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文章 2009年05月11日 22:48

组织起来——《创业史》阅读笔记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

罗小茗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曹锦清先生在《黄河边的中国》里一再提出一个问题:农村里的个人究竟如何组织起来?他发现,尽管有着市场经济的驱动,农民之间合作仍然非常困难,并断言“只要中国小农没有学会自组织并通过各种自组织表现出来的自治能力,那么,中国的小农依然是历史上的传统小农”。[1]这个“如何组织”的问题,在今天的城市生活中同样存在。尽管在这里,人们一出生就被各种制度和机构所包围,被学校和单位所管制,但这些除了养成惯于被组织的本能以外,并不有助于了解“如何自组织”的问题。正因为如此,转型社会学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片段如何形成”视为一个理论问题,孜孜不倦。[2]只是,在他们企图分析和把握的这一重新组织的过程中,市场和消费往往成了绝对的主角。人们只有成为某一类商品——无论是房产、汽车还是名牌服饰——的拥有者,才能发出“组织起来”的信号。这一类关于“如何组织”的想象未免单调。

在这样一种状况里,我们开始重新阅读和评价社会主义时期的小说。[3]也是在这一状况中,从一般意义上的个体——英雄人物——的角度去追认社会主义小说的价值,既是这一阅读冲动的迫切需要,也可能成为最大的陷阱。因为想象的需要,而匆忙确认一种“不同于今天”的状态,总是很容易把对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的回想,转化为貌似激进的怀乡病。

对《创业史》的重新阅读,也在其中。[4]在《“春风到处说柳青”:再读〈创业史〉》中,韩毓海追述“梁生宝”改革前后的命运,发出今夕何夕的感慨。而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典〈创业史〉》里,旷新年则从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角度,高度肯定这一社会主义的经典。不过,在今天看来,无论是“寻找”、肯定还是“赞美”“梁生宝”,都已经失去了上世纪六十年代那一场争论的社会基础。在社会整体性的组织和运动的方向被替换成了“市场经济”之后,这样的赞美无异于挽歌。而仅仅以“人物”评论为媒介,给出不同的社会理想和运动方向的做法,是否奏效,也就成为一个大大的疑问。

在此种情况下,更值得注意的倒是,在当年的社会主义文学中,被想象性地处理着的问题,正以何种面目重新出现。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项,便是“个人如何组织”的问题。显然,无论是社会主义时期推动的合作运动,还是由“看不见的手”为主导的市场经济,都没能真正促使中国社会中的个体完成“组织起来”的目标,也并不必然导致人们对于“如何组织”的更为深切的理解。在这一意义上,重新回顾社会主义文学创造的“组织起来”的形象,也就构成了社会主义文学重新进入论述的契机。

一、“新人”:组织中诞生的人物

对社会主义小说的讨论,往往集中在人物形象之上。《创业史》的阅读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小说发表后,围绕着梁生宝是不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这一形象是否构成新英雄人物创作的典范,曾经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与这种情况形成对照的,是对赵树理作品的阅读。在人们看来,赵树理的小说人物过于脸谱化,难以分析。有意思的是,正是这一描写人物的方式,为重新讨论社会主义文学中的“新人”形象打开了缺口。

洲之内彻在《赵树理文学的特色》一文中认为,之所以有此种人物塑造的方式,是因为新文学文学概念的暧昧,即“一方面想从封建制度下追求人的解放,同时另一方面又企图否定个人主义。”[5]竹内好则在《新颖的赵树理文学》中肯定这一创作方法,认为赵树理的新颖就在于其小说中的“个体”是以“整体”这一形式出现的;通过整体来超越个体,是现代社会中对“个人”出路的探索。[6]对当代文学的中国研究者而言,这两种思路提供了研究赵树理乃至当代文学的参照系。而在柄谷行人提出作为“装置”的现代文学之后,因赵树理笔下的人物缺乏深度而感到的阅读焦虑,更是得到了极大的缓解。[7]

