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视野 2009年05月29日 17:00

吴冠军:资本主义的“空间修复”逻辑

新帝国主义

  吴冠军

  大卫·哈维(DavidHarvey)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地理学家。此公著作所经常关注的主题(如不正义、种族主义、剥削等等),似乎均非地理学的视野范畴,然而,根据一份1991年的统计,他却是全世界被引用频率最高的学院地理学家。晚近当被问到自身的学术训练时,哈维坦言他并没有受过什么“训练”——他的学术积累其实完全靠的是自学,而学校给他的只是一个让学习自我完成的优良环境。这也就是他为什么特别喜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因为这所大学根本不在意学生们学到什么。哈维早年也写过中规中矩的地理学著作,如出版于1969年的《地理学的解释》,然而之后他从未再回过来拥抱这些早期著作中的论点。正统地理学的学院性疆域,锁不住这位自学闯出来的思想者。

  从出版于1973年的《社会不义与城市》一直到晚近的著作,贯穿哈维几十年思考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资本主义系统的特质。哈维的一个基本论点就是:资本主义系统为了确保其扩展而消灭空间。拥有货币资本的资本家,总是希望能够将资本投资到可以产生最多利润的地方,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然而,这种追求资本利润最大化的市场行为,一旦碰到国内市场接近饱和乃至已经完全饱和、激烈竞争使得投资无法继续找到盈利性出口的状况(生产出来的商品大量滞销,除非亏本卖出去)时,便会产生出两种“补救”方式——时间上的推延,与地理上的扩张。用哈维的术语,即“时间性修复”与“空间性修复”,前者指在社会中一些基础领域进行长期的投资(如教育、科研研究),后者则是往别处寻找新的市场。哈维的研究最关注的,实质上正是资本的这种“空间修复”逻辑——资本总是在空间地理层面上向高利润、低成本的位置移动。在一个竞争激烈市场饱和的地区已无法取得盈利的剩余资本,在另一个相应市场还未开拓的地区,却可以继续取得高利润。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实质上乃是资本主义系统与生俱来的趋向。

  缺乏盈利性投资,始终是资本主义系统的根本性困境。当盈余资本找不到盈利性出口,经济便陷入停滞,并随之引起大规模失业、资本贬值……历史性地来看,正是应付过度资本积累(大量盈余资本在国内找不到盈利性出口)的危机,产生了十九世纪以来的帝国主义或“新帝国主义”的地理扩张。当面对这样的“过度积累”困境时,一种应对方式是继续在国内寻找长期投资的项目,以推迟资本价值在未来重新进入流通领域的时刻,从而延后可能的经济危机(即哈维所说的“时间性修复”)。但这种方式一是治标不治本,危机只是被暂时押后,二是在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逻辑下,长线投资在时间上稀释了利润的价值(就如同炒家在股市上被“套牢”,尽管可能若干年后这笔投资还是能获利,但这实际上已成为一项失败的投资)。那么,最优的选择就是以资本的“空间性修复”操作,来应对国内的经济衰退。这种溢出性的“空间修复”,使新老资本主义国家必须不断进行地理扩张——通过打开新的地区之市场(从野蛮的殖民侵略或文明的外交“通商”),使自身国内的剩余商品得以输出(不用因为卖不掉而价格跌落,从而导致整体资产缩水),从而实现持续的经济高增长。这就是为什么,当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通过制度改革而开放出它的巨大市场后,立即吸引来自西方各国乃至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以及台湾等地区大量金融资本的涌入。

  当然,在空间上打开新市场,并不一定就能够实现资本的“空间性修复”。在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个为国人所熟知的例子——十九世纪初英帝国与大清帝国之间的“通商”:英国国内的剩余商品面对中国的巨大市场,却偏偏销售不出去(羊毛、呢绒等工业制品在中国得不到青睐),相反中国出产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奢侈品在英国却大受欢迎。这样一来,资本“空间修复”的效果,便大打折扣。面对巨大市场而无从下手,这使得资本家们伤透脑筋,直到他们开始采用在印度生产的鸦片来和中国强行贸易(从开始的武装走私到其后的军事逼迫)……

  是以,资本的“积累”,从来不是按照古典自由主义那套理想框架(自由贸易、市场开放、公平交易、互惠互利)来行进,正如同当代的“全球化”也并不按照“新自由主义”者所描绘的那样,由据称为整个世界打开自由和公平竞争之门的“自由市场”给全球带来永久的繁荣。在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全球化”时代,表面上赤裸裸的军事手段已让位于全球化了的“自由市场”;然而,军事手段永远是资本逻辑所根本性倚赖的最后手段,这个情况同“鸦片战争”时代并没有实质性改变——今天,石油在美国所受到的青睐程度,与麦当劳或好莱坞在伊拉克所拥有的市场,同当年的英帝国与大清帝国之间的通商,不正是结构性的相似?小布什政府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实际上从资本主义的内在机制及其历史来看,是势在必行的(其实克林顿政府已将伊拉克列为“流氓政府”,并准备改变巴格达的政权,但将实现这一目标手段尚仅限定在隐蔽的行动和公开的经济制裁方面)。

  哈维在其2003年出版的《新帝国主义》一书中指出,马克思所分析的“原始积累”的所有特征,在当代都仍然是强有力地存在着,甚至变本加厉。特别是资本主义世界1973年之后所形成的强大的金融化浪潮,完全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投机性与掠夺性特征,通过各种金融操作以及金融衍生工具(著名的如导致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对冲基金),对大众乃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众进行深度掠夺与资产剥夺;更不用提晚近以来一轮针对水、空气、森林、土地以及所有种类的公用事业的私有化浪潮对自然资源与社会公共资源所进行的大规模剥夺,乃至通过专利权的方式对人类物种本身(遗传物质、物种血浆等)所进行的生物性掠夺。由于劫掠性的“原始积累”事实上并非是“初期的”或“原始的”,而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所以哈维建议“原始积累”概念应该重新被阐述为一个去时间性的概念——“通过剥夺的积累”(accumulationbydispossession)。通过资本的“空间修复”操作,资本主义系统的这种内在固有的“通过剥夺的积累”,便被播散到了整个世界。从这个角度来看,十九世纪帝国主义的“全球化”,同二十世纪末至今的这一轮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并无实质性的不同(因此哈维将后者称之为“新帝国主义”)。

