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 2014年06月21日 00:17

德国共产党与世界革命危机

德国共产党与世界革命危机[1]

优素福·蒂姆斯〔Yusuf Timms〕

sovietlijie/译

 

译者按 本文译自《国际社会主义》〔International Socialism〕第140期(2013年秋季号)。作者优素福·蒂姆斯梳理了德国共产党在从建党伊始至1923年秋在德国酝酿和发动革命的尝试及其失败。在叙述中,作者分析了德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对统一战线策略的运用,认为德共未能把握足够的群众是他们失败的原因之一。除了对德共自身的分析,本文还涉及了共产国际和苏俄领导层与这次失败的关联,以及这次失败激化了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斗争,并使十月革命之后一直存在的世界革命前景归于破灭。作者最后认为,德国共产党在1920年代初的这次失败对于当今西方左翼面临经济危机时采取怎样的策略是由巨大的借鉴作用的。

 

 

今年是“德国十月”九十周年,这场流产的社会主义革命标志着冲垮了大部分中东欧君主制政府的战后革命浪潮的终结。在1923年秋,一度存在着这样的现实可能性:六年前在俄国开启的共产主义革命将开辟一条新的战线。对于陷于困境的苏俄领导层来说,在一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建立起工人政权,不仅会使国际社会主义的前景发生实质性的转变,而且还能将他们从国内危机中解救出来。

成立于1918年11月的德国共产党迅速成为苏俄之外最强大的共产主义运动,虽然它始终未能像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那样,将持续的社会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转化为推翻国家政权的革命。要理解事情为何如此,就必须考察德共为实现自己的共产主义革命目标而采取的不同策略,并在此基础上判断这个组织是否相信自己确实被赋予了在德国进行一场革命的机会。

在这段时期,恰恰是那些构成革命形势的因素导致了德共的分裂。争取工人群众,使之由改良的社会民主主义转向革命的共产主义,这是公认的革命前提。但是,不同于布尔什维克,德共不是和起点相当的孟什维克争夺规模微小的工人阶级的心灵与头脑,而是面对着历史悠久、规模庞大并且在政治上拥有数百万工人支持的社民主义组织。为赢得对那些工人政治领导地位而确定并实行的相应策略——具体来讲则是对党与社会民主党、独立社会民主党(由社民党的反战派别建立于1917年)以及工会的关系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导致了党内关系持续不断地紧张。

自建党伊始,以罗莎·卢森堡为首的老练的德共领导层就努力抑制异常缺乏经验、最近才激进化的党员的革命热忱。这些党员将参与工会和新国民议会的选举视为从直接行动上的倒退,而正是后者结束了战争,并摧毁了帝国。在基础广泛的革命行动的背景下,德共仍旧是工人阶级运动中微弱的少数派这一事实仿佛无足轻重。革命行动,以及党如果要发展就必须吸引那些参与行动的人的想法,影响了其他领导人,尤其是对斗争的消长敏感地多的卡尔·李卜克内西。一些人寻求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理解之下发展革命组织,另一些人则表达着冲动、自发的革命热潮,正是二者间的张力使得德共试图将自己置于1919年柏林起义的先锋地位(虽然领袖们知道这是一次挑衅,并且在某些方面类似于18个月前彼得格勒的七月事件,注定会成为一场灾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在党内“右”翼和“左”翼的裂痕(产生于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死后)中找到了更加显著的表现。党内左右翼之间的冲突导致了领导层的持续不稳,这就使党无法制定贯彻始终的政治信条从而作为一个整体与工人阶级打交道。

只有结合国际背景,才能充分理解德共对革命策略的探讨以及由此产生的内部裂痕。因为德共是俄国革命浪潮推动下迅速发展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从1919年春开始,这一运动通过共产国际加以组织。由于德共和其他党是被作为组织和领导世界革命的工具,因此布尔什维克建立的共产国际便在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德国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经过一个复杂的进程,俄国革命的命运和共产国际的命运之间建立起了内在关联,而德共也越来越服从于共产国际和苏俄领袖的指导权威。

 

钉入风中:19201923

在我们的运动史中,很少有党会历经德共所遭受过的火的洗礼。在成立一周年时,因为柏林和巴伐利亚起义,德共最老练的领袖被政府军杀害了,一起遇害的还有数以百计(可能数以千计)支持和同情它的人。在德国的许多州内,党被定为非法,而它的党员则面临着警察和雇主的镇压。党以惨重的代价满足了那个时代的要求——向群众展现自己的革命热忱以及自我牺牲精神。

对于仍留在德共中的人来说,1919年的灾祸带给他们的印象虽然深刻,却绝不一致。许多缺乏经验的新党员能够看到党的弱点在自己的血腥失败中所起的主要作用,但他们也看到,正是参与了反对共和国的革命行动,党才能在1919年吸引鲁尔区和其他地方的数千工人武装抵抗“自由军团”[2]。除此之外,社民党政府的举动也使他们确信德共一大做出的抵制大选、不参与工会的决定是正确的。

不过,幸存下来的领袖们却得出了非常不同的结论。新领导集团中的保罗·列维、海因里希·布兰德勒以及其他人开始相信,正是党的行动使自己孤立于工人群众。在1919年秋召开的德共二大上,列维决定改变党的策略,参加选举并全面参与工会,这就使他与党的激进极左翼分道扬镳,从而导致10万党员中将近一半人被开除出党。

虽然开除这些人使党在组织上更加虚弱,但列维希望政治统一性的提高和路线的变更能够使党在稳固得多的政治基础上发展壮大。不过,许多仍留在德共内的党员对那些被开除的人抱有强烈同情——虽然他们并不准备让自己也被开除。列维或许在党代会上获得了支持,但党的新领导层仍要想方设法使党在实践中遵从他们的路线,更何况党的左翼在柏林依然非常强大。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无法描述德共左右翼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领袖们之间复杂的作用关系。但是,1920年3月未遂的卡普-吕特维茨暴动和1921年3月德共未遂的全国性进攻,这两件事尤其不仅显露而且加深了在整个革命时代伴随着党的裂痕。

