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听到做电视、电影或者出版的业者谈市场的压力。这个问题是客观存在,但不应该是积极主动庸俗化的理由。有个倾向值得注意,去年以来有些最具知名度的大导演或娱乐明星纷纷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认为文化没什么雅俗之分,甚至认为没有雅的东西,其实全都俗。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如果说俗文化受众多,更为火爆,这不奇怪。但是如果俗文化成为主旋律之后,还不够,还要进一步彻底否定雅文化具有更高价值,甚至否定雅文化的存在,问题就有点大了。否定雅文化的做法是一种文化专制主义,是文化暴力,让人惊心的是,这种文化暴力往往是利用电视台等传媒的全力宣传和支持去进行的。有位西方著名学者比较关心中国,他对中国当下的文化变得如此“不健康”感到吃惊,这个“不健康”不是指色情暴力,他说的是中国现在的艺术家和导演往往用很猥亵很脏的眼光去看人、看生活、看各种事物。他说得对。
雅俗是不是真的不分呢?现代社会有一个特征叫做“平等”,平等没错,但要看在什么方面平等、如何平等。平等就要向某种标准对齐,古人说要见贤思齐,这是往更高更好的事物看齐而形成的平等,比如说,优秀作品应该成为公共资源,让一切人有机会看到优秀作品,良好的教育不能被某些人霸占,应该是开放的平等的,人人有机会接触更好的文化,然后都能得到提高,最后大家都在更好更高的层面对齐,这是人人得到优化的平等。像现在的这种向低看齐、向下看齐的平等是一种集体堕落的平等。假如可以雅俗不分、高低不分、善恶不分,什么都不分,是非常危险的。这个问题值得考虑。 (全文…)
“国际视野中的共和国文学：1949-2009”：“当代性与文学史”圆桌讨论会上的发言*
张旭东
本文节选作为 “当代性、先锋性、世界性—关于当代文学六十年的对话”记录（参与者包括张旭东、蔡翔、罗岗、陈晓明、刘复生、季红真、王鸿生、千野拓政、林春城）之一部分发表于《学术月刊》2009年10月号，5-16页）
这个会议虽然是纽约大学与上海大学合作主办，但纽约大学在会议安排上仅有的贡献，只是提供了这个圆桌讨论会的构想。讨论的题目是我建议的——“当代性与文学史”。这个题目涵盖很广，但是它背后有一个特殊的含义，不是一个泛泛的、国内当代文学学科意义上的当代文学史，而是借用了保罗·德曼的一篇著名文章《文学现代性与文学史》（Literary Modernity and Literary History）。这里我不打算详细介绍这篇文章，而是想在“重新考虑当代性和文学史这两者的关系”的理论层面上，借助德曼的思路提出一些我们自己的问题。问题的核心，就是我们如何理解当代文学，如何把握最高意义上的当代性和文学性，进而把握批评和文学史写作的内部矛盾和理论挑战。 (全文…)
百年来中国的思想者往往不得不或明或暗地受制于一个特定的视界去思考各种问题，这个视界(horizon)就是中国的命运，显然，这个中国视界比世界视界要小一些。我们总是情不自禁地这样想“中国应该如何如何”，而并不经常想到“世界应该如何如何”。尽管我们现在也必需用全球化眼光看问题，但这只意味着我们不得不考虑全球的各种因素，尤其是各种一体化的倾向，可是思维的全球尺度并不意味着世界立法的感觉，因此，我们不会像美国人那样随便想什么事情都自我感觉跟世界经理似的。中国眼光虽然不一定完全是政治性的，但总有一点泛政治性——同样，世界眼光也是泛政治性的——这种有局限性的眼光并不完全是缺点，因为它构成了对文化帝国主义的世界视界的批评。也许有一天各种文化下的人们能够摆脱被歪曲和压迫的状况，从而都能在实践上形成真正公正的无局限性的纯粹人类眼光，即能够这样思考“人类需要如何如何”——尽管一个思想者在纯粹理性上从来都有可能以人类眼光去思考，但只有当超越了文化霸权，人类眼光才会在实践上成立，而不仅仅存在于我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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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帝国的话语政治》的讨论 《读书》 2010年第1期
二○○九年八月,本刊编辑部和清华大学中文系联合召开刘禾新著《帝国的话语政治》的座谈会。会后,编辑部对部分与会者的发言稍加整理,形成文字,编成以下一组笔谈。因篇幅有限,难以登载全部发言,特向诸位学者表示谢意和歉意。
——编者
“话语政治”和近代中外国际关系
刘 禾
有关本书的中译本形成的前后过程,我曾在书中写过一篇后记,读者可能已经看到了。本书的英文版最早在二○○四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是The Clash of Empires,直译即《帝国的碰撞》。我把中文版的书名改为《帝国的话语政治》,因为我觉得这个书名更能抓住本书的实质。也许有些读者会感到奇怪,为什么要选择从“话语政治”的角度来研究近代中外国际关系呢?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一简要说明。
