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运信息 2014年05月09日 22:26

希腊共产党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

希腊共产党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

——来自1949—1968年的经验

 

马吉斯·迈利斯〔Μάκης Μαΐλης- Makis Mailis〕

希腊共产党中央委员

希共中央历史部负责人

Sovietlijie译

 

作者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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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各级党、团组织持续数月的讨论,《希腊共产党历史文集》〔Δοκίμιο ιστορίας του KKE〕第二卷已于2011年11月出版了。2011年7月16日,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全部的出版工作,并通过了《文集》的最终文本。

《文集》第二卷涵盖的时间为1949—1968年。这段时期从希腊民主军三年半武装斗争(1949年2月12日—1949年8月29日)的结束开始,至希腊共产党分裂、脱党的右翼修正主义(欧洲共产主义)集团组建名为“希腊共产党(国内派)”新党的希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1968年2月5—15日)为止。

尽管《文集》所涵盖的年份是1949—1968年,但它也涉及到了1940年代。因为,在新形势下制定党的政策需要总结1940年代活动。这便使得广为审视的这一时期党的文献与1940年代息息相关。

在1989—1991年达到高潮的反革命迫使我们党更深刻地审视自己的活动和历史。过去20年里的党代会(尤其是2009年的十八大)所通过的决议中,都包含了从苏东剧变中得出的基本结论。现实迫使我们根据这些结论来对希腊共产党的抉择和活动作出更深刻的历史评价。

希腊共产党认为,对自身历史的研究是自身发展的必要因素。因为历史经验会使党的活动在组织阶级斗争,以废除人对人的剥削时,更加有力。就此而言,党史的研究也就能使我们的活动变得更加清醒。

在《文集》所评价的各种问题中,最重要的是希腊共产党的策略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评价是以下述立场为标准的:

1、我们正处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而资本主义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已经达到了它的反动阶段。推翻封建地主政权、废除封建生产关系,从而推动社会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已经彻底终结了。1989—1991年反革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得逞并没有否定这一社会政治革命活动的必要性、紧要性及其前景。

2、革命的性质并不是由当下的力量对比,而是由社会主义物质前提的成熟来规定的。甚至当工人阶级仅占经济活动人口的少数时,一旦他们建立起自己的政党从而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任务,最低的物质前提就成熟了。

3、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并不存在过渡性的社会经济制度,因此也就不会存在任何过渡性的政权形式。政权的性质要么是资产阶级的,要么是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的。没有哪个国家的经验证明了,有可能并且有必要建立过渡政权。

希腊共产党十八大讨论了这一问题,并强调指出,上述政权的性质不应该和历史上存在过的过渡“阶段”相混淆。除此之外,十八大还重申了十五大就过渡“阶段”所确定的纲领性的立场:

“在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日益激化的条件下,当革命进程开始时,可能会出现一个作为人民政权的工具的政府。它将由斗争中的人民,而不是由大选或者议会进程来承认。这一政府和工人阶级及其盟友的政权将别无二致,或者至少只是在形式上有所差别。

“(……)

“我们党明确认为,这一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并不能混同于过渡性的政权形式。不过在回顾过去(例如,历史研究)时,我们发现,在资产阶级政权尚未被推翻,正在削弱、正在被动摇时,出现过各种政权形式,这是另一回事。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资产阶级政权不同程度的动摇导致了不同的政权形式,这些是历史研究的对象。比如在红军解放的各国里,由反法西斯阵线组建的政府,并不是革命的工人政权(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有资产阶级势力参与其中的。由此,围绕“谁统治谁”这一问题的斗争就会立即展开。在大多数情况下,其结局都是成功建立起革命工人政权(无产阶级专政)。这与当时红军的存在密切相关。

“(……)

“在古巴革命中,就不存在过渡政权或者过渡的社会经济制度。革命进程最初是由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斗争开启的。这一斗争通过转变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而在客观上解决了问题。俄国的‘双重政权’也不能证明需要一种过渡形式的政权。”[1]

4、只有对资产阶级社会中各种社会力量的利益和立场进行正确考察,共产党才能使自己的联盟遵循这样的路线:将大众阶层从资产阶级的影响下争取过来,并使之与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以改变政权性质而不仅仅是改变资产阶级执政党。这就是说,需要建立反对垄断集团的经济统治、政权及其帝国主义联盟的社会政治联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在政治上拒斥与资产阶级以及机会主义势力进行合作,实行欺骗性的“净化”体制的纲领。

