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1年对于印度的共产党而言是不平凡的一年。印共马把持了34年之久的西孟加拉邦于今年5月宣告失守，被广泛认为是一次标志性的失败，其背后的原因何在？坚持武装斗争的毛泽东主义者又面临着怎样的形势？印度学者achin vanaik发表于今年七月的这篇文章，对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进行了相对详尽和深入的分析。本文不仅提供了一些我们或许还不太熟悉的印度各党派发展状况，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基于这些状况着重探讨了印度共运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并从印度国情出发提出了一种对未来道路的设计。
　　从作者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考验着当前的印度共产主义者的，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即在上一阶段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遭遇失败的今天，面对政治上的后冷战格局和经济文化上的新自由主义统治，新一代的革命者该何去何从的问题。而同样作为正在快速崛起的大国，印度和中国在民族主义问题上也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甚至在某些方面（如宗教影响）更甚于我们。无论是印度的议会左派还是纳萨尔主义者，他们的困境很大程度上都来源于旧时代的重重束缚和对新时代的后知后觉。但三十年来，他们在新时代所进行的斗争为我们，为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研究。而作者的呼吁是尤其有价值的：上一个时代已经结束，让我们勇敢地直面新的时代，探索一条激进的和群众性的新道路。

次大陆的策略

achin vanaik
带Q过人 译

　　过去二十年间，左翼势力在全球绝大部分地区内经历着衰退。然而有那么三到四个国家，那里的政党追随着第三国际或毛主义的传统并保持了稳固甚至有所发展：南非、尼泊尔、印度，而菲律宾则富有争议。在南非有南非共产党（SACP），毛派成为尼泊尔最大的政治力量，而菲律宾的毛派也保持着全国范围内的存在。印度的情况则非常有趣，那里有两个阵营的代表，在二十年间程度不一地保持或巩固着他们的势力范围。斯大林式的政党——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CPM）和曾经较大而现在日益衰微的印度共产党（CPI），都保持了一定的政治影响力。在西孟加拉邦连续执政34年之久的CPM最近输掉了选举，但仍获得了大约30%的选票，而以其为首的左翼阵线得票率是41%。 [1]与此同时，联合在毛主义传统下的阵营，近年来则切实地增加了其成员数量并扩展了影响力。这些是如何发生的呢？ (全文…)

资本暴政下的极权鬼影——漫谈《一九八四》

　　（兼谈我对世界现状与未来的若干看法）
　　
　　“如果存在着希望的话，”温斯顿写道，“它就在无产大众身上。”
　　——《一九八四》第七章
　　
　　黔进派
　　
　　2007年2月6日
　　　
　　
　　 《一九八四》是乔治•奥威尔最后的也最为呕心沥血的一部作品，这样说并不过分。为他写传记的杰弗里•迈耶斯指出，奥威尔“近乎疯狂的强迫性工作冲突”大大加剧了其身体的衰弱，而他严重的病体又使奥威尔有可能将微妙的内心体验与独特的悲苦感赋予这部作品。1948年11月，《一九八四》终于写成，它的作者却在14个月后死于肺结核内出血；而《一九八四》（1949年6月出版）却取得了巨大影响。直到今天，它仍是最著名的社会政治寓言小说之一。 (全文…)

摘自《扎农（Zanon）占厂访谈录》（有一部纪录片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1433039/）

阿根廷如今有一多半工业生产能力被闲置.在这种巨大的危机面前,许多工人决定占厂并自行组织生产.他们斗争的矛头不单指向那些具体的老板,他们也质疑着私有财产制度,为此他们不得不与国家机器进行各种各样的斗争.他们已经证明了能够自己组织生产,不需要允许,不需要赐予,一切有工人自己决定.生产的目的也不再是利润,而是为尽可能多的人解决生计,环境友好资源节约,听上去已经有点社会主义的意思了.

但在资本主义汪洋大海中,这种自我管理的蓝图却有着先天不足.几千个工人在破产工厂里给自己打工,这个事实并没有什么普遍意义.资产阶级杂志《经济学人》对占厂活动’侵蚀私有财产制度’有一些担心,但总体上还是相当乐观的:’这种运动不会威胁到资本主义制度’–因为工厂重新开工不仅有利于工人,同时也使老板的固定资产免于被破坏. (全文…)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

2011年是苏东剧变、苏共亡党、苏联解体20周年。2010年4月底，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率代表团访问俄罗斯。4月28日，代表团在俄罗斯国家杜马与俄罗斯共产党代表座谈苏共失败的原因与教训。参加座谈的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现俄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向代表团扼要介绍了他最近在莫斯科大学讲学讲稿的主要内容。在谈到苏联解体过程中苏共领导层的责任与西方因素时，他逐字逐句地引用了 1991年11月刚卸任一年多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美国休斯敦的一次公开演讲，并告知刊载此材料的俄文网站。

