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农业部批准了两种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粮食作物的商业化种植。这两种转基因粮食作物就是转植酸酶基因玉米和转Bt基因水稻。其中，因为转Bt基因水稻是供人食用的，所以人们对它的讨论比较多，而转植酸酶基因玉米因为是给牲畜吃的，所以人们的关注相对较少。我这篇文章就介绍一下转植酸酶基因玉米，主要解答三个问题：(1)为什么要转这个基因？(2)怎么转这个基因？(3)我国真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吗？ (全文…)

这一段时间转基因食品的话题又变得异常火爆。在各种场合，我经常被问到转基因的问题，大家最关心的是它是不是安全。在我费尽口舌解释了为什么转基因食品并不可怕之后，听者往往将信将疑，然后盯着我问：“你自己吃转基因食品吗？”
我当然吃，而且已不知不觉吃了十几年。美国转基因食品开始大规模地上市是在1996年，最早推广的转基因作物正是美国人的主粮之一——玉米。现在美国市场上的玉米80％以上都是转基因的，主要是抗虫害转基因玉米。“虫子不吃的，人能吃吗？”这种中国式的疑问在美国似乎从来就没有人提出过。 (全文…)

编者按：一部分人文学科背景的左派同志，经常对专业的科学技术问题发表意见，但却缺乏应有的科学素养，结果经常上伪科学骗子的当，浪费了宝贵的革命精力，转移了运动大方向。《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一书，自从被列入乌有之乡真实世界书目，就一再被很多左翼同志不加批判地援引。方舟子虽然政治立场偏右，但不应因人废言，他对科学问题的很多意见是值得认真对待的。我们必须遵照列宁的教导，用人类所有最先进的科学文化来武装自己，才能将左翼运动健康地推向前进。

上个世纪50年代，一个名叫C.P.斯诺的英国科学家和小说家出版了一本著名的著作《两种文化》，指出科学与人文学在现代社会中被割裂成两种无法交流的文化，而这成了解决世界问题的主要障碍。这本名著国内先后出过三个译本，但是三个译本的译者的英文水平都让人不敢恭维。比如书中有一段后来经常被引用的话，是用并不复杂的英文写的，三个译本却都译错了。这段话说的是：
“我曾经多次参加过一些聚会，与会者根据传统文化的标准都被认为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他们一直兴致勃勃地对科学家没有文化修养的现象表示难以置信。有那么一两次，我被激怒了，问与会者他们当中有多少人能够描述热力学第二定律。他们的反应很冷淡，回答也是否定的。然而，我所问的问题，在科学领域其程度相当于问：你们读过一本莎士比亚著作吗？”
然而时代毕竟不同了。在现在，如果再向人文学者问同一个问题，有许多人不仅会向你描述一番他们理解的热力学第二定律，而且还会自以为比物理学家更懂热力学第二定律，甚至兴致勃勃要用它来处理科学问题或社会问题呢。热力学第二定律和哥德尔不完备定理、测不准原理、光的波粒二相性一起，成了人文学者最喜欢引用的四大“科学原理”。 (全文…)

    作者：深海

    1989年，是一个历史的拐点，在这里曾经震动世界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实践运动宣告自己的失败。虽然在中国这样的拐点在政治上并没有出现，但是这个事件所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马克思主义被很多人认为是不合时宜的，市场经济的改革使得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似乎都已经市场化。历史仿佛在这一刻已经终结，曾经对立的两个世界现在成为一个世界，一个全球资本主义的世界。
　　
    从洋务运动以来，中国人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这个现代化在中国人的理解中就是西方式的工业化，是大型的工厂、新式的军队，以及后来逐渐提倡的西方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说到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现代化就是西化的代名词，以至于在中国近代有很多的知识分子倡导全盘西化，说到底他们想实现的也就是全面的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自由主义在中国逐渐扩张了自己的话语范围。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自由主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仅仅是民国知识分子内部的玩物，但是自由主义在当时所包含的西方式的现代化，则是社会的普遍共识。事实上，问题不是在于是否要现代化，而是如何现代化的问题。从实质意义上说，自由主义是赢了第一回合的。 (全文…)

