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1年，埃及人民的革命运动推翻了穆巴拉克的专制统治，埃及进入了革命的时代。就像历史上任何革命时代一样，在旧的依然消亡、新的尚未诞生的动荡岁月里，各色政治势力在群众爆发的巨大的政治热忱的潮流中颠簸起伏。一切政治势力，无论是旧的还是新的、是反动的还是进步的、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是改良的还是革命的，都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了这场历史漩涡。一切因为掌握了群众而成为崇高的巨人，一切又立刻因为丧失了群众而泡沫般地脆弱不堪、迅速瓦解。各色政治势力像冲浪者一样在变化不定的群众浪潮中展开较量，试图攫取掌管埃及的权力。于是我们看到，无数事件来来去去、梦幻泡影，无数人物粉墨登场、又匆匆下台。这场由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导致的革命，它的未来在动荡不安的时局中显得扑朔迷离。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及时地了解和分析它的每一重要事件，以期从中不仅把握到局势的未来趋势，而且吸取相应的经验和教训。正因此，我们翻译了下面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刊于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理论刊物《国际社会主义》第142期（2014年春季号），描述并分析了去年塞西政变以来埃及革命的形势和主要政治势力的表现。对于我们了解埃及革命的最近进展，这篇文章是及时且有益的。
2013年7月的军事政变是埃及革命运动的一次严重挫折。[1]对军队领导人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而言这是一次拯救革命的行动：对埃及的激进活动家们来讲，则是一场意在结束始于2011年1月起义的反革命攻势。政变之后，这些活动家不断遭受攻击：大规模的逮捕，恢复胡斯尼·穆巴拉克时代的折磨和拷打手段。3月末对529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的死刑判决足以反映镇压的规模。街头运动退潮，而大部分群众抗议时期涌现出的政治派系现在也都处于危机中。然而，革命并未被粉碎。让塞西和那些想要把自己的统治强加于埃及社会之上的人感到惊恐的是，工人运动仍然活跃而大胆。大规模罢工让军方和他们的盟友们意识到革命还没有被解决——而正在逼近的经济问题也在威胁着他们征服大众、复辟埃及资本主义的计划。
在1·25起义三周年纪念日，警察和军队占领了埃及各地的城市中心——这是塞西在示威性的宣告谁控制了曾被2011年群众运动占据的公共场所——“广场”。然而，与此同时，罢工却在全国各地持续不断地上演。这些罢工提出的诉求集中于争取最低工资，实现雇主和政府反悔的诺言，以及清洗（tathir）——清洗和穆巴拉克政权有关的腐败经理和官员。2014年2月，塞西指定的政府垮台了，先是部长辞职，接着整个内阁解散——军方显然企图借此进一步控制上百万仍然期盼变革的工人。新总理易卜拉欣·马赫莱卜在其首次演讲中要求：“停止各种形式的静坐、抗议和罢工。让我们开始建设国家。”[2]
罢工浪潮涉及医生、药师、公交雇员、警察、养老金领取者、邮局雇员、纺织业和其他一些国营企业的工人。“事情正处于低潮”，一位开罗的活动家如是说：
在7月政变之后，塞西在各条战线上攻击群众运动。但他还没有足够自信去攻击劳动场所，而那里的人们有能力捍卫自己的利益，并持续推进运动。左翼的主要问题在于，我们怎样分析失败和我们的应对能力。[3]
近期的事态发展使许多活动家迷失了方向，这便要求我们迅速做出相应评断——其中包括对军方和埃及文职政客的野心，以及群众的运动潜力的评断。
