枪连连长的老婆后,竟然敢干出“杀夫霸妻”的勾当。

对这样的起义人员,谁敢把他留用于人民解放军部队,或在新生的地方政权中安排个一官半职?放他回家也玄。他的家乡刚解放,匪患未平,土地改革运动尚未开始,他回去后,能不能成为家乡贫苦农民翻身解放的“障碍”,能不能被暴风骤雨的群众运动埋葬,都不能不有所顾忌。

在政治承诺与政权稳定的两难选择中,最初,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追究这类起义人员的刑事责任,而是把他们集中起来“管训”,继续组织学习、改造。

导致少数起义人员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直接历史原因,是朝鲜战争。面对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侵略威胁,面对蒋介石集团倚仗美国的支持跃跃欲试要出兵朝鲜“反攻大陆”,为维护劳苦大众来之不易的翻身成果,中国共产党当年选择镇压反革命运动来巩固新生政权,是迫不得已的。

事例四:事先预想不到的境遇

最典型的,是个别起义军官离职返乡或被资遣、复员回乡后,正赶上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面对家人被斗、家产被分,本人对过“土改关”又缺少思想准备,于是,被群众运动的大潮吞没。

事例五:对“两可”之间人员的处理

比较典型的,是对长春起义期间先行扣押的暂编52师师、团长官的处理。

1948年10月16日晚,国民党第60军军长曾泽生率部在长春举行起义期间,鉴于所属暂编第52师是蒋介石为控制杂牌部队而“掺沙子”编入第60军的,为保障顺利起义,于发动起义前夕,将该师师长李嵩及所属三个团长先行扣押,然后,强迫他们分别向其副职下达了随军起义的命令。副师长欧阳午虽然受命率部随军起义,但还是用电话偷偷地将起义计划向兵团司令官郑洞国告了密。

曾泽生率部起义的次日,师长李嵩被送往兴隆山,交给解放军,不久,转送东北军区政治部的解放军官教导团。副师长欧阳午则作为起义人员被送往东北军政大学学习。学习期间,欧阳午被当作“特务”受到激烈的批判斗争。学习结业时,欧阳午未准毕业,转至解放军官教导团继续接受审查。

对李嵩和欧阳午处理的升级,也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1951年11月,李嵩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原东北军区军法处判处死刑,并于执行前病故。欧阳午于1956年3月,被转到抚顺战犯管理所,1960年11月作为“战犯”被最高人民法院特赦回到南京。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举国上下掀起了“落实政策”的热潮,不少旧案“一风吹”。1980年,根据欧阳午本人的申诉,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决定,撤销原特赦决定,对欧阳午按起义人员对待。欧阳午随后被安排为南京市中山陵管理委员会委员、南京市玄武区政协委员。李嵩一案,也在其家人的多次申诉下,经反复慎重的调查审理,由沈阳军区军事法院于1986年11月17日,作出撤销原判、对李嵩以起义投诚人员对待的再审判决。

西方权威的《剑桥中国史》第14卷称:包括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内的“几次运动都是在1950年后期中国人参加朝鲜战争以后发动的,它们的激烈程度无疑与朝鲜有关。党的领导人看到了保持警惕的真正必要性,这不但是由于美国进攻的危险性,而且是由于国民党重返大陆的可能性”。

该书还特别注意到:“从毛泽东对反革命分子的评论中可以看出在介入朝鲜战争时领导态度的转变。1950年9月后期,在决定介入之前不久,毛泽东宣称,不杀一个特务是必须坚持的政策;到1951年初,他力主:‘要坚决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

不管地球那一头的“老外”对毛泽东态度的考证是否准确,但他们看到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与麦克阿瑟压向中国边境的坦克、飞机、大炮乃至于原子弹,与蒋介石企图派出第52军先遣赴朝参战的反攻大陆喧嚣之间的必然联系,无疑,要比脱离历史环境批“左”走极端的中国精英要深刻得多!