在保守官僚沃尔夫冈·卡普的带领下,一部分军人和“自由军团”企图通过政变推翻社民党政府。这场政变激起了由社民党右翼工会领袖所领导的全国总罢工。罢工的规模和鲁尔区工人的武装抵抗迅速击溃了政变。虽然德共在一些地区试图将自己置于运动的领导地位时,但党的领导层最初却谴责罢工的号召是在将工人拖入两个统治阶级集团之间的争斗。这造成了广泛的误解,尽管列维和布兰德勒的尖锐批评能将党拉回更有前途的路线,但对德共来说为时已晚,它已无法从这些事件中获益。独立社会民主党反而成为这次政变的主要受益人,它的影响在此后迅速增长。

在此之后,应该组建哪种类型的政府成了中心问题。社民党领导层的行动严重损害了它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除非新政府的事宜得以解决,否则工人不准备停止罢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工会领袖们提出了由工人阶级政党(社民党,独立社民党以及德共)和工会共同组建“工人政府”的想法。经过一些争论,德共决定不加入这样的政府,因为大多数工人并不认同它的目标。但是,它明确表示,自己会把这样的政府视作一种积极的发展。1920年3月26日的《红旗报》[3]概述了德共的立场:

 

党宣布,它的工作将继续保持忠实的反对派的性质,直到政府不再违背对于工人阶级政治活动自由的保证……党并不准备进行一场革命政变,但将保留完全的行动自由,直到对自身理念的政治宣传得到重视。[4]

 

这表明,在与其他工人阶级组织的关系方面,德共明确转变了自己的看法。“忠诚的反对派”路线类似于1917年8、9月相应事件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在这条路线的基础上,德共能够在不进行妥协退让的前提下,通过参与仍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框架内运作的政府,来与社民党和独立社民党掌握的工人为着共同的目标而联合行动。[5]

“工人政府”的理念最终被独立社民党拒绝了,该党左翼认为这一提议不过是1918年11—12月社民党艾伯特-哈泽政府的翻版。不过,由于转变了对其他左翼的看法,德共便能够提出地方性和全国性的倡议,通过联合非共产党工人发起运动而使之更加接近党。

通过小册子《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条新路线进一步获得了列宁的支持。这本小册子是列宁在1920年春为即将到来的共产国际二大而撰写的。在他首先对德共左翼的批评中,列宁攻击了这样的观点:革命者不应该在争取个别诉求的斗争中与社民党共事。因此,虽然指责德共无批判地接受“工人政府”的理念(列宁斥之为完全的误导),列宁还是支持制定“忠诚的反对派”路线:“这篇声明,无论从基本前提或实际结论来看,都是完全正确的。”[6]

列宁写作这篇小册子的动机不仅在于警告左翼带来的危险,还在于制定策略,以将欧洲各国中派政党(例如独立社民党)的普通党员引向共产党人(约翰·罗斯在《国际社会主义》第138期上对此有详细论述[7])。这项工作在1920年12月取得了巨大成果——当月,独立社民党投票接受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并与自己的右倾领袖决裂。大部分党员随后并入德共。这场共产国际希望在法国和意大利加以复制的壮丽胜利,让人觉得共产党人占据斗争领导地位的新时代开始了。

与独立党人的合并使德共在一夜之间由数万人的小集团变成了拥有45万工人阶级成员的党,成为苏俄之外第一个群众性的共产党。在党获得的新力量的鼓舞下,由保罗·弗勒利希和来自柏林党组织的两位年轻知识分子——鲁特·费舍尔和阿尔卡季·马斯洛夫——所领导的左翼开始主张更加积极主动的策略。

但列维不为所动。他坚信,列宁对“左派”的攻击和成功分裂独立党人证明了自己路线的正确性。借助斯图加特当地党组织的倡议,列维与共产国际驻德代表卡尔·拉狄克一道起草了一封致所有其他工人组织的《公开信》,号召联合起来为争取个别诉求而行动。这些组织的领袖们坚决拒绝了这份倡议,尽管它在普通成员中获得了巨大的支持。[8]而其他地方发生一些的事件将决定列维的命运并使德共的路线发生激烈转变。

三月行动的发动声名狼藉地卷入了德共内部不同集团、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层之间的利益纠葛。对于保罗·列维、他的德共领袖地位的终结以及之后事件的详细考察可以在《国际社会主义》第136期中塞巴斯蒂安·泽厄特迈尔与约翰·罗斯合作的精彩文章中找到[9]。我们在此只需提一下,一旦列维及其支持者由于失去信任而从领导层辞职,左翼便能毫无阻碍地实行他们的“进攻理论”了。

3月16日,警察占领曼斯费尔德矿区,这激起了当地工人的武装抵抗,并迅速波及整个德国中部。中央[10]觉得这是一个实行自己计划的机会。次日,德共号召工人武装起来,宣布举行起义。结果是灾难性的。[11]经过与军队和国家警察一个星期血腥而毫无结果的冲突后,“进攻”显示出自己不过是一场可怜的冒险,它所获得只是最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的死亡。德共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孤立,在政府的攻击下蹒跚而行,共产国际代表贝拉·库恩则启程回到莫斯科,留下中央收拾残局。列维随后透过独立报章(也就是说不通过党的出版物)抨击了三月行动。这招致了党和共产国际领导层的严厉批评,并最终使他被开除出党。不过,一旦尘埃落定,党遭受了一场严重失败已是显而易见时,列夫·托洛茨基和列宁决定在即将到来的共产国际三大上反对共产国际领导层和德共左翼。六个月后,共产国际正式声明转向“统一战线”,这有力地表明了对列维政策的回归(而由于承认这一点在政治上是不合时宜的,所以才延期发表声明)。