不过,这样的缓解并不直接提供如何理解这样一种没有深度、或不同的“个人”的新途径。除了归咎于“人民文学”的再想象或现代性悖论的制约,这一类“个人”或创造这一“个人”的“整体”,仍然很难转化为对既有的文学创作的定位。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这样的“个人”和“整体”具有价值?这一问题并没有从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的脉络中真正移植到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之中。

这或许是因为,在这一问题上,赵树理的作品既是绝佳的入手处,又因其创作本身的局限构成了深入讨论的限度。[8]赵树理文学创作瞄准的对象,并非个人。《三里湾》所表现的乡村社会的变化,不是通过“个人”的成长,而是通过几类家庭的“再生”或重新组织完成的。只有在这一再生的过程中,“个人”才被作家积极地调动起来。这意味着,在赵树理的笔下,“个人”总是和“如何组织”的问题一同出现。不过,由于他的创作立足于农村社会自身的变化,而不涉及这一变化和工业化乃至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现代意义上的个人如何组织的问题,也就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难题凸现出来。正如在《重述革命历史:从英雄到传奇》一文中,蔡翔在讨论英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的复杂关联时所指出的,“只有在一个大工业的社会环境中,或者以大工业为自己目的诉求的社会,才会对‘组织’有着如此强烈的要求。因此,所谓的‘集体主义’的话语实践,我们除了看到的它的国家政治的意识形态背景,同时,也必须注意到它的现代的也是工业化的社会涵义。”[9]至此,无论是竹内好、洲之内彻讨论的“个人”,还是我们今天企图重新定位的“个人”,都是在更为鲜明和激烈的现代化过程中诞生出来的个体。这一类的“个人”所谋求的新的组织自身,选择、参与乃至创造“整体”的问题,也就很难通过赵树理的作品得到解答。

想要打开这一问题的思路,在社会主义文学中找到正面处理这一“个人”和“整体”的关系的例证,就需要《创业史》这样的作品。在这一问题的关照下,当年针对梁生宝形象问题的讨论,也就具有了不同的意义。

首先,严家炎之所以认为有必要提出“梁生宝”这一人物形象问题,并不是完全因为小说本身,更多的倒是针对小说发表后评论和阅读这一作品的基本倾向:

《创业史》第一部发表后,梁生宝形象跟整部作品一起,在读者和评论者中引起了很大的可以说是热烈的反响。仅就笔者所知,两三年来,各地报刊所登载的专谈这一人物或以此为主要内容的评论文章,即不下数十篇。这种状况却不是出于偶然的。至少,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做解释。从作品本身说,梁生宝形象确实比较集中地展示了农村新人的光辉品质,不仅概括了一定的时代内容,而且艺术上也能站得起来,比同类题材作品中那些较为单薄而只有某些性格侧面(如急躁或爱钻研技术)的青年革命农民形象有了很大进展。从读者方面说,则早就迫切希望看到一步比较完整地表现农村社会主义革命进程的作品,从“群众中涌出的大批聪明、能干、公道、积极的领袖人物”能够成功地得到艺术的再现。……

但我觉得,……很多评论者几乎都是只从梁生宝形象的角度来肯定《创业史》。……这些评论文章差不多都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就是程度不同地离开艺术本身(形象实际成就的高低)去抽象评价人物的思想意义。[10]

在这里,严家炎敏锐地感觉到,从人物本身去评价作品,既出于时代对“新人”的需要,也存在着一种不恰当的倾向,那就是作品呈现的艺术形象和人们赋予它的思想意义之间的不匹配。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时代对“新人”的期盼,希望它在艺术作品中有所表现,还是评论者不约而同地从“梁生宝”的角度肯定《创业史》,都不是一个通过分析文学作品可以解决的问题。只有把当时特殊的社会文化需求和心理机制作为分析和批评的对象,才有从容讨论这一问题的可能。严家炎企图通过分析“梁生宝”这一人物形象,来处理这一由社会主义的文化需求所形成的评论或阅读心理,自然很难正中靶心。这一分析的结果,是把原来颇为深广的社会心理、文化需求和生产的一系列问题,转化成了相对狭隘的人物评论。