镇压反革命运动不是新中国的复仇祭祀,从严格意义上讲,它是在受到严重外来侵略威胁的历史紧要关头,为了避免更多流血的一次“社会减震程序”。以小震,释放大地震的破坏性能量。以少数历史罪人的流血,避免广大人民群众的大量流血。

虽然,李嵩的思想衍变另有一说,他本人也不情愿为行将就木的蒋家王朝陪葬,但无情历史还是把他葬送了。

当然,李嵩生命的终结也有其特殊原因。由于被扣押,丧失了起义人员身份,在解放军官教导团的战俘堆里,李嵩比其他国民党将领处于一种更危险的境地:暂编第52师被成建制地改编为解放军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控诉运动,故李嵩被揭发、控诉出来的罪恶,较之其他国民党被俘将领,内容更多,事实更清晰,证据更充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李嵩对自己的历史罪恶只作原则批判,没有具体交代,特别对虐杀士兵、残杀平民、屠杀战俘一类的战争罪行,他更是始终只字不提。

正所谓“天若有情天亦老”,无限发展的历史永远年轻!

事例六:对国民党军队高级政工人员的处理

国民党各部队编制序列都有政工系统,高级政工人员均由国民党中央直接委派,其职能带有特务性质。但是,具体到个人头上就不同了。在长春起义的国民党第60军政工人员中,确有特务分子,但也有曾泽生军长为了抵制国民党中央对杂牌部队的控制而掺进去的“沙子”。还有一些青年学生于长春被围困期间,为了“找碗饭吃”才当兵干政工的,没干多久就随军起义了。

然而,在历史转折的大潮中,要准确区分敌友,谈何容易?国民党军队中有受嫡系排挤的杂牌军,杂牌军中有归属国民党中央的政工系统,政工系统中有涉世未深的青年学生,青年学生中又混杂有学生特务。政策松了,会给革命事业带来隐患;政策紧了,则会扩大伤害面。

基于复杂的政治背景,国民党第60军起义后,为了防止特务分子煽动叛变,原国民党政工人员被迅速调离,送军政大学,边组织学习,边甄别考察,以确保部队的稳定。全国解放后,对这部分国民党政工人员的甄别有了结果,问题严重的人被留了下来,不是服刑,而是继续“管训”;问题不大的人,被资遣回乡。

解放初期对起义的国民党政工人员的处理是温和的。升级,是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原来留在黑龙江的一部分接受“管训”的人员,被追究了刑事责任;被资遣回乡的人员,则因其有“特务嫌疑”的历史,被当地群众“管制”。

对这一历史曲折的辨证反思:

西方现代管理学有一个“容错”原则,承认局部错误难以避免,在此基础上设计“容错程序”。

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开展的阶级斗争不是纯“意志”的产物,它决定于当年国内外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在这难以逾越的历史阶段,局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在所难免,合理的“容错”也就成为历史前进的必然代价。

也正是在特定时期合理“容错”的基础上,整个社会才产生了思维和行为的惯性,推动着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愈演愈烈到非理性的极端。

面对哺育赤县神州的母亲河,如果有人站在若尔盖草原,指证黄河之水向西流,如果有人站在花园口大堤上指责当年黄河决口害中原,似乎,我们不能说“这不真实”,但是,这仅仅是表象的、局部的真实,而非本质的、整体的真实;如果有人叹息黄河九曲无常,没能“直济沧海”,这也确实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但是,这种愿望却是主观的、学究的、脱离实际的。

评说中国革命辉煌与曲折的历程,何尝不是如此?

四、释疑:豁然的起义官佐

时下,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草根民众不同,一些知识精英极力诋毁、诅咒当年为建立新中国而掀起的那场波澜壮阔的人民革命,并公开为当年腐朽的国民党反动政权扬幡招魂涂脂抹粉。然而,让这些自诩为人民代言人的知识精英难以置信并万分难堪的是:一大批来自于原国民党阵营的起义官兵,却与这些书斋秀才在历史观上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以下,我展示三组实例:

