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Ross Wolfe
译者：安得猛士
少年中国评论首发
2011年12月16日，Ross Wolfe 采访了David Graeber ,一名伦敦Goldsmiths学院的教师，《无政府主义人类学断章》一书的作者（2004年），占领华尔街运动早期的重要角色。下文即访谈记录。
Folk singer Tea Leigh at the#Occupy site
Ross Wolfe：在最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1999年在西雅图的反-WTO抗议运动中有许多显著地相似之处。二者都同样开始于民主党执政的最后一年，同样由无政府主义者所发起的，同样出于对新自由主义的不满，并且同样得到了工会组织的支持。作为两项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你在多大程度上认为占领华尔街运动是西雅图运动的继续？又是哪些因素，如果存在的话，使得这次的运动与前次相区别开？
David Graeber：我认为对于包括我在内的这项全球运动的诸多参与者来说，这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因为我们从未认为这项全球运动的事业已然结束。我们还将继续年复一年地以头撞墙，高呼道：“是的，这次我们又回来了。哦，等等，或许还不是。”
(全文…)
作者：安得猛士
《逍遥游》：意识形态统治下的残余
在贾樟柯的电影里，流行歌曲是一个反复使用的道具。小武里的《心雨》、《天空》，三峡好人里的《老鼠爱大米》、《酒干倘卖无》，还有这部《任逍遥》和《站台》干脆就用流行歌曲来命名。
在我看来，这些流行歌曲似乎标识了某种意识形态统治下的残余。
贾樟柯的一系列电影拍的都是晃荡于社会边缘的孤独个体，但这些主人公不能简单地贴上底层群众的标签。经典意义上的工人或农民，哪怕流氓无产者都是组织化的，他们不是以个体的姿态来面对社会，他们无不拥有某个群体，以及这个群体所能提供的文化慰藉，同时他们也能以某种社会化组织化的姿态来表达自我的社会身份。在反映大致同一时期历史的电影《钢的琴》中，我们能看到在那些工人（尽管已经是经历过下岗被社会再次个体化后的工人）身上所体现出的种种阶级化的特质，对金钱的嘲讽、手工的技巧、固执的骄傲和粗犷的美学，这些无不体现为某种阶级自觉性。而对于小武乃至逍遥游里的彬彬和小济，他们则只能以个体的身份被动地去面对一切。 (全文…)
作者：罗马拾荒人
20世纪四、五十年代，西方思想史上出现了三本对“西方理性”进行反思的伟大著作：洛维特的《从黑格尔到尼采》（1939年于日本写就，1941年于美国出版），阿多诺与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写于二战期间，1947年在阿姆斯特丹首版）以及卢卡奇的《理性的毁灭》（1952年写就，1954年出版）。
粗暴地说，这三本著作都是对纳粹主义崛起、理性走向反面所进行的反思，只是，《理性的毁灭》因其彻底性和斗争性而显得党派色彩浓重，尤其是在所谓的后意识形态时代，卢卡奇的党派话语与当下的话语体系显得格格不入，不像另外两本那么哲学，且远不如《启蒙辩证法》那么畅销。
但卢卡奇要告诉我们的恰恰是，哲学或者思想不能从哲学或思想本身去理解，而是要放在广阔的社会发展与阶级斗争状况中，内在地得到理解。
一．两条阵线上的斗争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卢卡奇写作的时代状况。在其天才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出版之后，卢卡奇受到了党的严厉批判，为了留在党内，只好承诺不再出版此书。之后卢卡奇出版了关于列宁思想的研究著作，1933年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卢卡奇只能移居莫斯科，在随后的12年内，卢卡奇远离哲学与政治，撰写了大量研究欧洲文学的作品，直到《理性的毁灭》的出版。
如果说这本书是在冷战氛围下写就的，我们并没有说出什么内容。但是，卢卡奇的确有着自己的考量，那就是冷战的激烈化以及非理性主义的死灰复燃。但什么是非理性主义？非理性到底从何而来？我们在第三部分会进行分辨。
虽说是冷战，但也是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两个集团，两种主义，是敌和友之间的生死之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意图孤立苏联，分化社会主义阵营，将苏联描绘为自由的敌人，继而名正言顺的一举歼灭。战争的阴影笼罩着世界，作为唯物主义哲学家，这种现实考量不可能不反映在卢卡奇的写作中。
但卢卡奇毕竟不是政治家或军事家，他的考量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就是说，他参与的是“文化冷战“。而1945年到1960年，正是美苏“文化冷战”最激烈的时期。事情还没有这么简单。卢卡奇所要面对的不只有来自右面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还有来自左边的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如萨特。我们不禁要问，为何卢卡奇如此好战，要在两条线上作战？ (全文…)
【编者按】