政变与镇压
2013年夏的一系列事件让埃及和整个世界都晕头转向。撤换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和建立军方支持的政府是一次“革命”行动还是一场纯粹的政变？军方、埃及大众媒体和大部分自由主义政党和激进政党领袖宣称，塞西的行动拯救了埃及人民，符合2011年起义的宗旨。
在革命的头几周，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和穆兄会达成协议：军方在大选中为伊斯兰主义者保留空缺，回报则是后者同意恢复公共秩序，并使埃及回归常态，也就是说恢复军方和安全部门曾占据的经济和政治份额。穆尔西和穆兄会很明显没能兑现自己的那部分合约。他们首先由于未能兑现诺言和宗派政策引发了大规模示威活动。对军方领导层而言，更严重的是，他们还没能控制住产业领域的斗争：由于独立工会组织坚定的自信以及对断电、燃料短缺和物价上涨的愤怒，产业领域的斗争在2013年头几个月达到了历史性的高度。[4]这种激进情绪甚至也感染了警察，导致了尼罗河三角洲多个城市的罢工和骚乱。在这种氛围下，为了维护国家机器以及（更广泛地）重建埃及资本主义，塞西用种种方法把穆尔西隔绝起来。不同于埃及近期历史的惯例，军官们老奸巨猾地藏在要求总统下台的街头倡议运动“造反”（Tamarod）背后。[5]商人、“残渣”（feloul，指穆巴拉克政权的残余）、国家官僚机构和司法机构的要人，以及大部分2011年以来建立的政党都出于共同原因而支持这一运动。[6]
6月30日，由“造反”发起的全国抗议日吸引了大批群众。军队现在公开介入，要求穆尔西“满足人民的要求”，否则就将引入未来“路线图”。[7]局势的重要进展是，“造反”的创建者之一马哈茂德·巴德尔〔Mahmoud Badr〕呼吁军队直接介入，反对穆兄会，声称“军队的历史职责就是站在人民一边”。[8]“造反”不再是一场抗议运动了——它已被塞西操纵，而巴德尔和其它人也很快在军事情报总部与塞西进行了会谈。军方领导层已经成功地从内部削弱了街头运动。
街道抗议活动的规模、能量和持续性虽然导致了运动早期的成功，不过却掩盖了一些重大问题，比如缺乏能够传播经验、确定策略的代表机构和推动革命进程的集体组织。对某些参与者和学术分析来说，缺少有形的组织是运动最强大的力量所在。据说，组织形式的零散和抗议活动“无领袖”带来的“横向”性吸引了更多的参与者，并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传统政党的压抑性。[9]活动家们确实围绕具体运动组织起这样和那样的网络，而且常常没有像政党、工会或劳动场所组织这样的集体组织的参与。然而在2011年2月，运动还是需要组织起来的工人的介入，以确保穆巴拉克下台。随着街头抗议活动变得越发间歇停顿，劳动场所的组织却持续发展，并将集体经验转化为直接触及雇主和国家利益的罢工。正是在2013年罢工所导致的焦虑不安的刺激下，军方领袖带着新的活动家网络（作为自己的工具）加入了群众运动。“造反”将愤怒集中于穆斯林兄弟会的背叛；它还屈从于那些敌视群众运动的人的利益，这些人现在正利用“街头”动员来为一次反革命运动做准备。
在“造反”的有力支持下，2013年7月塞西号召全国动员，以支持军方反对穆兄会。现在大批军队重现街头，并很快对穆兄会的抗议者痛下杀手，其中在开罗的两处示威地点有至少1000名受害者——这是现代埃及历史上由国家实施的最大规模的屠杀。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根据大赦国际的消息，安全力量享有了“进行镇压的授权”，在街头和校园攻击伊斯兰主义者，抓捕并监禁了成千上万人，其中不少人在穆巴拉克时代就曾被“失踪”进臭名昭著的审讯中心和监狱。[10]
军队与人民