  在该书中哈维进一步指出,资本通过地理扩张而获得的这种“空间修复”操作,存在着一个关键性的环节,那就是剩余商品被送去的地方,必须拥有可支付的手段,譬如,黄金、白银以及后来的美元储备(当时,英国便正是通过鸦片贸易而从中国大量榨取白银),抑或具备可以进行贸易的商品。那么,如果情况是,该地区并没有可资交换的货币储备或商品呢?我们看到,这并不能阻止资本在空间层面的扩张。即使通过暂且让对方“赊账”的方式来实现剩余资本在空间的移动,也好过在国内饱和市场状态中不断贬值。这就是哈维所说的复合型的“时间-空间修复”了:既在空间上产生资本的移动,又在时间上如同长期投资般,推迟了资本价值在未来重新进入流通领域的时刻。这种特殊的“时间-空间修复”操作,后来便经过意识形态的包装而拥有了一个精致的名称——“国际援助”:对于没有可资交换的商品或货币储备的“赤贫地区”而主动出借货币,并让对方用这些货币来购买自己的剩余商品(美国晚近所实施的国际援助,几乎总是与购买其商品和服务联系在一起,并且以开放市场准入作为前提)。这样,许多第三世界的贫穷国家成为了剩余资本的“接收器”,从而进入资本流通的体系。而“国债”的偿还,则使得资本输出国(债权国)成功规避资本的贬值,而风险完全转嫁到接收国(债务国)身上。

  当然,在资本主义的格局下,也有可能会出现相反的拒绝进入某国市场的策略性举措。特别是在高度垄断和寡头独占的情况下,拒绝进入某国的市场,也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威胁手段。譬如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为了打击以色列及支持以色列的国家而宣布石油禁运、暂停出口,造成油价上涨,从而成功导致西方国家的经济衰退。相类似的,美国现在也经常用拒绝进入对方市场作为武器,来迫使其他国家遵从其意愿。哈维曾举过这样一个晚近的例子:巴西工人党总统候选人成功当选后,美国贸易代表便声称,如果对方不赞成美国在美洲的自由市场计划,那么他们将“向南极洲进行出口”。

  可见,资本主义系统是一个自我溢出性的系统:其自身的稳定,关键性地建立在向“外部”的溢出。那么,倘若不再存在那样的“外部”呢?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便正是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由于运输与通讯产业的长足发展,就资本的移动而言,从十九世纪到今天,一个主要的变化便是——空间在不断“收缩”。诸如路程阻力等等十九世纪时那些至关重要的因素,今天在那压缩了的“地球村”里,都早已变得相当边缘化。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市场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饱和,很多国家曾经是作为剩余资本的巨大吸收者而进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随后自身也已逐渐转变为剩余资本的生产者。如上世纪日本在七十年代、韩国在八十年代、台湾地区在八十年代末,都开始从纯粹的接收者转变为纯粹的输出者。中国政府改革开放后所着手进行的各种大规模建设项目和公共基础设施的发展(譬如,晚近因举办奥运会而在北京地区展开的一系列大规模的基础性建设,而2010年的世博会召开,也刺激了上海的新一轮城市建设项目),这些年来持续地大量吸引着全球的剩余资本。并且根据哈维的预期,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仍能成为全球金融资本的一个主要出口,吸收着从西方诸国到日、韩等国,以及台湾地区的大量剩余资本。然而依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来看,这个“不久”实际上也真的可能不会有多久。目下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块,已经是靠“外需”在带动,“madeinChina”的标签已经遍布世界(尽管向外“倾销”的大多属于低端商品)。到2009年初,中国对美国国债持有额度已大大超过第二位的日本,稳居全球持有美国国债第一的宝座。当代中国——用秦晖先生的话说——已快达到“资本积累过度,产能太强,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无法容纳”。这也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充满“不高兴”情绪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可以想见,在高度全球化的将来,从各国国内“溢出”的大量剩余资本,即使在全球范围内,也将不再能够找到盈利性投资的渠道(即,资本流到国际,仍然还是遭遇到同国内资本一样的困境),除非真的可以“向南极洲进行出口”。

  因此,当下的格局是:在高度“全球化”的发展下,全球资本主义的市场正在逐渐地趋向整体性饱和。现在问题是,当一个地区的剩余资本不但在其内部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盈利性投资,并且在其他地方也找不到盈利性的投资的时候,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这正是哈维晚近著作的核心命题:资本必须使自身通过空间性转移的方式来实现其盈利性的积累,然而“空间”本身却越来越被“压缩”——今天,高度的“全球化”已使得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村落”,这就意味着,资本的“空间性修复”,将越来越失灵了。2003年美国的对伊战争,在哈维看来,正是新自由主义者们为了掩盖国内资本主义系统的失败而转移视线之举。而当下因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社会危机,也正是意味着,资本主义系统在一个业已高度“全球化”(即,空间被高度压缩)了的世界中,将面临整体性的系统失败。而在哈维看来,这就召唤今天的思想者们,继续去探索“希望的诸种空间”。

  对于哈维来说,地理学从来不是一门“客观”的学问,尤其当我们面对弥漫世界的不正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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