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妍
    不知不觉，“80后”从“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青涩出炉，到近日在《人民文学》以文坛新锐身份整体亮相，已经整整十个年头了。十年来，“80后”身份的暧昧不清始终是其最为尴尬的心病。其中，两位领军人物韩寒和郭敬明更是承载了各种光环包围中身份悬空的焦虑。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文化环境的演变，韩寒和郭敬明等“80后”日渐探得自己的立场归属。

    就像人们一提起棉棉就会想起卫慧一样，人们总是很容易被将郭敬明与韩寒绑定在一起进行比较。尤其，有趣的是，不少年轻的“挺韩派”在“倒郭”的行动中更加推崇韩寒；不少“保郭派”在“贬韩”的过程里更加忠实于郭敬明。其实，客观地说，韩寒与郭敬明的区别不但不言而喻，而且关乎本质：韩寒从反叛现行教育体制出发，逐渐升级为反叛诸多权力体制；郭敬明不但不是反叛的“异端”，而且成为体制的“新宠”。 (全文…)

    《读书》2006年第3期

    蒋韵在中国文坛被目为潮流之外的作家，她本人也曾写过一篇《我给我命名》的创作谈，的确，不管是“寻根”、“先锋”，抑或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盛极一时的“女性文学”，蒋韵似乎都不曾占据一个引人注目的位置。如果我们依照“优秀作家”与“重要作家”的划分（前者衡量的是一个作家的综合写作素质，后者更多地依据文学史叙事逻辑），蒋韵无疑更接近前者而不是后者。但这并不意味着蒋韵的写作更具有所谓超时代性的特征，毋宁说，蒋韵对于她自己的问题域的关注远大于对文学潮流起落的参与，蒋韵始终在执著地书写着那些具有浪漫、幻想气质，“生活在别处”的小知识分子的命运，对这些小知识分子，蒋韵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观察与反映，价值判断也由此发生着微妙的倾斜与暧昧的纠缠。在近年的作品中，蒋韵开始能够分殊出包蕴在“生活在别处”中的不同意涵：它可能是艺术精神对于世俗的超越与升华，也可能是悬浮于现实之上不能脚踏“此岸”的虚矫。对这些成长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于八十年代登临文化舞台，在九十年代之后陷落或坚持的小知识分子的持续关注，对“生活在别处”的反复思考，也使得蒋韵在二○○五年的长篇小说《隐秘盛开》中不知不觉地接近了知识界“反思八十年代”的重要命题。在这部长篇中，蒋韵以她持续的书写角度，复调的叙述方式，对八十年代文化精神的“遗产与债务”做出了自己的回应。 (全文…)

    (Ollman:” ‘Radical’ means to get at the roots of whatever is being described, and the roots of our society lie in the capitalist relations that structure and hence loosely determine—whe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all that happens to us in this society. Jokes are radical when they reveal something important about these little understood relations and criticize their effects on our lives.”)
    水边 翻译自 奥尔曼（Bertell Ollman）的网页
    标题是激进的笑话(radical jokes)，不过我看了之后觉得一点都不好笑，所以就改名叫不好笑的激进笑话。奥尔曼同志特别注解了“激进”，在他眼里，激进意味着触及本质。

1.

    小女孩问她爹：家里为啥这么冷啊？

    他爹说：咱家没有煤了啊。

    小女孩又问：为啥没有煤？

    他爹答道：我失业了啊。

    小女孩对这个答案并不满意，又问了一句：那为什么你失业了？

    他爹回答道：因为煤太多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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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股份制不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尽量通俗的解释。兼论产权不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