第一组实例:追求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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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第一张照片上的老人,叫刘凤卓,1948年2月参与策划营口起义时,任国民党暂编第58师少校团附,退休前惟一的愿望是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年,他5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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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第二张照片上的老人叫马占伟,1948年10月参加长春起义时,任国民党第60军暂编21师第2团中校副团长,起义后,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转业到地方后,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劳动教养3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占伟被落实了政策,并于69岁那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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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第三张照片在党旗下宣誓的老人叫李峥先,参加长春起义后,为中校副团长代理团长,他第三次在党旗下宣誓入党,时年88岁。

第二组实例:认同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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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第四张照片上的老人叫刘绍云,1946年5月参加海城起义前曾“痛恨过共产党”,晚年,刘绍云自觉佩戴“共产党员”徽章,随时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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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第五张照片,是国民党第60军182师544团上校团长胡彦的遗孤胡念忠,将县委统战部为其父亲落实起义人员政治身份的文件,全文刻在了父亲的坟碑上。

第三组实例:捍卫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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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第六张在天安门前留影的老人叫杨协中,1948年10月参加长春起义时任国民党第60军直属炮兵团少校营长。起义之初,他看毛主席像曾越看越不顺眼,尤其看毛主席的帽檐不顺眼。经过脱胎换骨刻骨铭心的教育,杨协中于1953年5月28日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加入中国共产党。晚年,他在担任云南省黄埔同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期间,当听到曾在昆明某中学任教的某“黄埔同学”宣称“中国最好的时期是抗日初期”时,当即理直气壮地批驳:“好坏要看全国人民,而不是看少数人,抗日初期你是地主家庭,当然生活好,贫雇农在过困难日子,你不了解,你立场还没有转到广大群众立场!……建议你加强学习,改造思想,要与人民大众在一起。”

还是第三张照片上的老人李峥先,于近九旬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消息被媒体披露后,哈尔滨一位67岁入党的退休教授出于敬佩和仰慕,千里迢迢要认李峥先为“义父”。面对人之常情,曾为亲情所困更渴望亲情的李峥先,却执意相劝:“不行,不行我们现在都是共产党人,党内是纯洁的同志关系,做同志不是更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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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第七张照片上的老人叫赵霖芝,1946年5月参加海城起义时任国民党第184师师部少尉电台台长。赵霖芝患癌症临终时,在其散发的《告战友书》中,述说了其毕生追求的理想天国:“我去的地方,风景秀丽鸟语花香;我去地方,没有阶级,更没有压迫;我去的地方,没有富人,也没有穷人,所有的人一律平等;我去的地方,每周开一次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对于前辈的沧桑心路和人格境界我是这样解读的:

许多饱尝“阶级斗争扩大化”苦楚的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始终无悔义举当年,这绝不是忍辱偷生蝇营狗苟。

为什么?因为马克思主义化的“大同”理想对价值取向偏重人生责任的炎黄子孙有着不可抗拒的感召力像华夏大地百川归海,这感召力,能将亿万甘冽的清泉、高悬的飞瀑、阴沟的污水、恬静的小河、咆哮的山洪,汇聚成烟波浩渺一往无前的滚滚洪涛,携石裹沙,绕过高山峻岭层峦叠嶂,穿过礁岛险滩荒原旷野,历尽跌宕起伏蜿蜒曲折,向着理想的“大同”目标奔涌不息。

聚集在毛泽东旗帜下的中国人民,正是在这汹涌澎湃的历史大潮中,荡涤了世世代代逆来顺受的奴性,凝聚了全民族曾一盘散沙的人心,挺起了一百多年来被几百个不平等条约压弯了的腰杆,建立了使帝国主义不敢再欺辱我们的强大国防,奠定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得以腾飞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

正是基于中华民族的千秋大业,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包括起义投诚人员在内的不少前辈,以超越个人荣辱得失为代价,来认同社会进步、国家富强、人民安康,并让子孙后代永世景仰的人格境界。这,也是那些沉溺于小我得失和小资情调者永远无法理解的人生情怀。

五、展望:赫然的思想资源

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历史蕴藏的思想资源,主要有以下价值:

㈠巩固新中国立国的道义根基

当前,否定中国革命的思潮的一个重要喧嚣方向,就是宣传当年国民党统治的“正统”性。其实,这是老生常谈,因为在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的初期,这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的过程中,这一争论不是在纯“理性”讨论的层面上完结的。