在德国,始于1922年6月并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导致了产业领域战斗精神的复兴,促使工人进行斗争,以争取与价格上涨一致的工资涨幅。共产党提出了提高工资、对关键商品实行价格管控的要求。那时的形势不仅使这一诉求在非共产党工人中赢得了同情,同时也让社民党和独立社民党的基层领导层对此更加难以拒绝[12]。此外,德共还积极领导政治运动(比如瓦尔特·拉特瑙被极右翼分子刺杀后的反法西斯运动)。不管这些个别运动取得了怎样的成功,正是统一战线帮助重建了德共已告瓦解的干部队伍并加强了它在非共产党工人中的影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统一战线实行一年后,德共党员数从三月行动后的大约15万增长到328613[13]。党内仍有阻碍稳定的政治派别,其中最重要的是由费舍尔和马斯洛夫领导,并在柏林、汉堡以及鲁尔有着相当基础的“左翼反对派”。但在1922年末,中央至少能对组织层面的工作感到满意,1921年3月党遭受的巨大创伤正在迅速愈合。不过,事情将发生戏剧性的转变。

 

1923年的十月:命定的日子?

1923年是德国糟糕的经济状况恶化为灾难的年份,它将饥饿和困苦加于德国工人阶级。这一年还发生了深刻的政治危机,极左翼和极右翼组织的支持率也急剧攀升。引发这些事件的是法军在1923年1月为报复德国未能按时支付赔款而对鲁尔区的占领。右翼的库诺政府号召进行“消极抵抗”(包括它所称的“爱国罢工行动”)。在占领事件引发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浪潮中,这一号召这赢得了广泛支持。

德共面临着复杂的政治难题。它知道,虽然政府、产业家和极右翼可能从爱国情绪中获益,但他们对工人阶级行动的热忱却是有限的。此外,当全德工人承受着《凡尔赛和约》和恶性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痛苦时,产业家们却越来越富。德共的反应是加强统一战线政策,以将为克服经济困境的斗争与反对民族团结情绪以及法西斯右翼的思想运动相结合,这一策略被归结为党的口号:“在鲁尔、在施普雷,与庞加莱和库诺作斗争!”[14]13

1923年夏,恶性通货膨胀达到了天文数字的规模,这就不仅把工人阶级,还把下层中产阶级拖入了穷困和破产。当德共声明要在争取提高工资和价格管控的战斗中采取更激进的措施时,社民党继续支持库诺,并运用自己在工会中的影响力拖斗争的后腿。在这种情况下,大批工人开始寻求更激进的替代者,并愈发积极地参与德共所组织的倡议活动。工厂委员会(它为工人提供了除工会之外的组织方式)的重现或许是这一点最重要的表现。1923年夏,在德国为共产国际通讯社(《国际通讯》)报道的维克多·谢尔盖写道:

 

德国的革命形势正在成熟。这一点或许最好地表现于共产党影响力显著而迅速的增长。在好几个月的印数保持于2万5千份后,柏林的《红旗报》现在的印数超过《前进报》[社民党的日报],达到了6万份。而这也不过是德共30份日报中的一种。党员数的增长、党在工会中的影响力以及在工厂委员会运动中的道德领导力的扩大同样引人注目的。[15]14

 

不过,在工人阶级愈加靠近共产党人的同时,传统上保守的下层中产阶级却以令人担忧的数量被引向法西斯主义。战斗性的反法西斯行动(例如建立工人的准军事武装“无产阶级百人团”,以保卫左翼的会议和示威游行)成了德共统战工作的一部分。但是党相信,自己的现实力量在于能为一切被抛弃和践踏的社会阶层提供希望。拉狄克声名狼藉的“史拉格特演说”或许是为赢得下层中产阶级的支持而做出的最勇敢和最富争议的倡议。在这次演说中,拉狄克试图直接向右翼准军事分子发出呼吁:只有通过一场共产主义革命,才能争取到他们准备为之斗争和牺牲的更美好的未来。

不过,实行“史拉格特路线”的同时,却在进行最为积极的反法西斯行动。因为即便对那些谨小慎微的人来说,事态也是愈加明朗的:德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灾难性状况实际上正发展为一场对整个社会秩序的信任危机。这就要求德共做出更具战斗性的回应。7月12日,布兰德勒在《红旗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致党!》的倡议书,标志着激进的转向:

 

只有成功地将社民党和无党派工人争取过来与我们并肩作战,我们共产党人才能够赢得与反革命进行的战斗……我们党必须将自己组织的战斗力提升到一定的高度,以确保在内战爆发时不至措手不及。[16]

 

这一倡议在中央引起了些许惊愕。但是,布兰德勒能够说服自己在党内右翼的传统支持者。而对一直要求更具进攻性策略的左翼来讲,布兰德勒提出的这一策略现在几乎是无可指摘的。《红旗报》的同一版还号召7月29日在德国各地举行由示威和集会组成的“反法西斯日”活动。在布兰德勒文章的语境中,反法西斯日为德共提供了一次动员党外力量并检验自己在非共产党工人中日益增长的影响的机会。[17]16

计划中的示威被舆论攻击为共产党武装起义的序幕,并在德国各地(由社民党左翼控制的萨克森和图林根除外)迅速被定为非法。风险加大了。被1919和1921年情景所萦绕的布兰德勒不知如何是好。这是一个通过坚决地展示力量来提振对党的支持并威吓对手的时刻吗?还是说德共正走向又一个旨在摧毁党的陷阱?左翼希望按计划进行。布兰德勒则举棋不定。由于自身的分裂和对自己的决断力缺乏信心,中央希望莫斯科能给出答案。

