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大培（2010年3月的讲演提纲）

    最近几年城市住宅售价暴涨，最根本的祸根是“住宅私有神话”。这个神话造就了少数暴富的地产商、无数的房奴、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和金融隐患。

    城镇住宅售价暴涨的弊端：如果它使新建住宅销售价格总额与当年GDP的比例上升，则这样的售价上涨是不可持续的，很可能导致金融崩溃和经济衰退；即使它没有改变新建住宅销售价格总额与当年GDP的比例，如果这个比例过高，城镇住宅售价的暴涨也会大大加重人民的生活负担，仍然可能由于人民不堪高房价的重负而最终导致住宅供大于求、售价下跌、金融崩溃和经济衰退。 (全文…)

    方舟子/文

    在深圳卫视“22度观察：转基因食品，是天使还是魔鬼？”辩论节目中，在我提到种植抗虫害转基因作物更环保，能减少农药使用80％时，反对方熊蕾表示不同意，念了一组据她说是美国农业部发布的数据：
    “2008年转基因和天然作物的农药用量，转基因玉米每英亩2.27磅，天然玉米每英亩2.02磅；转基因大豆每亩1.65磅，天然大豆每英亩0.49磅；转基因棉花每英亩2.72磅，天然棉花每亩2.07磅。”
    这与我读过的美国农业部有关转基因作物的报告的结论恰好相反，也不合情理（正如我在节目中说的，如果种抗虫害转基因作物反而增加农药使用，农民热衷于种它干什么？）。我怀疑熊蕾是从网上某篇妖魔化转基因作物的造谣文章中看来的，就当成可靠数据引用，正如她在节目中还把蒋高明造的“美国刚刚召回转基因食品”的谣言当成事实讲出来（这一段没有播出）。 (全文…)

作者:汪行福

■会议现场

　　2009年3月13—15日，英伦三岛最热销的不是歌星或足球赛的门票，而是在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召开的“共产主义观念”会议的门票。本来该会议计划安排在能容纳200人的学术厅，但是听众太多，不得已三次改换场地，最后在一个能容纳千人的报告厅召开。会议的发言者是法国的阿兰·巴迪欧、雅克·朗西埃，斯洛文尼亚的斯拉沃热·齐泽克，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奈格里、詹尼·瓦提莫、亚里桑德罗·鲁索，美国的麦克尔·哈特和布鲁诺·巴斯蒂，英国的特里·伊格尔顿和阿尔伯托·托斯卡诺，德国女哲学家朱迪斯·巴尔索等。与会者则来自世界各地，人数达千人。

　　关于会议议题，齐泽克强调，会议涉及的不是“如何分析最新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形势，或如何组织新的政治运动这样的实践—政治问题”。因为今天更为迫切的不是行动，而是理解共产主义观念的哲学意义。他认为，“从柏拉图以降，共产主义是哲学家唯一值得思考的政治概念。”会议最有戏剧性的一幕是大会结束时齐泽克领唱《国际歌》。 (全文…)

作者：熊易寒

[内容摘要] 对于处在城市底层的农民工子女而言，学校意味着什么?是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阶梯，还是迈向阶级再生产的驿站?公办学校向农民工子女开放是否会带来社会流动机会的增加?研究发现：就读于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其成长的过程存在显著的“天花板效应”，一方面认同主流价值观，渴望向上流动，另一方面则制度性地自我放弃;而农民工子弟学校则盛行“反学校文化”，通过否定学校的价值系统、蔑视校方和教师的权威而获得独立与自尊，同时心甘情愿地提前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加速了阶级再生产的进程。两类机制虽有差异，却殊途同归地导向阶级再生产而非社会流动。

　　一、引言

　　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年)结果显示，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已经超过1亿人，其中，18周岁以下流动儿童接近1982 万人，其中属于农业户口的(即所谓“农民工子女”)占74%，约1500 万人;属于6~14 岁义务教育阶段的适龄儿童占44%。[1]尽管按照官方的统计口径，这1500万人被归入流动人口，但实际上，这个群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已经不再流动，而是随父母定居在城市。他们有的很小就随父母进城，有的甚至就出生在城市，与户口本上的“农村”二字毫无瓜葛。与父辈不同，他们没有任何的务农经历，也不可能将农村的土地作为最后的退路或“社会保障”。他们作为“城市化的孩子” (全文…)