现将俄文网站刊载的相关情况和撒切尔夫人的这次演讲翻译如下。（为保证材料的可靠性，作者又特意查证了撒切尔基金会网站。网站记录显示，撒切尔夫人曾于1991年11月访问美国，并于11月18日在休斯敦演讲http：//www.itnsource.com／shotlist／ITN/1991 /11/22/2119113)： (全文…)

古巴的社会主义和人

切·格瓦拉
（1965年4月11日发表于《绿橄榄》杂志）

《绿橄榄》杂志注：格瓦拉少校这篇专门写给乌拉圭《前进》周刊的文章，论及一系列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新人培养的问题，我们的读者对阅读与研究这篇文章一定很感兴趣。

乌拉圭蒙得维的亚，林空街５５７号《前进》周刊

卡洛斯·基哈诺尊敬的同志：
这篇文章，我是在旅行非洲期间写成的，目的是要履行我的诺言，虽然履行的时间晚了些。我打算照文章的标题来谈。我想这对乌拉圭读者来说，是有意义的。
　　常常听到资本主义的代言人举出一个论据来对社会主义进行思想斗争，这个论据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社会制度以及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其特点就是为了国家而否定个人。我不打算单纯从理论上批驳这一理论，我只想确定一下古巴所正经历的事实，再加上一些一般性的议论。我要扼要地谈一下我们在取得政权之前和之后革命斗争的历史。 (全文…)

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说明

路易·阿尔都塞

一

　　我在60－70年所写的那篇有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文本，通常被认为是一篇“功能主义”的东西。人们在我的理论草稿中看到了这样一种尝试，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仅仅用各种功能来解释社会机构，这样一来直接使得社会等同于履行着镇压功能的意识形态机构，因而局限于一种非辩证的解释，其深层逻辑就是排除一切阶级斗争的可能性。
　　但是我认为，人们没能对我那篇东西的最后一部分给予充分的注意，那部分明确指出了我的分析的“抽象”特征，而且也明确地把我有关阶级斗争的概念摆在了一个中心位置。
　　实际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能够得到发展的本质，就在于坚持阶级斗争相对于国家机器和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及功能的优先性——与任何功能主义都不调和的优先性。 (全文…)

    刘东

    一位还未来得及谋面的“打工诗人”，急等着推出一部有关“打工诗歌”的论著《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柳冬妩著），来信要我为他赶一篇文字。我虽然向来害怕应酬文字，这一次却觉得很难回绝，毕竟自己早年也曾在泥窝里滚打过，深知那种在底层打拼的味道。

     跟这班苦命的年轻人本能相通的是，自己当年那种学徒生涯，如果不比今日的打工仔更苦更累，至少也不会更轻松。那个世道，不光是完全攒不到什么工钱，每月区区十几元学徒津贴，全都要用来贴补肚子，劳动条件也是没法更恶劣了。只要催命的鼓风机轰鸣起来，那灭顶的声浪就能把人吃了，连面对面说话也只能靠手势比划。再轮上三十八九度的三伏天，更是连想像一下都会冒汗：别人躲在树荫下摇扇还直喊受不了，我们却被发配到冲天炉前，去鼓捣整炉膛红通通的铁水 ——别说还要出笨力干重活了，哪怕只在炉前多呆一会儿，那灼热的温度就能把脸颊给生生地烤糊了！ (全文…)

档案材料看苏联30年代大清洗数字的夸大

——兼答郑异凡先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304
　　【原刊页号】26～40
　　【分 类 号】K5
　　【分 类 名】世界史
　　【复印期号】200311
　　【作 者】吴恩远
　　【作者简介】本文作者吴恩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6
　　【关 键 词】档案材料/苏联/30年代大清洗/夸大的数据
　　本文依据详细档案资料，分析苏联30年代大清洗人数长期以来被夸大的原因。指出，以往或者把整个苏联30—50年代都视同大清洗时期(实际特指1937 —1938年)；或者把所有被关押人犯都当作清洗对象(实际仅指政治犯)；或者把受大清洗影响的人也统计成直接镇压人数等情况。考证了以往在国内外学术界研究大清洗问题具有影响的著作所列举的数据，证明其中大多由于缺乏档案资料的支持而呈现不可靠。文章最后驳斥了研究苏联大清洗问题上的“不可知论”；指出统计被镇压人数必须坚持“论从史出”，在大清洗问题研究中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 (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