然而,3月再次中风之后,列宁不得不永久性地退出政治生活。当布兰德勒向莫斯科发电报时,暴露出苏俄领导层深刻裂痕的布尔什维克十二大刚刚闭幕。当前经济发展方向上的问题(即所谓“剪刀差危机”[18])显露出托洛茨基和“三驾马车”(由格里高利·季诺维也夫、列夫·加米涅夫和党的总书记约瑟夫·斯大林组成)之间不断增长的政治派别对立。布兰德勒的电报发现莫斯科空无一人——大会闭幕后,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全都在放假,只有拉狄克留守值班。和布兰德勒一样,自1921年犯错以来,他就尽量避免胜负难料的交锋。但是,自己过去的表现并没有使他敢于做出如此的决定,他于是电告季诺维也夫和尼古拉·布哈林,而他们都认为反法西斯日活动应该进行。但是,拉狄克没有完全信服,于是联络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斯大林希望做事有保障,认为行动应该取消。只有托洛茨基一人坦陈自己缺乏关于德国的即时消息,因此无法给出答复。7月26日,拉狄克回复布兰德勒:“共产国际主席团建议取消7月29日的街头示威……我们担心这是一个陷阱。”[19]18

中央据此取消了计划中的示威游行,以便进行室内集会。即便如此,全国还是有数万人参加了集会。《红旗报》自信满满地说道:

 

如果共产党人像政府宣称的那样,想在29日展开内战,没人能阻止他们。但是他们并不想在敌人选择的时机投入战斗。[20]19

 

不过,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这样的事实:面对政府的镇压,党退却了,并由此丧失了一次检验自身实力的宝贵机遇。显然,它本可以很好地动员党外人士,但是一场运动的成功需要的不仅是不断增长的人数。运动必须鼓舞起参与者对自身力量和他们的领导层的不断增长的信心,同时使自己的敌手相应地丧失信心。这只能发生在一系列的力量对比得以检验的交锋对抗中。但是,由于自己过去的错误,党的领导人不愿走出这关键的一步,而当几周后,德国遭遇了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潮时,党仍然无法确定自己掌控的实际力量。

和历史关节点上的许多革命党一样,1923年夏在德国各地爆发的罢工和怠工的规模令德共大吃一惊。尽管所有罢工都有自己特殊的(很大程度上经济的)要求,德共还是迅速行动起来,试图将这些罢工发展为反对库诺政府的总罢工。前一年,党已经在地方和全国工厂委员会不断扩大的网络中建立了自己的影响。作为阶级斗争的机构,工厂委员会的地位有些尴尬地处于苏维埃——建立于俄国,旨在组织全体工人阶级——和工会之间。类似工会,它们也是以工作场所为单位组织起来的。但是,它们却由群众代表组成,没有常设的官僚机构,并横跨不同行业,从而能将某一工厂内所有工人集合起来。这样,它们就成为了一支能够替代雇主和官方工会的产业力量,却不必然是一支以苏维埃曾采用的方式替代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力量(就这一论题足以使人们另写一篇文章)。

虽然如此,共产党在工厂委员会中的影响还是巨大的,并且增长迅速。德共是否能够运用自己通过防御性的统一战线斗争而取得的在委员会中不断增长的优势,以实现争取国家政权的进攻性的斗争,许多事情取决于此。

面对坚决而富有战斗性的罢工行动,库诺政府垮台了,替代它的是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领导下的大联合政府。这让苏俄领导层明白了德国运动的规模。8月13日,俄国的政治局在莫斯科开会讨论“革命危机的来临”。[21]托洛茨基坚定地认为,德国正处于期盼已久的工人革命的萌芽期,这场革命能够拯救苏俄于孤立状态。因此,托洛茨基提出,德共必须开始为武装起义做必要的政治和技术准备。虽然起草过一系列声明,季诺维也夫还是更加谨慎。尽管同意托洛茨基对局势的总体分析,但他还是倾向于革命会在几个月而不是几星期内爆发。斯大林依旧更小心,认为在六个月或更长的时期内没有爆发革命的可能。但是,迄今为止都对胜利作出最审慎的估计的拉狄克,面对自己比较亲近的托洛茨基和不太亲近的季诺维也夫所达成的共识,抛弃了自己的怀疑主义。于是政治局决定着手构造德国革命。[22]

德共和苏俄领导层内的准备工作迅速展开。整个8月,《红旗报》以类似这样的标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让无产阶级做好准备!》、《准备进行新的战斗》(讨论获取武器的策略问题)。8月24日,《红旗报》发表公开呼吁书《致社民党内的劳动人民》,号召他们为了最后的斗争而与社民党领袖们决裂,加入德共。[23]

8月末,共产国际将德共两翼代表召至莫斯科,商讨为即将来临的革命所做的准备工作。抵达莫斯科后,他们发现俄国人显然一致认同自己对局势的估计,并且热衷于制定详细的计划。最初,似乎没有公开的观点分歧。但不久之后,布兰德勒和托洛茨基发现他们在确定起义日期这个麻烦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托洛茨基希望确定下起义日期,并在9月29日《真理报》上一篇名为《能按计划制造一场反革命或革命吗?》的文章中提出了这一问题:

 

显然,不可能人为制造有利于反动政变的政治局势,更不要说给它确定一个日期了。但是,当拥有构成这种局势的基本因素时,先锋党(就像我们曾目睹过的)就要预先选定一个好时机,协调好自己的政治、组织和技术力量,接着——如果计算无误——发出致胜一击。[24]

 