几代军人都在给自己的暴政披上民众合法性的外衣。殖民时代结束后，中东地区见证了许多将军上校以“人民”、“国家”和“革命”的名义攫取权力。根据哈奇姆·坎迪尔〔Hazem Kandil〕的说法，1952-1966年间至少有18次试图推翻埃及首位独立领导人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的政变，而所有这些由国家机器内部发动的政变都一贯地号称保卫民众的合法性。[11]对纳赛尔和自由军官运动这些1952年推翻亲英君主制政变的发动者们而言，武装力量是“为人民服务”：他们是“人民意志的工具”。[12]他们的合法性最初是来自对“革命”（政变）的领导、对国家主权的维护和他们颁布的据称是反映了群众利益的改革法令。在纳赛尔时期，作为人民“受托人”的军队（这是纳赛尔的说法）是国家的官方同义词。[13]
2011年2月，持续不断的示威以及紧随其后致命的总罢工促使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从穆巴拉克手上夺取了权力。将军们声称他们誓将“保卫人民，维护他们的利益和安全……捍卫国家以及伟大的埃及人民的成就与诉求”。[14] 2月11日，穆巴拉克被赶下了总统宝座。军方迎合了群众运动的核心诉求，并同时宣布正式接管“国家”。将军们乞灵于最初由纳赛尔和自由军官组织建立的权力合法性，并利用埃及社会中极其重要的资源——军官掌权的历史〔official histories〕和群众对于军队作为共同利益代表的纳赛尔时代的记忆。在2011年，这不仅是种修辞手段。在示威游行以及与警察和穆巴拉克雇来的走狗严酷斗争的几周里，抗议者曾断言：“军队和人民是一边的！”那时，对下层官兵的忠诚度尚不清楚的军方领导层没有下令军队介入。
然而，在接下来的12个月中，军队和示威者多次爆发冲突——最臭名昭著的冲突是分别发生在2011年10月和11月的大楼抗议[15]和穆罕默德·马哈茂德街袭击事件[16]，仅这两次就造成80余人死亡。[17]活动家们的情绪变了。在1·25日革命一周年纪念日那天，大批聚集在解放广场上的群众打出了一条新标语：“军队和警察都是一只黑手！”将军们表现出退让的样子。随着总统选举的逼近，部队更少出现于街头，而接下来2012年6月穆罕默德·穆尔西胜选后，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也采取了低姿态。接下来一年中的总罢工要求军方采取新的策略——与“造反”运动结盟。塞西使自己成为反穆尔西和兄弟会的抗议运动的首脑人物，并宣布武装力量的“爱国义务和历史责任”要求他们介入，以“坚决彻底地反对任何违背和平的行为”。[18]
反对派的危机
塞西那边集合了很多埃及人。他许诺秩序和稳定，并愿意惩治穆斯林兄弟会的各种罪行（不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大为欣慰的商业界、“残渣”集团、不少中产阶级以及许多被穆尔西的傲慢和宗派政策激怒的活动家对此表示欢迎。与此同时，产业斗争急剧衰退——在2013年下半年冲突减少了大概六成。[19]其原因部分在于新的紧急状态赋予当权者实施宵禁和任意逮捕的权力；同时这也反映了整个反对派的危机对劳动场所和工会的误导。这一点表现于，左翼政党和工人运动的要人参加塞西的“过渡”政府，并开始呼吁稳定、秩序和社会和平。军方领导层曾利用街头运动来恢复对革命的攻击；现在它利用世俗反对派来获取意识形态和组织方面的支持。
埃及自由派领袖、宪政党〔Destour Party〕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巴拉迪成了副总统；纳赛尔主义者、同样是宪政党创始人的胡萨姆·伊萨〔Hossam Eissa〕成了高等教育部长；改良主义的埃及社会民主党（EDSP-社民党）的哈奇姆·贝卜拉维（Hazem al-Beblawi）成为总理；同样来自社民党的齐亚德·巴哈丁（Ziad Bahaa El-Din）成了副总理。最惊人的是，“人民潮流”〔Popular Current〕成员、独立工会运动创始人卡迈勒·阿布-埃伊塔〔Kamal Abu-Eita〕成了劳工部长。