对这种把问题局限到“人物”的批评,作者柳青自然是不满意的。在《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中,他给出了严厉的回应。被柳青着重提出来讨论的问题,根据严家炎对人物分析而来,但又不止于此;还包括了:什么是农村合作化运动中的“小事情”和“大意义”,什么是“梁生宝”的觉悟和气质,什么是真正的斗争。这些问题的讨论,都无法局限在人物创作上,而是涉及到对整个社会运动方式和基本方向的看法。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段话:

根据我的思想感情过年的亲身体会,这是指导互助合作运动的党成熟了,而不是梁生宝成熟了。……在这部小说里,是因为有了党的正确领导,不是因为有了梁生宝,村里掀起了社会主义革命浪潮。是梁生宝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受教育和成长着。小说的字里行间徘徊着一个巨大的形象——党,批评者为什么始终没有看见它?[11]

而其他和严文进一步商榷的文章,则把这些问题更为鲜明地提了出来:

我认为,梁生宝形象的出现,有助于我们思考和理解文学创作中的一些重大的和迫切的问题,主要地说来,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学如何表现党的领导的问题;如何达到矛盾和斗争典型化和人物性格、特别是新英雄性格典型化的问题;如何体现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问题。……因为书记、政委可以代表党,但不能代替党,即便将他们写成为生动的艺术形象来,也不一定完全解决得了表现党的领导问题。[12]

如果在这里把“党”做更为广泛的理解,即“党”不是由具体人物或官职所构成的组织,而是在社会重新组织起来的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的一种政治力量的话,[13]那么争论双方的线索也就逐渐清晰起来。

显然,在这一场讨论中,他们有着共同的出发点,那就是“新人”是这个社会在文化上的必需品,讨论“新人”的基础是正在展开的全新的社会政治实践。他们的分歧在于,在文艺领域,究竟如何描写和评论这一“新人”才符合社会主义的文化需要?[14]在此,真正构成他们共同的焦虑的,并不是这一“新人”形象到底如何,而是这一形象在被接纳的过程中,是否启动了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文化生产机制,启动了对既有观念的改写和创造的过程。正是这一点,使得争论双方的看法无法一致。

如果说“梁生宝”必须被放置在蛤蟆滩,农村合作化乃至整个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方才获得意义,那么任何简单地把这一“个体”视为英雄的做法,便值得怀疑。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严家炎认为,如果人们仍然在原来的“领袖”或“个人”的意义上欢迎和接纳这样的“新人”,这一“新人”的意义便在无形之中被取消了。柳青和“梁生宝”的支持者同样认为,梁生宝是在组织过程中诞生的“新人”,有了蛤蟆滩的革命,才有了这一“新人”。这一诞生的过程使得这一类“新人”的意义,远非严家炎的人物形象批评所能消解。于是,一方由对普遍的文学批评方式表现出来的社会心理不满,因而挑剔这一“新人”的原因,同时也就成了另一方从创作的层面充分肯定“梁生宝”意义的社会动力。

在批评过程中,严家炎批评目标和手段错位,使得他不能不忽略作品中“新人”诞生的过程,而强调其不足。柳青们忽略的,则是这一“新人”之所以具有格外的意义,不仅因为在作品里,他被蛤蟆滩的革命过程催生出来,也在于他是对当时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重构观念——具有新颖的意义。而如何确保这后一层的意义,使“梁生宝”在阅读中被视为组织和革命的产物,而非凝固的英雄形象,既是双方的焦点,又是双方并未真正交锋之处。

凡布伦曾经感叹,有闲阶级制度造成了下层阶级的保守性,以至于在对公认的生活理论加以变更的过程中,后者需要更多的精神意志的努力和长期艰苦的奋斗。[15]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创作、阅读和批评,无一不在这一艰苦的自我改造的过程之中。这一过程,不仅囊括了所有的创作者,也同时吸纳了一切的读者。至此,对社会主义文学而言,其重述和想象现实的动力,不仅来自对“平凡的儿女”和“集体的英雄”的表述,更来自重新理解和构造个体和集体、英雄/非英雄和组织之间关系的巨大冲动。社会主义文化需要的“新人”,必须有能力跃出“个体”、“英雄”或“集体”的框架。也正是在这意义上,《创业史》需要被重新讨论。