托洛茨基在这里所说的是反动的反革命,但他同时宣称:“这更适用于无产阶级革命”。他的观点得到了德国左翼和季诺维也夫的支持。考虑到完成准备工作所必须的时间,托洛茨基建议将起义的日期定在富有象征意义的11月7日。不过,拉狄克所支持的布兰德勒对此坚决反对,认为只能由德共根据自己对政治形势的判断来选择日期。季诺维也夫建议把起义的日子大概地定在未来四至六周内,在他的周旋下,达成了妥协。[25]大家似乎对此都满意,于是讨论继续。不过,被作为风格差异而摆在一边的东西实际上却显示出一些更令人担忧的事情,即无论布兰德勒还是拉狄克都没有完全认同俄国人对即将到来的革命胜利的乐观分析。

如何夺取政权这一问题进一步凸显了布兰德勒、苏俄/共产国际领导层以及德共党内左翼之间的上述分歧。俄国人提出的基本计划是德共进入在共产党人支持下由左翼的社民党政府统治的萨克森和图林根州政府。他们认为,这能为德共提供获得武器的机会,而一旦政府转而反对,便集合工人阶级夺取州政权。

尽管不喜欢“工人政府”的理念,但德共左翼还是准备接受这一策略(作为发动革命的手段)。不过,最初支持联合政府(作为统一战线政策延续)的布兰德勒,却反对这一动议,认为当党的领导层在莫斯科为革命做军事和技术上的准备工作时,他们还没有在群众中为这一进攻行动做好足够的政治上的准备。布兰德勒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奥古斯特·塔尔海默的支持,他在柏林写道:“我们还不得不在政治和组织层面上走很长一段路,之后我们才能遇到将保证工人阶级胜利的局势。”[26]

此外,就像25年后布兰德勒对托洛茨基传记作者伊萨克·多伊彻所说的那样:“我不断地向他们解释,萨克森政府无法武装工人,因为自卡普暴动以来,萨克森和临近各州的所有武器都被移走了。”季诺维也夫“大发雷霆、用拳头敲着桌子”,而托洛茨基“试图说服我遵从共产国际的决定。”据布兰德勒说,只有拉狄克“相信这些决定的不现实性”。最后,虽然保留意见,布兰德勒还是遵从了俄国人的权威,接受了对自己观点的驳回。[27]

计划和时间表定下来后,就剩下了一个重要问题——左翼。尽管他们宣誓支持中央的决定,但布兰德勒并不信任他们,而且希望他们能在接下来关键的几周里离开领导层。在莫斯科,托洛茨基就已经亲眼目睹了党的两翼之间的关系状况,并且倾向于支持布兰德勒。但是,对布尔什维克党内斗争感觉敏锐的季诺维也夫并不准备和德国革命未来的领袖布兰德勒以及俄国革命的领袖托洛茨基结盟。最后,达成了更进一步的妥协。马斯洛夫留在莫斯科,而费舍尔和其他左翼则随布兰德勒返回柏林。

事情迅速走向高潮。10月10日,共产党人拿到了萨克森州政府的三个部长职位,尽管没有关键性的内务部长(他们本希望以此取得武器)。在莫斯科,领袖们屏住呼吸,等待消息。但是,直到10月12日,布兰德勒还在向中央报告:“进入萨克森政府使我们能够为内战重新集结、做好准备……但是武器的状况却很糟……我们的职责是拖延时间。”[28]

局势确实有些不妙。还在9月4日,政府就对《红旗报》颁布了一周的禁令。在9月末,这份报纸又一次被中止发行,只能在10月11日和20日两次合法发行。不像布尔什维克,它的报纸被临时政府取缔后能在亲布尔什维克的士兵的帮助下重新面世,德共似乎不想挑起可能打乱时间表的对抗,后来奥古斯特·塔尔海默就此说道:

必须明白,库诺罢工之后,敌人用一系列手段全面打击了工人运动,而党却没有反应,因为它不想在个别斗争中浪费自己的力量。这就使党失于联系其余群众、在群众中培植自己能够控制的力量。[29]

 

全德宣布戒严,同时米勒将军在萨克森掌权。萨克森和图林根的社民党—共产党政府组织起被禁的无产阶级百人团成员,举行群众性的示威抗议,尽管他们所展示出的力量并不令人生畏。虽然有将军的武力威胁,但百人团并没有做多少事来获取武装。因此,在10月20日,当米勒将军对萨克森的蔡格纳政府签署要求解散百人团的最后通牒时,萨克森工人无力保卫自己的堡垒。虽然如此,米勒的最后通牒还是被拒绝了,于是他的部队开始进军。用爱·哈·卡尔的话来讲:“国家防卫军作了布兰德勒未能做到的事情。它定下日子,在那一天共产党人要么行动,要么为自己的无能而后悔。”[30]

随后的事情只能被描述为一场溃败了。10月21日,在萨克森的开姆尼茨召开了一次工人组织的大会。意识到时机来临的布兰德勒和共产党人号召举行总罢工,以抵抗不断逼近的军事进犯,但号召落空了。社民党显然不准备和国防军进行内战。共产党人惊慌失措。如果在一场保卫自己政府的斗争中,萨克森的社民党都不准备加入共产党人,那么革命在德国其他地方还会有什么机会呢?布兰德勒和中央得出了合乎逻辑的结论。仿佛只有数小时之遥的起义被取消了。次日,拉狄克和他的那帮共产国际官员抵达萨克森首府。布兰德勒解释了自己的理由,拉狄克表示支持。不幸的是,由于一个其原因从未得到合理解释的错误,到开姆尼茨集会的汉堡德共代表在决定取消起义之前就走了。在回去的路上,他们以为原计划不变,于是在汉堡举行了孤立无援的起义。经过24小时的血战,共产党人被打垮了。“德国的十月”完了。

 

世界革命的危机

尽管德共领袖(或者共产国际)没有马上意识到,但萨克森的溃败标志着德国战后危机会产生革命性后果的任何希望都破灭了。压倒了共产党挑战的德国资产阶级立即趁胜追击。11月2日,由于施特雷泽曼采取严厉措施(废除八小时工作日;紧缩信贷,使批发工厂关门,直到有28%的工会成员失业,42%的工会成员不足工时),社民党退出政府。[31]