5、机会主义有着客观的基础。机会主义的一大来源是被资本集中以及垄断集团的扩张所排挤或者摧毁的小资产阶级阶层。

但工人阶级也不是铁板一块。自工人阶级随着雇佣劳动在新旧部门的扩张而不断扩大以来,工人阶级就由收入各异、政治以及阶级经验有别的部分组成。

我们尤其应该强调工人贵族这个阶层,也就是工人阶级中被资本主义制度所收买的部分,它们是机会主义现象的另一个主要来源,就像它们是劳工运动中阶级合作的工具一样。

在阶级斗争(或者是走向兴盛,或者走向退潮)的转折关头,机会主义势力常常得到加强。由于过去二十多年巨大的反革命浪潮,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压力通过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总体修正以及机会主义地适应体制得到了表达。

6、无论机会主义把自己装扮成什么模样,无论机会主义在阶级斗争以及力量对比变化的不同时期变化到怎样的程度,我们都要在思想和政治领域毫不留情地反对机会主义。在不同时期,针对机会主义势力,有时与他们进行尖锐的思想政治斗争,有时和他们进行选举或者更长期的合作,这些正面的经验和反面的教训表明:和机会主义合作,也就是说,和共产主义运动中那些摈弃并修正了革命斗争的基本原则并使自己适应于资产阶级政治圈的部分合作,意味着实践上在工人运动中与资产阶级政治圈合作,以腐蚀共产党并使之变质。因此,它无论何时都得到了资产阶级及其附庸的有力支持。考虑到具体的联盟内容,必须通过组织群众,通过人民的斗争来反对机会主义。从希腊共产党在之前处理机会“左翼联盟”、“具体问题的联盟”、“反新自由主义斗争”以及现在的“反备忘录联盟”等等机会主义诉求的经验来看,这是无疑的。

希腊民主军斗争结束后希腊共产党策略的形成

1946—49年希腊共产党领导的(基本上是非法的)武装斗争结束后,在希腊国内外出现了新的形势,这一形势规定了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是党的战略目标。根据这一新形势,希腊共产党制定了新的政策和战略。这些政策和战略的制定实际上在武装斗争结束的7个月前就开始了,它意味着希腊共产党将放弃二战前几年根据共产国际的相关分析而采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战略。

就此,我们应该注意到,所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来源于希腊共产党对希腊资产阶级的分析。希腊共产党认为,希腊资产阶级注定是一个附庸于帝国主义强权(首先是英国,战后则是美国)的阶级。由于它的附庸性,希腊资产阶级阻碍了希腊重工业的发展,并且要为工人阶级和贫农恶劣的生活条件,以及资产阶级民主的一系列问题的无法解决(比如,保留了君主制)负责。这一切使得希腊相对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度落后。也就是说,希腊资产阶级背叛了它的历史使命,由此新兴的工人阶级将肩负起与农民结盟,从而完成希腊社会的资产阶级民主转型的历史任务。通过这一方式,工人阶级将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构造必要的力量对比。

事实证明,上述战略不仅不对,还成了民族抵抗时期(1941—1944年)一系列错误的主要根源。正是在这一战略的基础上,二战期间形成了“民族团结”策略。这一和资产阶级势力(他们在德-意占领期间以及后来寻求与英帝国主义合作时,破坏人民的斗争)的联盟庇护了在民族解放阵线控制希腊期间已然动摇的资产阶级国家政权。

1944年,希腊共产党及其联盟组织“民族解放阵线”加入了在中东成立的、由资产阶级政党所领导的“民族团结政府”。鉴于解放斗争时期希腊已经形成了革命形势,加入这样一个政府对于人民运动的事业,被证明是灾难性的。我们党发现自己并没有准备好将民族解放斗争与争取工人政权的斗争相结合的纲领。这就导致了许多错误,而这些错误极大地影响到斗争的结果。这些错误就包括同意将人民军队的指挥权交予英军司令斯科比将军。