[20]十几年来，阿布-埃伊塔一直都是穆巴拉克政权反对派的核心人物。他参与过巴勒斯坦团结运动〔Palestinian solidarity movement〕、反对伊战的抗议活动和“受够了”〔Kiyafa〕民主运动，以及（最重要的是）工人的斗争。他参与创建并且有力地领导了60年来埃及第一个独立工会“真正的房产税机关联盟”〔Real Estate Tax Authority Union- مصلحة الضرائب العقارية〕[21]。作为纳赛尔主义者和尊严党〔Karama〕要人，他和哈姆丁·萨巴希〔Hamdeen Sabbahi〕走得很近，后者则是穆巴拉克时代少有的几个独立国会议员之一，同时也是旧政权的眼中钉。萨巴希在2012年的总统大选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激进纲领要求群众持续参与革命运动。他在第一轮选举中所得票数紧追“残渣”候选人艾哈迈德·沙菲克和穆兄会的穆尔西，并在埃及每个产业中心都赢得了多数。
如果没有萨巴希对军政府的支持，阿布-埃伊塔这段从纠察线到总统宫的旅程——一夜之间从偷猎者变成了猎场看守人——将是难以想象的。埃及政治圈里最著名的激进分子现在毫无保留地支持塞西。在2013年夏与军方领导层的扩大对话中，萨巴希坚持埃及改革的主要障碍来自穆斯林兄弟会的“恐怖主义行径”，而各政治派别则应该和武装力量团结一致，反对这一现实的威胁。[22]他的作为复兴工人运动标志的战友阿布-埃伊塔，便由此加入了塞西的内阁，辞去了埃及独立工会联盟主席的职务。在他就职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讲中，这位部长坚称为了“一段时间的国家重建”，工人应该放弃罢工。[23]“争取人权土地中心”〔Land Center for Human Rights〕负责人卡拉姆·萨贝尔（Karam Saber）说出了这一变化给很多革命活动家和产业战士带来的震惊：他说，阿布-埃伊塔成了政府的一部分，而这届政府“明确站在商人、投资者和安全力量的利益那边。”[24]
新部长们很快就卷入了大规模的杀戮。和2013年8月对开罗穆兄会支持者的攻击相比，2011年对广电大楼和穆罕默德·马哈茂德街的攻击便是小巫见了大巫了——但是大部分内阁成员都保持沉默。只有巴拉迪站出来反对塞西，宣布辞职并发表声明：“我不会为哪怕一滴鲜血负责”。[25]萨巴希继续坚称：“军队和警察是爱国的国家机构。”[26]他的左膀右臂阿布-埃伊塔则在军队攻击示威者、实行宵禁、肆意抓捕“嫌犯”并将数千人投入监狱的同时继续留在自己的位子上。
塞西政府效仿穆巴拉克时代的镇压措施。这位将军（很快升为陆军元帅）所依靠的不仅仅有从“残渣”和革命后任职的官员中提拔上来的部长们，而且（最重要的是）还包括在革命活动家中拥有自己支持者的政党领袖。宪政党和埃及社民党是自由派-改良主义势力，受到中产阶级的支持——宪政党还征召了一大批精力充沛的年轻人。作为重制版的尊严党，萨巴希和阿布-埃伊塔的“人民潮流”则是站在了纳赛尔主义的传统中。2012年9月建立的该党，由于萨巴希在总统大选中表现的鼓舞，而吸引了许多激进活动家。
这是几十年来激进民族主义势力第一次有机会赢得广泛的群众支持，并传布工人运动的核心要求。萨巴希拥有大批听众。在2012年总统大选的几个月里，他把持续进行激进变革的愿望——说得好听的话——人格化了。然而，“人民潮流”刚一组建，萨巴希就要求它加入全国拯救阵线〔National Salvation Front-NSF〕——一个旨反对穆尔西的保守宪法的联盟。这一阵线容纳了各色政党：宪政党、社民党、全国进步联盟党〔Tagammu〕（埃及共运的残部），激进的社会主义民众联盟〔Socialist Popular Alliance〕（其内部存在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少数派），那古布·萨维里斯〔Naguib Sawaris〕和自由埃及人党〔Free Egyptians Party〕（自由派资本家），以及穆巴拉克时代的一些重要人物，比如前部长阿姆鲁·穆萨〔Amr Moussa〕和他的大会党〔Conference Party〕。从一开始，这一阵线便由于严重的个人恩怨和对军方争先恐后的殷勤而陷于瘫痪：甚至一名全国拯救阵线的干部都承认这种“人人为己、互不相让的争斗”〔Battle of egos〕使它丧失了力量。[27]
