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观察 2009年05月25日 19:27

现代社会印证了马克思的预见

【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5-6月号文章】题:十足现代的马克思(作者 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知名政治学研究教授、《社会主义文摘》编者之一利奥·巴尼奇)

马克思领先其所处时代

经济危机再度掀起了人们对卡尔·马克思的兴趣。《资本论》在全球的销量一路飙升(仅德国一个出版商在2008年就售出了上万册,而前一年仅售出百余本),这标志着此次危机范围之广、破坏力之大,已使全球资本主义和其卫道士陷入意识形态的恐慌。

然而,即使对新自由主义的正统理念破灭,为什么复兴的会是马克思主义呢?首先,马克思远远领先于其所处的时代,预测了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成功的全球化。他精准地预见到引发今天全球经济危机的一些致命因素:在由竞争的市场、商品生产和金融投机组成的世界里,他所称的“矛盾”是固有的。

当马克思完成他的大作时,距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结束还不到一百年,但马克思已经预见了一个半世纪后美国国际集团和贝尔斯登公司的震颤。他非常清楚资产阶级在人类历史中发挥的他所谓“最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就是今天华尔街银行家和公司高管的先驱。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如果不使生产工具经常发生变革,从而不使生产关系——亦即全部社会关系——经常发生变革,就不能生存。”

渐进改革无法避免危机

但无论是在他所处的时代还是我们这个时代,马克思都不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推动者。然而,他认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并预见资本主义的发展会不可避免地“为更深广的危机铺平道路”。马克思清楚,投机行为会引发并恶化危机,对整个经济破坏极大。而且他也看透,所谓通过渐进式改革永远避免危机不过是场政治幻象。

同所有革命都一样,马克思也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旧秩序被推翻。但资本主义还有相当旺盛的生命力。无论马克思多么富有洞察力,他也只能窥见未来几代资产阶级的过失和弯路。然而,他的话在今天仍颇有意义。

资本主义是失控“魔法师”

如果看到现在的经济衰退,马克思一定愿意阐述资本主义固有缺陷引发当前危机的原理。他会明白债券化和金融衔生品等金融领域的现代发展,是如何使市场扩散全球经济一体化风险的。

几十年来,这个杠杆化、不稳定的全球金融系统对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但它也造就了一系列难免的金融泡沫,其中最危险的泡沫就出现在美国房产部门。正是由于它在维持美国消费需求和推动国际金融市场方面发挥的中心作用,该泡沫随后的破灭在全世界引发了深远的影响。无疑,马克思会认为这次危机是个完美的事例,说明资本主义像是“一个魔法师,但无力再控制自己召唤出来的魔鬼”。

尽管我们现在深陷困境,但马克思对经济灾难本身就能带来变化的说法不抱幻想。马克思非常清楚资本主义从本质上滋养了社会的孤立。他写道,在这样的体系中,“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面对诸如工厂解雇员工等个人危机,由利己主义所引发的社会孤立造成了人们的消极状态。这种社会孤立也阻止了行动积极、思想觉醒的公民聚在一起,采取替代资本主义的激进方式。

缺乏“实现变革的观点”

马克思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克服这种强大的社会消极状态。马克思认为,当时的工会及工人政党向前迈出了一步。因此他在《资本论》中写道,“短期目标”是“把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而该阶级的“首要任务”是“赢得民主之战”。今天,他会鼓励人们确立新的集体身份,成立新的协会和机构,借此抵抗资本主义的现状。

但迄今还没有雄心勃勃要实现变革的观点出现。这片空白也许是最令马克思感到头痛的。在美国,近来许多吸引人们视线的建议被嘲讽为“社会主义”,但这不过是因为它们比民主党左派准备的提议更进一步,看似激进一点而已。

讽刺的是,现在流传最广、最为激进的一个方案竟是由经济学家威廉.比特提出的。曾任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的比特可绝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比特提议将整个金融部门作为公共事业。比特认为,银行没有任何理由继续作为私有的赢利机构而存在。这一提议呼应了马克思自己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提的“把信贷集中在国家银行”中的要求。对马克思而言,金融系统的彻底变革会加强工人阶级赢得“民主战争”的胜利的意义。

寻求“激进的变革方式”

比特写道:“从经济的金融化到金融的社会化,是律师们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显然,拥有激进的主张并不一定要做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要认识到激进的变化不可能从“律师们的一小步”开始。便需要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思维。马克思会告诉你,如果不通过激进的运动和党派来发展群众力量,那么金融的社会化只会跌落在贫瘠的土地上,颗粒无收。

各种党派基本上都不曾认真讨论,是否应该以激进的方式实现经济民主化。而我们至今仍为贬抑这些意见付出代价。马克思分析过植根于资本主义市场基本逻辑中的非理性因素,而现在这些因素再次昭然显现。为了保持收支平衡,所有的工厂和公司都解雇员工并降低在职员工的新酬。而工作的不稳定削减了整个经济的需求。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微观的理性行为会造成宏观经济的最差结果。我们现在知道了,忽视马克思而笃信亚当.斯密会把人们置于何种境地。

变革必须要“因国而异”

今天的金融危机所暴露的不仅是金融方面的非理性思维。例如,美国总统奥巴马提议以碳信用额交易作为解决气候危机的办法:符合排放标准的企业可以将自己的碳信用额出售给其他没有达标的企业。《京都议定书》呼吁在国家间建立类似的交换系统。但两项计划都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它们都取决于同样脆弱的衍生品市场,天生易受国家操纵和信贷崩溃的影响。马克思会坚称,解决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需要我们破除资本主义市场的思维,而不是通过国家机构来强化这种思维。

但是为变革而建立新机构,发起新运动必须从国内开始。马克思仍坚持认为每个国家的工人都应该“先清算自己国内的资产阶级”。而变革现有经济、政治和法律体制的方法,“当然要因国而异”。但无论哪种情况,马克思都会强调说要引发急剧的变革,首先就要再次大胆地思考。

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有多大呢?虽然此时此刻,金融危机正抽干世界许多人民的血液,令每一个年龄阶段、宗教和种族团体的人民都感受到了不安,而且,和之前一样,普通劳动人民受到了最沉重的剥削和负担,因而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如果马克思仍在世,他不会精确说明现在的危机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结束。然而,他会指出这样的危机是资本主义持续活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变革主义的政治家认为自己可以废除阶级内部固有的不平等,废除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循环的危机。他们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浪漫主义者。如果当前的危机说明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马克思比他们都现实。

本文来自2009年5月24、25日《参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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