几乎每一支国民党起义部队,在改造之初,对国民党抗战的作用都争论不休。然而,所有这些争论,都在在控诉运动后,戛然而止。

我在《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一书中,还记述了这样一段故事:

国民党第184师于1946年5月起义后,曾选送160名官兵到东北民主联军军政大学辽东分校学习,被编为学员3队。起义前在师部担任上尉书记的何庆昌和少尉司书的陈雨田后来撰文说:“对我们这批人的改造是相当艰苦的。”

相当一部分学员,特别是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的军官,入校之初抵触情绪都比较大,只要一讲到“国民党反动派”,他们就反感:国民党推翻了满清王朝,消灭了北洋军阀,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反动”在哪了?

八路军的传统,人走到哪里,歌声就在哪里响起。辽东分校只要集会,1队、2队和女生队便互相拉歌,歌声此起彼伏,十分热闹。最初,夹在中间的3队学员有些尴尬,会唱的歌不多,唱得也不整齐,尽出洋相。后来,校政治部专门为3队学员印发了歌集,逐渐,3队学员不但能唱,也敢和别的队拉歌了。但有一首《国民党反动派一心要把中国害》的歌,3队学员始终不唱。

谁都没想到,奇迹,几乎在一瞬间发生。

9月的一天,东北民主联军文工团来辽东分校慰问演出歌剧《血泪仇》。贫苦农民王东才被抓壮丁后一家人的悲惨遭遇,在众多出身贫苦的3队学员中,引起了极为强烈的感情共振。看完剧,不少两眼红肿的学员饭都吃不下了,回到宿舍,一头倒在床上。躺在床上,起义学员这才开始咀嚼入校后所学歌词的真正内涵。感情上的共振引发了思想认识上的共鸣,起义学员终于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根植于泥土地上的阶级斗争理论,也真正理解了共产党干部孜孜不倦的教诲。

第二天上课前,3队文娱委员、起义学员中军衔最高的何庆昌上尉,红着双眼站起来指挥3队唱歌:“同学们,今天我们唱一首《国民党反动派一心要把中国害》,大家说,好不好?”

“好!”3队学员齐声回答。更准确地说,是响彻云天的齐声怒吼!歌声,仿佛是3队学员与旧军队、旧制度彻底决裂的宣言书,刚唱两句,就博得了讲台上下全校师生一片热烈掌声。

“向3队学习!”“向3队致敬!”口号声随之而起。

从此,起义学员在思想上完成了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彻底决裂。

历史,给予我们留下了这样的启示:感性批判虽然难以达到理性批判的深度,但却有着理性批判的难以企及的力度。在社会大变革中,摧毁阻碍社会进步根深蒂固的旧观念,首先需要的是批判的力度,而巩固这一思想革命的成果,则需要批判的深度。这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论证的心理学、社会学课题。

这个启示是有现实意义的。

自我开办国民党军队改造史专题博客以来,凡是持有否定中国革命观点到我博客上来争论的,我都坚持“分层讨论”的策略,就是绕开西化的“普世价值”学理陷阱,将争论限定于史实,并分为三个层次,按顺序一个一个层次展开讨论:

第一个层次的问题,是旧军队残酷的阶级压迫是不是事实?你若认为不是事实,拿出你的根据来。不要光聚焦于“有头有脸”的将官阶层,要看看底层士兵群众的苦难经历。我采访过116名起义官兵,这其中,士兵有83人。你了解过多少士兵?你不信?那好,你来成都,我给你放录音听听,或者我放下手上的工作,请假专门陪你采访原国民党士兵。你敢吗?