二、组织起来

一般而言,人们总是把《创业史》看成一部描写社会主义时期农村合作化运动,描写乡村社会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斗争的小说。[16]不过,柳青自己并不这样看。他说过:

我写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创业史》简单地说,就是写新旧事物的矛盾。蛤蟆滩过去没有影响的人有影响了,过去有影响的人没有影响了。旧的让位了,新的占领了历史舞台。……简单一句话,就是新旧力量的斗争。[17]

在此后谈论《创业史》其他几卷的构思时,他又说:

写县城,是不想把作品局限在一个村子;当然,要以一个村子为基础。省委书记是个重要任务,这个人还去过苏联。本来不想让县委书记在第二部出现,但还是先出来了,我怕写不到第三部。[18]

在这样的自述中,柳青认为的《创业史》的意义,并不局限于中国农村问题,而是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变化,来讨论整个中国社会从无到有,诞生一个新制度,完成新旧力量之间的转化,按照新的社会理想将一个充满记忆和情感的中国社会重新组织起来的过程。

这一宏大的创作意图,从一开始就体现在小说的“题叙”中。小说的“题叙”,相当于一部“创业史”的前传,也是人们重新组织起来、创业历史的限定条件。正是它,告诉读者,也告诉梁生宝们,在蛤蟆滩乃至中国的这片土地上,仅仅依靠个人发家致富的梦想,依靠一家人的勤劳和刻苦,是无法创业的。任何的苛捐杂税,兵祸战乱,疾病天灾,都可以把创业发家的梦想扫荡干净。“题叙”传达了这样一种信念:如果把所有的热情都放在自己的小家业上,那么这一类家业便没有基础,缺乏保障,格外脆弱。

在这一前提下,创业的信念和重任,便从梁生宝这样的“个人”,转移到了互助组这一类团体之上。柳青在《创业史》里着力追踪的,与其说是梁生宝个人的成长史,不如说是整个互助组成长变化的历史。[19]

在土改结束以后,由于家庭基础和劳力的差异,农村迅速面临重新出现两极分化的问题。在持有土地证的情况下,富农和中农放心大胆地生产,把购买土地、囤积粮食当成自己当然的利益所在。贫农则因为缺乏劳力、牲畜和工具,因为意外的病痛和灾难,无法依靠自己分有的土地立即脱贫,又一次陷入随时要为了口粮而抵押土地的窘境。在这样一样情况下,“互助组”出现了。

一开始,贫农们需要克服的是贫穷、无力感和富农们的自私冷酷。对他们来说,结成互助组、展开副业生产,是组织起来的好方法。因为一无所有,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互助组反而比富农和中农们更勇于尝试新的组织形式和新的生产技术。随着活跃借贷的失败,对政府和党员组织能力的失望,蛤蟆滩的互助组几乎是自发产生了。在这一过程中,高增福的加入,给了梁生宝和其他组员巨大的推动力。

生宝感觉到:蛤蟆滩真正有势力的人,被一个新的目标吸引着,换了以他的互助组为中心,都聚集在这里。[20]

不过,等“互助组”搞副业生产赚到了钱,则有了有钱的麻烦。有钱之后的贫农开始瞻前顾后,想要退组,比如,任老四。在获得了最初的利益之后,互助合作的形式如何继续维持,成了一大问题。小说中,梁生宝用来说服任老四的,不是自己的个人魅力,而是强调“整个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我的背后。” 不过,更有意思的是,任老四最终决定不退组,却也不是因为梁生宝的背后有党和政府,而是因为他对自己和这一组织之间关系的判断:

老四重新垂下他的光头去了,灯光照着他的秃头顶,一说起党和政府,就想起自己是一基本群众来了。[21]