首先,自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出现以后,思想史的写作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因为知识考古学对传统思想史的否定是很彻底的,也是很致命的。福柯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往往不是从思想传统本身的脉络出发,而是着眼于历史中的话语实践。他关注的问题是,思想如何以话语的形式——即历史情景中的言说行为,而不是简单的概念的发生——参与和创造了历史?这一独特的思路,给国外的历史学科和其他各个学科,都带来了全面和深刻的影响。当今的西方学术,也包括欧美以外其他地方的学术界,对于什么是历史,如何进行历史写作等问题,都提出了很多新的思考和方法。也就是说,大家开始关注话语实践的历史,而不是一个思想派生思想的历史。 (全文…)
马克思
1848年1月9日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公众大会上
先生们!
英国谷物法的废除是自由贸易在19世纪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在厂主们谈论自由贸易的所有国家里，他们主要指的是谷物和一切原料的自由贸易。对外国谷物征收实行保护关税，这是卑劣的行为，这是利用人民的饥饿进行投机。
廉价的面包，高额的工资，这就是英国的自由贸易派不惜耗资百万力求达到的唯一目的，他们的热情已经感染了他们在大陆上的同伙。总之，人们要求自由贸易，是为了改善劳动阶级处境。 (全文…)
事实与文件
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是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以后，在近代史上占最重要地位的事件。在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上，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几大流派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在中国革命事变中，目前共产国际的正式领袖斯大林，把他所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表现得淋漓尽致。由于人为的 原因，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文件，已经散落，消失和被遗忘了。有些则被精心地封存起来，以防止被群众看到。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要藉助于斯大林及其亲密助手们的文章和讲话，藉助于他所授意的许多共产国际议决案，来重描一下中国革命中几个重要阶段。为 此，我们要引用苏共党内反对派档案库中所藏的原始文件。我们特别要引用一个当权派干部其塔罗夫（注一）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大会上的发言。这篇发言后来也 被当 (全文…)
作者：杜兰德 萨鲁吉安 魏文编译
引言
新自由主义时期的标志是跨国公司在拉丁美洲有目共睹的扩张。其结果是这些公司现在控制着拉丁美洲经济的重要部门，这促使这些国家在生产环节和世界金融链条中更多地结成一体。跨国公司在拉美国家日前增加的存在有什么后果？在委内瑞拉、玻利维亚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在阿根廷和厄瓜多尔，为试图结束跨国公司的赌博提出的新政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这是本文将要论述的主要问题。
在指出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拉丁美洲的中心以后，我们将提出对拉美有利的政策。第三部分论述外国直接投资在主要的拉美国家对宏观经济和社会的冲击。我们也指出抵抗跨国公司的干涉的例子和跨国公司造成的社会和生态的灾害。最后第四部分介绍委内瑞拉、玻利维亚、阿根廷的政府采取的措施，这些国家的政府在与跨国公司推行的新自由主义逻辑的关系破裂的广度。 (全文…)
作者：宋凤英
格达活佛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白利寺活佛，著名爱国人士。由于深受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感召，红军长征时期，格达活佛以自己的地位和影响，积极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和宗旨，组织僧俗群众筹粮筹款，为党和红军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新中国诞生之初，格达活佛为祖国统一，和平解放西藏，积极奔走，不幸遇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成为宗教界爱教爱党爱国的杰出典范。 (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