不久之后(1944年12月初),由于团结政府和英国人一方面要求解散人民军队,另一方面又保留资产阶级军事力量,希腊共产党和民族解放阵线退出政府。

民族团结政府最终在英国的军事支持下,屠杀了在雅典和比雷埃夫斯英勇斗争33天的人民。随后建立了统一的资产阶级阵线,其中就包括建立于占领期间并为德国人服务、杀害人民的卖国组织“保安队”〔Security Battalions〕。资产阶级阵线的建立得到了英国人和国内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势力(他们曾和英国一起反对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的秘密支持。

阶段论的战略在战后继续实行。希腊民主军英勇的武装斗争正是在这一战略的基础上展开的。

希腊共产党在内战后进行的战略转变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这一转变在1953年的希共中央七届四次扩大会议上进行的更为全面,这次会议制定并公开讨论了《希腊共产党纲领草案》。《纲领草案》将革命的性质定义为社会主义,并在党的集体思考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但是,它将战略的转变奠基于力量对比之上。以下是其中的一段摘录:

“(……)随着力量对比方面发生了决定性的有益于在本地区、巴尔干地区、欧洲和世界范围内争取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变化,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使得希腊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基本完成。

“虽然希腊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退步,(……)但在革命性质上,我们越过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即将在我国发生的革命性的社会变革的性质是人民民主-社会主义的。这种表面上的矛盾由在本地区、巴尔干、欧洲以及国际层面上力量对比发生的非同寻常的变化解决了。

“9、(……)将要建立的政权将是人民民主政权,它将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功能,它将是人民民主的工农政权,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2]

正是由于将其他一些国家的看法和经验机械地运用于希腊,才出现了上述分析。一些国家,比如前沙俄的殖民地,由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便能够加入苏联,从而越过资产阶级政权和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虽然它们有着强大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蒙古便是一例。但是从20世纪初开始,希腊便是一个完全成型了的资本主义社会,并形成了相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认为希腊是一个殖民地国家的《纲领草案》并不打算客观地分析希腊的资本主义重建进程和资产阶级政权的巩固进程。它将希腊国内由深刻危机所导致的一切后果——经济的、政治的——解释为从属美国、丧失民族独立以及背叛民族的结果。它并不承认,希腊资产阶级正有意识地通过自己外国盟友的镇压力量来支持自己,以巩固国内力量对比中自己的优势。这一分析忽视了不同国家之间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中的历史因素。它反而将相对的退步所产生的影响归结于希腊对于主要帝国主义强权的经济、政治以及军事依附的程度。《纲领草案》忽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会影响到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力量对比,以及解决他们内部外交政策的相关问题的政治因素。资本主义的不平衡性被归结为资产阶级“叛卖民族”,以及外国势力的压制性作用。

虽然《纲领草案》越过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但它仍然包含了阶段论。因为它将希腊共产党的策略规定为旨在创建一个将联合“希腊的爱国力量(……)以建立一个爱国联合政府”的“民族爱国阵线”[3]。

最后,希腊共产党领导层尽管不适当并且矛盾地试图从1940年代的斗争中得出结论,但在苏共二十大之后,这一进程戛然而止。那时,我们党进行了右的、机会主义的转向,这首先表现在对于1946—1949年武装斗争的否定,并接受了“经由议会走向社会主义”。1956年由6国(苏联、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共产党召集的七届六中全会清洗了希共领导层(首先是总书记尼科斯·萨查利阿迪斯)。

其后,统治着希腊共产党的势力开始解散国内的地下党组织,并将所有共产党人纳入统一民主左翼,一个包括未加入资产阶级自由党的社民主义势力的联盟。随着自身党组织的解散,致力于人民民主革命的希共领导层组织了党的八大(1961年)。

八大批准了希共自1956年以来的政治路线,还又一次制定了自认为革命的阶段论策略(名为“民族民主变革”),并将所谓“民族资产阶级”包括于推动变革的力量之中。它强调了,虽然会发生革命性变革,但“民族民主变革政权”将不会变更生产关系的性质。

根本来讲,八大重复了早先党的分析,认为一部分资产阶级具有爱国性,而其他资产阶级则被描述为从属于外国资本。由此可见,将资产阶级分为“爱国的”和“从属于外国资本的”的根源要追溯到二战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政治分析。