由德共的失败而产生的责难成为德共和苏俄/共产国际领导层内日益尖锐的争论的主题。前途未卜的不仅是德国的命运。1917年10月以来,布尔什维克就期盼西方,尤其是德国,能成为世界革命下一个关键环节。几年来的失望和孤立使苏俄领导层士气低落,不得不在一个经济上已然退步和破败的国家中做出无数妥协让步。1923年夏的一段时期,共产主义幽灵仿佛神助般地及时归来,以将布尔什维克拯救于国内困境,党内争吵也由此平息下来。简言之,最后关头,面对德共夺取政权的尝试,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团结起来了。但这种团结并没有持续下去。

10月末,看到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三驾马车正在破坏自己的地位,托洛茨基向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写下两封指责官僚结构兴起的信,从而将党内斗争公开化了。紧随其后,在10月15日出现了46位知名共产党人联名信(《46人声明》),这封信以同样的措辞抨击了苏俄领导人的政策。一旦莫斯科接受了德国失败的结局,对其原因的详尽分析就让位于激烈的派别斗争。在描述1923年的情况时,塔尔海默将俄国党内的斗争视作决定性的时刻,那时季诺维也夫执掌的共产国际开始与布兰德勒中央做出的决定拉开距离。在论述拉狄克的一篇声称国际中的各主要党都支持托洛茨基的演讲时,塔尔海默谈道:

 

几天后,季诺维也夫给德国党的领导层寄来一封信,他在里面彻底变换了方向,激烈攻击德国党。由此开始了对德国党领导层的普遍的政治迫害。[32]

 

作为这些事件的结果,季诺维也夫(代表他在俄共党内的派别)周密计划,试图在共产国际各党(首先是德共)内找寻自己的盟友。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德国十月溃败中的战线相互交织、并不是界限分明。即便如此,还是有两种基本立场。第一种是布兰德勒、拉狄克和德共右翼的立场,他们认为虽然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德国正经历一场革命危机,但公开夺取政权的时刻还未到来。党已经在工人阶级中赢得了群众性的支持,但还没有获得卢森堡所认为必需的“明确无疑的多数”。数年后,布兰德勒将这样说到:“我当时并不觉得形势是极端革命的,而是抱着革命形势仍然能够形成的看法。”[33]塔尔海默持有类似看法:

 

1923年[党]并没有赢得工人阶级的多数,从而能够通过统一战线而夺取政权。但是,这只是部分事实,因为如果没有之前通过统一战线策略而取得的胜利,1923年夺取政权的问题就甚至都不会被提出来。[34]

 

这条思路所隐含的结论在指责,为革命行动制定计划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俄国的政治局,而非采取更谨慎路线的德共领导层要为失败负责。

在十月事件后不久发表的一次讲演中,拉狄克作了大量自我批评。在对基本上失败的党从防御向进攻的转变进行反省时,他指出:

 

我们在[一月]莱比锡大会的决议中曾说过:现在这一时期将结束于内战。理论上来讲我们是对的,但是我们没有得出实践的结论。我们本应该从五月起就推进不断增长的群众斗争,因为鲁尔行动[库诺政府的“消极抵抗”政策]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而且社会解体的因素在滋长……我们说我们首先必须争取群众。这一阶段持续到了鲁尔斗争。后来我们就根本无法做宣传鼓动,不得不转而行动。但是我们做的不够快。[35]

 

第二种看法是托洛茨基提出的,他是德俄两方领导层内对德国的革命前景最为热忱的人。托洛茨基明确表明哪一方应受责备,然后迅速写道:

 

如果[德国]共产党迅速改变自己的工作步调,利用历史赋予它的五六个月时间,进行直接的政治、组织、技术准备,以夺取政权,那么事件的结局会与我们现在看到的迥然不同。[36]

 

这便在暗示,是德共中央而不是苏俄领导人犯了错误。这与德共内部左翼的观点非常相似。德共左翼一方面在1923年初支持托洛茨基提出的需要更具进攻性的路线,另一方面指责布兰德勒、塔尔海默和拉狄克要为溃败负责——虽然左翼承认在当时形势下必须取消起义。即便如此,托洛茨基也从未与左翼站在一边,而是认同拉狄克的看法:虽然右翼领导人有错误,但不能用左翼替换他们。我自己则认为,这个外在的矛盾表现了托洛茨基观点中更加深刻的张力。一方面,他不断攻击德国领导层,称他们在十月仓皇退却,而且由于未经公开交锋就将主动权让与资产阶级,他们理应受到惩罚。但在德国失败后几个月里所写的两篇重要文章(《新路向》和《十月的教训》)以及这一时期的演讲中,他也重申了在上述引文中的观点:无法将自己从防御性转向进攻性,这损害了德共的工作,而这一转变本应该在十月之前的几个月中实施的。换句话说,党没有为自己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做充分准备,以公开夺取政权,这就仿佛支持了德共领导层的结论。

于是,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场景:布兰德勒、拉狄克和托洛茨基站到了一边,虽然他们对事件的评价有着根本的分歧;而在另一边,左翼越来越接近季诺维也夫,并由此靠近斯大林,尽管季诺维也夫最初的观点多少介于布兰德勒和托洛茨基之间,斯大林则更谨慎。但是,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首脑,季诺维也夫难辞其咎,他无法使自己令人信服地与整个政策脱开干系。除此之外,为了捍卫最初的策略,他不得不捏造出这样的理论:错误在于德共领导层在执行策略方面的拙劣。[37]1924年2月4日,他在《国际通讯》中攻击德国领导层:

 