公众对阵线毫无概念：它对革命所面临的所有关键问题都保持沉默——如何对付穆尔西；如何解决商品短缺和断电；如何扩大民主空间；如何处理像巴勒斯坦这样的重大国际问题；如何对付军方影子般的存在。除了“强大埃及党”〔Strong Egypt Party〕的自由派伊斯兰主义者、自由派无政府主义团体以及马克思主义左翼的“革命社会主义者”[28]，其他所有的反对派组织都加入了阵线。结果整个运动弥漫着迷失方向的气氛。甚至在最富战斗性的劳动场所中，活动家在谈到现时的紧要问题时都很是失望——没有进行讨论的全国性论坛，没有组织中心，也没有使大家联合起来的纲领计划。曾与穆巴拉克长期结盟、以全国进步联盟党的斯大林式共产主义为代表的老左派，在2012年的总统大选中支持代表旧秩序的候选人艾哈迈德·沙菲克。更新一点的组织，比如“社会主义民众联盟”和“人民潮流”形式上采取了独立反对派的立场，但却留在了全国拯救阵线之中。在“造反”运动登台亮相时，阵线内的各政党甚至和军方领导层走得更近了，这便为2013年7月的政变做好了铺垫。
埃及的“每个人”
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被认为会参加定于2014年春举行的总统大选。就像之前的军界人物（比如穆巴拉克总统和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的穆罕默德·侯赛因·坦塔维）那样，他的崛起也是“无迹可寻”。作为一名接受美国军校教育、毫无特点的职业军人，塞西唯一独特的地方是不同寻常的冷酷无情以及——像纳赛尔的继任者安瓦尔·萨达特那样——对精致的制服和黄金绶带的热衷。政变之后，全国的媒体开始了一场讨好塞西的运动——把他描述为从埃及政坛的乱局中崛起，拯救国家于恐怖主义、混乱和外国阴谋的超人。他是正等待上位的总统——他的照片被摆在全国各地的咖啡馆、店铺和办公室里（过去那些地方也曾摆过纳赛尔、萨达特和穆巴拉克的照片），而T恤衫、旗帜甚至巧克力上都出现了他的形象。开罗记者卢卜娜·阿卜杜勒·阿齐兹〔Lubna Abdel Aziz〕（和一位1950年代埃及的著名女演员同名）对这位其姓名可以“照亮黑暗”的伟人如此这般地描写：
他被召唤到历史的伟大时刻；一种命中的神秘约定。他是独一无二的英雄！他有着永不枯竭的吸引力。面对那些使凡夫俗子做出庸常行止的事情，他岿然不动。总而言之，他绝不是个寻常人，他拥有近乎贵族的高贵气质。
沉着而冷峻，塞西属于每个人，他的额头有一种安祥的威严……他会带领我们走向胜利，永远不会放弃斗争，而我们也必将站在他一边。[29]
2013年12月，媒体又领衔了一场动员成千上万埃及人投票塞西当选《时代》杂志年度人物的运动。[30]这位陆军元帅被宣传成了新纳赛尔，随时准备负起领导国家的历史责任。前总统的女儿霍达·阿卜杜勒·纳赛尔〔Hoda Abdel-Nasser〕给塞西写的一封公开信被媒体大肆宣扬。霍达在信中呼吁塞西“走上前去，负起你命中注定的责任……愿真主为了我们挚爱的埃及赋予你力量。”[31]
团结在一名军人周围的呼吁导致的是有计划地唤起众多埃及人拯救民族的共鸣。在纳赛尔时代，数百万人从土地改革、教育和福利政策以及国家保证的全面就业中获益。反殖民运动的胜利——推翻亲英君主制、驱逐英军、国有化苏伊士运河以及埃及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和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中的地位——也令埃及人感到骄傲。官方将这些成就中的大部分归于纳赛尔。尽管最初热衷于西方资本主义模式，但纳赛尔很快转向了苏联式的发展道路——他将其称为“民主的、合作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一社会中人民和国家将共同追求民族发展的目标。[32]