这个联盟要联合资产阶级政治体制中的一翼,以反对所谓的右翼。事实上,它把统一民主左翼和希腊共产党变成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党的尾巴。统一民主左翼始终为了组建“民主政府”而向自由党提议。自然,这些提议被拒绝了。这个党(中间派联盟)只对用“要么右翼力量要么民主力量”的二难选择分化统一民主左翼选民感兴趣。

统一民主左翼的政治路线助长了这一两难选择。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统一民主左翼决定在1964年的议会选举的24个选区中不推出自己的候选人,以支持那里的中间派联盟候选人。当后来组建政府时,希腊共产党的非法地位依旧,民族解放阵线不被承认,也不允许政治难民回国,并且没有释放七年前被控为间谍的共产党政治犯!

我们注意到,选举也不过是几个月之前展开的,而自由党并没有获得进行统治的大多数,因此,它试图进行新一轮大选。在投票支持临时政府的施政纲领后,统一民主左翼在议会声明:

“统一民主左翼以实际行动表明,在本届议会中存在着足以支持政府工作的多数。”[4]

当然,根据自由党领导层的声明,统一民主左翼所提供的议会支持并没有被接受。

另外,工人和工会运动,以及农民和城市中间阶层的运动中的相应联盟策略加强了所谓的反右翼的两难选择。在实践中,它加强了工会运动中代表资产阶级利益而采取比工会官僚们的阶级暴动策略更为灵活方式的工会集团。虽然共产党人及其盟友进行了顽强并通常是英勇的斗争,但总体来讲,工人运动并没有服务于形成更高的工人阶级政治意识。

工人和工会运动中的这一定向必须考虑到,虽然思想、政治以和经济斗争统一起来了(包括了经济和其他要求),但通过试图推动反对整个资本主义剥削及其政治和工会代表的活动,为建立工人阶级政权而蓄积力量,这一点在工人运动中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通过研究1949—1968年这段时期的历史,我们认为,联合了自己的盟友——半无产阶级、贫农和城市自雇者——的工人阶级必须进行斗争,直到通过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而建立工人阶级政权,从而使政权问题得到最终解决。

从创建统一民主左翼得出的经验教训

希腊共产党从统一民主左翼的创建中得出了重要的经验教训。希腊共产党的非法地位并不能证明这一选择的正确性。当然,我们应该运用既存的各种合法手段,并找到特定情况下进行政治表达的形式,但不能放弃自己的独立性。

统一民主左翼的创建反映了当时希腊共产党政治路线中存在的两个重要问题。将党的纲领错误地分为“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并由此制定出错误的联盟策略。其次,整合合法工作和非法工作的策略问题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以至于在各方面(包括政治层面和社会运动),希腊共产党都无法表现出自己作为独立组织的独立性。

在统一民主左翼中与社民势力的联盟助长了后来希腊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

另一方面,希腊共产党和统一民主左翼中的机会主义势力一直试图将统一民主左翼转变为解散希腊共产党的工具,这在数年后的1989—1991年中明白无误地作了出来。那时,类似的势力试图将左翼联盟转变为一个独立的党,这就意味着希腊共产党得并入其中。那些人基本上就是现在在激进左盟领导层中的这批干部。

需要指出的是,正是那些试图使党解散、并入统一民主左翼的干部,宣称希腊共产党并没有完全接受苏共二十大决议的精神。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反对阶段论,但是却是从改良主义的立场上出发的,因为他们同时也拒绝社会主义革命的规律。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策略对于希腊共产党政治路线形成的影响

在《党史文集》中,有一点认为,上述问题并不仅与希腊共产党有关,而且还关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许多共产党。《文集》强调指出,这些党的策略逐渐背离社会主义革命规律,使自己的活动受限于捍卫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以及本国在帝国主义体系框架内的地位。

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主义运动虽曾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却没有切实起到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即组织争取工人阶级政权的斗争。二战期间,它就表现出在制定革命策略方面的无能,这一点在战后依旧。例如,后来所谓的“欧洲共产主义”的基本立场在1950—1951年的英国共产党的纲领中就已经存在了。许多共产党(比如在一些头号帝国主义强权国家中)在战后制定了反法西斯阵线的政治纲领,包含了捍卫据称由于资产阶级中的卖国集团而被美帝国主义所废除的本国民族独立的内容。