承认了旧军队残酷的阶级压迫,我们再讨论第二个层次的问题,即应不应该走革命的道路?你如果认为不应该走革命的道路,那好,请你给被压迫的劳苦大众指一条“康庄大道”。

只有在上述两个层次的问题上没有异议,我们再讨论第三个层次的问题,即应该怎样评说革命中的失误及历史曲折。

结果,对方往往在第一个层面说不下去,便溜之大吉。敢在这个层面上狡辩下去的,没有一个不跳进历史为其准备的自取其辱的泥坑。

比如,有个化名“王森昊”的,在我博客上狡辩到最后,干脆以“缺乏国民政府系统有意识政策性迫害的文件证据”,来抵赖国民党军队阶级压迫的事实,可见其黔驴技穷。

㈡巩固海峡两岸统一的历史基础和政治基础

如今,就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些高级干部和高级学者也认为,国民党也能救中国。这种认识的泛滥,对海峡两岸统一的政治走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国民党能不能救中国,国民党起义官兵最有发言权:

张官迎,在国民党军队里是管后勤的上校兵站支部长,在我的采访中,开始,他不满某些文艺作品过分丑化国民党官兵,讲了不少滇军将士英勇抗战的事迹,还讲了抗战期间安恩溥师长因为发现部队没给老百姓上门板、捆铺草,而鞭打营、连长的故事。可是,当我提出当代人的这种认识时,老人的态度猛然急转:“不对,不对,不对!国民党哪能救中国?国民党净祸害老百姓!抗战也是绷面子,部队是私人的财产,将领净打保存实力的小算盘。不对,不对,不对……”

曾任国民党第182师副师长的李佐听了以后,笑得几乎气都喘不过来了,半晌,才大惑不解地问了一句:“他们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老人提醒我:众叛亲离的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政治上,其党政军警官员与当地封建地主阶级之间已不再有天然联系,经济上,他们把大陆几亿人民的巨额财产裹挟到了小岛,基于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才得以进行台湾式的改革和建设。

照片上的这位耄耋老者,曾在新中国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判处死缓。在靠近中越边境的一个偏僻的小镇上,我采访了他。虽然,他24度春秋是在共产党的铁窗和劳改农场里度过的,但这位原国民党军上校团长还是坚定地认为,国民党不能救中国,因为“国民党是悬吊在半空中的,没有基础,完全从个人利益出发,不像共产党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老人甚至把共产党领袖的照片和父母照片并排挂在堂屋墙上,并盛赞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密切联系群众”的政治决议。

我还问过曾被取消中共候补党员资格的中校副团长李峥先:“共产党会不会像国民党那样垮台?”老人的回答是坚定的,坚定得令我这个党龄长于他多年的晚辈自愧弗如:“不会,不会为什么?共产党‘一雷天下响’,谁能做到?只要共产党的大旗不倒,共产党就不会垮台。共产党的力量在人民群众中”

这些国民党军队过来的老人能给予我们许多重要启示,其中之一就是:国共成败的根本原因,不是腐败问题,而是草根大众的阶级地位。忽视这个问题,不仅与史实不符,还要掉进动摇人民政权根基的逻辑陷阱。

这里,我要特别向各位展示一份1949年1月的人权文献。

照片上的这份文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政委徐文烈于1949年1月26日在全军团以上军政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关于部队教育方针及教育计划大纲》。在这份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的“教育计划大纲”的第10页,明确提出了要“彻底揭发”国民党军队“士兵无政治上的人权保障、无人身自由”的历史罪恶。

《关于部队教育方针及教育计划大纲》第1页

《关于部队教育方针及教育计划大纲》第1页

 

《关于部队教育方针及教育计划大纲》第10页

《关于部队教育方针及教育计划大纲》第10页

说到这里,恨从心升。

200多年前,美国《独立宣言》郑重宣告:“人人生而平等,他们从他们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种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如果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了损害这些目的的政府,人民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

可是,在中国千千万万个贫苦工农被土豪恶霸的侮辱、残害的年代,美国政府及其喉舌为什么不替几万万劳苦大众讲讲“人权”?凭什么维护那个腐朽的制度?凭什么阻挠中国人民翻身解放的伟大革命?

当国民党军队中千千万万个普通士兵被官长克扣粮饷、毒打、残杀的时候,美国政府及其喉舌为什么不替几百万士兵讲讲“人权”?为什么不“制裁”那个腐败的政府、残酷的军队?凭什么支持国民党政府反人民的内战?