纳赛尔的神话很少忆起他的专制政权。作为由于军事实践而习惯于专制手段的精英主义者，纳赛尔和他的军官战友们采用了绝不允许反对派存在的军-警专制制度。独立工会和政党都遭到禁止，罢工被军队粉碎，激进分子被枪杀，成千上万曾经是反殖民运动核心的活动家被投入监狱。[33]当经济危机之后的1967年埃以战争遭遇灾难性失败时，积蓄已久的怒火造就了学生抗议运动和持续总罢工的浪潮。在一次有力的批判中，前共产党人阿努阿尔·阿卜杜勒-马利克〔Anouar Abdel-Malek〕认为，埃及已经变成了一个“军国社会”，这个社会中的人民落入了“贪婪无比的官僚机构”之手，“失去了对独裁的免疫力”。尽管在经济发展和福利上有所进步，但阿卜杜勒-马列克认为，从被动员起来实现与大多数人利益毫不相干的目的的国家资源中，纳赛尔政权攫取了不应得的份额：
当权集团脑子里根本没有什么社会主义，它建立起这种表面上社会主义的体制和模式是为了吸引被独裁统治深深激怒的群众，并利用他们来遮掩国家计划中的真实内容，以便建立这套庞大的官僚和安全机构以及它的一切特权。[34]
随着纳赛尔1970年去世，“民主的社会主义”计划便画上了句号。群众斗争迅速复兴，矛头直指作为南方世界新自由主义先锋的萨达特政权。对很多埃及人来说，纳赛尔时代的生活富有积极向上的色彩，因为那时相对幸福，埃及在世界舞台上也是独立的。当穆巴拉克于1981年掌权时，他将更富攻击性的新自由主义计划和警察国家的巩固结合起来，这就使得1950年代染上了愈发诱人的色调：对被国家和伊斯兰主义反对派边缘化了的纳赛尔主义派别来说，那个时代成了一个富足的时代，一个民族骄傲和自立自主的时代，也是一幅军队、国家和人民能够再度融合为一的未来愿景。
塞西不是纳赛尔：纳赛尔反对帝国主义，但他却希望确保埃及成为包括美国、以色列和海湾国家统治者在内的地区联盟中的一员；纳赛尔热衷于社会改革，但他却为了讨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进一步削减食物补贴和福利。不过，就像大多数军人统治者一样，他和纳赛尔都对群众极度不信任，而是相信威权主义的手段。在最初将塞西视作完美的总统人选之后，即便是哈姆丁·萨巴希也不干了，提出埃及需要一位文职而非军人领导人，并宣布自己参选总统。尽管这为那些被塞西驱逐的人在大选中提供了一个选项，但这在总体上却加深了民族主义势力和改良主义左翼的危机。他们有许多急切的问题要问：军队是一支积极的力量吗？它究竟能否代表人民的集体利益？它能否迎合大众对基本自由的诉求？为什么萨巴希和阿布-埃伊塔过去支持塞西的镇压？
2014年2月，“造反”运动分裂了。新的“造反2-争取自由”〔Tamarod 2 Get Liberated〕组织的领导人穆罕默德·法乌齐〔Mohamed Fawzi〕表示，许多成员了解到武装力量的真实本质之后，就改变了对塞西的态度。他补充道：“军队的职责是保卫而非统治国家”。[35]塞西的政府当时正在垮台。副总理巴哈·埃尔丁〔Bahaa El-Din〕首先离职，并暗示自己已经受够了镇压。几天后，贝卜拉维和整个内阁也下台了，总理黯然承认没能解决经济压力和复兴的罢工活动表现出的愤怒。社民党（这个党占据该届内阁的诸多重要职位）的法里德·扎赫兰〔Farid Zahran〕称，这届内阁的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部长们面临“愈发厉害的媒体和公众的批评”。[36]塞西立刻指定一届由“残渣”和对他的政策不太过敏的政府官员组成的内阁。然而这并没能加强军方的力量；而只是显示出他们所面对的问题的严重性，最要命的经济问题在七月政变后被海湾国家流入的援助所掩盖住了。