我们的同志在研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往往容易产生一种错误的倾向，即把马克思主义从整个的西方哲学史中机械的抽离出来，然后，专门加以研究,对西方哲学中一以贯之的问题视而不见。然而，须知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也是从近代西方社会、从整个西方哲学史中发展出来的，没有这样的视野，抽象的、个别的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对的，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脱离社会现实和哲学史，研究马克思主义，不仅局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维度，而且截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哲学方向。张汝伦先生这篇文章之所以值得向同志们推荐，其意义就在于，他不仅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哲学方向，同时更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其他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根本不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在了一个更大的背景之中，从而开启了在更广阔的视野中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
黑格尔说：“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他的时代。”哲学的问题，其实是时代的问题；时代的问题也必然反映到哲学之中。张先生这篇文章，以“哲学的终结”问题作为切入点，通过对马克思、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罗蒂的关于哲学终结的思考来做对比，凸显出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与其他人的根本不同，这一点很值得注意。马克思之所以和其他人的思考有所不同，乃是因为马克思将哲学看做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现存的社会意识”，而这个社会意识背后其实是这个时代的社会现实，批判一个时代的哲学，应该将这个时代的哲学同这个时代的现实一起批判，从理论上批判的同时，更应该通过实践，对整个时代的现实进行彻底的批判性的改造。这恰恰是马克思能够超越其他哲学家、能够超越哲学的理论形态的根本之点。反过来说，我们今天研习马克思主义，显然不能脱离时代空谈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哲学，更是哲学在现实中的实践，是解放哲学，“是要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的哲学，明白了这一点，才能克服“任何学院式的玄谈或机械僵硬的比附”、克服“无视现实问题，只会凿空蹈虚”的错误倾向。
“只有在现实中实现哲学，才能消灭哲学。”壮哉斯言！ 这大概是这篇文章向我们揭示的最有意义结论。 (全文…)
作者：Elisseos Vagenas （希腊共产党中央委员，负责中央委员会国际部）
发表于《共产主义者评论》 2010年第六期
黑夜里的牛 翻译
（少年中国评论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中国，一个新的全球力量的崛起，已经引起了全世界分析家和普通工人的巨大兴趣。在那些懂得开始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随后在全世界引起包括中国革命在内的一系列重要的社会政治斗争的这一社会革命时期的政治化人群中，这种兴趣更加强烈。关于中国兴起的兴趣是矛盾的，因为它的实力增长是在红色的旗帜下，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下进行的。
然而，苏联的反革命事件的教训之一就是，并非凡是苏共所说的，共产主义者都应该不假思索地接受。每个共产党，在他们仍旧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时候，都应该研究自身成长的情况，以及国际共运的经验。关于这些，都应该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工具，形成自己的观点。希腊共产党与有不同方向的共产党保持双边关系，同时也正视其对马列主义原则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背离。
在这个基础上，希腊共产党在继续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双边关系的同时，也系统地关注新事态，并形成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不仅公开发表，同时还传达给了中国共产党。纵所周知，希腊共产党从十七大(2005)起就已经开始注意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张。在以后时期中，这种趋势得到加强，甚至愈加明显了。
中国国际地位的新进展
(全文…)
编者按：这是一个大众愤怒的时代，也是一个大众茫然的时代。经受了各种抗议、骚乱、示威和“占领”之后，资本家庆幸自己依然鲜活地存在着剥削着享乐着，毫不回避那些关于他们“贪婪”的指责，任由电视节目故作正经地追踪起这一场场似乎要改变世界的反抗行动。运动参与者号称代表99%的人民来颠覆1%的金融寡头统治，但这些运动真的能掀翻资本主义吗？请问试图改变世界的朋友，你能说清“占领华尔街”和“2012”哪一个更像是这个世界的终点？每一次愤怒之后都渴望狠揍敌人，然而伸出的拳头却不知道该砸向何方。从68年到现在，以至到未来的若干年里，为了最终获得真理，人民要遍尝这种“虚无”的痛苦。人民不仅需要被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更需要被现实说服。马克思主义者所要做的只是提前告诉群众必然结果，并让他们在现实中获得引证。处于危机风暴中心的希腊正在进行这样一场活生生的革命教育。在形形色色的抗议抗议口号中，替代方案的重要性一直是希腊共产党所强调的，而这正是无产阶级政党与其他各种非无产阶级政治势力之间最为关键的差别。下面这篇通讯来自希腊共产党的官方网站，同志们从中看到希共作为一个马列主义大党的成熟与睿智。