用西化的“人权理论”、西化的“普世价值”、西化的“救亡压倒启蒙”说,来否定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在血淋淋的阶级压迫史实面前,真虚伪!

㈢为社会科学实现中国化的历史突破提供丰富的学理营养

以上,我之所以多次绕开“西化的学理陷阱”,除了策略考虑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当代社会科学在诠释中国革命的领域,缺乏能与西方比肩的学术成果,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被主流舆论歪曲、抛弃后,西方的“普世价值”乘虚而入,也就成为必然。

正是在此背景下,改造旧军队史的学术意义凸显出来。

著名本土企业管理学家周大江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近100年来管理得最成功的一个现代组织,在我们耳熟能详的党史常识(1921-1949)中,蕴藏着博大精深的“管理之道”。根据这一思想启示,周大江先生亲手组建和领导一个由数十名志愿者组成的“本土企业观察研究小组”,在对52家本土企业进行了长达5年的跟踪调研的基础上,撰写了一部《党史商鉴》。该书2006年4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曾在多个地区荣登图书销售排行榜;作为唯一一本管理学著作入选《书摘》杂志社和《博览群书》杂志社联合评选的“2006年度20部好书”。

《党史商鉴》

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周大江介绍,“本书所引用的主要党史资料”共有4部,即:

⒈《毛泽东选集》第1-4卷

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

⒊王东主编《中国共产党大辞典》

⒋高戈里著《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

《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

虽然,这段国民党军队改造史已经为我国本土管理学界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学理营养,但我还是觉得,这段历史对心理学的创新具有更大的价值。

20世纪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可谓之群星璀璨,让人目不暇接,其中行为科学的创立占有里程碑地位。当年,美国国家科学院为了探讨如何调动人的工作积极性,选择西方电器公司的霍桑工厂为实验基地,进行了照明度实验、福利实验、访谈实验、群体实验等一系列实验,其间,差点宣告失败。整整9年后,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精英们才恍然大悟:金钱,不是刺激工人生产积极性的惟一动力。人,有着更重要的追求。

行为科学创立后,由此开端,1933年,心理学家梅奥提出了“社会人”的人性假设;1954年至1960年,马斯洛、阿基里斯、麦克雷戈等学者提出了“自我实现的人”的人性假设;1965年至1974年,薛恩、莫尔斯和洛希等学者又提出了“复杂人”的人性假设。

然而,就发掘人的能量而言,无论是发掘的广度、深度,还是能量转换程度,西方心理学实验都远远无法与中国共产党改造百万国民党起义官兵的伟大实践相比拟:早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就有了“支部建在连上”和建立士兵委员会等深刻理论和成功实践;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于昔日的战场对手中,培养了上百万忠诚的革命战士,其中不少人成为思想政治工作干部后,于同时代西方凤毛麟角的大心理学家才敢涉足的领域,又一展才华!

可惜,一方面,由于政治偏见或文化差异等原因,当代西方现成的理论难以从心理学、社会学上全面、彻底地解释中国那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难以解释百万国民党起义官兵几乎是瞬间的灵魂聚变;另一方面,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却久久尘封,有关史料几乎无人抢救,有关文献似乎无人整理,有关文物收集、收藏和展览也几乎为零,这举世独一无二的珍贵思想资源,除了本土企业管理学家周大江先生的《党史商鉴》外,几乎无人问津。

而今,这空前绝后的伟大工程,似乎只有我一人在采写;这举世无双的珍贵遗产,似乎只靠我一人通过自费采访、工余写作来抢救。这些年来,我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国民党起义官兵带着他们惊心动魄的历史记忆,一个个离世而去,而又无可奈何!