这次政治失利是你们高估政治和技术方面准备程度的必然结果。你们必定也很清楚,我们在莫斯科是把共产党人进入萨克森政府当成军事—策略上的机动。你们把它变成了与“左翼”社民党人的政治联盟,这就束缚了你们的手脚……你们把参与萨克森内阁变成了陈腐的与社民党结成的议会联盟。结果便是我们的政治失败。[38]

 

季诺维也夫的论述,虽然就部分而言,或许碰巧是对的,但看上去也不过是一篇费尽心机的幻想小说,以使自己与德国党内反对托洛茨基盟友的力量结合起来。随后,苏俄官僚对德国的右翼和俄国内部“反对派”愈加强硬的立场仿佛坐实了这一点。

不过,虽然存在分歧,有一件事却是各方多少都同意的,即1923年德国社会内部的危机包含着发生推翻现存秩序的革命并代之以工人政权制度的可能性。至于这种可能性是否能精确到特殊的日期而那时被德共错过了,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商榷的。诚如塔尔海默所言,德共在反法西斯日行动上的退却以及在回击对自己报纸的攻击方面的失败揭示出更具一般性的失败:无法将保卫党免受攻击的斗争和工人发动的更广泛的斗争结合起来,从而深化党与工人阶级之间关系。虽然太切近的对比未必有用,但就这一方面而言,科尔尼洛夫进军失败后的布尔什维克是如此之成功。

可以说,从1918年11月的基尔暴动到1923年10月的开姆尼茨溃败的革命时期的终结,不仅对德共,而且对苏联的国内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就像托洛茨基将在许多年后写到的那样:

 

德国共产党的仓皇退却或许是最令苏联劳动群众失望的事了。苏联官僚立刻开始了一场反对“不断革命”论的运动,对左翼反对派发起了第一波残酷打击。[39]

 

勃鲁埃同意这一观点,他在自己研究的结尾部分这样论述道:“在共产国际内,从俄国共产党自己开始,1923年的失败即便不是开启了,至少也是决定性地加快了堕落的进程。”[40]

终于,德国革命时代的失败导致了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而这一事件又决定性地塑造了20世纪。对于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而言,德共当年所面对的问题比起布尔什维克在许多方面更具相似性。他们试图形成一种进一步发展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战略(这一战略在今天对我们也非常重要)的策略,以使党能够既和群众性的社民主义组织共事又反对它,在联合它们的成员一起行动的同时又试图打破改良主义的束缚。当然,无论是促进英国工人对紧缩政策的反抗,还是联合参加埃及革命行动的数百万人,德共1920年代初的经验对于21世纪的革命者来说,都是价值非凡的。这是一次既有辉煌胜利又有惨痛失败的经历。就像卢森堡在她已知的最后一篇文章中写到的那样:“革命是一种独特的‘斗争’形式……在这种形式的战争中,能通过一系列的‘失败’为最后的胜利作好准备。”[41]

 

参考文献:

[1] 维尔纳·安格勒斯:《流产的革命:德国共产党人为政权的奋斗,1921—1923》,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3年。〔Werner Angress, Stillborn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Bid for power in Germany,1921-1923,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2] 皮埃尔·勃鲁姆:《德国革命,1917—1913》,约翰·阿彻 译,莱顿、波士顿:博睿学术出版社,2005年。〔Pierre Broué, The German Revolution, 1917-1923, trans. John Archer, Leiden, Boston: Brill, 2005〕

[3] 爱德华·哈利特·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1917—1923》第3卷,纽约:麦克米兰,1953年。〔Edward Hallett Car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 Volume 3, New York: Macmillan, 1953〕

[4] 爱德华·哈利特·卡尔:《过渡期,1923—1924》,纽约:麦克米兰,1954年。〔Edward Hallett Carr, The Interregnum, 1923-1924, New York: Macmillan, 1954〕

[5] 伊萨克·多伊彻:《一篇与海因里希·布兰德勒的讨论记录,1948年》,载《新左翼评论》,第1卷,第105期,1977年。〔Isaac Deutscher, “Record of a Discussion with Heinrich Brandler, 1948”, in New Left Review, Vol.1, No.105, 1977〕

[6] 克里斯·哈曼:《失落的革命:德国,1918至1923》,伦敦:书签出版社,1982年。〔Chris Harman, The lost revolution: Germany, 1918 to 1923, London: Bookmarks, 1982〕

[7] 约翰·罗斯:《重探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载《国际社会主义》,第138期(2013年春季号)。〔John Rose, “Lenin’s ‘Left-Wing’ Communism: An Infantile Disorder Revisited”, in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No.138 (spring 2013)〕

[8] 维克多·谢尔盖:《见证德国革命:来自德国的文字,1923》,伦敦:红字出版社,1999年。〔Victor Serge, Witness to the German Revolution: Writings from Germany, 1923, London: Redwords, 1999〕

[9] 奥古斯特·塔尔海默:《1923:一次错过的机遇?德国十月的传说和1923年的真实历史》,载《革命史》,第8卷,第4期,2004年。〔August Thalheimer, “1923: A Missed Opportunity? The Legend of the German October and the Real History of 1923”, in Revolutionary History, Vol.8, No.4, 2004〕

[10] 列夫·托洛茨基:《能按计划制造一场反革命或革命吗?》,载《共产国际的最初五年》第2卷,纽约:开拓者出版社,1996年。〔Leon Trotsky, “Can a Counter-Revolution or a Revolution Be Made on Schedule?”, in The First Five Year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Volume 2, New York:Pathfinder, 1996〕

[11] 列夫·托洛茨基:《新路向》,载《左翼反对派的挑战,1923—1925》,纽约:开拓者出版社,1980年。〔Leon Trotsky, The New Course, inThe Challenge of the Left Opposition, 1923-1925,New York: Pathfinder, 1980〕

[12] 列夫·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苏联的现状及其前途》,纽约:开拓者出版社,1977年。〔Leon Trotsky, The Revolution Betrayed, What is the Soviet Union and Where is it Going?, New York: Pathfinder, 1977〕