方舟子: 别怕，转基因食品不是要转你的基因

　　两年前，对转基因食品的恐慌从欧洲蔓延到了中国。绿色和平组织在中国的代理人指控雀巢产品含有未表明的转基因成分，愤怒的消费者因此控诉外国大公司试图拿中国人当小白鼠做试验。最近，由于中国有关部门启动大规模种植转基因水稻的评价程序，再次在中国掀起了反对转基因作物的风波。这回的矛头所指却是中国研究转基因作物的科学家，《南方周末》12月9日头版头条的导言很好地概括了这种指责：“在转基因稻米的安全性存疑的情况下，中国一些科学家大力推动这种产品的商业种植，让人怀疑其中关联的利益。” (全文…)

“国际视野中的共和国文学：1949-2009”：“当代性与文学史”圆桌讨论会上的发言*
　　张旭东
　　本文节选作为 “当代性、先锋性、世界性—关于当代文学六十年的对话”记录（参与者包括张旭东、蔡翔、罗岗、陈晓明、刘复生、季红真、王鸿生、千野拓政、林春城）之一部分发表于《学术月刊》2009年10月号，5-16页）

　　这个会议虽然是纽约大学与上海大学合作主办，但纽约大学在会议安排上仅有的贡献，只是提供了这个圆桌讨论会的构想。讨论的题目是我建议的——“当代性与文学史”。这个题目涵盖很广，但是它背后有一个特殊的含义，不是一个泛泛的、国内当代文学学科意义上的当代文学史，而是借用了保罗·德曼的一篇著名文章《文学现代性与文学史》（Literary Modernity and Literary History）。这里我不打算详细介绍这篇文章，而是想在“重新考虑当代性和文学史这两者的关系”的理论层面上，借助德曼的思路提出一些我们自己的问题。问题的核心，就是我们如何理解当代文学，如何把握最高意义上的当代性和文学性，进而把握批评和文学史写作的内部矛盾和理论挑战。 (全文…)

百年来中国的思想者往往不得不或明或暗地受制于一个特定的视界去思考各种问题，这个视界(horizon)就是中国的命运，显然，这个中国视界比世界视界要小一些。我们总是情不自禁地这样想“中国应该如何如何”，而并不经常想到“世界应该如何如何”。尽管我们现在也必需用全球化眼光看问题，但这只意味着我们不得不考虑全球的各种因素，尤其是各种一体化的倾向，可是思维的全球尺度并不意味着世界立法的感觉，因此，我们不会像美国人那样随便想什么事情都自我感觉跟世界经理似的。中国眼光虽然不一定完全是政治性的，但总有一点泛政治性——同样，世界眼光也是泛政治性的——这种有局限性的眼光并不完全是缺点，因为它构成了对文化帝国主义的世界视界的批评。也许有一天各种文化下的人们能够摆脱被歪曲和压迫的状况，从而都能在实践上形成真正公正的无局限性的纯粹人类眼光，即能够这样思考“人类需要如何如何”——尽管一个思想者在纯粹理性上从来都有可能以人类眼光去思考，但只有当超越了文化霸权，人类眼光才会在实践上成立，而不仅仅存在于我思中。
(全文…)

关于《帝国的话语政治》的讨论 《读书》 2010年第1期
　　二○○九年八月,本刊编辑部和清华大学中文系联合召开刘禾新著《帝国的话语政治》的座谈会。会后,编辑部对部分与会者的发言稍加整理,形成文字,编成以下一组笔谈。因篇幅有限,难以登载全部发言,特向诸位学者表示谢意和歉意。
　　——编者
　　
　　“话语政治”和近代中外国际关系
　　 刘 禾
　　
　　有关本书的中译本形成的前后过程,我曾在书中写过一篇后记,读者可能已经看到了。本书的英文版最早在二○○四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是The Clash of Empires,直译即《帝国的碰撞》。我把中文版的书名改为《帝国的话语政治》,因为我觉得这个书名更能抓住本书的实质。也许有些读者会感到奇怪,为什么要选择从“话语政治”的角度来研究近代中外国际关系呢?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一简要说明。
　　首先,自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出现以后,思想史的写作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因为知识考古学对传统思想史的否定是很彻底的,也是很致命的。福柯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往往不是从思想传统本身的脉络出发,而是着眼于历史中的话语实践。他关注的问题是,思想如何以话语的形式——即历史情景中的言说行为,而不是简单的概念的发生——参与和创造了历史?这一独特的思路,给国外的历史学科和其他各个学科,都带来了全面和深刻的影响。当今的西方学术,也包括欧美以外其他地方的学术界,对于什么是历史,如何进行历史写作等问题,都提出了很多新的思考和方法。也就是说,大家开始关注话语实践的历史,而不是一个思想派生思想的历史。 (全文…)