研究、著述这段历史,我不止一次在想,在盼:如果有一位持草根立场、掌握辩证唯物主义思维方法、精通东西方文化比较并受过系统心理学训练的学者,能超越功利潜心发掘旧军队改造史中的思想资源,那么,他完全有可能开创一门与“行为科学”比肩的“民本主义心理学”。

㈣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民本方向

在历史与现实中,我发现:有三种人对待草根的态度,高度一致:

一种人是当年的国民党军队的长官,他们虐待抗战壮丁的借口是“国家利益”。

另一种人是当代某些粉饰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网民,在我博客文章《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近千万–驳兵役科长之子流沙河的抗战回忆》下面,有位匿名者争论到最后就放言:“那几百万壮丁 不管他们究竟是死的正不正常 但是为了抗日而死 也算是死得其所”。

还有一种人,是当朝某些藐视群众利益的官员。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

蔑视草根生存权利态度的形成,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其中之一便是当代中国英雄史观的泛滥。因为,一旦“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垄断了舆论,不但会封杀草根大众的利益诉求,也会引导受众将中国革命曲解为纯粹的领袖“斗智斗勇”,进而抹杀草根大众的历史作用及历史进程的必然性。

当下的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的“主旋律”作品有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就是一窝蜂地聚焦于“君王将相才子佳人”,而无视草根大众。其后果,显而易见:

你为共产党的领袖和将领歌功颂德,我为什么就不能肯定国民党领袖及将领抗战中的功绩和贡献?

而一旦允许大张旗鼓地宣传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历史功绩”,必然有人要顺理成章地鼓吹国民党“领导抗战”的“正统”地位,进而撼动中国共产党在抗战结束后夺取政权的“合法性”,并设下一个逻辑陷阱:国民党官员腐败了,就该推翻其政权,是不是共产党官员腐败了,也该推翻其政权?

事实上,国民党垮台最的根本原因,不是什么腐败问题,而是残酷的阶级压迫!

要认识国民党垮台“最根本的原因”,只能聚焦于亿万劳苦大众。这其中的道理,在广大国民党士兵群众身上,体现最充分!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我在《国民党军抗战英雄缘何少有士兵–三论国共抗战英雄之比较》文中,明确表达了这样的史学态度:我并不反对讴歌国民党军队的抗战英雄,恰恰相反,那些备受长官盘剥、欺压却又含垢忍辱并以冻馁之身为抗击日寇侵略流血牺牲的广大国民党士兵群众,才是最值得秉笔直书颂扬、纪念的英雄。而大量国民党士兵群众的抗日英雄事迹之所以长期被抹杀、被埋没、被忽视,与《三毛从军记》中的记者所代表的掌握话语权的知识精英附庸于压迫者阶级,并不遗余力地推行英雄史观,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的思想轨迹,浸透了广大国民党士兵群众足以汇聚成河的醒血酸泪,并一直延续至今。

我曾听说,建国初期,中央曾规定,宣传英雄人物原则上限定在连以下指战员(待考证)。对此,我曾一度以为是“领袖谦虚”。如今看来,这既不是什么“领袖谦虚”问题,也不是什么“宣传策略”,而是政治视野及政治立场问题,是历史观问题。

基于这一思考,我很想撰写一篇《我研究中国革命史为什么聚焦于底层士兵》。

警示:

当前,某些作品在论及中共历史上“左”的错误时,或停留于对主观指导的批判,或沉溺于游离历史大背景的“人性”剖析,缺少对历史环境全面、系统的客观展示,更缺少对反映草根大众利益的历史本质作深刻挖掘;另一类作品在肯定国民党军抗战功绩的同时,或抹杀或回避或忽视了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即对广大士兵群众残酷的阶级压迫。这在客观上会误导人们对中国革命史的评价,进而动摇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的道义根基。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历史一旦被否定,势必影响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正常走向,并有可能使我们再次付出泪血代价。

因为在当代中国,一方面,被新自由主义者奉若神明的资本的本性依然是攫取剩余价值,而不良资本所有人和资本不良所有人又常常通过依仗权贵榨取草根小民的泪血,来实现其资本的积累与增值;另一方面,毛泽东的旗帜过去曾经今后也能够聚集亿万草根民众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而不同阶层的利益之争一旦白热化、规模化,毛泽东生前担忧的“血雨腥风”不是不可能发生的。