[13] 塞巴斯蒂安·泽厄特迈尔、约翰·罗斯:《德国失落的布尔什维克:重探保罗·列维》,载《国际社会主义》,第136期(2012年秋季号)。〔Sebastian Zehetmair and John Rose, “Germany’s Lost Bolshevik: Paul Levi Revisited”, in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No.136 (autumn 2012)〕

注释
[1] 译自《国际社会主义》〔International Socialism〕第140期(2013年秋季号)。

[2] 协助军队镇压国内起义的极右翼准军事武装。

[3] Die Rote Fahne,德共的主要报纸。

[4] 勃鲁埃:《德国革命,1917—1913》,约翰•阿彻译,莱顿、波士顿:博睿学术出版社,2005年,第369页。

[5] 列宁:《论妥协》,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

[6]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86页。

[7] 约翰·罗斯:《重探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8] 勃鲁埃:《德国革命,1917—1913》,莱顿、波士顿:博睿学术出版社,2005年,第472页。

[9] 塞巴斯蒂安·泽厄特迈尔与约翰·罗斯:《德国失落的布尔什维克:重探保罗·列维》

[10] Zentrale,德共相当于中央委员会的机构。

[11] 爱·哈·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1917—1923》第3卷,纽约:麦克米兰,1953年,第336页。

[12] 哈曼:《失落的革命:德国,1918至1923》,伦敦:书签出版社,1982年,第234页。

[13] 勃鲁埃:《德国革命,1917—1913》,莱顿、波士顿:博睿学术出版社,2005年,第628页。

[14] 庞加莱时任法国总理。关于这一口号存在一些争议。维尔纳·安格勒斯和爱·哈·卡尔在引它的时候都标明是《红旗报》1月23日的头条,而勃鲁埃那儿却是2月23日。很可能是勃鲁埃弄错了。关于这一口号,鲁斯•费舍尔和埃里希•沃伦贝格〔Erich Wollenberg〕还讲过一段掌故,说拉狄克将负责此文的记者调离了《红旗报》,然后将头版重写为《在施普雷和鲁尔与庞加莱和库诺斗争!》,也就是说改变了重点。但是,据勃鲁埃将讲,此事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

[15] 谢尔盖:《见证德国革命:来自德国的文字,1923》,伦敦:红字出版社,1999年,第30页。

[16] 勃鲁埃:《德国革命,1917—1913》,莱顿、波士顿:博睿学术出版社,2005年,第736页。

[17] 安格勒斯:《流产的革命:德国共产党人为政权的奋斗,1921—1923》,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3年,第359页。

[18] 爱·哈·卡尔:《过渡期,1923—1924》,纽约:麦克米兰,1954年,第21页。

[19] 勃鲁埃:《德国革命,1917—1913》,莱顿、波士顿:博睿学术出版社,2005年,第741页。

[20] 同上。

[21] 勃鲁埃:《德国革命,1917—1913》,莱顿、波士顿:博睿学术出版社,2005年,第756页。

[22] 爱·哈·卡尔:《过渡期,1923—1924》,纽约:麦克米兰,1954年,第202—203页。

[23] 勃鲁埃:《德国革命,1917—1913》,莱顿、波士顿:博睿学术出版社,2005年,第760页。

[24] 托洛茨基:《能按计划制造一场反革命或革命吗?》,见《共产国际的最初五年》第2卷,纽约:开拓者出版社,1996年,第347页。

[25] 安格勒斯:《流产的革命:德国共产党人为政权的奋斗,1921—1923》,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3年,第402页。

[26] 勃鲁埃:《德国革命,1917—1913》,莱顿、波士顿:博睿学术出版社,2005年,第774页。

[27] 多伊彻:《一篇与海因里希·布兰德勒的讨论记录,1948年》,见《新左翼评论》,第1卷,第105期,1977年,第51—52页。

[28] 勃鲁埃:《德国革命,1917—1913》,莱顿、波士顿:博睿学术出版社,2005年,第798页。

[29] 塔尔海默:《1923:一次错过的机遇?德国十月的传说和1923年的真实历史》,见《革命史》,第8卷,第4期,2004年,第116页。

[30] 爱·哈·卡尔:《过渡期,1923—1924》,纽约:麦克米兰,1954年,第221页。

[31] 哈曼:《失落的革命:德国,1918至1923》,伦敦:书签出版社,1982年,第293页。

[32] 塔尔海默:《1923:一次错过的机遇?德国十月的传说和1923年的真实历史》,见《革命史》,第8卷,第4期,2004年,第103页。

[33] 多伊彻:《一篇与海因里希·布兰德勒的讨论记录,1948年》,见《新左翼评论》,第1卷,第105期,1977年,第80页。

[34] 塔尔海默:《1923:一次错过的机遇?德国十月的传说和1923年的真实历史》,见《革命史》,第8卷,第4期,2004年,第102页。

[35] 引自哈曼:《失落的革命:德国,1918至1923》,伦敦:书签出版社,1982年,第257页。

[36] 托洛茨基:《新路向》,见《左翼反对派的挑战,1923—1925》,纽约:开拓者出版社,1980年,第105页。

[37] 爱·哈·卡尔:《过渡期,1923—1924》,纽约:麦克米兰,1954年,第228页。

[38] 勃鲁埃:《德国革命,1917—1913》,莱顿、波士顿:博睿学术出版社,2005年,第821页。

[39] 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参见《被背叛了的革命:苏联的现状及其前途》,柴金如 译,北京:三联书店资料室,1963年,第65页。

[40] 勃鲁埃:《德国革命,1917—1913》,莱顿、波士顿:博睿学术出版社,2005年,第899页。

[41] 卢森堡:《柏林秩序井然》,见《卢森堡文选》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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