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艺 2014年04月18日 17:29

百年孤独与现实

【编者按】:马尔克斯走了。 这位诺贝尔得主的政治立场不是什么秘密,作为卡斯特罗多年的老友,他曾说他相信全世界早晚会实现社会主义,并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不过他同时确信,“糟糕的文学是延迟这一天早日到来的阻碍之一。”按照马尔克斯的标准,革命小说必须是好小说。虽然被打上魔幻现实主义的标签,但其本人一向只承认自己是现实主义作家。再见,马尔克斯!再见,拉丁美洲的人民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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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托雷·尼尔松对我说,“《百年孤独》是部非常优美的小说,但很不幸这是部反动小说。”我问他为什么,他没有详细回答,只是说,“在这样的时刻,特别是在拉丁美洲,我们面临着这么多的问题,所有一切是如此可怖,我觉得就凭写一部优美的小说这一点,就已经是反动的了。”

 

说到这里,加西亚·马尔克斯问道,你觉得《百年孤独》反动么?

 

不,巴尔加斯·略萨回答。

 

在1967年那场访谈中,巴尔加斯·略萨问起马尔克斯对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作何想法,于是引发了上面的对话。随即《百年孤独》的作者把问题抛了回来:《百年孤独》为什么不是反动小说?略萨回答:因为拉丁美洲社会现实和政治现实的基本问题都在书中得到了客观的描写,比如哥伦比亚的暴力和游击队问题,还有马孔多的香蕉种植园。“马孔多之父”立刻追问道:“那么你认为这本书以及我们正在写的所有的书都有助于读者了解拉丁美洲的政治现实和社会现实么?”其实他反问的时候自己心里已经有了答案。多年以后,不情愿地被打上所谓“魔幻现实主义”的标签,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或许会回想起在《百年孤独》出版数月后的这场访谈和这个问题。总有人苦苦追问:小说中究竟有几分魔幻,几分现实?但小说家本人一向只承认自己是现实主义作家,并且像对待其他问题一样,从不提供概括或抽象的答案,总是选择讲故事来回答。

 

《百年孤独》的作者曾这样概括自己的小说:讲的是一个家族用了一百年的时间想方设法避免生出一个长猪尾巴的孩子,但最后还是生了。他一度以为这是最不可能与现实雷同的细节,然而就在小说出版后,世界各地的读者纷纷来信表示他们有相似的经历。小说家故乡巴兰基亚的一位男子坦承自己长了条从未示人的猪尾巴,但当他读到小说后终于释然,“原来这是很自然的现象。”还有朋友为马尔克斯寄来韩国的剪报,照片上一个首尔女孩赫然也长了猪尾巴。只不过与我在写小说时想的不同,马尔克斯说道,成功切除尾巴后她活了下来。

 

超乎小说家意料之外的故事仍在发生。1991年2月,小说家的哥伦比亚同胞、在纽约行医的文森特·特蕾萨医生接到陌生人的电话,对方自称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凯斯西储大学神经病理学所主任皮耶路易吉·甘贝蒂博士,他和他的科研团队正在对失眠症展开研究,目前他们掌握的案例包括五个家庭,其家庭成员全部患有该疾病,白天黑夜都不睡觉,一切安眠或镇静药物都不起作用。目前认定与基因有关,而有据可查的病史最早可追溯到1700年。他们在搜集相关文献时发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百年孤独》,对其中失眠症的记载十分感兴趣,几经辗转,先联系到出版社又从英译者拉巴萨教授那里得到特蕾萨医生的通讯方式,希望获得马尔克斯先生的帮助,并已组成科研团队随时准备出发赴马孔多镇考察布恩迪亚家后裔的基因特质。特蕾萨医生无法拒绝同行的请求,只得拨通国际长途,原原本本地向自己的小说家朋友转达。马尔克斯是这样回答的:“好吧,文森特,请告诉皮耶路易吉博士不必费事去马孔多了,因为那种病根本不存在,是我编出来的。而且失眠症应该是没法治好的,不过在我的小说里病人们都痊愈了,因为我有责任把他们治好免得传染到我的读者。哦,你顺便告诉皮耶路易吉博士,我的确认识一个失眠症患者。那是在1981年,我去法国戛纳当电影节评委,我的经纪人卡门给我找了间公寓,打扫公寓的姑娘告诉我她们一家都有失眠症,二十四小时不睡觉也不累,也不觉得有睡觉的必要。”

 