即便对任老四这样的贫农而言,组织不外在于他,说服他自己的正是这一点。

在好不容易解决了这一退组的危机后,互助组又陷入了新的困境,即白占魁要求入组。在这一问题上,就连一向坚定地支持梁生宝的高增福也表达了不同的想法,他表示只要收了白占魁,他便退出。[22]显然,一旦结成“互助组”,人们遇到的不仅是贫困、一无所有,彼此劳动能力和心智的差异,也面临着在利益之外的信仰、理想乃至人格追求的差异。如何协调这些问题,也就成为“互助组”面临的又一个大问题。

要人人都意识到这一组织的力量,意识到自己的选择对这一组织的责任,却并不容易。政府对贫农的恩情,干部对群众的爱护,党对这一新事物的支持,总是很容易成为对这种新力量的替代性解释。一旦落入这些解释,组织起来的新力量也就很难得到维持。然而,在《创业史》中,“互助组”不断遇到新的困难并加以克服的过程却说明,这些解释都无法真正说明并运用这一种新的组织起来的力量。这一力量,在与这些既有解释的辩驳的过程中充实和完成自己,从而具有更为强大的自我说明的能力。

显然,正是“互助组”这个崭新的角色,使蛤蟆滩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郭振山、郭世富和姚士杰都是受制于这一变化的人物。人们总是把他们视为个人发家思想的代表,落后的党员代表,或者封建势力、富裕中农乃至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不过,这样的看法,往往忽略了他们面临的被一股新的组织力量所影响、牵制乃至重新安排自身的现实境遇。

小说中,因为梁生宝为互助组买稻种,郭世富和姚士杰被激发起对稻麦两熟计划的浓厚兴趣和与互助组竞赛的好胜心。五十多岁的郭世富亲自去太白山下买了更多的稻种,带回蛤蟆滩,分给大家:

世富老大回到蛤蟆滩,一听说生宝啦,有万啦,都进山走了,他有点泄气。虽然这样,他叫吆胶轮车的世华老三,从民政委员孙水嘴那里取来官锣,沿着蛤蟆滩几条主要的草路,鸣锣吼叫:“唔——喜愿分百日黄稻种的,都来分啊!唔——不限互助组不互助组,谁爱分谁分哎!……”

郭世富感到一种报复中的快乐。他希望他的这个行动,在不贫困的庄稼人里头,引起好感、尊敬和感激,建立起威望。……他远不是好大喜功、喜欢为公众事务活动的人呀!他之所以这样,完全是因为形式逼使他做这号人。他骇怕梁生宝搞的互助合作大发展。[23]

这一类对公共事务的理解和愿望,自然不符合社会主义的理想,却显现出“互助组”对蛤蟆滩的旧势力强大的吸纳力和改造力。也是在这样的形势之中,郭振山有了以下的盘算:

离开了党,他就重新只剩下一个高大的肉体,能扛二百斤的力气,和一个庄家人过光景的小聪明啰!……只要和姚士杰居住在这同一个行政村,就永远也甭想离开党。[24]

为了自己、自己的婆娘和娃子们,郭振山必须在党![25]

对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而言,在薄弱的经济基础、传统的社会观念和高扬的社会主义理想之间,找到具体的路径和桥梁,是一个大问题。在这里,文学叙述的力量,不仅在于重新叙述革命的历史,也在于在个人利益、一般的观念和社会理想之间,发现彼此统一的情感基础,求证相互询唤的基本步骤。柳青对“互助组”的描述,便具有这一功能。从“互助组”这一组织形式的角度阅读小说,就会发现,《创业史》讨论的并不是某个“个人”如何在“党”的领导下成长壮大的问题,而是一种新型的组织,如何和“党”所代表的新的社会理想一同生长,相互询唤,克服现实的危机,从而不断将更多的社会部分纳入其中的过程。

至此,“互助组”这一新的组织形式搅动起整个蛤蟆滩,不断生产出新的社会关系。在这一重新组织的过程中,新的政治力量不断更新和确认自身。只有在这样的组织中间,才会诞生梁生宝、高增福和任老四。也只有这样的组织,会孕育出郭振山和改霞。

