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 2014年04月22日 19:46

延安窑洞是“特权染缸”吗——由萧军《延安日记》引发的争论

编者按:所谓的文化人自以为是全社会的代表,看不得政党里的有机知识分子和生产单位里的技术知识分子成为主导力量。萧军王实味等待遇并不差,却对高级干部饭菜好一点都意见很大,甚至因此离开延安去国统区,这深刻地暴露了文化人反特权,无非是因为自己丢了特权。

延安窑洞是“特权染缸”吗——由萧军《延安日记》引发的争论

作者:水哥

1

不久前,文史学者、自由撰稿人傅国涌在网上发表《延安窑洞中的特权——读萧军〈延安日记1940—1945〉之一》一文。傅国涌以萧军日记为论据,认为延安时期存在不平等和领导者的特 权。傅国涌的观点很快引起热议。

《中国社会科学报》随后刊登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郝琦的文章说,傅国涌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不能从萧军日记中一些似是而非和道听途说的现象得出延安窑洞是“特权染缸”的结论。那么,延安到底有没有特 权?且听士读君慢慢分析:

萧军日记记载了什么

萧军日记中记录了大量耳闻目睹的事实,他牢骚满腹,对延安的特 权现象有诸多不满。1941年5月12日,他写道“我怕这里的:医院、传达室、戏院、饭馆……这表现着官僚、凌乱、卑俗、无教养……啊!丑恶到这里来集合了!”

次日下午看到江青,又引发了他内心的这种不平,“遇见毛泽东的老婆骑在马上,跑着去高级干部休养所去了。这里连个作家休养所也没有,无论哪里的特权者,总是选择最好的肉给自己吃的。”

因妻子分娩,当年6月24日他在医院听到了很多丑恶的事情:“李伯钊自带小鬼,每天做饭五次,罐头、牛乳、鸡蛋、香肠等应有尽有,馒头也是白的。据小鬼说,杨尚昆买鸡蛋总是成筐的,每天造成以牛乳,鸡蛋,饼干代早餐。毛泽东女人生产时,不独自带看护,而且门前有持枪卫兵。产后大宴宾客。去看病人时,总是坐汽车一直开进去,并不按时间。一个法院的院长女人住单间,彭家伦女人生产也住单间。各总务人员总是吃香烟,买二十几元钱一斤的鱼,各种蔬菜由外面西安等地带来……我懂得了,这卑污地存在原来到处一样。”

而王实味1942年3月在延安发表杂文《野百合花》,也批评 “革命圣地”“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王实味还因此惹祸上身。

12

延安“等级制度”不是秘密

其实,当时延安的等级制不是什么秘密。查阅的有关陕甘宁的史书和资料发现,延安时期的陕北社会经济非常落后,加之又是特殊的战争环境,共产党和边区政府不得不实行供给制。供给制主要在机关、部队、学校及一些事业单位实行,供给的项目包括办公费、伙食费、津贴费、粮食、被服及其他费用。

一个细节是:1940年以后,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任弼时亲自决定享受“小灶”的人选,规定只有中央委员或相等级别的干部,才具有享受小灶的资格。为了保障高干的小灶和其他生活供应的需要,还开辟了物资进入延安的专门运输渠道。例如,为党中央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等家庭保证“每家每日一只鸡”。

诸如此类,自然引发了那些为追求平等、公正理想而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尤其是有个性、有棱角、自视甚高的文人,诸如王实味、萧军等的牢骚、不满,甚至是怨言。

1941年7月9日,萧军夫人王德芬待产,萧军赶到中央医院,由于按医院规定此时不属于探视病人时间,萧军情绪激动,与一直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保健医生的金茂岳发生了争执。

吵着吵着眼看就要打起来,旁边医护人员赶紧将两人拉开。石昌杰副院长面带愠色地对萧军说道:“你不应该和他吵架呀!他不是我们八路军的医生,是红十字学会的,现在他不干了,这里的工作马上成问题……这些产妇和病人谁负责任?”

萧军最后给金医生写了一份书面道歉。但萧军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对于这样近乎要挟性质的人,我本来不能让步的,但为了产妇和病人以及负责人们,我让步了……但“文化干部不如技术干部”就是这里的情形,因此更增强了我要离开此地的决心!

萧军1941年2月16日还断言“文化人如今是纷纷而来,将来一定要纷纷而去”。然而,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像司马璐这样选择离开的少之又少。连王实味最终也屈服了,直至遭遇了严酷无情的迫害。而萧军在延安多年,内心一直在挣扎,渴望离开,一次次又没有走成,拖到抗战结束。

知识青年为什么会有如此复杂的表现呢?延安“特权制度”背后又有哪些故事呢?