由于害怕革命会继续下去，以及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极端敌视，海湾各王国回报给塞西大概120亿美元的援助。[37]这笔钱，正式来讲，是要用以改善与群众抗议息息相关的问题，其中包括青年人的失业问题和贫困补助问题。但实际上，海湾国家的钱被用来在国际市场上支撑埃及镑，和补助私人产业的运营成本。在革命早期曾任财政部长的萨米尔·拉德万〔Samir Radwan〕声称，海湾国家的援助能做到的无非是“帮埃及挺一挺”。[38]2014年3月，旅游部部长希沙姆·扎祖〔Hisham Zaazou〕宣布旅游部门已经“完全崩溃”。[39]而在2010年，旅游业给埃及带来了超过120亿美元的宝贵的硬通货。[40]
如果海湾国家援助缩水的话会怎么样？如何对付如此危及穆尔西总统宝座的燃料短缺和断电问题？如何支撑基本食品补助？如何实现国家与雇主一面做出一面又违背的关于最低工资、奖金红利、养老金和地方特惠的承诺？产业领域的情况很不稳定，关于政府的稳定性和军人政权权威的问题提的越来越多。塞西下一步如何走——去当军事领袖还是文职总统？如果选择后者，如何建立一套政治机器——就像穆巴拉克的民族民主党那样——来协调军队、安全机关和埃及贪婪的商业部门的利益？[41]埃及脆弱零散的自由派资本家会扮演怎样的角色？怎么解决穆斯林兄弟会这个拥有上百万支持者的组织的问题？
危机——以及机遇
这场反革命极大地损害了1·25运动。许多街头活动家虽然现在身心俱疲、极度沮丧，但仍然参与了紧张的学习进程。同时，主要的政治派别摆出了自己缺陷重重的纲领计划。工人运动仍然桀骜不驯，但它们面对的不仅有劳动场所和工会组织的问题，还包括更广泛的政治策略问题——合作、统一和政治领导的问题。现在迫切需要一个根植于劳动场所的革命政党——一个独立于民族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传统、关注群众利益的党。街头活动家们的能量和自我牺牲打开了革命的大门：推动革命进程则需要工人阶级在生产中组织起来的力量。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机遇是确实的——而任务也是紧迫的。
注释
[1] 向埃及“革命社会主义者”的党员致谢，并感谢安妮•亚历山大〔Anne Alexander〕、亚历克斯•卡利尼克斯〔Alex Callinicos〕、查理•金伯〔Charlie Kimber〕、朱迪斯•奥尔〔Judith Orr〕与约翰•罗斯〔John Rose〕对本文初稿的点评。
[2] 亨达维，2014年。
[3] 与一位社会主义活动家的访谈，2014年3月。
[4] 埃内因，2013年。
[5] 2014年2月，从运动中分裂而出的、失望的“造反”成员承认，该运动在早期就被情报机关渗透了。见萨利赫，2014年。
[6]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党“自由埃及人党”领导人以及家财万贯的媒体大亨那古布•萨维里斯曾坦言，他把自己的所有个人影响力都投入于这一运动。见布莱尔及其他，2013年。
[7] 金字塔报网，2013年a。
[8] 金字塔报网，2013年a。
[9] 例如，见查尔克拉福特，2012年以及哈特与奈格里，2012年。
[10] 大赦国际，2014年，第27页。
[11] 坎迪尔，2012年，第60页。
[12] 阿卜杜勒-纳赛尔，1972年，第103页。
[13] 惠洛克〔Wheelock〕，1960年，第69页。
[14] 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2011年。
[15] Maspero protest，这里“大楼”指埃及广播电视大楼，当时埃及警察和军方驱散了在该大楼和平静坐的科普特教徒，造成28人死亡，212人受伤。——校者注