三、组织之后:“改霞”的路线意义

“改霞”的意义,需要被放置在这样一种组织起来的过程中,才能理解。

在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小说中,去城市参加革命工作的男性,往往被描写成对农村工作的有力支持,一种进步和协助的力量。当农村工作一筹莫展、难以展开的时候,这一类进城工作的男人们的作用,便格外凸现出来,成为既处于整个故事结构之外又不可缺少的推动力。比如赵树理的《三里湾》。当土地和分家的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是干部们写信给在城里当干部的马家儿子,请他拒绝接受自己名下的土地而解决了这一难题。[26]而在《暴风骤雨》之中,农村干部最后上调协助城市工作,也被看成一种正面的意义。相比之下,在《创业史》中,却是“改霞”这一女性,带出了整个乡村和城市、农业合作和工业化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创业史》中,改霞的出场很早。她一出场,就在和郭振山的对话中为蛤蟆滩的故事注入了工业化的强力。此后,正是通过“改霞”的眼睛,我们看到,当国家到处盖工厂、修铁路,需要人手的时候,乡村合作运动里涌现出来的人才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到了工业部门。对乡土社会中的个人来说,这一工业化的过程提供了个人为国家建设作贡献的另一种途径,同时也展现出“一个生活的新天地”。是无条件地支持工业化,为其输送人才和粮食,还是有保留地看待这一问题,看待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生活的新天地”?考虑到当时中国农村面临的这一系列重大问题,柳青对“改霞”这一人物的设置和处理,是非常特别的。

小说写到,当工厂到农村招工的时候,镇上便挤得水泄不通,大家都想进城干好工作。改霞到了镇上,才突然意识到,原来有这么多人为了好的工作、好的生活条件而想要进城。对改霞来说,这是很俗气的想法,所以没有参加招工就直接回家了。显然,在“改霞”的身上,柳青希望排除一切庸俗的贪图享乐、只顾自己的个人私利,使之成为“一种路线的代表”:

……改霞在蛤蟆滩也是一种路线的代表。梁生宝和郭振山在合作化问题上的冲突,就是通过改霞表现的。……有个同志自命不凡,要砍掉改霞,我说他糊涂,只看政治,不看生活。政治不是两条线,任何时候都是三条,一个世界,还有不结盟国家嘛!一定的时候,第三条线上的人是多数。[27]

如果说柳青总是立足于郭振山属于乡村这一基本框架,从而对其抱有批评和同情的态度的话,那么正是在这里,他表现出了某种态度上的不一致。当郭振山的发家思想,不再能够被农村合作化的框架所限定,而是通过改霞,通过这个女性想要发展自身、建设社会主义的愿望,从农村延伸到了城市,延伸到了工业化问题的时候,柳青的态度变得颇为暧昧。一方面,他认为,在一个落后国家再组织的过程中,“改霞”是自然出现的一种路线的代表,不是那么可以轻易用个人的利益、情感、性情乃至生活趣味加以抹杀的;这里面不光是政治,更是生活,是第三条线上的大多数。另一方面,他又着力指出,“改霞”这一种路线只能通过郭振山和梁生宝的冲突才能得到呈现。此时,如果继续把是热心互助组还是热心个人发家,看成为梁生宝和郭振山之间的差别,继而看成两种不同的道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的话,就很难理解柳青的这种暧昧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柳青希望处理的,是为了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走向城市的“改霞”。只有这样的“改霞”,才会成为郭振山和梁生宝最终的结合点和矛盾处。在“改霞”的背后,既有大工业和城市化对农村社会的压力,也有农村建设者对未来图景想象方式的取舍;既有资源人力的输送和争夺,也有什么是更有意义、更价值的生活标准的争论。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互助组”这一组织形式,无法回答和难以处理的。

对社会主义时期的小说而言,要表现上述矛盾,自然是非常困难的事。而不表现这一点,则无法说明社会主义这一新制度的诞生。至此,柳青很大一部分的企图和困惑,便落实在“改霞”的身上。[28]