虽然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一般都声称社会主义的必要性,但是他们的当政目标却不是遵循这样的政治路线:为了在本国政治经济总危机中,与资产阶级政权决裂和斗争而蓄积力量。西欧一些大的共产党在“欧洲共产主义”的形式下达到了社民化。面对资产阶级的灵活手腕(组成联盟,以捍卫自己的政权,并适时重新组织国际联盟),他们无计可施。他们将自己的政治目标定为“反垄断民主政府”。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或者走上明确的议会改良道路,或者是假定在革命进程中有一个中间阶段。由于与争取工人阶级政权的斗争割裂开来,共产党进行的反帝、反垄断斗争便在客观上成为空想的。甚至被描述为在策略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对各部门生产资料进行社会化的目标也与推翻资本政权的目标毫无关系了。这些共产党组建的联盟助长了工人阶级内部的社民主义观点,结果使工人运动被同化进了资产阶级的策略中,从而丧失了它的群众性。

历史经验表明,通过所谓扩大资产阶级民主来进入社会主义是完全空想的。某些党令人瞩目的选举成绩,尤其是法国和意大利,并没有证明通过议会过渡于社会主义的正确性。相反,它们滋养了机会主义的背离,这最终腐蚀了共产主义运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共产党走上了在工会运动的框架内进行阶级合作的道路。

我们认为,共产主义力量加入普罗迪、达莱马、若斯潘和其他政府是积极推行上述路线的共产党自身发展的逻辑后果。后来表明,它们都是服务于管理资本主义的政府。若斯潘和达莱马政府参与了对南斯拉夫的轰炸,接受了帝国主义的所谓阻止该国种族清洗的借口。在他们的协助下,各种反工人的措施便得以通过,本国的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也遭受打击。

人们得出这样的看法是合理的:在欧盟各帝国主义间的矛盾严重尖锐化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严重尖锐化的阶段中,工人运动的消极现状是上述进程的结果。

这些共产党对资产阶级政府的参与表明了希腊共产党在5月6日和6月17日拒绝参与所谓“左翼政府”的正确性。如果不这样,希腊共产党将会放弃争取社会主义的策略,并从属于另一种以工人阶级和贫苦大众为代价管理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危机的策略。方法必须服务于、而不是埋葬战略。

将社民主义区分为左翼和右翼是一种严重的错误,而将社民主义的基础与其领导层、其在一战和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以及其他情况下显而易见的反革命角色相区别,也是严重的错误。历史的发展表明,正是通过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以及强大的反对资产阶级政治路线和机会主义的思想战线,赢得了其他党的绝大多数的群众基础。

根本重要的是正确研究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希腊共产党从来没有成为“欧洲共产主义”的一部分。它在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与欧共保持距离,并与之进行了多年的斗争。除此之外,希腊共产党还反对希腊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并在后来坚持反对希腊加入欧盟。我们注意到,统一民主左翼曾经反对希腊加入欧共体,并将后者描述为“狮子坑”。欧盟是一个资本联盟,它无法在亲人民的方向上得到改良,也无法被变换为一个“人民的欧洲”。欧盟当前的发展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希腊共产党坚持这条路线,认为在欧盟内部不存在亲人民的政治路线。我们需要的是退出欧盟,并同时在各国进行推翻垄断政权、由工人-人民政权对垄断资本进行社会化并单方面废除债务的斗争。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存在着两条出路:要么是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为危机或者大企业集团买单;要么是建立一个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社会政治大联盟。没有第三条道路。欧元区的危机不是一场债务危机,也不是所谓新自由主义管理的结果。它是一场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保守派、社民主义以及左翼政党都致力于构筑有利于资本的走出危机的道路。

1950、60年代希腊共产党对于希腊资本主义的分析并没有跟上资本主义经济急剧变化的脚步。

希共八大(1961年)将希腊定性为“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农业附属国(……)、一个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农业为主,只有一部分工业得到了相对的发展,并且保留着半封建残余(……)希腊未来的革命终将是反帝民主革命。”[5]