另一个小说家从未和盘托出的故事发生在1928年,马尔克斯自称出生在那一年,虽然根据研究者的考证1927年才是他真实的问世时间,并认定作家如此“自我创作”源于他对那一特殊年份的深刻印象。巴尔加斯·略萨在访谈中提到的香蕉种植园在小说里和现实中一样,为当地带来了冒险者,跨国垄断公司,畸形的繁荣以及暴力与死亡。香蕉工人罢工以军警开枪屠杀告终,传记作家把发生于1928年12月6日的这一惨案称为“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人生与作品影响最大的一桩历史罪孽”。在小说中大屠杀的幸存者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醒来时发现自己置身于长得望不见头的火车上,车厢货架上都整整齐齐地摞着男女老少的尸体,好像一串串变质的香蕉准备扔进大海。当他死里逃生回到家中,才发现人们仿佛在一夜之间都被洗脑:没有罢工,没有开枪,没有死人,马孔多什么都没发生。他从此庇身于吉普赛智者的斗室,一心钻研梅尔基亚德斯留下的羊皮卷,并将破译的使命和大屠杀的真相托付给第六代布恩迪亚,日后的猪尾巴婴儿之父,奥雷里亚诺·巴比伦。在他一头扑在羊皮卷上猝死之前留下最后遗言:“你要永远记住那是三千多人,都被扔进了海里。”实际上大屠杀具体的死难数字一直众说纷纭,当时的首都和地方报纸,工运领袖,美使馆领事各有各的统计,从官方版本宣称的9人到群众记忆中的数千人相差悬殊。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查到的卷宗是7人,而“7个人是装不满火车的,于是我在小说中讲大屠杀死了3000人。这是虚构。”然而这一虚构可能比我们想象得更接近现实:在12月6日凌晨的火车站大屠杀后,卡洛斯·科尔特斯·巴尔加斯将军的士兵在各地进行的逮捕和枪杀行动持续了3个月。小说在数章前就已埋下伏笔:“这列无辜的黄色列车注定要为马孔多带来无数疑窦与明证,无数甜蜜与不幸,无数变化、灾难与怀念”。两百节车厢的火车满载尸体驶向大海,这一令无数读者难以忘怀的形象构成对官方正史的挑衅和颠覆,百年孤独的历史终将在不肯遗忘者手中破解。英国学者杰拉德·马丁说得好,这部小说讲的不是历史和神话,而是历史的神话及其祛魅。

 

当阿根廷评论家托雷·尼尔松称《百年孤独》为“反动”小说,他或许是在责怪小说家没能直接地反映和抨击拉丁美洲“可怖的”现实。这背后的逻辑大抵是某种未免偏狭的现实观。当马尔克斯宣告:“现实是最伟大的小说家,我们所要做的只是模仿和追随”,我们也只能相信一半。因为上面的故事似乎在向我们暗示,现实有时候也模仿小说。当略萨为《百年孤独》辩护,认为小说“客观”描写了拉丁美洲的现实,他为了说明同时提到了科塔萨尔:“不像别的书里(比如科塔萨尔的作品)只进行间接的或隐喻的描写”。如此看来,似乎早四年出版的《跳房子》更有理由被尼尔松这样的评论家定为“反动”小说。无怪乎科塔萨尔会发出不无戏谑的感慨:“现实,多少罪恶藉汝之名以行!”《跳房子》的作者曾旗帜鲜明地站在拉丁美洲解放运动一边,也曾亲历声援社会主义的古巴和尼加拉瓜的桑地诺解放战线,而他的一些革命战友却时常疑惑,像《跳房子》这样实验色彩浓烈的先锋小说在革命事业中能派什么用场。于是科塔萨尔在那篇名为《革命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革命》的文章中回答,真正的革命小说(novela revolucionaria)不仅仅是那些有革命“内容”的小说,更是那些要“革小说的命”(revolucionar la novela)的小说。在语言中闹革命的小说或许暂时看起来不如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贴近现实,恰恰是因为这些小说将要展现未来更丰富更具革命性的现实。

 

“对作家不应该要求他在作品里成为一个政治活动家,正如不能要求鞋匠做的鞋具有政治内容。”马尔克斯不止一次一本正经地宣称:“我认为作家的主要政治责任是把作品写好。”这位诺贝尔得主的政治立场不是什么秘密,作为菲德尔·卡斯特罗多年的老友,他曾说他相信全世界早晚会实现社会主义,并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不过他同时确信,“糟糕的文学是延迟这一天早日到来的阻碍之一。”按照马尔克斯的标准,革命小说必须是好小说。按照科塔萨尔的定义,好小说必然是革命小说。就像《百年孤独》著名的开篇句,她展现了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必将发生以及犹未确定的复数现实,或许可称之为革命性的现实。作家的政治责任也好,文学的终极使命也罢,总是说写作只是为了让朋友们更爱自己的马尔克斯,在八十岁那年的一次演讲中又有了个简明而优美的说法。面对一位国王、六位总统和数千听众,小说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神情里有小动物般的狡黠和小孩子般的骄傲:“我要做的不过是每天早早起来,面对白纸或电脑空白的屏幕想办法把它填满,讲一个从未有人讲过的故事,让一位尚未存在的读者感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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