祭奠无数前辈的亡灵和泪血,应该向使我们付出泪血代价的帝国主义政府及其喉舌“讨个说法”,但重要的是借以巩固无数先驱者用泪血浇注的共和国大厦,更重要的是,决不能让我们的后代重蹈浸透了前辈腥血酸泪的覆辙

㈤拓展解读中国革命历史曲折的认识通道

当前的媒体,对待中国革命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

在相当一部分网络论坛里,占了上风的反共势力专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失误,动摇其道义根基。

而主流媒体,却一味为共产党“歌功颂德”,回避中国革命史中的失误和曲折,给人一种“文过饰非”的感觉。

这里有一个哲学问题,即:“一分为二”不是一个西瓜切两半,可以吃一半来丢一半。“一分为二”是对立面的统一,就像太极图,“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

本讲座内容的现实意义在于:

旧军队改造史存储了一组可以解读中国革命历史曲折的密码,这就是必须把中国革命的曲折和挫折,放在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反抗、艰难的阶级解放和民族独立这一20世纪的历史大背景中去认识。

再举一组简单的例子,就是所谓的“现代迷信”问题。

在采访中,我见到了一位国民党起义士兵,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曾被人骂过“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可是,在他的家里,却挂着文化大革命中带着“红卫兵”袖标的毛主席像挂历。

这件事情,孤立地看,可以解释为“愚昧”、“现代迷信”,但若放到历史长河中,结论就不同了。

起义前,国民党士兵普遍“信命”,“认命”。起义后,共产党派来的政治工作干部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我在《心路沧桑――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一书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起义准尉林家保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前,军部组织科科长卢华和一位女同志蔡娥,代表上级党组织来考察林家保,并找其谈话。整整两个晚上,卢华和蔡娥了解了林家保的身世,也提了不少问题考察他的思想觉悟和政治态度。有个颇有趣味的问题,林家保至今没忘:一位战士兜里装着一枚铜板,作战时,一块弹片飞过来被铜板挡住,战士没有受伤。你说,是不是因为他命大?

这是考察党员发展对象思想是否觉悟了的一个很艺术的提问。当时,林家保的脑子转了好几个圈:从小到大,周围的人都算“命”、讲“命”、认“命”,按从前的说法,这无疑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可自从学了社会发展史后,虽说还不是很懂,但多少知道点“破除迷信”的唯物主义道理。

想到这,犹豫了好一阵子的林家保,才吞吞吐吐地回答:“好像不是命大吧?是偶然碰巧,这个战士才捡了一条命。”

林家保的回答得了满分,但他还是担心了好几天:要是回答错了,这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岂不就当不成了?

1947年2月13日,军党委批准林家保加入中国共产党,候补期半年。

林家保在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中,率部参加了歼灭英军“皇家重坦克营”的战斗

林家保在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中,率部参加了歼灭英军“皇家重坦克营”的战斗

种子的种皮,通常在种子吸水膨胀后被撑破,此后,氧气大量进入,种皮内的胚,才能萌发新的生命。

共产党运用诉苦运动,启开了起义官兵泪腺上的闸门,让泪水浇胀了埋在他们心底的仇恨的种子,再撑破那长期愚弄劳动人民的宿命论“种皮”。人格的觉醒,人权的渴望,就像胚的萌发需要吸进大量氧气一样,推动着共产党昔日战场上的对手们,贪婪地吸吮着往日不屑一顾的“共匪”提供的精神营养。

觉悟了的国民党起义官兵,只听共产党的话。这支部队,除了共产党,谁都拖不走了!

也正是在此破除迷信的基础上,才有了后来所谓的“现代迷信”。

我曾采访国一位叫雷昌的起义士兵,说起国民党军队,他不止一次痛斥:“那些当官的,拿着兵的不当个人!”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雷昌回乡探亲。当母亲告诉儿子,50里外有个“总山神”,并要他杀个鸡带上,去给“总山神”上供,以保平安回家时,雷昌坚定地回答道:“妈,你白扯!我的命是共产党给的。是毛主席救我了,共产党救我了。你要贡,你就贡毛主席,把毛主席像贡上,给毛主席磕头去!”

雷昌2005年于丹东

雷昌2005年于丹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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