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艺 2009年04月21日 21:15

张承志:总是在路上

作者:宋庄
在当代作家中,张承志似乎是不入流的,但是你能感觉到,他是一个有品位的作家,一个有坚持的学者,一个有胸怀的男人。他说:“满足于狭窄生活的人不懂得:学会了或沾染了一种底层的、他人的、不是小圈子的、第三世界的声音、立场、感情,是多么宝贵。”

  坚持,毫不妥协

  多年来,张承志似乎游离于文坛之外。他给人的感觉总是:在路上。朱伟曾在《张承志记》中这么描述张承志:“不喝多酒时轻易不笑,生气时会把手上的骨节捏得咯咯作响,暴怒起来会凶恶地乱吼乱骂。他能拉下脸毫不客气地把专程从外地赶来邀稿的编辑轰出家门,他能当着朋友的面毫无控制地对妻子和母亲暴跳如雷。他一年大约最多只能在家呆三分之一的时间,闷了,憋不住了,就像一头关在笼里焦躁不宁的困兽。妻子、母亲都已习惯于他的突然暴怒和突然出走。他急急地离开都市,就急急地钻进穷山僻壤……”
  相信张承志各种版本的“脾气”已在坊间广为流传。但是我接触的张承志,温和、善良而且宽容。他有他的坚持,比如,草原上情同手足的兄弟给他来信,希望他帮忙做些事情,有些涉及钱权方面的交易,张承志会毫不客气地断然拒绝甚至严厉批评。他会把他亲爱的兄弟训哭。但是,他也会和妻子千里迢迢奔赴草原,参加老朋友女儿的婚礼。他已经深深地融入了那片土地。插队之后,张承志与内蒙古维持了30年的关系。他不仅一趟一趟重回草原,也把牧民请到北京家里来。他与他的蒙古族哥哥通了20多年信,一直到草原有了电话。这不是什么“神化人民”,更多的是一种感情的行为,他只是遏制不住地想念他们。他甚至觉得:是因为与一个民族的二三十年的联系,造就了他这个作家。
  他的坚持,更多地体现于写作。“ 哪怕再难,也要坚持知识分子的良心和批判,这是我在自己的微渺作品中一直坚持的。一切能抓住的题目我都在写,一切能发表的机会我都不放过。这样的写作带来的是一种对文明的解释作业。”自1989年以来,张承志没有工资、医疗和依靠工作单位获得的经济利益,已经整整20年。出版是他取得生活费的基本方式。这种状况,反倒成全了他不愿堕落、追求真知和文学的理想。

  纯粹,从不伪饰

  有人归纳张承志的性格特征为:“任情,任性,还有任真的狂热。”有些时候,张承志确实是率性而为,但是你不能不承认,他的“率性”是有原则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比如他的《撕名片的方法》,早在1993年发表时,就受到了不少人激烈的批判,认为他做作,缺情寡义不近人情。然而不能否认,张承志用这个方法完成了与恶俗的决裂。他比我们更先一步地从名目繁多的名片中看到了这个时代的虚伪与险恶。的确,真正的朋友是不需要名片的。
  张承志从1978年开始写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黑骏马》、《北方的河》……他的小说大气磅礴,获奖无数。但是他放弃了。15年来,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各种类型的散文。他为什么不写小说,一直是很多人心中的谜。对此,他从未掩饰过自己真实的想法。
  在《鲜花的废墟》里言及梅里美时,张承志这么写道:“……惟结集时人才有空回忆、并接触自己早期的习作。我不禁为自己和这些自己写下的所谓小说的单薄,感到吃惊和害臊;也为容忍和成全了如此自己的时代,感到惊奇与慨叹。如今我对小说这形式已经几近放弃。我对故事的营造,愈发觉得缺少兴致也缺乏才思。我更喜欢追求思想及其朴素的表达;喜欢摒除迂回和编造,喜欢把发现和认识、论文和学术——都直接写入随心所欲的散文之中。这并非是在贬低小说艺术。或许正是这样的我,才算懂得了尊重小说。……我发现,我其实没有什么小说家的才能。”张承志说,小说的本质不是故事,而是虚构。以他自己个人的阅读体验(可能包括很多读者),更想知道作品的本意,想知道自己想寻找的东西是否存在。
  散文本身照样可以有丰富的故事,只是散文或随笔不虚构,更自由,论述的,抒情的,甚至考据的内容,都能在散文中表达。所以在最新的散文集《敬重与惜别·致日本》中,他干脆写出这样的感觉:“纯文学的讨论以及艺术诸般,尚需缓行。一个民族要跋涉的文学路,尚要一步一步,数过他人不知的崎岖。中国大致仍是散文的国度。因为命途多艰,小说的大潮尚未临近。因为救国的老调,依然弹它不完;使外人心仪的风花雪月,埋在文字里的深奥,蓬勃尚待一些时日。”

  思考,并独立战斗

  时代、国家、民族、宗教、教育、真的学问、心的历史、人与上述问题冲突后的境遇、人在中国追求的可能……张承志一而再地思考这些问题。他不认为重新回到这些阵地就是重复自己。张承志的写作,始于他对内蒙古体验的激动。“我越来越发现,当年被动地被生活和命运抛到内蒙古大草原,没有想到会获取一种全新的、新鲜的体验,它的价值是永远不死的,永远能够在不同的时期不断地给我有营养的参照系。”张承志说,他花了二十几年,先是专业的方式,后来是自由的方式,在西北进行考古、民族、历史各方面的调查,再后来更多地是和当地的老百姓混在一起,感受他们的生活和文化。
  每年他都有一半时间四方游学,扩大自己的观察范围,用心灵感受着异乡生动的历史和文明。他开始比较主动和有意地,想在自己的心中树立更多的文化参照。他说,到了现在这样的年龄,自己逐渐有了一个固定的观点:“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文化参照系越多,知识就会越丰富。”事实证明,只有参照系比较多,才越会有一种独立思考的本能。
  相对于内蒙古、新疆和西班牙来说,日本文化的参照系对中国人来说是最近的,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难分难解。上世纪80年代,张承志曾在日本进修,90年代他又去日本打工,前后在日本度过的三四年时间,使他深受日本文化的影响。他决定从正面思考和分析日本对自己产生的影响,这就是写作《珍重与惜别》的初衷。他没有想到这次写作是如此地充满快乐。“我从来没有哪次写作像这次一样,不是在写作,而是充满着学习的喜悦。因为在写作的过程中,很多东西过去都是模糊的、不清晰的,但真要写一句话的时候,就必须要有根据,必须得重新学习。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有几个日本朋友不讲任何条件地支持我,从日本速递给我的书有30多本。”
  在语言方面,张承志似乎有一种天赋。他能使用日语和蒙古语,还粗学了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多种语言的运用使张承志受益无穷。“我想说,这是一扇通向人心和文化深处的门。包括蒙古语文化启蒙,对我而言超过一切大学。《黑骏马》中的对话,都暗中用蒙古语暗读通顺才落笔。在写作中调动主流话语之外的语言营养,让不同的文化转换为笔下的汉语文章,是一件美好而有意义的事情。”

转自: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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