这就决定了党的策略将遵循这样的路线:和“民主力量”合作,以为实现既定目标奠立前提条件。

希腊本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表明,外国强权并不是它的障碍,资产阶级热衷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希腊的资本主义发展主要是由国内资本积累所支持的。除19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马歇尔计划,杜鲁门主义)外,外国资本的流入并未显著增加。但是这些资金的大部分都被用于加强国家对于希腊民主军的镇压和保卫资产阶级国家。

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得到了相对改善,但这无疑也和人民的斗争有关。当然,在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资方能以一部分利润来收买人民,所谓“福利国家”的建立表现了这一点。当前时期却相反,这样的剩菜残羹不存在了,但这并不仅仅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与此同时,公共部门工人的数量扩大了。很大一部分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中心,其他一些人则转到更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新的小资产阶层形成了。正是在这一物质基础上,党内的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得到了壮大。

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比如现在,起而维护自身经济地位的小资产阶级被政府的政治路线所激怒并转而反抗,却空想地希望可以回到那个能让他们活得更滋润的过去。他们在政治上支持建立由政府“管控”的垄断资本主义,这一政府将更多地代表小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利益,限制与大资本、垄断集团利益攸关的积累。就此而言,他们成了这样一种思想和政治实践的工具:幻想要么缓和垄断竞争,要么使资本主义从其垄断阶段开倒车。这些阶层,在他们破产后接近(或者说成了)工人阶级,成了迫使工人运动导向“人道化”资本主义的立场。

有异于今天的一般性结论

机会主义压力并不是一种仅仅和无法忍受阶级斗争强度的个人相关的特殊现象。它是一种思想政治潮流,是当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历史阶段的产物。它的物质基础是工人阶级中可能被垄断集团通过各种手段进行收买的部分,以及在工人阶级队伍扩大时由小资产阶级加入进来的人。因此,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就像列宁那样,是在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发展阶段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的内在要求,所以(无论它的各种表现形式如何)它阻碍着工人阶级从资产阶级政治中获得政治解放,以及工人运动的思想政治独立性。

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并不取决于它是否形成了特定的政治组织或者是否在议会或者工会中有影响。这一斗争不是次要的、部分的职责,也不能和反对各种资产阶级政治路线的斗争相分离。尤其是在像今天这样的时期,随着群众不满和抗议的增加,人民落入另一套资产阶级管理图景的陷阱的危险也就更大。只有与机会主义公开进行斗争,才能够使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激进化、从而由资产阶级政治中解放出来。

历史经验表明,共产党内部机会主义的滋生和生长不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可能使机会主义壮大的因素有理论上的薄弱,策略上未被发现和改正的错误以及反对那些不是想和资产阶级妥协投降而是与之进行武装斗争的领导人的观点。

历史已经表明,如果延误了与机会主义的斗争,党就会走向退化,堕落为社民党,并丧失自己的历史传统。这在一些西欧共产党(比如法共、意共)身上就发生过。相反,与机会主义的斗争捍卫了党的共产主义性质。例如,1968年希共中央八届十二次扩大会议上的斗争就使本质上想将党转变为“欧共”党的修正主义集团退党了。它捍卫了党在组织上的重建,并导致了希腊共青团的建立。但是,它并不能解决也不能开始解决党的基础性的策略问题。而这一问题又会影响到机会主义在普通党员中的传布。

另一方面,1990—1991年,在共产主义运动遭遇严重挫折,分裂后尚在重建的党遭遇了内部危机,这场危机使党以更具自我批评的态度检查了自己的历程,研究了各种事务,(例如,希腊资本主义在国际帝国主义体系中的地位,它与革命以及政权性质的关系,在苏联和欧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发生的1989—1991年反革命事变的原因),并在党的纲领中作出了更深刻的结论。

注释:

[1] 《希腊共产党历史文集》第2卷,第2版,雅典:现代出版社〔Εκδόσεις Σύγχρονη Εποχή〕,第21—22页。

[2] 《希腊共产党历史文集》第2卷,第2版,雅典:现代出版社,第316—317页。

[3] 《希腊共产党历史文集》第2卷,第2版,雅典:现代出版社,第318页。

[4] 《希腊共产党历史文集》第2卷,第2版,雅典:现代出版社,第470页。

[5] 《希腊共产党历史文集》第2卷,第2版,雅典:现代出版社,第4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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