在小说中,改霞的这一结构性位置决定了,她的去留,她和梁生宝的恋爱能否成功,从来不是单纯的个人事务和情感问题,而是在整个工业化过程中,后发国家能否将资本主义制度下形成的城市和农村的对立转化为内部关系的一个隐喻。也许,只有在女性的身上,这样的隐喻才是可能的,而不至于转为激烈的对立与冲突。于是,这一现代化进程里的基本矛盾,在文学叙述中,被巧妙地改写为女性参与社会工作的愿望和照料家庭之间的冲突。

在《创业史》第一部的最后,当改霞又一次考虑自己和生宝的关系的时候,她的判断是这样的:

她想,生宝肯定是属于人民的人了;而她自己呢?也不甘愿当个庄稼院的好媳妇。但他们两结亲以后,狂欢的时刻很快归去了,漫长的农家生活开始了。做饭的是她,不是生宝;生孩子的是她,不是生宝。以她的好强,好跑,两个人能没有矛盾吗……[29]

有意思的是,改霞在卢书记们眼中看起来是“浮”的,不适合梁生宝。在某种程度上,卢书记们的判断和改霞自己的考虑正是一致的。至此,在小说中,工业化的城市建设和乡村农业建设之间的不平衡,大多数人所能够想象的好生活和更高的社会理想之间的矛盾,通过这一场失败的恋爱,得到了想象性的解决。

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里,导致这一场恋爱终于失败的现实因素,是两条。一是梁生宝为了搞好互助组,不愿分心,希望进山回来后,再和改霞谈这个事情;一是卢书记并不知道他们两人的这段故事,介绍改霞进了工厂。对“改霞”这一隐喻而言,这两种导致恋爱失败的因素,自然带着格外的象征意味。这不仅意味着,对已经被一个国家转化为内部矛盾的工业生产和农业发展来说,农村互助组乃至合作化的形式,并没有处理这一内部矛盾的能力。甚至于,有些时候,它是妨碍这一矛盾的处理的。更是说明,行政领导的力量——卢书记们,也没有真正解决这一矛盾的好办法。他们的做法,与其说是解决,不如说是事后的对既成事实的承认。[30]

正是在这一系列隐喻的意义上,柳青把“改霞”判定为一种路线。这不仅是因为通过这一女性,城市生活的“新天地”和乡村生活的新局面之间有了联系和表现的可能,更是因为这一场失败的恋爱,标示出想要通过组织的方式克服这一矛盾的难度,并不仅仅来自于“个人”的离心力,也同时来自组织过程本身。至此,“如何组织”的问题,被文学表达和重述的意义,不在于对哪一种具体方式的向往、憧憬和实现,而是在于对这一提问所包含的可能和限度的不断勘定。

柳青没有完成他的《创业史》。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实践,也仿佛已经烟消云散。然而,在全球化的过程里,以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方式重新组织起来的愿望,却从未离开。如果说文学的意义在于,对现实矛盾提供想象性解决的同时,标示出它的可能、缝隙和边界。那么,在今天,重读社会主义时期文学作品,也就意味着重新确认社会主义文学已经展现出的绘制这一真实愿望和为此改造观念的过程。恢复这些记录在案的绘制方式,也就成为重启想象的第一步。