[16] 穆罕默德•马哈茂德街毗邻解放广场，2011年11月19日，埃及警察和安全部队野蛮攻击了穆罕默德•马哈茂德街和周边地区的和平抗议者。——校者注
[17] 卡尔，2011年。
[18] 塞西，2013年。
[19] 菲齐，2013年。
[20] 金字塔报在线，2013年b。
[21] 该工会系房产税税务员工会。2008年，埃及房产税税务员举行全国大罢工，迫使财政部将房产税税务工作由地方收归中央，并由此使税务员工资提高三倍。罢工胜利后的当年末，在罢工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了“真正的房产税机关联盟”。——校者注
[22] 金字塔报在线，2013年c。
[23] 查贝尔，2013年。
[24] 查贝尔，2013年。
[25] 弗莱什曼，2013年。
[26] 金字塔报在线，2013年c。
[27] 泰勒与萨利赫，2013年。
[28] The Revolutionary Socialists- الاشتراكيون الثوريون，托派组织，隶属国际社会主义潮流。——校者注
[29] 阿卜杜勒-阿齐兹，2013年。
[30] 2011年2月，同一份刊物曾将五位解放广场的活动家作为自己的封面人物大加描述。见金斯利，2013年。
[31] 阿卜杜勒-纳赛尔，2013年。
[32] 阿卜杜勒-纳赛尔，1961年，第389页。
[33] 贝克，1978年。
[34] 阿卜杜勒-马利克，1968年，第368-369页。
[35] 萨利赫，2014年。
[36] 塔维，2014年。
[37] 沙特阿拉伯提供了50亿美元，科威特40亿美元，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是10亿美元和20亿美元免息贷款。见科特布，2014年。
[38] 科特布，2014年。
[39] 埃及之声，2013年。
[40] 谢埃希，2013年。
[41] 关于从纳赛尔到穆巴拉克时代武装力量、安全机关和私人资本家之间的合作与冲突，参见坎迪尔，2012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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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声明》，载《纽约时报》2011年2月10日。〔Supreme Council of the Armed Forces, 2011, “SCAF Statement”, New York Times (10 February) 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1/02/10/world/middleeast/20110210-egypt-supreme-council.html?_r=0〕
[30] 泰勒，保罗与亚斯迈尼·萨利赫：《透视：埃及反对派无法从兄弟会失势中获益》，路透社，2013年5月5日。〔Taylor, Paul, and Yasmine Saleh, 2013, “INSIGHT—Egypt opposition can’t harvest Brotherhood unpopularity”, Reuters (5 May), www.reuters.com/article/2013/05/05/egypt-opposition-idUSL6N0D90Z120130505〕
- 原文标题：Egypt: After the Coup
- 原文地址：http://www.isj.org.uk/index.php4?id=965&issue=142
- 作者：菲利普·马尔弗利特〔Philip Marfleet〕
- 翻译：夕雾
- 校对：Sovietliji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