作者：祝东力 何吉贤 萧武等

　　每个社会的每个时代，都有它特定的“公共文本”——主流人群通过阅读这些公共文本，达到分享经验、交流情感、形成共识的目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一书“序”中所谓的“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其所指，既是那一时代取得最高成就的文学体裁，更进一步，也是指那个时代主流人群的公共文本。广阔的生活内容通过选择那个时代最适合的体裁形式，获得了最充分的表达、最广泛的传播。在公共文本中，最集中地汇聚着时代的典型人物、集体心理、价值诉求、社会症候以及公众的期盼和意志等。晚近以来，如果说80年代中国的公共文本是中短篇小说，那么，90年代以来的公共文本则首推电视连续剧。
　　90年代，经过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社会高度世俗化，即从“国”回落到“家”，从政治生活退缩回日常生活，饮食男女，婚丧嫁娶，人们辗转于、奔波于婚恋、亲情、生计、消费以及职场、商场和官场的繁琐细节中。从体裁类型看，电视剧景别相对简单，即以“中近景”镜头为主，贴近生活和日常视角，并往往采取以家庭为环境的观剧方式。应当说，这种文艺体裁的形式特征，更适于表现上述转型后的中国社会内容，即高度世俗化的琐碎的日常生活，而且，即使是历史题材，也一般采取世俗的日常角度予以呈现。 (全文…)

    作者：寒武

    译文“美国一代革命者的教训”，是美国左翼活动家麦克斯2002年出版的著作，《空中的革命——转向列宁、毛泽东和切格瓦拉的六十年代左翼》的总结部分。美国六十年代受到第三世界解放浪潮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在反战、反帝、民权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推动下，左翼组织纷纷建立，数以千计的学生走出学校，尝试着将马克思主义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极大的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空气。但遗憾的是，由于内部无力团结、外部环境右转，运动在七十年代走向低落，最终失败，而且没有给后代革命者留下任何组织遗产。作为这整个过程的经历者，作者在品尝历史失败苦涩滋味的同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这篇译文较为集中的反映了他总结的成果，也是目前对这段历史最好的总结之一。我们关注这段历史，首要的目的是吸取美国同志的经验教训，避免他们在相似历史条件下由于自身问题而遭到的失败。

    六十年代美国左翼的第一个失误，是错误的估计了国内外的形势，没有将自己的路线和策略建基于美国现实的社会环境。他们成长于社会运动日益兴起并激进化的六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逐渐走向高潮，因此想当然的认为这种历史趋势会持续下去。实际上美国社会运动却在七十年代走向衰落，政治环境右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也在高潮中落幕。 (全文…)

21世纪-社会主义化的时代
第一章 “社会主义”的发生过程
　文□榎本正敏(日本筑波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编著 陈明忠摘译

    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向来都不加批判地认为﹐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基础的工业生产力﹐必然为社会主义所继承以作为新社会的基本生产力。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也明显的是根据此一前提﹐企图通过“生产手段国有化和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系”的手段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但是﹐假若我们从历史唯物论来进行考察﹐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发展来看﹐这个前提就不无疑问。因为﹐如果社会主义是替代资本主义的新社会﹐那么我们就不能够排除在这个新的生产关系中所发展起来的﹑起支配作用的社会生产力﹐应该是替代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新产业才对。

    事实上﹐早在1970年代前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就开始将其生产力的重点﹐从先前的工业生产转移到所谓的“软件化”﹑“服务化”产业﹔到了90年代﹐“个人计算机互联网”﹙PC Internet﹚的出现﹐不但大大促进了知识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和效率化﹐更使得上述产业成为20世纪末新兴产业的核心。更重要的是﹐“PC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手段﹐不但打破了劳动力为资本所支配的客观的技术条件﹐创造出一种实现“自由﹑平等﹑自我实现”的劳动型态。同时﹐通过这些独立自营的个体劳动者所构成的“网络共同作业”﹙Internetworking Collaboration ﹚产生了一种新的分工型态和社会关系。这种新的“共同作业网络”社会﹐基本上是符合马克思社会主义理念的劳动社会型态﹐在“质”和“量”上的扩展﹑深化已成为历史上不可逆转的潮流。 (全文…)

    作者：深海

    1989年，是一个历史的拐点，在这里曾经震动世界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实践运动宣告自己的失败。虽然在中国这样的拐点在政治上并没有出现，但是这个事件所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马克思主义被很多人认为是不合时宜的，市场经济的改革使得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似乎都已经市场化。历史仿佛在这一刻已经终结，曾经对立的两个世界现在成为一个世界，一个全球资本主义的世界。
　　
    从洋务运动以来，中国人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这个现代化在中国人的理解中就是西方式的工业化，是大型的工厂、新式的军队，以及后来逐渐提倡的西方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说到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现代化就是西化的代名词，以至于在中国近代有很多的知识分子倡导全盘西化，说到底他们想实现的也就是全面的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自由主义在中国逐渐扩张了自己的话语范围。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自由主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仅仅是民国知识分子内部的玩物，但是自由主义在当时所包含的西方式的现代化，则是社会的普遍共识。事实上，问题不是在于是否要现代化，而是如何现代化的问题。从实质意义上说，自由主义是赢了第一回合的。 (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