2008-12-29

2009-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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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第76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2] 参见孙立平关于转型社会学的相关论述。
[3]当代文学如何重新评价的问题也由此提上日程。当代文学究竟是对现代文学的中断还是超克,是其中的重要论题。详见旷新年:《寻找“当代文学”》,《写在当代文学边上》,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
[4]其中,重新讨论《创业史》的评论文章,便有韩毓海的《“春风到处说柳青”:再读〈创业史〉》、武春生的《寻找梁生宝》和旷新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典〈创业史〉》等。
[5]洲之内彻:《赵树理文学的特色》,《赵树理研究文集 下卷 外国学者论赵树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6]竹内好:《新颖的赵树理文学》,《赵树理研究文集 下卷 外国学者论赵树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7] 无论是贺桂梅的《赵树理文学的现代性问题》,还是旷新年的《赵树理的文学史意义》,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柄谷行人的装置说,来为赵树理正名。
[8] 比如,贺桂梅在讨论赵树理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时,为了确定赵树理的文学位置,着实煞费苦心。但其对于赵树理所创造的人物的评价,即“赵树理所塑造的农民形象在当代文学的‘典型’和现代文学的‘个人英雄’之间,确有某种‘媒介’的意义”,却把赵树理搞成了一种社会主义文学中的“特殊”。这一特殊状态,损害了整体评价社会主义文学的可能。而一旦失去这一可能,赵树理便只能是永远的孤魂野鬼,失去了最终明确其文学意义的根基。贺桂梅:《赵树理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9]蔡翔:《重述革命历史:从英雄到传奇》,《文艺争鸣》2008年第10期。
[10] 严家炎:《关于梁生宝形象》,《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第265-266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11] 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第284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12] 冯建男:《再谈梁生宝》,《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第28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13] 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曾经这样强调“文艺服从于政治”中“政治”的含义,即“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6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从《十里店》这样一些观察家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当时所发动的一系列运动正是要不断明确这样一种“党”、政治和群众之间的关系。
[14] 对照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便会发现这一类关于“新人”的争论和《讲话》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同构的。《讲话》讨论了两个问题,即“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有意思的是,在《讲话》中,占据大部分论述的,并非前一个“为什么人服务”,而是后一个“如何服务”的问题。毛泽东在《讲话》里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当然,在毛泽东看来,这种“几乎一致”,恰恰是“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在“为什么人服务”的原则上没有分歧,真正有分歧的地方在于“如何服务”;讨论也就此转入如何组织这样一种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文学。这里的讨论也是一样,在为什么要讨论“新人”这一基本问题上,大家心照不宣,颇有默契,而分歧也就自然转移到了“新人”到底如何被塑造和描写之上。问题在于,在《讲话》中可以从容转换的组织和政治两方面的逻辑,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并不能如此通用。如果不提出区分文学想象性的实践与现实实践的基本依据,不提供联系这两者的基本方法,这一类的讨论也就很难达到它们的初衷。
[15] 凡布伦:《有闲阶级论》第148-149页,商务印书馆,2002年。
[16] 1953-1958年是中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由此大规模展开工业化和农村合作化运动。整个《创业史》的第一部,讲的就是1953年里蛤蟆滩的故事。
[17]《在陕西省出版局召开的业余作者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73年2月27日下午,1978年12月13日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原载《延河》1979年6月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第36-37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18]阎纲:《四访柳青》,《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第96-97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19]这一点在他此后的构想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第一部大家已经看见了。第二部试办初级社,基本上也快写完了,没有多少了;第三步准备写两个初级社,梁生宝一个,郭振山一个;第四部写两个初级社,合并变成一个社,成了一个大社,而且是一个高级社。”见《在陕西省出版局召开的业余作者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第37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20] 《创业史》(第一部)第17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21] 《创业史》(第一部)第39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22]高增福之所以退出互助组,是因为内心骄傲,对社会主义的理想有很高的要求和期待,不愿意和白占魁这样的人同在一个小组。
[23] 《创业史》(第一部)第236-23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24] 《创业史》(第一部)第16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25] 《创业史》(第一部)第17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26]在赵树理的小说中,往往看不到这种城市和工业对农村的隐约威胁。
[27]阎纲:《四访柳青》,《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第96-97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28] 这是柳青不同于赵树理之处。对赵树理来说,思考的对象主要是乡村社会的重建,可以轻易绕开这些矛盾。柳青希望讨论的,却是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问题,因此也就不得不碰到农村和城市,农业和工业这一对固有的矛盾。
[29]《创业史》(第一部)第42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30] 卢书记们的表现是格外有代表性的,他一方面颇为懊恼失悔,埋怨梁生宝不让他先知道有这个事情,一方面又认为改霞并不适合生宝,决定必要时干预他的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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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当代文化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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