必须把人民的愤怒引向真正的出路
泥石流 翻译
1 希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Aleka Papariga在回答ANTENNA电视频道记者有关每天下午在雅典市中心无政党标语和旗帜的大规模示威的问题时说： (全文…)
编者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经常被歪曲为经济决定论，而且往往是庸俗的技术决定论。客观地说，这种历史观对于解释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之前的历史的确具有相当的有效性。但这一原理在用来解释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却往往不太奏效，因为无论经济高涨或者经济危机都未能顺其自然地引爆革命并导向社会主义。因此，另一种颇具“唯心主义”的解读从第二国际的失败和列宁的成功之中逐渐发展起来。从卢卡奇的“阶级意识”，到拉克劳、墨非的“霸权”，其实都不是真正的创新，而只是对列宁和葛兰西理论进行意识形态改造的产物。列宁和葛兰西在一个社会主义亟待产生的社会环境中创造着“真理”，这一过程以及这个过程的思想产物被某些思想家过度阐释为一种“哲学”，卢卡奇晚年的反思已经清楚地表明了他早年的理论到底意味着什么，而拉克劳寄予厚望的所谓“偶然性的领域”实际上并不比生产力那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具有更少的神秘性。历史必然性和革命主体性之间的矛盾是一个古老而又时新的谜。列宁实践了理论但未能写就相应著作，葛兰西把问题在理论上提了出来并在具体的实践方法上有诸多创造，但阿尔都塞晚年仍被这个问题纠缠并为此殚精竭虑，一直到阿兰.巴迪欧那里才以“事件哲学”的形态终成正果。
为了说明问题并引起阅读兴趣，我们可以尝试用巴迪欧的术语说道：“占领华尔街”运动是一个事实，而一个信仰科学社会主义的政党的建立和发展则是“事件”，事实没有超出“状态”所给予的可能性，但“事件”却在创造着新的可能性，触发新“事实”。主体不是在偶然的空间之中，而是在给定的状态集合之中进行着实践，但他们拥有自由。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状态”所给定的可能性空间中发挥着作用，主体则在认识了这些原理的基础上改造着现实。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二国际的经济主义的确是可笑的，如同期待河流自动产生水电站一样，他们也在等待着无理性的市场秩序自动变成理性的自发秩序，等待着无主体的人类历史自然生成集体意志。另一方面，墨菲等人将能动性神话则是一种理论上的轻浮，因为我们都知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脱离经济的政治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臆造。而他们想基于这一点来重构历史科学则更显可笑。
思考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意义同时也是有意思的，但不能仅仅阅读结论，那样会觉得原来道理如此简单，古人愚笨。要知道，历史科学诞生于历史哲学，科学问题也诞生于哲学问题。这才真正迷惑人的地方。编者选取了两篇相关的文章（第二篇文章是巴迪欧的两年前的讲座，没找到中文翻译，就先把英文版贴出来），供少年中国评论的读者朋友们参阅，希望能引起更多讨论。
孙亮：瓦解“经济主义的政治模式”与“偶然性逻辑”的生成
(全文…)
作者：黑夜里的牛
不懂理论的人往往会流于浅薄的狂热，成为不可一世的行动主义者，而过于理论自负的人又常常感到思想本身的乏力，不得不抱怨坐而论道的虚妄；理论就是这样一个宏观上被人膜拜而在微观上被人忽视的神像。同样地，实践处境的尴尬依旧，而且随着群体的理论水平日益下滑，甚至它的存在本身也逐渐成为一个疑问。相对于理论，大家自然更关心实践。有各种各样让人眼花缭乱的实践，公开的和私人的，经济的或文化的，但时代需要的不是一般的实践，而是具有高度政治性的实践，即谋求夺取国家的实践。这种实践与生产实践或科学实验的最大的差别在于实践者力求用自己“理想的意图”来改变的客体是不同的。前者是为了改变人和人的社会关系，具体说来就是压迫关系以及剥削关系，而后者是为了改变人和自然界（包括人本身）的关系。正是因为这种区别，后一种实践在近现代都已经基本不会遭遇自觉的强有力阻碍，并发展出一套可行的相对完整的实践原理和方法体系（现代科学技术），而前一种实践则由于实践客体的变动，合格实践主体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不稳定性，就没能够发展出符合自身规律的方法体系。但人类在此领域内也不是全然没有收获，实际上，随着解放哲学的产生，以原理为基础的实践过程就自发或者自觉的产生了大量精神产品，这些产品中有意识形态的半废物（之所以称之为半废物，是因为他们只是具有干预作用的实践活动遗迹，不能直接成为实践的方法，除非它们面对另外一种人，但那个时候，这些东西只具有考古的价值，而不具有指导意义了），但也有客观原理和方法的粗糙或者精致的形式。在解放进程已经延续了一百多年的今天，无论意识形态产品还是科技产品，从历史中都能挖出一大堆。正是因为厚重的历史，面对着财富的穷人自然首先想到的是消费祖先的创造物，延续流传至今的生活和斗争方法，只在必要时做一些语词之争。
后来的渺小征人们是否非这么做不可呢？人们在毁灭文明的大战中讲过的话是否还需要再说一次？在这种重述的过程中，被继承下来的是形式，还是内容？但有人会说，形式和内容是辩证统一的，不可能只继承其中一个而不继承另一个。说得很对，在有些时候，的确是要把古老的形式和内容一起抛掉的，问题的关键是怎么抛，不能丢掉了婴儿，却把脏水留下了。无论用何种语言述说，可以确知的是，在革命哲学预言的政治幽灵难以降临尘世的此刻，开启的必然是各种幽灵般的政治实践。本文就旨在探讨这种幽灵政治实施的环境及其策略，顺带触及必要的理论命题。 (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