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尔•戈伊尔 张 寒 摘译　

原编者按：2008年11月，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机关刊物《国际社会主义评论》（简称ISR）刊发了编辑乔尔•戈伊尔的时评，认为此次经济危机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典型周期性危机，而是一场国际范围的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在这场系统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工人的阶级意识正逐渐觉醒，社会立义左派的复兴将迎来历史性机遇。 (全文…)

2009年03月27日 《中国经济报告》

◎ 刘国光

　　去年4月13日在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会长顾问会上,讨论经济形势,当时宏观经济政策还是“双防”,我提出宏观调控近两三年的任务,把经济增长由2007年的11.9％逐步回调到潜在增长率8％〜9％,把物价由当时的7％〜8％逐步调整到正常的物价波动区间,即正3％以下,负2％以上。(详见《关于近期宏观调控目标的一点意见》，《中国经济报告》20008年5月刊)

　　没有想到经济形势变化很快,经过只八、九个月,GDP增速就由2007年的13％、降为2008年的9％,第四季度降到同比增长6.8％。物价也很快地从2008年2月份同比上涨8.7％,落到2009年1月同比上涨l％。 (全文…)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

罗小茗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曹锦清先生在《黄河边的中国》里一再提出一个问题：农村里的个人究竟如何组织起来？他发现，尽管有着市场经济的驱动，农民之间合作仍然非常困难，并断言“只要中国小农没有学会自组织并通过各种自组织表现出来的自治能力，那么，中国的小农依然是历史上的传统小农”。[1]这个“如何组织”的问题，在今天的城市生活中同样存在。尽管在这里，人们一出生就被各种制度和机构所包围，被学校和单位所管制，但这些除了养成惯于被组织的本能以外，并不有助于了解“如何自组织”的问题。正因为如此，转型社会学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片段如何形成”视为一个理论问题，孜孜不倦。[2]只是，在他们企图分析和把握的这一重新组织的过程中，市场和消费往往成了绝对的主角。人们只有成为某一类商品——无论是房产、汽车还是名牌服饰——的拥有者，才能发出“组织起来”的信号。这一类关于“如何组织”的想象未免单调。 (全文…)

Phil Gibbs 著　杉原广 补充

柯南　译 　

　　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 Ockham’s Razor）是由14世纪逻辑学家、圣方济各会修士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提出的一个原理。奥卡姆（Ockham）在英格兰的萨里郡，那是他出生的地方。 (全文…)

毛派政府政府和军队发生矛盾

据当地媒体报道，今年2月，尼泊尔政府军开始招募新兵，尼政府要求其停止征兵，称这种做法违背了2006年达成的和平协议。政府军置政府征兵禁令于不顾，继续征兵，尼政府于是将政府军上诉到最高法院。但最高法院对政府军征兵听之任之。 (全文…)

文/盛韵

外滩画报

日益加深的金融危机，使得人们纷纷回到马克思，去探寻资本主义的根本问题。与一些简单援引马克思观点来攻击全球资本主义体制的人不同，齐泽克坚持自己的独特思考。在近日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他明确表示此次危机不会导致革命，但同时认为，就算资本主义能够暂时自救，还是无法解决其固有的矛盾。
　　金融危机来了，昔日象征金融辉煌的华尔街一朝沦为落水狗，银行信贷也无法独善其身。危机所到之处，大量卖不出去的商品开始积压，各类大小商人拼命要把商品塞给消费者，再贱的价钱也肯卖。“生产过剩”这个老掉牙的词汇，渐渐从岁月的尘埃中浮现出来。 (全文…)

我是长期作新闻工作的，这两年常听人说一些“老上访”被关进精神病院的事，觉得不可思议。我曾经读过一本描写苏联克格勃把一些不同政见者当成精神病人流放到一个荒岛上的故事，怀疑是否真有其事。当我自己采访了一些被强制关进精神病院的一些上访者之后，才感到震惊。怎么在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也会出现这等事呢？

这终究是“家醜”，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又痛心、又羞愧。这心头的伤痛向谁诉？连“内参”也不好写，因为全都是“政府行为”。 (全文…)

　作者：杨荣

当《那儿》温热的气息尚在人们心中弥漫流转之时，曹征路又用他细腻、敏感的笔触为我们奉上了一部沉甸甸的长篇新作——《问苍茫》（刊发于《当代》2008年6期）。或许，这部小说已很难再拥有像《那儿》般的好运，但它作为曹征路对“底层”关注的一种延续，仍鲜明地表征了作者对于这个时代的热情和执著，忧虑与惶惑。
　　将曹征路的写作指认为现实主义，应是毋须争议的事实。无论是对下岗工人的书写，还是对打工民众的关注，字里行间都显露着作者对于现实的峻切思考和沉重担忧。然而，曾几何时，这一产生了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之类伟大作家的创作方法却一度被中国文人所鄙弃和漠视。从“先锋文学”极端的语言实验到九十年代“个人化”写作的窃窃私语以及“80”后作家所谓的“玄幻小说”，中国的文学曾经一度失去了对现实发言的能力。当然，我并无意于否定这类写作对中国文学的丰富和提升，只是，在一个多元共存的文化环境中，文学除了可以回归语言本身的狂欢，叙写个人的心灵私语抑或高蹈于天马行空的悠远想象之外，也不应失去指证现实的最基本的能力。文学无疑是可以游戏的，但文学同样也关乎道义。在大多数作家沉湎于心灵的独舞、欲望的宣泄或语言的自慰中时，曹征路沉痛地指出，这个世界上还有苦难、还有眼泪、甚至还有更为令人惊心的社会危机。他的写作也正因为具有了时代的脉动和介入现实的力量，才使我们在这个轻飘的年代里感受到了文学未曾完全失重的一面。 (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