智效和

（一）在解释“股份制是不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这个问题之前，为了便于讨论，我想把这里讲的“公有制”这个词约定一下。我们这里讲的“公有制”是指“社会主义公有制”，因而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是：股份制是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至于有人把公有制泛化，另解公有制，离开社会主义公有制来谈论股份制是不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这本来就没有意义，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二）撇开那种“骗出一个新体制”的主观故意不谈，从理论上讲，许多人把股份制混同于公有制或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一是与误解马克思有关，二是与人们长期形成的不正确的“所有制”观念和“社会主义公有制”观念有关。
所谓对马克思的误解，指的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股份公司的论述的误解。这个问题我不想在此多说什么，1997年我曾针对有人编造的《股份制就是公有制》的12条语录写过文章，发表在《真理的追求》当年第7期（署名肖力）。就经典作家有关论述的理解方面，我以为，只要老老实实地读原著，搞清楚马克思的原意并不难。
（三）在本文中，我想着重谈谈另一个方面的问题：不正确的所有制观怎样导致人们误以为股份制就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这里涉及的是个方法论问题，这个方法论问题最为关键，是理解股份制是不是公有制的症结所在。 (全文…)

   
  谢韬、辛子陵在《试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论与中国改革》(《炎黄春秋》2007年第6期)一文中，对中国改革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们认为，“重建个人所有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作者的这个主张是以马克思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思想为旗帜的．准确地说，是用马克思的有关思想进行包装的，但是。我们从作者的论述中发现。他们似乎没有搞懂马克思，甚至误读了马克思。此外，作者的重建个人所有制主张含糊其辞，语焉不详，也有待进一步明确和辨析。下面的文字不是对谢、辛的文章和主张的全面评论．或者说，不是对其实际主张本身对错与否的评论，而是仅就上面提到的两个问题提供讨论意见。　 (全文…)

查理•波斯特Charlie Post

（一九九五年六月）

　　四十年来，埃内斯特•曼德尔，几乎是每一次在马克思主义学者、积极分子中间进行的大讨论、大争论的主要参与者。不管所讨论的题目是二次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扩张“长波”的特性和极限[1]、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战略问题、革命组织的问题[2]、或者资本主义后官僚化社会起源和性质[3]，埃内斯特•曼德尔都从一个非教条、但是前进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这些讨论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最近，其他左派人士，已经采取了更时髦、更可被学术界接受的理论立场——新李嘉图经济学、韦伯社会学或者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临界论”。曼德尔却试图把（作为在生产的社会关系和物质力量的所有社会生活的基础的）历史唯物论的洞察力，发展、扩张到未被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卢森堡或托洛茨基所预期的新问题、新现象中去。

　　曼德尔最近著作的书《权力与金钱：从马克思主义观点论官僚层》，总结了他先前对官僚层问题的调查研究。他反复重申他对否认当代世界有产生以民主方法组织工人权力的可能性的斯大林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理论的批判。他坚持主张，官僚层——少数官员和专家篡夺了权力后所形成的阶层——并不是复杂的当代“合理”社会的“必然”产物。官僚层反而是，人类之间、人与物质世界之间的特定的、有历史极限关系的（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物质生产力的）产物。虽然他所涉及范围之广，时常造成缺乏观念的一致，曼德尔保卫、扩张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工官僚和资本主义后社会的官僚统治集团的传统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全文…)

崔之元：财产权与宪法之关系的比较研究

是否将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入中国宪法,是值得全国人民关心与讨论的重大问题。在这一讨论中,比较其他国家宪法与产权之关系是有启发意义的。这种关系无非两大类:(1)宪法中没有独立的财产权条款,如美国,印度和加拿大等; (2)宪法中有独立的财产权条款,如德国和南非等。本文将主要讨论美国与德国的情况 (全文…)

电视瘾并非隐喻

Robert Kubey and Mihaly Csikszentmihalyi
　10million编译自《科学美国人》2002.02 　
　　或许生存斗争最具讽刺意味的一面是生物那么容易被它们所渴望的东西所伤害。鳟鱼贪吃渔夫设下的饵被捉，老鼠为奶酪而丧命。但这些动物至少有着这样的借口——鱼饵与奶酪看起来还像是维持生存所需的食物。人类很少有这样的安慰，那些打乱他们生活的诱惑大多只是纯粹的嗜好。例如，没有人非得喝酒不可。认识到某种娱乐已经失控，是人生中最重大的挑战之一。 (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