“等级制度”没那么夸张

王实味在《野百合花》中,形容当时延安的供给制生活待遇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真实情况如何呢?当时艾青作了说明:所谓“衣分三色”,就是高干的深蓝色斜纹布、中级干部的灰青色平布、基层干部的黑色土布之间的分别;并非什么哔叽、华达呢和灰布之间的分别(艾青指出:我们也不只一次看见毛泽东同志,穿了他那件右肘上破了一大块的、退色的灰布衣服)。所谓“食分五等”,最高级的不过四个菜一碗汤;最差最普通的是小米饭加清水大锅菜。

那么,王实味对于什么情况发牢骚呢?他“连毛泽东同志抽纸烟(太多)都在 背 后反 对”、“指责领导人的门前挂着一串串腊肠”,等等。艾青曾替王实味解释:他没有反 党,只是要求“公平合理”罢了。艾青又指出:延安的津贴是有微小差别的,那等级就是“1圆、2圆、3圆、4圆、5圆”五种。所有的工作人员,从最高的首长,到每个党员的差别,就只有这五种。

而且,当时延安边区政府除了在在机关、部队、学校及一些事业单位实行供给制外,还根据当时各种组织成员条件的不同,针对不同的群体订出了各种不同的供给及分配的条例、规定和办法。

从伙食费标准看,当时确实有大灶、中灶和小灶之分,但绝对不是只有党的领导人及其家属子女可以吃小灶,政府规定残废军人、保育院与托儿所儿童及政府批准的文化技术人员均按照小灶标准发给。在津贴和其他生活用品的供应,有关文件规定对国际友人、非党人士、文化技术知识分子和老、弱、妇、孺、病员等供给予以优待。

2

毛泽东在延安作报告

知识青年的待遇并不差

那么,跳出萧军等文人生活琐事的纠葛来放眼整个边区,不妨对比另一组数据:当时八路军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享受的生活津贴标准是,士兵每月1.5元,排级干部每月2元,连级3元,营团级4元,师级以上,包括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洛甫)、毛泽东,以及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都是每月5元。

当时文化技术人才待遇要大大高于党政军干部工作人员,中央和边区政府对外来人才却极为慷慨。如果要说延安时期有特 权,知识分子和文人也有特权才对。

对此,有不少当年在延安生活过的中外人士都有相同的回忆。徐懋庸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说:“红军出身的各级领导干部,一般每月的津贴费,最高不过4—5元,而对一部分外来的知识分子,当教员或主任教员的,如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和我这样的人,津贴费每月10元。1938—1939年间,延安的物价很便宜,猪肉每斤只值二角,鸡蛋一角钱可买十来个,所以,这10元津贴费,是很受用的。”

不过,虽然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欢迎文化人才,但单就具体待遇而言,以津贴为例,一定程度上与技术人员还是存在较大差异。

有据可查的是1942年5月26日中央书记处颁布的《文化技术干部待遇条例》,该文件将文化技术干部合为一起,拟分甲乙丙3个等级,最高甲类津贴每月15元至30元,最低丙类每月3到6元。而就在这项政策出台的前13天即1942年5月12日,边区政府针对技术干部专门颁布了《关于建设厅技术干部待遇标准的命令》,将技术人员分为4个等级,一级享受津贴高达95至100元,最低第四级也是35到50元;1943年、

1944年,边区政府相继颁文调高技术干部待遇,文化干部则自1942年后再无类似政策出台。

这说明,人才的具体待遇上主要是依据其实际贡献大小区分,而这在怀有理想主义的知识青年萧军看来,即是“文化干部不如技术干部”的情形。

结论

可以说,萧军日记里看见或听到的延安不平等,是客观存在,但又非完全真实,或者说是粗线条的,带有书生意气的,萧军因此得出“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结论也是不客观的。毕竟,延安的共产党人虽然建立的供给制,区分了不同人才的待遇差别,但基本上在物质贫乏的条件下坚持了一定意义上的公平,注意,不是绝对平等。

所以,在今天解读萧军日记,不可盲目沉浸于所谓发掘历史真相的“窃喜”,更不能无视当时延安复杂的社会背景。对于萧军等人的不满和抱怨,学者朱鸿召在《延安文人》中分析得比较到位:“应当说引起文人们关注的并不单纯是供给制本身的等级与差别,而更多的是供给制带来人们精神心理上的褊狭与势利,这便带来了延安文人的两难:一方面他们受惠于生活供给制,一方面又被人理解为他们反对供给制的等级与差别,要求绝对平均主义。”

 

原文链接: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QzNTgyMw==&mid=200109691&idx=1&sn=c35e72c1a06cd3a65faa31df67b8fde4&scene=1#rd

文章评论(0)
回复
4文章总数
最近:
1 2 3 1,024
少年中国评论微信二维码

关注少年中国评论微信号,让我们终于理想,让我们面对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